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卷本的《法律、立法与自由》由“规则与秩序”、“社会正义的幻象”和“自由社会的政治秩序”三部分组成。本书是第一卷。尽管哈耶克费了很大的力气探讨法律与立法的关系，本书却并非是一部专业的法律学著作。他的法律理论是以解决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之关系的问题为旨归的。同时，法律理论在哈耶克的著作当中又成了理解个人自由与社会治学之关系的重要途径和基本前提。
哈耶克对于组织持悲观态度。他认为，所谓的秩序其实可分为“自生自发的秩序”与“组织秩序”，而这两种秩序是完全不同的。它们分别由内部规则与外部规则来支配。既然社会规则主要体现在法律，那么也就有自由的法律与立法的法律的区别。通常我们所说的“社会的”或者分配的正义，只是在组织秩序中才具有意义。而它在自生自发的秩序中，也就是亚当・斯密所说的“大社会”或者卡尔・波普尔所谓的“开放社会”当中，则毫无疑义且与之完全不相容。值得注意和警惕的是，即使自由民主制度模式占据支配地位，因为代议机构（比如议会）既制定正当行为规则（如立法）又指导或管理政府，而必定导致自由社会的自生自发秩序逐渐转变成一种服务于有组织的利益集团联盟的全权性体制。正是这样，民主体制一步一步远离了它最可靠地保障个人自由的初衷。
在第一卷当中，哈耶克建构起他的自由理论，他重点论证了自由为什么是一个重要价值的问题，自由在哈耶克的整个社会哲学中具有支配性的地位。哈耶克指出，自由就是不受制于不正当的强制，这样，个人在社会当中必须具有确实地获得保障的领域。而法律就是自由的基础。
但是有组织秩序的法律，也有自生自发秩序的法律。即所谓的公法与私法。为了防止混淆公法与私法，就得把法律与立法区别开来。它在学理上建构起了社会秩序规则的二元观，把内部规则与外部规则区分开来。肯定了“私益”的价值。

本书是自由主义思潮的最重要的经典之一。作者从自由的概念出发，探讨了自由同社会伦理的多维度的关系，从而论证了自由在社会实践当中的价值所在。自由同法律的关系问题是作者给予深切关注的问题。由此，作者对于宪政制度有着很中肯的评价。在本书的第三部分，作者更就福利国家的自由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本书曾经被席殊好书俱乐部评为98年度十大好书之一。但是需要提醒读者的是，有鉴于哈耶克是一个矢志由不同的理论层面研究问题的学者，本书决不能涵盖哈耶克思想的全部。

众多支持和赞扬《联邦宪法》的文献中，有一本书脱颖而出，流传至今，成为代表作。这就是汉密尔顿策划并参与撰稿、麦迪逊和杰伊合作的《联邦论》。这本书的一个明显优点，是对联邦宪法基本观点的不厌其烦的反复弘扬。
《联邦论》成为述评《美国宪法》的经典著作，声名与年俱增，在美国反复重印，累次畅销，至今不衰。华盛顿说：“危机消失、环境安定后，这本书将得到后世的瞩目。因为，这本书对自由的原理，对政治问题，提出了坦率精湛的讨论。凡有公民社会存在的地方，人们永远会对这些问题发生兴趣。”

从1820年到1842年，萨维尼先后在马堡大学、兰茨胡特大学、柏林大学开设三十多次法学方法论课程，以其清晰、流畅、优雅并且富有洞察力的讲授吸引了大批学子，听课者有不秒后来成为著名法学家，如温德夏、霍默耶、布卢默、布尔沙迪等。可以说，萨维法学方法论直接影响了不止一代法学家。
在萨维尼学法学方法论课程资料中，最系统、最完整的是雅各布·格林所作的1802/1803年法学方法论听课笔记——这也是本书的主要内容。雅各布·格林生于1785年，卒于1863年，与其弟威廉·格林被后人合称为“格林兄弟”。人们对梅林兄弟的了解通常仅限于其在文学和语言学领域的成就，尤其是家喻户晓的《格林童话》（出版于1812-1815年），一百多年来，这部童话集一直都是每一代儿童的经典读物。除此之外，格林兄弟合编的《德语大词典》以及雅格布·格林撰写的《德语语法》在德国语言学史上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事实上，格林兄弟也是法学家，尤其是雅各布·格林，著有《论法中的诗意》（1816年）、《德意志法律遗产讲稿》，在那个时代产生重大影响。凭借其在日耳曼法律史方面的出色研究，雅各布·格林成为历史法学派日耳曼法分支的代表之一，1840年被柏林科学聘为法学教授，并于1846-1847年任法兰克福、吕贝克日耳曼法学家大会主席。

《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第5版)》是台湾学者在法理学方面的一理论研究成果。作者以体系化的研究方法从学理和实证的角度详尽阐述、探讨了法律解释与法律漏洞之补充等学术疑难问题。书中全面评介了德国学者在此问题上的学说、争鸣，同时有机结合台湾地区的“法制”两头阐发了作者个人的独创见解，给读者以说理透彻、深入浅出的印象。该书为我们了解台湾地区法学研究动态、借鉴其学术成果开辟了新的视野。

内容提要：
本书是《施米特文集》的第四集。与马克思一样，施米特不仅能针对现实历史的政治问题搞大学问，也是写实际政论的高手。《论断与概念》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包括公法(宪法和国际法)、政治思想史、国际和国内政治。施米特的政治斗争是从凡尔赛和约和魏玛宪法这两大事件开始的。正如《论断与概念》的标题所示，施米特的政论立足于德国作为新兴民族国家的政治处境——在国际公法方面，德国受到凡尔赛和约和日内瓦协议等不平等国际条约的扼制，在国内公法方面，则面临因魏玛宪政设计中的缺陷导致的国家分裂危机。
施米特生前自编过文集《论断与概念》,这本书论涉的范围要广泛得多，涉及公法（宪法和国际法）、政治思想史、国际和国内政治。施米特的政论从凡尔赛协约和魏玛宪法这两大事件开始，立足于德国作为新兴民族国家的现代处境，从作为现代性问题的“德国问题”出发，纵横捭阖，针对国内政治思想的混乱、尤其针对帝国主义对德国的压迫，展开了思想上的政治斗争。


目录：
中译本说明
第三版说明
序
1 政治神化论（1923）
2 现代民主制概念及其国家概念的关系（1924）
3 作为国际政治客体的莱因兰（1925）
4 现状与和平（1925）
5 日内瓦国际联盟的两张面孔（1926）
6 评梅内克的《国家理由观念》（1926）
7 议会主义与现代大众民主的对立（1926）
8 政治的概念（1927）
9 1849年柯特斯在柏林（1927）
10 民主与财政（1927）
11 国际联盟与欧洲（1928）
12 莱因地区的国际法问题（1928）
13 法西斯主义国家的本质和形成（1929）
14 无名的柯特斯（1929）
15 中立化与非政治化的时代（1929）
16 国家伦理与多元主义国家（1930）
17 转向总体国家（1931）
18 国家内政中立概念之不同涵义和功能概观（1931）
19 现代帝国主义的国际法形式（1932）
20 在莱比锡宪法法院审理普鲁士邦起诉民国政府案时的最后陈辞（1932）
21 总体国家在德国的进一步发展（1933）
22 帝国、国家、联邦（1933）
23 领袖守护法律（1934）
24 论普遍互助公约的内在逻辑（1935）
25 国际联盟的第七次变化（1936）
26 关于立法授权问题最近发展的比较性概观（1936）
27 论宪法史的新课题（1936）
28 总体敌人，总体战争，总体国家（1937）
29 海盗行为的概念（1937）
30 战争概念与敌人概念的关系（1938）
31 新的“哀哉，中立者”（1938）
32 国际法上的中立与民族的总体（1938）
33 论当今法律体制的两个大的“二元对立”（1939）
34 中立与中立化（1939）
35 以大空间对抗普世主义（1939）
36 国际法中的帝国概念（1939）
从囹圄获救——1945-1947年间的体验
与施普朗格的交谈（1945年夏）
答曼海姆的广播讲话（1945/1946年东）
浅说托克维尔的历史编纂(1946年夏)
两座坟茔（1946年8月25日）
从囹圄获救（1946年夏）
牢房的智慧（1947年4月）
花甲之年咏（1948年7月11日）
人名索引

这是一件怪事:马克思创造的所谓历史唯物主义，亦即社会现实的经济解释;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科学，包括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学派在内，发生过并且仍然在发生着的影响，远比其代表人物所觉察到的大得多。这件事实表现在下述这种广泛的趋势中：即对于社会现象，即使它们无疑地属于法律或道德的领域以内的，也拒绝作规范的解释。在社会科学家中间存在着一种倾向，硬把那些在伦理学上及法理学上认为是道德规范或法律规范所规定的义务、责任、权利的人的关系，归结为政治权力或经济权力的事实关系;把正当及不正当、公平及不公平等价值判断认为是可用个人心理学或社会心理学观察得到的事实的命题，而不是把它们解释为符合或不符合于一个事先假定有效的规范的判断。这是一个反规范的趋势，这种趋势之所以产生是由于不愿意或不能够认识一个规范或一个规范秩序的特别意义。这个趋势以指斥任何规范的解释都是 "不科学的"的办法来替自己辩护。在近代法律科学中，这种企图用法律社会学来代替法理学的治学态度，特别重要。
用反规范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现象，乃是马克思主义一般理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法律理论的一个主要因素。法律究竟是规范的体系还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个问题对于根据正统马克思主义而发展起来的苏联法律理论，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的。这个法律理论就是那名叫共产主义的政治体系中的一个特有的部分。
本书作者认为对共产主义法律理论的批判分析，不仅对科学的法理学有益，而且由于上述理由，对于一般的社会科学也是有益的。
本书下半部中所讨论的苏维埃法律理论，几乎完全是受政治的因素支配的。根据马克思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理论，苏维埃法律理论一开始就企图作为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斗争的思想武器。苏维埃的法律理论驯服地适应着苏联政府的每一个政策的改变。从以下对这个理论的考查中，可以看出那种不能从政治中解放出来的社会科学的可耻的没落。
正当各个地方的国家权力不断加强的时候，我们必须十分认真地注意:苏联把科学沦为权力的仆从这件事，是由著名学者的领导而实现的。因此本书对苏维埃法律理论的研究，就可能只限于评论最著名的学者所主张的理论。由于这些学者的重要著作已经译成德文、法文、英文－－只有通过这些翻译它们才取得国际地位－－所以不懂俄文的本书作者能够与它们熟悉，而不必担心忽略他们理论中的任何重要之点。
最后，本书作者想要尽可能地说清楚:他并不是在讨论共产主义的法律，而是在讨论应用或自以为应用共产主义原理的学者们所提出的法律一般理论。只有当苏联共产党政府的政策对共产主义法律理论有影响的时候，他才讨论到它的政策。

《法学总论》是《查士丁尼国法大全》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与其他三部分一样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但是，它是当时的罗马法学家根据查士丁尼的要求编写的，因此它具有以下一些特点：第一、它融会了罗马法的全部基本原理，是罗马法的精髓；第二、条理清楚，概念明确；第三、文字浅显，易于阅读；第四、内容翔实，包括了民法的各个方面。所以，查士丁尼对它十分重视，认为它是“包括全部法学的基本原理”，是学习罗马法的主要教科书。

在这本《民法总则》中，作者王泽鉴了应用一种“实例研习”法来讲解，这种方法是在讲授民法理论时，通过一定的实例去讲述，而不是仅仅讲抽象的理论。这些实例有的取自现实的司法实践（即如判例和案例），有的出自讲授者的设想或编制，因而可以涉及民法的每一方面、每一理论，而不受限制；另一方面，这些实例仍是按照民法的体系，以民法法典的编制体系为依托。学生学过后得到的仍是全面的民法理论，不只是一些片断的东西。
《民法总则》1982年在台湾初版，经反复修改补充，始成现在的规模。中国大陆的民法体系虽与台湾的民法体系略有差异，但就整体而言，民法理论基本相同，所以这部书对中国大陆的民法学者也是有所教益的。

拉德布鲁赫的人生，是一个法律思想家、哲学家和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人生。在当代法律思想史上，他已被公认为一代法学大师。他以哲学上的两元论为出发点所阐发的实证相对主义法律思想，半个多世纪以来对世界范围内的法律思想界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他终其一生都在现象公正和事实公正、表面理性和客观理性之间探求真正的公正和理性。他早期表达的观点与晚年所获的认识，实际上表明了他关于公正思考的一个大回旋——否定之否定。在他的思想历程中，虽然不无偏差失误，但却从未迷失过方向，相反，他愈来愈接近自己的目标。本书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民法总则为民法各编之冠，总汇民法共同适用之原理原则，非将民法各编融会贯通，难以识其原流与体系，而窥其全豹。关于总则部分，余曾著有《民法总则释义》及《民法原论总则》二书，然以容简略，时迁事移，有待赠补。迁台后，摒弃一切，悉心著作，二十年来，已先后完成《债法总论》、《债法各论》、《物权法论》、《亲属法论》、《继承法论》五大巨册，约三百六十万言。内容既较丰富，资料亦属新颖，上述两书相形之下，已显不相称。为求完整，爱将民法总则一编，名为“民法总论”，更新面目，充实内容，以期前后贯串，首尾呼应。尤其以理度法，以法衡情，于总则之原则中求各编适用上之妥当，于一般理论中求其与社会事实之切合，俾得识民法之真谛及其脉络关连，以资综合应用，触类旁通，使适用之途多端，不可拘于一隅。民法作者多始于总则，次及其他各编，著者反先债总、债各，而以次及于物权、亲属、继承，最后始重写总则，虽有异于常规，然其中亦不无一理，盖以总则为各编之纲领，必须彻底了解各编之详细内容，而后能豁然贯通，调和综合，于博中求约，繁中取简，以明其表里精粗，知其原委常变，方可领会其运用之妙。实于演绎方法之中，兼寓有归纳之意。如将债法以后各编研读以后，丙从头细究总则，必可加深了解。本书系据上述关于总则两书，大加增改，费时三载，始底于成，计约六十万言，虽尽量参照新著及最近学说判例，综合比较，衡以立法原则，并鉴于世界趋势而定取舍与立论，以期有一完整体系的民法著述，但以著者才疏学浅，舛谬之外，在所难免，尚祈斯学先达有以教之。然因此一书，使夙所殷望之“民法全书”得以如愿完成，亦著者之幸也。

《德国民法通论》(上下)这部教科书中，作者卡尔•拉伦茨主要追求的是下列学术宗旨：不仅仅局限于对《德国民法典》总则编中的法律规定作出阐述，除此之外还要揭示私法的基础，并使读者意识到民法的体系和基本概念。在阐述民法的体系时，拉伦茨不仅分析了所谓的“外在体系”，而且还力求揭示所谓的“内在体系”。在这里，“外在体系”是指对法律事实和法律制度所作的概念上的整理和阐明；而“内在体系”则是指支配整个民法的基本原则以及这些原则之间的实质联系。

本书是十八世纪上半叶杰出的启蒙思想家、近代资产阶级政治与法理学思想体系的主要奠基人、近代历史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孟德斯鸠（1689—1755）最主要的著作。该书被称为“是亚里士多德以后第一本综合性的政治学著作，是到他的时代为止的最进步的政治理论书”。该书所倡导的法制、政治自由和权力分立是对神学和封建专制的有力抨击，成为此后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政治纲领。作者在本书中第一次正式提出分权与制衡理论，对近代以来的资产阶级政治实践和政治思想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经过法、美资产阶级革命的实践，已经成为资产阶级国家构建民主制度和政权体制的组织原则。

本书凝结了芦部宪法学的精髓。作为学问研究的方式，先生原本一向优先选择撰写专题性论文，在宪法制定权力、议会政治、宪法诉讼等领域，接连发表了诸多引领学界的论文，但始终无意撰写将这些加以综合起来的宪法概况的体系书，但始终无意期盼过那种将这些加以综合起来的宪法概况的体系书，为此，许多人曾期盼过那种将芦部宪法学之全貌加以简明呈现的体系书的出版。在这种期盼不断累积的过程之中，本书的初版终于在1992年问世，并得到读者们压倒性的欢迎。为回应这种情形，先生这方面也不断努力完善本书，先是于1997年、进而在1999年先后推出其新版和新版的增订版。据闻，直至新版增订版的完成，先生才吐露出其中内容终于始可接受这样的感慨。
本书在内容上极具高度，而其不仅叙述简易平和、可读性强，且在如下一点上还下了功夫，即：如果能读出其平实的文字之中所蕴蓄的深意，那么自然就能掌握有关现代宪法的高度知识。

本书《宪法学说》中一开始就说：将“宪法”与作为一套法律规定的宪法法规（条文）混为一谈，是稀里胡涂的宪法观──必须区分宪法的“绝对意义”与“相对意义”。前者指制宪主体（君王或者人民）的一次性政治决断，决定性地创制自身的政治共同体的特定生存形式，在这一意义上，宪法的含义等于国家的实存本身及其政体形式（比如“民主共和”），一套调节生活秩序的具体法规──所谓“相对意义”的宪法，不过是由这一政治决断引出的。施米特提出绝对意义和相对意义的宪法的区分，也是想要提醒德国智识人自己心里搞清楚，民主共和究竟意味着什么：共和革命远不是仅仅为了制订一部成文宪法，它意味着一个政治统一体（民族国家）在特定政治处境中对自身的生存方式作出了新的政治决断，或者说为如何在新的政治生存处境中形成新的政治统一体重新作出了一次决断──随后的制宪（制订具体的宪法法规），不过是这个政治统一体自觉选择的政治行动。换句话说，“绝对意义”的“宪法”（具体的宪法法规）等而视之。

本书内容包括：宪法的概念、国家的概念、个人的基本权利及义务、人民的基本权利、人民的基本义务、公司团体、公民选举权、公民直接立法权、公民罢免权、公民总投票、国家机关及其职权、议会、行政机关、法院、联邦制度、宪法的修改、宪法修改的可能性、宪法修改的程度、中国制宪史徊及现行政制、清季之预备立宪、辛亥革命及北京政府时代的制宪、国民政府时代之制宪、国民政府的机构等。

本书的主题是宪法与公民，主要是以美国宪法和中国宪法为基础讨论宪法的角色和地位。它究竟是作为抽象的政治原则或政治宣言还是公民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司法诉讼来具体履行的行为准则存在。同时还讨论了美国宪法发展与社会科学讨论演变的交织。本文集从理念与实践两个角度，从宪法法案本身与宪法在具体案例中的判决（山东滕州齐玉苓案的判决）两个层次对宪法进行了透视。评论中收的几篇文章是对几个经典文本，比如《会饮篇》、《曼陀罗花》等几个经典文本的评注与解读。从古典那里挖掘生、死、共同体、公民等主题的主要内涵。对我们思考中西方宪法本身复杂的演变和宪法实践大有裨益。

本书距产增订已经五年。在平常状态之下，此次改版，必不限于局部的增订。但举世各国近来已全部入于战争状态，其政治制度，变动甚速，大都不易论其利弊得失。而因参考书籍及其他资料，搜集维艰，即叙述亦以正确。本书卷帙颇巨，在此印刷极端困难之际，能获续印，已属幸事；全部改排，殆不可能。因之，此次改版，仅就原书第六编第三节以下予以增修；俾读者对于五年以来，我国战时政制时的变迁及其现状获一明白的概念。增订范围，虽然有限，凡所增益，或为一般治宪法学的人所需求的资料。其他各编及附录，均暂仍前版之旧，未予更易。

对目前联邦政府的无能有了无可置疑的经验以后，要请你们为美利坚合众国慎重考虑一部新的宪法。这个问题本身就能说明它的重要性；因为它的后果涉及联邦的生存、联邦各组成部分的安全与福利，以及一个在许多方面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引人注意的帝国的命运。时常有人指出，似乎有下面的重要问题留待我国人民用他们的行为和范例来求得解决：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他们永远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政治组织。如果这句话不无道理，那末我们也许可以理所当然地把我们所面临的紧要关头当做是应该作出这项决定的时刻；由此看来，假使我们选错自己将要扮演的角色，那就应当认为是全人类的不幸。
这个想法会在爱国心的动机之外又增加关怀人类的动机，以提高所有思虑周到的善良人士对这事件的关切心情。 如果我们的选择取决于对我们真正利益的明智估计，而不受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事实的迷惑和影响，那就万分幸运了。但这件事情与其说是可以认真预期，还不如说是只能热切希望而已。提供给我们审议的那个计划，要影响太多的私人利益，要改革太多的地方机构，因此在讨论中必然会涉及与计划的是非曲直无关的各种事物，并且激起对寻求真理不利的观点、情感和偏见。
在新宪法必然会碰到的最大障碍中，可以很容易地发现下列情况：每一州都有某一类的人，他们的明显利益在于反对一切变化，因为那些变化有可能减少他们在州政府中所任职位的权力、待遇和地位；另外还有一类人，他们出于不正常的野心，或者希望趁国家混乱的机会扩大自己的权力，或者认为，对他们来说在国家分为几个部分邦联政府的情况下，要比联合在一起有更多向上爬的机会。
然而，对于有这种性格的人，我并不打算详述我的意见。我清楚知道，不分青红皂白，随便将哪一路人的反对（仅仅因为他们所处地位会使他们可疑）都归结于利益或野心，不是实事求是的。天公地道，我们必须承认，即使那样的人也会为正当目的所驱使。无庸置疑，对于已经表示或今后可能表示的反对，大多数的出发点即使不值得敬佩，至少也无可厚非，这是先入为主的嫉妒和恐惧所造成的正常的思想错误。使判断产生错误偏向的原因的确很多，并且也很有力量，以致我们往往可以看到聪明而善良的人们，在对待社会最重要的问题上既有站在正确的一边，也有站在错误的一边。这一情况如果处理得当，可以给那些在任何争论中非常自以为是的人提供一个遇事实行节制的教训。在这方面，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理由，是从以下考虑得来的：我们往往不能肯定，那些拥护真理的人在原理上受到的影响是否比他们的对立面更为纯洁。野心、贪婪、私仇、党派的对立，以及其他许多比这些更不值得称赞的动机，不仅容易对反对问题正确一面的人起作用，也容易对支持问题正确一面的人起作用。假使连这些实行节制的动机都不存在，那么再也没有比各种政党一向具有的不能容忍的精神更不明智了。因为在政治上，如同在宗教上一样，要想用火与剑迫使人们改宗，是同样荒谬的。两者的异端，很少能用迫害来消除。
然而，无论这些意见被认为是多么确凿有理，我们已有充分征兆可以预测，在这次讨论中，将会发生和以前讨论一切重大国家问题时相同的情况。忿怒和恶意的激情会象洪流似的奔放。从对立党派的行为判断，我们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会共同希望表明自己意见的正确性，而且用慷慨激昂的高声演说和尖酸苛薄的谩骂来增加皈依者的人数。明智而热情地支持政府的权能和效率，会被诬蔑为出于爱好专制权力，反对自由原则。对人民权利的威胁过于谨慎的防范——这通常是理智上的过错，而不是感情上的过错——却被说成只是托词和诡计，是牺牲公益沽名钓誉的陈腐钓饵。一方面，人们会忘记，妒忌通常伴随着爱情，自由的崇高热情容易受到狭隘的怀疑精神的影响。另一方面，人们同样会忘记，政府的力量是保障自由不可缺少的东西；要想正确而精明地判断，它们的利益是不可分的；危险的野心多半为热心于人民权利的漂亮外衣所掩盖，很少用热心拥护政府坚定而有效率的严峻面孔作掩护。历史会教导我们，前者比后者更加必然地导致专制道路；在推翻共和国特许权的那些人当中，大多数是以讨好人民开始发迹的，他们以蛊惑家开始，以专制者告终。
同胞们，在以上的论述中，我已注意到使你们对来自任何方面的用没有事实根据的印象来影响你们在极为迫切的福利问题上作出决定的一切企图，加以提防。毫无疑问，你们同时可以从我在以上论述的总的看法中发现，它们对新宪法并无敌意。是的，同胞们，我承认我对新宪法慎重考虑以后，明确认为你们接受它是有好处的。我相信，这是你们争取自由、尊严和幸福的最可靠的方法。我不必故作有所保留。当我已经决定以后，我不会用审慎的姿态来讨好你们。我向你们坦率承认我的信仰，而且直率地向你们申述这些信仰所根据的理由。我的意图是善良的，我不屑于含糊其辞，可是对这个题目我不想多作表白。我的动机必须保留在我自己的内心里。我的论点将对所有的人公开，并由所有的人来判断。至少这些论点是按照无损于真理本意的精神提出的。
我打算在一系列的论文中讨论下列令人感兴趣的问题：联邦对你们政治繁荣的裨益，目前的邦联不足以维持联邦，为了维持一个至少需要同所建议的政府同样坚强有力的政府；新宪法与共和政体真正原则的一致，新宪法与你们的州宪是相类似的，以及，通过新宪法对维持那种政府、对自由和财产的进一步保证。
在这次讨论过程中，我将要尽力给可能出现、并且可能引起你们注意的所有反对意见提出满意的答复。
也许有人认为，论证联邦的裨益是多余的，这个论点无疑地已为各州大部分人民铭记在心，可以设想，不致有人反对。但是事实上，我们已经听到在反对新宪法的私人圈子里的私下议论说：对任何一般性制度来说，十三个州的范围过于广阔，我们必须依靠把整体分为不同部分的独立邦联：这种说法很可能会逐渐传开，直到有足够的赞成者，同意公开承认为止。对于能够高瞻远瞩的人来说，再也没有比这一点更为明显了：要末接受新宪法，要末分裂联邦。因此首先分析联邦的裨益以及由于联邦分裂各州会暴露出来的必然弊病和可能的危险，是有用的。因此这点将成为我下一篇论文的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