《满族的历史与生活——三家子屯调查报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德国汉堡，1984年），是首次对保存现代满语的满族聚居村屯进行系统调查研究的成果，他不仅把满洲尚存的满族村落公之于世，而且抢救了被学术界认为早已不复存在的“活的满语”这一文化遗产。1984译为德文出版，在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
该书为作者金启琮通过实地调查后所写的一份有关满族历史与生活的调查报告，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作者为了了解满族的社会历史情况，于1961年8月随同内蒙古大学中文系所组成的调查满族语言的工作小组奔赴满族聚居的黑龙江富裕县友谊乡三家子屯，进行实际调查，历时十余天，将搜集到的资料，断断续续用了10年以上的时间，经过研究、辨别、选择、整理，又经过三次修改而写成了这部著作。作者在《前言》中说，对调查所得之资料，“都曾与过去有关记载和我个人所知满族风俗、习惯对比印证，然后才写入本书。对已选取的资料，均采取审慎态度，除了作一些必要的加工外，完全忠实地保持当地所见所闻原样。”因此这是一部活的历史资料与科学研究之汇集。该书图文并茂，历史记载与现实调查相比照，传说故事与文献资料相印证。分析、比较、研究、考证融为一体，所以这是一部很有特色的调查研究专著。该书除《前言》外，正文共分五部分。
第一部分为“实物图”，共12项，为三家子屯满族旧式与现实居住之屋舍图，用具（如捕鱼用的“鱼罩”、草辫、摇车）及过去祭祀用的木制香炉碗与拈香碗等。图以白描，线条清晰、明确。并有说明，时有分析、考证。如“满洲式老屋北炕上炕粮的粮炕（在小门内）”图的文字说明：“特点：①小门黑漆，上贴红纸，书黑色‘福’字；②糜子收获后，经过锅蒸，然后贮存于小门内炕上，用炕去湿气。参考：《黑龙江外记》卷八：‘黑龙江土脉宜糜子，糜子粒如谷，子微大，赤黄色，煨以热炕，然后碾食。’”“过去满族祭祀时用的木制香炉碗”，图之文字说明：“满族祭祖祭神例用木制香炉。北京满族因受汉族影响早已改用铜锡五供。惟三家子屯仍沿满俗保存有木制香炉，称‘香炉碗’。过去祭祀时，每香炉中插香三炷。亦与北京不同。”
第二部分为“社会历史概况”。以下分四项，分别介绍该屯之地理位置与形势图，历史与现状、经济生活，以及满族的风俗、习惯。均按历史与现实的比照分析法对调查之内容加以归 纳整理，以去伪存真，突出其科学性。如“三家子屯的经济生活”一节说：“三家子屯的老年人传说：该屯满族很早就以游牧为生。我以为这个传说不很可靠，或者他们指的是牧放马匹。因为：①满族人一向不以游牧为主，与蒙古草原上的蒙古人是确区别的。②三家子屯是由萨布素部下的水师所开辟，移驻的水师后来兼习步兵、骑兵训练和承担驿递事务，户户养马完全可能，而且嫩江沿岸水草丰美也提供了有利条件。所以他们说的游牧，实际上是牧马，后来也养牛。现在三家子屯附近还有当日的马场，也可以用来作为旁证。西清《黑龙江外记》中说：‘齐齐哈尔羊草畅茂，马食辄肥，……故养马最易。’《卜魁城赋》中也说：‘所畜惟何?首重乎马。’就是当地的实际情况。”以确凿的证据订正了调查所得材料之误，足见该书写作之科学与严谨。
当然该书经过悉心调查、整理所载的大量材料还是翔实而可信的，并可补充记载之不足。作者对所调查的材料均经过了分析、研究，因此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并不是僵化不变的材料，而是按着事物本身发展规律进行了动态的处理，即多指出其历史演变，对调查之内容从动态中加以比较观察，这就使得本书的学术价值更高。如在满洲风俗、习惯一节中指出满族房屋之屋内特点是“只有里间的北、西、南三面的围炕（又俗称‘转圈炕’）是今天能看到的惟一有满族特征的实物。”作者叙述大人皆睡在炕上，“惟小孩仍睡摇车”之同时，又指出：“五十年前北京满族尚有摇车，现早已绝迹。”在指出“满族极重族谱，每隔一定年限因子孙增多即修谱一次”。以下列举三家子屯几份族谱情况后，又指出“从调查的情况来看，满族修谱之风早已中断，中断的时间当在东北沦陷初期，有的地方或者还早。”该书清楚地叙述了满族过去信奉萨满，相信萨满可以为人驱逐“家祟”以治病之情况。指出过去萨满年老寻找接替人时，佛满洲和伊彻满洲即老满洲和新满洲之方式有所不同，前者多用跳神仪式来寻找接替人，而后者是萨满死后，由另一萨满从患重病或病疮而久治不愈的小孩中指认，说此孩之病系死去之萨满作祟和纠缠所致，如许愿令此孩当萨满，即可痊愈。于是病孩往往成为死去萨满之接替人。最后作者指出：“三家子屯土改以后，自然废止了这些迷信的传统作法，萨满得到改造已成为生产大队的劳动者。屯中病人也多到富裕镇医院中去看病。”满族摆脱迷信，这是历史的进步，作者客观地评述了这一进步，是很有见地的。
第三部分为“满文、满语”。详细介绍了三家子屯的满文和满语的历史与现状，并将该处满语与北京、爱辉和伊犁之满语作了比较，指出“三家子屯满语较纯粹”。最后分析了三家子屯之所以至今仍能保持说满语之原因。
第四部分介绍了在三家子屯至今仍流传的5个满族的传说与故事。其选录原则是：①纯粹是满族的；②口头流传下来的，而不是从书上听来的；③传说和故事本身有一定的历史价值或说明某些历史问题；④可以和正史互相印证。每篇故事与传说作者均引史料做了印证与比较。
第五部分为“资料”，主要是两份珍贵的家谱资料：《计氏家谱世系表》及《唐氏（他塔喇氏）家谱》内容摘要。另外孟姓所藏清代敕书三道。将历史与现实做了圆满的印证。

据上海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24年版译出

收入此书的文章共分为四组。第一组凡七篇，泛论中国历史上的族群认同、国家认同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第二组的五篇，主要聚焦于如何认识历史上的各少数民族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积极贡献。第三组由五篇构成，以蒙古帝国、元朝，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为讨论主题。纳入最后一组的四篇论文，则分别考察族群认同在回族、满族形成和鲜卑拓跋部早期历史的书写之中的作用问题。

《民族植物学》以植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协同演化关系为主线，系统介绍和论述了人类利用植物的文化行为与实践过程，及其对植物物种和生态系统的影响；人与植物相互作用关系的动态发展特征；植物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基本方法和途径；民族植物学对传统知识保护和农村社区发展工作的基本原理与方法等。民族植物学是一门研究人与植物相互作用关系的科学。

《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跨国民族视阈下的巴尔虎蒙古人身份选择)》由张宝成著。“认同”是建立在区分“我”和“他”的基础之上的，由于区分的边界总是变动的、多元的，所以就会生产出多种多样的认同。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就是其中两个格外引人关注的概念。具有跨国属性的巴尔虎人是蒙古族最为古老的部落之一。从区域分布看，主要集中在我国的呼伦贝尔、俄罗斯的布里亚特和蒙古国的东方省。《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跨国民族视阈下的巴尔虎蒙古人身份选择)》从探讨巴尔虎蒙古人的身份认同，折射出个体或个体民族如何看待民族与国家的关系。更深层次的是，笔者试图从一个特定跨国民族的身份认同探寻多民族国家的个体民族对自我身份的认定，以及如何实现从民族认同向国家认同的转变，从而构建国家的凝聚力与向心力。而实现从“民族国家”向“国家民族”的转型，则是现代国家建构的方向。

这是一本介绍美洲原住民历史的专题式著作，作者从欧洲入侵者进入美洲大陆开始，一直写到1890年美国印第安战争结束。全面介绍了印第安人在美国建立、发展的过程中，所经历的创伤、痛苦以及为此进行的抗争。作者查尔斯?佩吉并非是对美国原住民史进行了一次平铺直叙的记述，而是通过欧洲的美国人和美洲原住民的故事，记叙了印第安文化如何在此过程中与欧洲殖民者文化相互融合，最终成为美利坚合众国众多冒险传奇中的一个。

本书分夏、商、周3个阶段对东夷文化、淮夷文化进行了论定,并对其各分支族系的源流进行了考证。

《五色四藩——多语文本中的内亚民族史研究》分上下两编。
上编“多语文本与内亚关系研究”主要是内亚民族史相关的内容，涉及蒙古高原、青藏高原和天山北路卫拉特草原等区域的满蒙、蒙藏和满臧之间的政治关系，从时间上来讲，主要集中在清前期。本编共十一章，由十一篇独立的论文组成，分别为《明朝兵部档所见林丹汗与察哈尔蒙古》、《绰克图台吉的历史与历史记忆》、《康熙皇帝亲征噶尔丹的满文档案及其流传》、《车臣汗汗位承袭的变化》、《清太宗与扎萨克图汗素班第的文书往来》、《康熙初年清朝对归降喀尔喀人的设旗编佐》、《外藩蒙古内扎萨克盟的雏形》、《1705年西藏事变的真相》、《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圆寂的真相》、《噶尔丹与藏传佛教上层》、《图尔扈特汗廷与西藏关系（1643—1732）》。
下编“蒙古历史地理研究”涉及的内容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是明末漠南蒙古喀喇沁、东土默特部的游牧地考证，第二是清初神秘的“察哈尔国”游牧地的考证，第三是17世纪上半叶中亚卫拉特人各部的游牧地考，第四是关于清代蒙古地图文献的点滴。共有六章，分别为《清初“察哈尔国”游牧所在》、《东土默特游牧地之变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地之地望》、《17世纪卫拉特各部游牧地之分布》、《日本天理图书馆所藏手绘蒙古游牧图及其价值》、《清代克什克腾旗的两幅游牧图》。

本书是作者在阿尔泰山区富蕴县境内，长达4年多田野调查基础上完成的民族志报告。全书立足于阿尔泰山哈萨克游牧社会，以草原生态变迁为背景，围绕着“游牧民、草原、牲畜”系统性地研究了“游牧知识”，主要探讨了这套“本土知识”体系在生成、发展与变化过程中与草原生态的互动关系。
长期以来许多人对游牧民的认识还停留在“逐水草而居”的一种印象中，认为游牧民总是在“漫无边际”地寻找草场和水源。事实上，千百年来游牧并非“自由散漫”，也并非无规律可循，而是有一套精密、广博的本土认知体系，即游牧知识体系。这套本土知识体系在全球化背景下已然面临诸多困境，对游牧社会和草原生态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作者认为，游牧是哈萨克人适应草原环境最有效的生计方式，也是游牧知识产生的源泉；这套本土知识体系是游牧民、草原和牲畜之间互动后形成的一套动态平衡调节机制，对于维持游牧民及其文化传统与草原生态系统的平衡起着重要的作用；伴随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变迁，如公社化、草畜双承包等，游牧知识体系逐渐发生变化，如现代草原管理模式逐渐替代本土经验；但一个地方的发展首先是要尊重当地人的一套知识生态体系和其固有的文化传统，否则会出现原有社会的失序及生态的失衡。尤其是在生态环境极其脆弱地区的发展，要以民族的本土知识为基础，这是他们赖以生存了几千年累积下来的经验知识，只有对其加以发掘和继承，并结合现代科学技术，才会有利于当地环境与文化传统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的研究并不固守在传统游牧文化知识氛围中，而寻求的是传统游牧知识体系或本土知识体系与现代科学知识的最佳结合点。目前有关哈萨克的研究，以人类学长期田野为基础的个案还比较少，尤其对其游牧知识进行系统研究的个案就更为鲜见。

“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及相关问题研究”，全书共11章，由两个方面的内容构成，一是基本问题研究；涉及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理论基础、基本内涵、基本要素、中国文学史的知识属性、中国文学史的时间、中国文学史的空间等理论问题。该部分是本书的核心。 二是相关问题研究，这是一个开放性的系统，涉及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反思等与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相关联的理论问题。
本书立足于中国多民族共同发展的历史和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现实，阐述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在中国文学史研究中的地位和价值。辨析中国各民族文学多向影响的复杂关系，探讨如何在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指导下，将少数民族文学有机地融入中国文学史，既突出汉族文学的主体地位，又凸显其他民族文学的独特价值，还原中国文学多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现场和发展轨迹。
本书第一次系统地提出并论述了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理论基础、基本内涵，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角度，提出了中国文学多民族、多地域、多历史、多传统、多语种的基本特征，通过确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科学、客观地处理各民族文学的文学史结构关系，促进新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观念和研究范式的转变。此外，在当前民族问题日益突显，各民族团结直接关系到国家稳定和统一的复杂国际国内情况下，发掘各民族文学在中国文学精神和中华文化传统生成中的作用，为构建和谐中国与和谐中华文化提供历史、文化、文学资源，具有显在的现实价值和社会意义。

亦邻真教授是我国著名的蒙古学家，在蒙古学研究领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的论文多用蒙汉文发表，每篇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是蒙古学教学、研究者以及研究生必读之作。为了满足读者和教学研究的需要，值亦邻真先生诞辰70周年之际，于2001年7月由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编辑出版了《亦邻真蒙古学文集》。文集收入亦邻真先生有关蒙古学的论文、书评、专题讲座稿、札记、序文、辞条共36篇（部），其中部分蒙、汉两种文字发表的文章也一并收入。专题讲座《从远古到唐代的我国蒙古地区》和《至正二十二年蒙古文追封西宁王忻都碑》是没有公开发表过的。

彝族文化研究丛书．－（）

此稿是在一九五九年秋和六零年秋编写成前三章，又于一九六二年春续写成第四章，取历年收录的资料去取增改，略具规模，原题为《彝族史长编》，实即初稿。此稿原为课堂教学参考之用，实为留心此门科目者多提意见。后成书出版定名为《彝族史稿》。 此书是关于彝族历史著名的图书之一。 补充说明：该书由四川新华新刷厂印刷，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1984年3月第一次印刷。

本书收录了塞缪尔·柏格理的《中国历险记》《苗族纪实》《在未知的中国》王树德的《石门坎与花苗》埃利奥特·甘铎理的《在云那一边――柏格理传记》塞缪尔·柏格理撰写，埃利奥特·甘铎理编辑的《柏格理日记》张绍乔、张继乔的《张道惠夫妇在石门坎》。这七本书的作者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曾经长期在黔、滇、川毗邻的广大区域内长期从事民族的传教，教育及社会改革。既是历史活动的实践者，也是历史事件的记录者。

本文集收集了包括李济、凌纯声、吴文藻等一批著名学者的论文。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西方学术体系中经受过系统的学院化人类学及相关学科学术训练，颇为关注研究方法；针对当时国内学术界所亟需，从调查者与调查对象的关系、田野工作的作用和意义等方法论问题到各种不同的调查方法和技巧、调查提纲、田野笔记等研究方法的具体问题，均有论述。希望读者能够由此更好地体会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方法和方法论，特别是对中国场景下的人类学研究方法和方法论有所认识。

本书的写作，立足于马长寿先生对凉山彝族地区长逹八个月的实地考察。一九三六年秋，先生进入正在筹备的国立中央博物院，任助理研究员。
在一九四九年以前，马长寿先生主要从事民族学的研究，先后在西南的彝族、嘉绒藏族、羌族等聚居区进行田野调查工作，获得了大量第一手的田野调查资料，搜集了大批珍贵的民族文献和文物，发表了一系列优秀的论文，主要有：《中国西南民族分类》、《中国古代花甲生藏之起源与再现》、《四川古代僚族问题》、《四川古代民族历史考证》、《钵教历史源流》、《嘉戎民族社会史》、《康藏民族之分类体质种属及其社会组织》、《凉山罗彝的族谱》等。这些论文，都是应用控民族学的理论与方法，结合民族学用野调查和文献资料的研究成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唐代是中华民族的关键转变期，最终为中国现代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尤其是，唐代中国与亚洲内陆的关系密切，与当时的突厥、吐蕃、日本、朝鲜、东南亚、波斯、阿拉伯等地的各民族关系极其复杂，其处理方式凸显了中央政府高超的政治能力。
大唐盛世令人神往，民族认同在其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而宗藩体系就是其基本体现。本书引述政治文献、宗教论述乃至文学作品，探究唐帝国与周边民族的认同变化，分析朝廷如何寻求吸纳其他民族，以确保其帝国影响力。作者指出，从儒家精英、佛教徒到蛮族将领，唐代各团体都力图打破模糊，界定自己的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唐王朝寻求吸收各民族，以确保帝国的团结，同时力争确保民族性，其政治手段值得赞扬。本书总结了唐代如何实现对中华民族和中国的新界定，并最终为现代中国的形成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