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N Zhaoyuan analyses how Chinese intellectuals conceived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ience’ and ‘religion’ through in-depth examination of the writings of Kang Youwei, a prominent political reformer and radical Confucian thinker, often referred to by his disciples as the ‘Martin Luther of Confucianism’.
Confronted with the rise of scientism and challenged by the Conflict Thesis during his life among adversarial Chinese New Culture intellectuals, Kang maintains a holistic yet evolving conception of a compatible and complementary relationship between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true religion’ exemplified by his Confucian religion ( kongjiao). This close analysis of Kang’s ideas contributes to a richer understanding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religion in China and in a more global context.

《清代广东笔记五种》，收清代康熙年间来粤任职的吴绮所著《岭南风物记》、乾隆年间粤人罗天尺著《五山志林》、乾隆年间来粤任职的李调元著《南越笔记》、道光年间粤人黄芝著《粤小记》、道光年间粤人颜嵩年著《越台杂记》，共计五种。这五种笔记的内容记录了岭南的历史逸事、天文地理、古迹纪胜、风俗传说、官场科举、文人谈艺等等，内容相当丰富，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可补正史和方志之阙。笔记是古籍文献中一种特殊的体裁，其篇幅各有长短。其中《岭南风物记》全书近一万字，经两位著名学者宋俊、江闿增补修订。《五山志林》共八卷，是书采取明万历《顺德县志》、《广东通志》、《广东新语》以及顺德人诗文别集中关于顺德的记载，讲述顺德人物故事，全书约八万多字。《南越笔记》共十六卷，内容多源自《广东新语》，全书十一万余字。《粤小记》四卷附《粤谐》一卷，是黄芝将广东各地的传闻逸事及自己所见所闻写成一书，共五万余字。《越台杂记》共四卷，即广州杂记，其讲述清代广州的传闻逸事，颇具价值。这五种笔记，于2006年初次整理出版，现再版收入《岭南文库》。

以《续清经解》本为底本,校以四部备要本、苏州陆建瀛本点校

陳鴻森教授研究清代學術前後四十年，向以博聞多識、考訂精審著稱。本書係作者就歷年所撰有關清代學術、人物傳記考訂之文，精選十五篇結集而成。作者擅以實證的方法研究清人實證之學，以考據的方式理解清人樸學研究的心態。本書各文或考證《清史稿》、《清史列傳》兩書〈儒林傳〉之訛誤，或訂補《清代人物生卒年表》等書年歲之訛缺，或稽考學者學行事跡，或辨正名家撰著史實歷來之沿誤。凡所考所訂，莫不廣徵博引，排比事證，詳其原委。而評論段玉裁、武億、朱文藻學術諸文，更另闢蹊徑，為學界開啟一個新的研究視野。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学术丛书《清代蜀人著述总目》，2009年3月由四川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2004年重点资助项目“清代蜀人著述总目”，由四川大学图书馆研究员王晓波主持研究。项目最终成果《清代蜀人著述总目》，是王晓波任主编的一项集体研究成果。
《清代蜀人著述总目》是一部反映清代蜀人著述状况的工具书，全书共129万字，收录了清代四川省内有作者著述的州县共计141个。以地系人，兼具实用性和研究性，即既著述了清代蜀人的现存著作、版本及藏馆，单篇诗文词的数量，又著录了存佚不明的非稿本著作，可使读者及研究者通过本书能略窥清代四川各地文化水平的差异及文化发展的概貌。书后还附有“作者姓名索引”、“书目索引”、“藏书单位简称全称对照说明“、“引用书目”四个附录，极便于使用者查阅。
清代文化对近现代乃至当代的四川，以及四川以外的地区都产生了较之前代更大、更直接的影响。本书的编纂出版，给研究者提供了方便的检索线索，也为巴蜀文化研究以及四川各地重修地方志作了一项基础性工作，提供了一个较好的研究条件。

本书利用蒙、汉、藏等基本史料，对藏传佛教格鲁派高僧内齐托音一世（1587—1653）在漠南蒙古地区传教的特点和作用，蒙古大汗和蒙古右翼土默特万户首领等蒙古统治阶层对藏传佛教所采取的态度、政策以及清廷对蒙佛教政策的内容、作用等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共分三部分，一是研究16—17世纪蒙古地区藏传佛教与萨满教争斗的历史进程；二是探讨蒙古人怎样对待藏传佛教的问题，主要对17世纪前期蒙古大汗林丹汗的政教活动、林丹汗《蒙古文金字甘珠尔经》的形成及其政治、宗教都城金刚白城等几大问题加以详细的探讨；三是对清朝前期诸帝的佛教观和清朝前期对蒙佛教政策的研究。书中充分展示了作者的探索与研究成果，是一部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清朝前期蒙古佛教史专著。

本书是作者近八年来有关义和团研究的成果集成。作者自1986年年末开始连续五年多与日中两国的学者（由佐佐木卫、路遥两位先生任团长），对义和团曾经活动过的九个村庄进行调查，同时，还从不同层面对华北农村社会的特质以及民众运动进行思考，促成作者恢复了中断一时的义和团研究。本书的特色在于，通过对农村调查结果结合汗牛充栋的文献史料的分析，对 “义和拳”这一具有宗教色彩的武术起源到清末义和拳运动的产生、扩大直至列强出兵、清朝的宣战与败北、最终向“扫清灭洋”转变，这一历史全过程进行微观分析，并将其与当时国际关系、中央政治动向的宏观分析相整合，从而勾勒出一个整体框架，使全书不仅有可读性，而且耳目一新。

《清代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全2册，收入何如璋、黄遵宪、沈文荧等公使馆员以及其他旅日华人与日本文人之间的笔谈资料，上至天文，下至地理，诗词格律，典章制度，语言文字，风土习惯，可谓无所不谈，极尽其欢，其情其景，宛如一幅幅画卷，跨越约一百三十年的时空，一一呈现在我们 面前。本书所收的笔谈资料具有巨大的文献价值，不仅可为近年来陆续刊行的《黄遵宪全集》、《何如璋集》等补充，为研究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生活的方方面面提供了资料，也为研究中日民俗提供了宝贵参考。
中日朝东亚三国文人，以东京为舞台，以笔谈为手段，以汉诗汉文为纽带，展开了多种方式的文化交流。其情其景，宛如一幅幅画卷，跨越约一百三十年的时空，一一呈现在我们面前。《清代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套装共2册) 》所收的笔谈资料具有巨大的文献价值，不仅可为近年来陆续刊行的《黄遵宪全集》、《何如璋集》等补充大量文献资料，而且还是我们研究何如璋、张斯桂、黄遵宪、沈文荧等首届驻日公使馆员外交、思想、文学、史学、学术、生活等不可或缺的第一手资料，堪称明治初期东亚外交及文化交流史研究的资料宝库。
除中日两国文人的笔谈之外，本书还收录了朝鲜信使金宏集与何如璋、黄遵宪的笔谈。
收入《大河内文书》《宫岛文书》《芝山一笑》等重要日本文献资料中的内容。
囊括笔谈、唱和、序跋、书信四种形式，包含大量的汉诗酬唱、诗文切磋、序文跋语、采风问俗、学术探讨、日常琐事等。
是研究何如璋、张斯桂、黄遵宪、沈文荧等首届驻日公使馆员外交、思想、文学、史学、学术、生活等不可或缺的第一手资料。
笔谈资料中有大量关于中日双方生活风俗的记载，涉及碑帖、围棋、饮食、服饰等方方面面，为研究中日民俗提供了宝贵资料。
中日两国近代外交关系的建立，肇始于1871年签订的《中日友好条规》
1877年1月15日，清廷任命翰林院侍讲何如璋为出使i日本国钦差大即选知府张斯桂为副使。
1877年12月，公使何如璋、副使张斯桂、参赞官黄遵宪等人抵达日本。
首届驻日公使馆始终面临这严重的翻译不足问题，这从客观上促使当时的公使馆员在与日本文人的交流时，并非完全借助口译，而是更多地使用笔谈（又称笔语、笔话）。
另一方面，对于首届中华视界的到来，明治初期的日本文人表现出空前的热情。造访公使馆的日本人络绎不绝。何如璋、黄遵宪、沈文荧等公使馆员在繁忙的公务之余，与日本友人频频笔谈，上至天文，下至地理，诗词格律，典章制度，语言文字，风土习惯，可谓无所不谈，极尽其欢，揭开中日近代外交的序幕，谱写了波澜壮阔的中日文化交流画卷。
本书所收笔谈资料的参加者，主要是来自中国、日本、朝鲜三国的文人，他们自幼受过良好的汉学教育，通晓中国经典，能够使用汉文这一“汉字文化圈”内的通用文字自由交流，以克服语言不通所造成的巨大障碍，甚至常常赋诗酬唱，以增加彼此间的感情。
参加笔谈的中国人，除了驻日公使馆员如何如璋、张斯桂、黄遵宪、沈文荧等人，还有旅居日本的民间文人如浙江慈溪王氏兄弟——王仁乾、王治本等人、游历日本之文人王韬、李筱圃等；
参与本书笔谈的日本人士众多，不胜枚举，而各编笔谈资料的整理者大河内辉声、宫岛诚一郎、石川鸿斋、冈千仞、增田贡，可谓其中的杰出代表；
除中日两国文人的笔谈之外，本书还收录了朝鲜信使金宏集与何如璋、黄遵宪的笔谈。
中日朝东亚三国文人，以东京为舞台，以笔谈为手段，以汉诗汉文为纽带，展开了多种方式的文化交流。其情其景，宛如一幅幅画卷，跨越约一百三十年的时空，一一呈现在我们面前。
《清代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套装共2册)》所收的笔谈资料具有巨大的文献价值，不仅可为近年来陆续刊行的《黄遵宪全集》、《何如璋集》等补充大量文献资料，而且还是我们研究何如璋、张斯桂、黄遵宪、沈文荧等首届驻日公使馆员外交、思想、文学、史学、学术、生活等不可或缺的第一手资料，堪称明治初期东亚外交及文化交流史研究的资料宝库。
本书所收的笔谈资料之中，《大河内文书》中的笔谈倾向于追求所谓风雅之交，远离政治外交。与此相对，《宫岛文书》中的笔谈则带有某种搜集情报的功能。
王宝平教授曾将甲午战争前的中日文化交流归纳为以下四种形式：1.笔谈，2.唱和，3.序跋，4.书信。本书所收笔谈资料，囊括了上述全部四种形式，包含大量的汉诗酬唱、诗文切磋、序文跋语、采风问俗、学术探讨、日常琐事等。
笔谈资料中，有大量关于中日双方生活风俗的记载，涉及碑帖、围棋、饮食、服饰等方方面面，为研究中日民俗提供了宝贵资料。

《大英图书馆特藏中国清代外销画精华》是由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林雄任编委会主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顾作义、广东省新闻出版局局长朱仲南、广东省出版集团董事长王桂科、广东省政协委员黄尚立任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家钰研究员、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文系卢庆滨主任和王次澄教授、大英图书馆中文部主任吴芳思博士等四位学者编著，是中英学者共同合作的重点项目。
该书承大英图书馆授权，将该馆珍藏的中国清代外销画首次公布并在中国出版，其中相当多的画作是罕见的藏品，有的更是存世的珍贵孤本。该书共8卷（每卷1册），收入748幅外销画，100多万字。每幅画都注明馆藏编号、画作时间、画作种类、原画尺寸。1至6卷是反映广东题材的画作，7至8卷是反映北京题材的画作。
该书按画的内容分为15类：
1．广州港和广州府城画；
2．历代人物服饰组画；
3．广州街市百业组画；
4．佛山手工制造业作坊组画；
5．广东官府衙门建筑、陈设及官吏仪仗器用画；
6．刑罚组画；
7．园林宅第组画；
8．宗教建筑、祭祀陈设画；
9．劝戒鸦片烟组画；
10．室内陈设组画；
11．海幢寺组画；
12．戏剧组画；
13．广东船舶与江河风景组画；
14．北京社会生活与风俗组画；
15．北京店铺招幌组画。
本书的《编著说明》，就本书《导论》和各组画《概述》的撰写、图版的编辑、图画的考释等方面加以说明。
本书每组画均有《概述》，主要敍述该组画所反映的历史内容和对这些基本内容的分析考释，介绍与这些绘画相关的一些中外重要历史记载，考证部分绘画的作者年代，指出该组画的价值。根据中外历史记载，对画作进行考释。
本书的《导论》长达5万多字，在“外销画的先驱”、“外销画的收藏和收藏家”、“外销画家及画技传承”、“本书收录之外销画藏品”、“外销画的重要研究成果”和“新出版图集”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入的介绍和论述。同时，指出了西方某些画家和作家在前人画作的基础上胡乱重组或并凑，导致出现移花接木、张冠李戴、误导读者的现象，劝告人们在使用分析外销画时，应秉持小心求证的态度。具有很高的研究水平和学术价值。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著名教授戴逸先生为本书作序，充分肯定了编著者对清代外销画内容和性质界定的重要意义，判定外销画真实性的历史价值和重要贡献，考证外销画源流的重要成果，考释图画内容的以图证史、以史证图的研究经验和方法，对本书作了高度评价。
本书是中英学者成功合作的重要成果，是“走出去”的重点项目。为了方便中外读者的阅读和研究，本书采用了中英文对照，中文排繁体字，是一套画卷珍贵、艺术性高、资料丰富、考释详细、学术性强、印制精美的鸿篇巨制。本书的出版，填补了我国美术史的空白，不但在美术史和艺术史研究方面具有很高的价值，而且在清史、社会史、民俗史、建筑史、船舶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等方面，都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研究价值和收藏价值，必将在海内外产生重大影响。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书中的《广州港和广州府城画》这幅长卷，原画长920厘米，高74厘米，为绢裱本卷轴水粉画，创作时间约在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是英国人雇用中国画家为纪念其在广州商贸经历而作，是英皇佐氏三世的藏画。此画画面，西起广州府城西边珠江上游的黄沙、柳波涌的西关炮台，东至广州府城东边珠江下游的大沙头、东水炮台，所画内容是广州港口、广州府城和珠江此段沿岸风景，画有大小码头和各类官私、宗教、中西建筑200多处，各种停泊或行驶的船舶四五百艘，岸上和船上人物六七百余，生动、形象、真实地再现了250年前长达八九公里的广州贸易口岸的繁荣景象，被人称为精美珍贵的“广州清明上河图”， 令人叹为观止。
在诸多外销画中，此画最典型地表现了中外画技的融会和交流。在清代部分采用西方画技绘制的同类题材、形式的外销画中，是创作时间较早、画幅最大、绘制最精的画作，不论在历史资料或绘画艺术上，都具有无可比拟的珍贵价值。

姚振宗 隋书经籍志考证

乾隆十六年至四十九年（1751—1784），乾隆皇帝六次南巡，往返于北京与江南。满洲皇帝及扈从，深入帝国最富庶、最重要的地区，上演了一场场长达数月之久的政治剧。
本书主要阐释帝国核心与江南之间既充满张力又持续博弈的关系。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上，江南都是汉人无可争议的中心，它还是反清复明的大本营。清廷如何才能在这一地区建构权威，合法进行统治？盛清时期清廷统治内地的切实条件和历史机制又是什么？本书在解决这些问题的同时，还探讨了盛清统治得以建构以及各种人物竞争于其间的政治文化。作者认为，南巡在十八世纪清朝统治的历史形成过程中具有核心地位。
----评论----
本书探讨的是清朝统治的一个重要方面，敏锐地抓住了其最重要的特征。本书可以从不同层面去阅读。首先，本书思考了清朝统治的具体特征，特别是民族意识在清帝国意识形态中的位置，做出了新颖而富有价值的理论贡献。其次，它细致再现了巡幸这一历史上的重要活动，及其作为展示、仪礼、思想、身体等活动的重要意义。第三，它揭示了乾隆皇帝的独特个性。总之，本书是清史研究领域的一部力作。
——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教授 狄宇宙（Nicola Di Cosmo）
历史细节的呈现以及分析视野的广阔，使得本书成为清史研究者以及帝国史研究者的必读书。那些在西方传统之外寻求理解帝国形成的可信范式的研究者，尤其应该参考这本书。
——美国纽约大学历史系教授 卫周安（Joanna Waley-Cohen）
张勉治对巡幸的描述很具体，这值得称道。他不是简单地概括清帝的巡幸，而是告诉我们，巡幸何以会在不同时期一再举行。本书并非一项狭隘的巡幸研究，在作者笔下，巡幸是透视清朝统治的棱镜，巡幸绝不是远离宫廷生活和国家治理，而是乾隆皇帝统治国家的有力且不可或缺的工具。
——美国雪城大学历史系教授 柯启玄（Norman Kutcher）
作者对巡幸的历史渊源与内涵，清朝皇帝巡幸的行为本身，乾隆帝南巡期间与扬州盐商、江南文人的交往，以及御制诗写作、南巡的社会反响方方面面进行分析，治河、武备、西师、江南士商的活动、文字狱等诸多影响帝国发展的重大事件和各种矛盾都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可谓虽述南巡，却及其余，一个对帝国发展的全景式的描述跃然纸上。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 刘文鹏

本书荣膺2018年美国亚洲历史学会列文森奖。
乾隆帝曾经盛赞过东北丰饶的物产和独特的自然环境，认为满洲大地是资源富集之地，也是自然生命力的源泉。这里的土地山川生生不息，养育了满洲人以及清朝皇室的祖先，也使其分享了素朴纯真和不竭的生命力。
清朝皇帝通过进贡制度，向满洲和蒙古地区征收毛皮、珍珠、蘑菇、人参等珍稀物产，这些物产不仅仅是物产，而且代表其产地所具有的纯真、丰饶、充满生机等象征意义，作为一种永恒的家园，与皇室有着密切的依存关系。
但这种进贡制度渐渐对满洲和蒙古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仅造成了环境退化的后果，还形成了复杂的开发与控制的制度和组织。
作者是新清史的新锐，利用了大量满蒙文献，在对东北和蒙古环境史的考察中发现了皇帝对于北部边疆的想象、进贡体系与自然环境的恶化、清朝的奢侈品贸易和消费等诸多因素复杂的互动关系，为我们理解清朝边疆历史提供了新颖的视角。

《郋园读书志》主要内容简介：藏书家有数等。得一书必推求本原，是正缺失，是谓考订家，如钱少詹大昕、戴吉士震是也。次则辨其版本，注其错讹，是谓校雠家，如卢学士文绍、翁阁学方纲是也。次则搜采异本，上则补石室金匮之遗亡，下则备通人博士之浏览，是谓收藏家，如鄞县范氏天一阁、钱唐吴氏瓶花斋、昆山徐氏传是楼是也。次则第求精本，独嗜宋刻，是谓赏鉴家，如吴门黄主事丕烈、邬镇鲍处士廷博是也。

《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科学、帝国与文化遭遇》内容简介：清朝建立之初，曾和世界各国保持一定程度上的接触。后来中国的大门一度被关闭而后又被强行打开，这期间，外国的传教士、商人、外交官、军队、探险家、科学考察队蜂拥而来，东方古国的一切都使他们感到惊奇。基于种种不同的目的，他们记录下在华的所见所闻。这些记录数量浩瀚，积存在世界各国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或私人手中，成为了解清代近三个世纪历史的珍贵资料。由于西方人士观察、思考和写作习惯与中国人不同，他们的记载比较具体、广泛，比较注重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方面，因而补充了中国史料记载的不足。“编译丛刊”将从中选取若干重要资料译介给国内的读者；对早年问世的具有开拓性、奠基性价值，但不为中国学术界所熟知的作品，我们也将同样给予关注；此外，对反映当代国外清史研究新的学术思潮、前沿问题、热点问题和重要成果的学术专著，“编译丛刊”也将及时地介绍给中国学术界。

《姚鼐与乾嘉学派》是在作者博士论文的基础改编的，全书主要围绕以下问题展开：姚鼐学术生涯第一次重大转折与戴震的关系、姚鼐与戴震的初晤及其拜师见拒时间考、姚鼐学术生涯的第二次重大转折、乾隆帝学术宗尚的潜移、桐城文统的构建等方面的内容。

圖麗琛(tulišen)，一作圖理琛(1667-1740)，字瑤圃，號睡心主人，葉赫阿顏覺羅氏，隸滿洲正黃旗。康熙二十五年(1686)，由監生考授內閣中書。三十六年(1697 )，轉中書科掌印中書，尋遷內閣侍讀。四十一年(1702)，監督蕪湖關稅務。四十二年(1703)，授禮部牛羊群事務總管。四十四年(1705)，以缺牲被控革職。五十一年(1712 )四月，特命復職，出使土爾扈特(turgūt)。
蒙古崛起後，成吉思汗將天山北路伊里河流域分封其次子察哈台。元代覆亡後，伊里河流域為綽羅斯、杜爾伯特、和碩特及土爾扈特等厄魯特蒙古所佔據，習稱四衛拉特。其後綽羅斯部勢力獨盛，世襲準噶爾汗位，恃強凌弱，土爾扈特與之不睦，部長和鄂爾勒克遷徙裹海以北俄羅斯厄濟兒河流域。和鄂爾勒克之後，書庫爾岱青、朋蘇克、阿玉氣世為部長，至阿玉氣始自稱汗。康熙中，表貢不絕。阿玉氣從子阿喇布珠爾嘗假道準噶爾入藏，謁達賴喇嘛。旋因準噶爾汗策妄阿喇布坦與阿玉氣構怨，阿喇布珠爾不得歸，請內屬，昭封貝子，賜牧於嘉峪關外黨色爾騰。
康熙五十一年，阿玉氣汗遣使薩穆坦假道俄羅斯進貢方物，清聖祖欲悉所部疆域。並遣歸阿喇布珠爾。乃命圖麗琛偕侍讀學士殷扎納、郎中納顏等齎敕往諭阿玉氣汗。是年五月，圖麗琛等自京啟行，越興安嶺，過喀爾喀，假道俄羅斯。五十三年(1714)六月，抵達阿玉氣汗住劄之馬駑托海地方，擇吉頒發諭旨。五十四年( 1715)三月，還京，阿玉氣汗附表奏謝。圖麗琛等三易寒暑，往返數萬里，終能不辱使命。
圖麗琛旣歸，詳述道裏山川，民風物產，應對禮儀，舉凡廬舍市廛，服器飲食，林木鳥獸蟲魚，蔬果婁羅，靡有漏脫，匯成一書，名曰異域錄，滿漢兼書，首冠輿圖，次為行記，其體例略如宋人行記錄。惟宋人行記錄，以日月為綱，而地理附見，所載各大聚落，皆為自古輿圖所不載，亦自古使節所未經。圖麗琛沿途從容遊覽，將所見所聞，纂述成編，可備博物洽聞之助，可以補經史之闕。
滿文本異域錄上下二卷，雍正元年(1723)十一月刊，半葉橫15公分，縱22公分，原藏北京大學，版心刻有漢字「異域錄」字樣，下方刻有堂號「九耐堂」字樣。乾嘉年間，有古抄滿文本，除卷首無輿圖外，其餘與原刊本相同。漢文本異域錄版本多種，雍正元年原刊本有蔣廷繆、顏紹柞、白潢、楊琳、年希堯、惠士奇、蔡瑜等人之序跋。雍正二年(1724 )，續刊本有王國棟序及胡顏穎跋。乾隆四十六年(1781)，異域錄收入四庫全書，釐上下二卷，冠以輿圖及提要，是為四庫本，係紀昀家藏本，首尾無序跋，殘缺不全，人名地名，頗多改易，例如原刊本「葉合」，改為「葉赫」;「阿玉氣」改為「阿玉奇」;「圖謝圖」改為「土謝圖」;「圖麗琛」改為「圖理琛」，俱同音異譯。文字謄寫，間有舛誤，未經校正，例如「栢興」誤書「相興」。其後昭代叢書、借月山房彙鈔、澤古齋鈔、小方壺齋輿地叢鈔俱收有異域錄。道光十九年(1839)，錢熙柞氏刻入指海叢書，因原本末簡殘闕，所刻亦多遺漏。其後守山閣叢書又據指海本影印，叢書集成初編則據借月本以鉛字排印。
桂岩老樵將早歲所藏全本刊錄傅世，「俾有世道者續於朔方備乘之後，以成全璧」，此新出完結本，稱為桂岩本，收有雍正三年(1725)石文焯序，橫24. 5 公分，縱19公分，北京大學藏。近世以來，異域錄頗引起西方學者矚目。先後有法文、德文、俄文、英文釋本。一九六四年，日本天理大學今西春秋教授撰「校注異域錄」，系據九耐堂滿文本及桂岩漢文完結本影印出版。滿文本異域錄，文字優美流暢，不僅為罕見歷史文獻，且為珍貴之語文資料，允宜廣為流傅。為便於初學滿文者閱讀，特影印九耐堂滿文本。逐頁注出羅馬拼音，附錄桂岩本漢文，滿漢對照，其遺漏者，悉攘滿文本譯出漢文，俾成滿漢合璧，其疏漏或不逮之處。尚望方家不吝教正。
七十二年八月
莊吉發 識

《清代文字狱档（增订本）》共分十辑，据清朝军机处档案、朱批奏折、雍乾实录及其他出处，依专题分别辑录清代前期近七十宗文字狱的原始文献，为今人研究清代史提供了丰富翔实的第一手资料。此次增订是在2007年版的基础上，从新公布的清代档案史料和《清高宗实录》中辑得“戴名世《南山集》案”等十五案，按本书原有体例加以整理，增入第十辑；同时对原版的若干编校讹误加以订正。2007版在民國原版基礎上增錄“徐述夔《一柱楼诗》案”“伪孙嘉淦奏稿案”等五案作爲第十輯，此次增訂，在第十輯中又增錄了十五個案子，及“书词狂悖比照大逆缘坐人犯清单”。

本書計收彰健歷年所撰明清史論文二十七篇。彰健所著「戊戌變法史研究」內收論文十二篇，因已印成專書，不收入本書內。拙著「明史纂誤」、「纂誤續」、「再續」、「三續」、「四續」、「五續」、「六續」，因字數太多，擬另印專書，亦不收入本書內。
本書所收論文，僅「今存明神宗實錄為初修本說」及「記戊戌變法新資料四種」二篇未曾刊佈。而已刊各篇，在編入本書前，均經潤色增訂，有幾篇並重新另寫。
傅斯年先生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曾說：研究歷史，「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進步。凡間接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創造之系統，而不繁豐細密的參照所包含的事實，便退步」；「凡能擴張化究的材料便進步；不能的，便退步」彰健研究明清史，即遵依此一訓示，儘量尋求新材料，依據原始可信資料，繁豐細密地立說。故考論所得，有可補正實錄及正史處。知才疏學淺，所論如有未當，仍請讀者惠予教正是幸。

Remaking the Chinese Empire examines China’s development from an empire into a modern state through the lens of Sino-Korean political relations during the Qing period. Incorporating Korea into the historical narrative of the Chinese empire, it demonstrates that the Manchu regime used its relations with Chosŏn Korea to establish, legitimize, and consolidate its identity as the civilized center of the world, as a cosmopolitan empire, and as a modern sovereign state.
For the Manchu regime and for the Chosŏn Dynasty, the relationship was one of mutual dependence, central to building and maintaining political legitimacy. Yuanchong Wang illuminates how this relationship served as the very model for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Ultimately, this precipitated contests, conflicts, and compromises among empires and states in East Asia, Inner Asia, and Southeast Asia – in particular,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when international law reached the Chinese world. By adopting a long-term and cross-border perspective on high politics at the empire’s core and periphery, Wang revises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rise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last imperial dynasty of China. His work reveals new insights on the clashes between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system and its Western counterpart, imperialism and colonialism in the Chinese world, and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sovereign states in East Asia. Most significantly, Remaking the Chinese Empire breaks free of the established, national history-oriented paradigm, establishing a new paradigm through which to observe and analyze the Korean impact on the Qing Dynas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