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卞孝萱教授感叹，“清乾隆时，周氏著述，横遭禁毁，原书难觅。后世流传之本，每与原本有异，世以为憾。”所以，他称《周亮工全集》是周氏著述及生平资料之集大成之作。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陈智超也谈到：“周亮工是明末清初一位多才多艺多产的文人、学者。现行的《四库全书》中没有收录他的著作。其实，乾隆四十七年第一部《四库全书》完成时，曾著录周亮工著述五种，存目三种。但乾隆五十二年覆勘《四库全书》时，详校官发现他的《读画录》有“违碍”之语，于是周亮工著述已著录者一律撤出，且存者一律扣除……。已刻《提要》之有周亮工名者也一律抽改。正因为周亮工著述遭此厄运，后人要全面研读他的作品困难很大。”
因此，学者们一致认为朱天曙先生花好几年力气，编校整理《周亮工全集》十八册，如今由凤凰出版社出版，是很值得祝贺的，
《周亮工全集》的特点
1. 查漏补遗，收录全备，资料丰富
朱天曙整理的《周亮工全集》查漏补遗，全面包涵散见各处的周亮工著述，收录十分全备。卞孝萱谈到从如《通烬集》、《全潍纪略》、《白浪河上集》、《瑞木纪》、《杨升庵朱郁仪著述目录》等孤本或珍稀本，到《因树屋书影》、《同书》、《读画录》、《闽小纪》等最早刻本，再到周氏所辑之书，以及辑录《赖古堂集》外之作品，作为补编，并汇合周氏之传记、集评等，附录于后，可谓相当完整。陈智超谈到，除周亮工本人著述外，编校者还在“传记篇”中收录了周亮工的传记资料；“序跋篇”中收录了他人为周亮工著作所撰序跋、题记；“集评篇”选录不同时期的学者对周亮工其人其著的评论。彭庆生指出《周亮工全集》共收录二十种周亮工著作，加上辑佚的《诗文补编》，共二十一种。特别是第十八册收录大量有关周亮工的研究资料，包括传记、行状、墓志、史料、序跋、集评、年表等，提供十分丰富的资料。
2. 所选版本精善，释文准确
彭庆生教授指出：“《全集》前十七册所录十六种著作为影印本，第十八册所录五种为排印本。无论影印、排印，所据本底都是目前能找到的最佳版本，计顺治本二种、康熙本十二种，乾隆本二种，其他也都是善本，更有初刻本、孤本，乃至手稿本。根本上保证了《全集》的学术质量和传世价值。”其释文准确表现在：“《全集》第十七册为《赖古堂印谱》，是周氏所藏印章汇集。《四库撤毁书提要》云‘亮工喜集印章，工于鉴别，所编《赖古堂印谱》，至今为篆刻家模范。’然，篆刻虽美，无奈篆字难识，一般读者如我辈，既赞叹不已，又莫名其妙。”因此，释文是很重要的。朱天曙辨识这些印章，苦心揣摩，且多方求教，终于攻破了这一难关，本书所录印谱都有很准确的释文，委实不易。
中华书局副总编、编审顾青谈到，他几年前就听说朱博士在做《周亮工全集》，拿样书发现这个书前十七本是影印本，最后一册补编部分是排印本，这给了他很多的感想。他说：“周亮工目前研究是很欠缺的，就是因为资料少。我可以讲假如完全点校出来之后，三年之后再拿出来，还没这个好。我做出版工作，知道资料越早公布越好。假设朱天曙博士三年以后再拿出来的话，这三年时间对学术的推动一年相当于没出版前的十年二十年都不止，所以我们说这套书是功德无量的。”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左东岭评价《周亮工全集》一大特点是“真”。他说：“我同意影印，影印能够保证‘真’。因为这样才能保证不出错误。现在古籍整理的人员比较杂，转手可能有大量的错误……，周亮工的文献严格说来是需要进行考辨才能用的。比如他书里提到的文献很多都是凭记忆写成，使用时还要参照其他文献。目前《周亮工全集》就非常好，直接影印出来，比较放心，排印部分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个工作是很有意义的。”

此书三十六卷，共收各体文章一百九十篇，其中不少篇章是探讨学术的书信。凌廷堪精于《仪礼》，文集中如《乡射五物考》、《九拜解》、《九祭解》等都是他诠释礼学的重要文章。另外他对史书、天文、乐律、音韵训诂、版本校勘、金石文字也甚有通解。

中国清代主要介绍花卉植物的专著。作者陈陈淏子，一名扶摇,自号西湖花隐翁,浙江杭县人。约生于明万历四十年(1612)，成书时已年逾70。全书6卷。 卷一“花历新裁”，为种花月令。其中“占验”述及气候观测和干支推算；“事宜”包括分栽、移植、扦插、接换、压条、下种、收种、浇灌、培壅、整顿等10目，都是通过实践或调查获得的经验。卷二“课花十八法”，内容涉及花卉特性和嫁接、 扦插、移植、 下种、浇灌、培壅、治虫、催花等方法，以至盆景、插瓶、花园款设等，是全书着意所在，所陈技术，有不少独到之处。卷三至卷六分别为“花木类考”、“花果类考”、“藤蔓类考”、“花草类考”，著录植物有花木类100种、 藤蔓类92种、花草类103种共达295种，并附有插图以及栽培技术介绍。卷后附一“余刊”，叙述调养禽鸟、兽畜、鳞介以及昆虫的方法。本书的最早刊本为康熙二十七年(1688)善成堂刻本，以后坊刻、石印、铅印不绝，流传甚广，有的书名作《百花栽培秘诀》。农业出版社1959年出版了酆裕洹的《花镜研究》，1962年出版了伊钦恒的《校注花镜》。

清代礼学复兴，对儒学思想而言，不只是理学转型，更是礼学转型。礼学成为十八世纪以降儒学思想的主轴，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它揭示了儒学思想的另一种型态:经验界的秩序。这种直指经验世界之秩序安排的思想，因其兼具理念与形式，故在展开时，与理学产生必然之歧异。礼与理对话，成为儒学思想的另类交锋。此一儒学型态的开拓，不仅能解答学界极为关切的“礼教议题”，更能呈现礼经、礼制和礼俗三度空间在历史时间脉络里交互影响的复杂互动，从而为儒学思想史展开人伦日用经验面向的另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