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会的仪式与神话：创造认同》一书，可以说是近二十年来国际学术界关于天地会、中国秘密结社以及民间文化史研究的一部杰出著作。该书采用了近年来国外学术界兴起的另一种秘密社会史研究路径，即文化人类学，本书主要从文化人类学而非政治的角度来解读天地会的仪式、符号和话语，重在阐释这些元素如何建构起天地会作为一种共同体的内部认同。简单来说，田海笔下的天地会，文化建构才是核心。田海精通中文，这大大有利于他仔细爬梳不同地域、不同时间的史料。他细致梳理了民间宗教和迷信文化中的末世/救世论，并概括为“神魔救世范式”，即末世灾劫+神魔救世+法术器物。天地会的种种仪式和神话传说，终跳不出这个框架。这些仪式和神话的意义是为原本缺乏如共同家族、邻里、职业而结成的天地会创造了一种原本并不存在的认同，这种认同既要说明天地会作为一种组织存在的合理性，又要与其成员的知识背景相适应。田海除了给广大读者呈现了一个真实的天地会之外，他还赋予给天地会浓厚的民间宗教色彩，这当是此书一大贡献。
☆编辑推荐
地振高冈，一派溪山千古秀；门朝大海，三合河水万年流！
这句出现在金庸笔下著名的天地会的暗语，给爱好武侠小说的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以天地会、三合会为内容的影视剧作品更是层出。“天地会”这一组织，并非艺术创作中的虚构，而是真实存在的，是中国存在时间最长的帮派组织，也是中国人既熟悉又陌生的秘密结社组织，亦黑亦白。荷兰著名汉学家田海的这本书，详细阐述了中国历史上一势力颇大的秘密结社——天地会（三合会）的创建过程、入会仪式、会规、行话等，作者对该秘密结社进行了深度剖析，为读者展示了一部不同的、真实的三合会历史。该书不同于读者在艺术作品中认识的天地会，更加神秘的真实的天地会，读者会在这本书中找到全部答案。
☆专家推荐
这部厚重、详尽、独一无二的学术杰作堪称一绝，其范围之广、细节之细，令人印象深刻，对汉学领域的学者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美〕苏海涵（Michael Saso），《中国国际评论》（2004）
田海的这本书是一部令人叹为观止的学术著作，他以对中国民间宗教文化的深刻理解为基础，为中国秘密社会研究开辟了新方向。如果这个复杂的话题很难说完，那么未来任何有关秘密社团、宗派宗教或民众运动的工作不能忽视这部书。
——〔加〕王大为（David Ownby），《哈佛大学亚洲研究杂志》（2000）
田海这本书的主要贡献是把中国秘密会社描述成宗教组织，相当令人信服。……这本书最大的弱点可能在于试图把林爽文起义后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其他一些海外华人社区建立的秘密会社归为一个单一的宗教运动，即人们所熟知的三合会。……田海对秘密会社名称的讨论也很有意思，特别是因为他所研究的每一个团体是用天地会或三合会这些实名这一点很不清楚。实际上，继林爽文起义之后，政府对秘密会社打压的力度很大，很少有集团敢公开自称他们是天地会的。
——〔美〕康豹(Paul R. Katz)，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精彩试读
精彩试读：
三合会血盟的基本程式由起誓和诅咒两部分组成，它们要在充当见证者和应验者的天地神灵面前举行。起誓诅咒的同时要饮一杯掺和了禽血和/ 或人血的酒。誓约可以（但不一定要）写成文书，起誓完毕即烧毁。钻过一道刀剑架起的门关是仪式的一部分。
早期的证据来自于1786—1787 年林爽文起义之后的审讯资料，这些资料证实了起义参与者起过“誓”，但明确提到采用了“歃血”这一古老做法的仅见于1786年底在台湾发现的盟书。稍后才发现了一则关于歃血为盟的完整描述，它出自三合会师父陈信的一名徒弟。这名师父早在1787年就开始在台湾活动，但在林爽文叛乱被镇压后一直隐匿起来。在此期间，他教会了谢志如何举行盟誓仪式，并给了谢志一份盟书。
1790 年，谢志及其门徒在户外设立了一座祭桌，并向神灵供奉一只童子鸡。他们钻过了一道刀架门，随后谢志拿出陈信给他的那份旧盟书，所有人都跪伏在祭桌前，谢志对天宣读了如下口头誓约：“一人有难，大家帮助，如若负盟，刀下亡身。”接着谢志在桌前焚化了那份盟书，每人都饮下掺和着子鸡血的酒，仪式随即结束。后来谢志及其大徒弟被审讯时，他们只记得那份盟书的部分内容：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一人有难，大家帮助。若是不救及走漏消息，全家灭亡，刀下亡身……总要同心协力，若是负盟，刀下亡身。
师父们总是向徒弟许诺好运以换取他们的效忠。他们还教给徒弟传统的三合会暗号—左手伸三指朝天。“同心”一词让我们想起前一章中提到的一些血盟仪式中的“同心酒”。陈信的盟誓与当时保留下来的另一份盟书之间有些差别，这表明陈信在台湾时与卷入林爽文起义的网络并不相干。
血代表着生命的力量，因而在起誓之前饮血，便使誓约具有最强大的可能效力。一起饮酒则在参与者之间营造了一种纽带，这种纽带相当贴切地表现在三合会内部的一种说法上，即把酒说成“家和兴”。大多数三合会会众的供词都具体提到了血和酒的使用，只有很少一些案例提到不用血和酒就起誓，而提到只传授会内知识但不需发誓的案例则更少。考虑到三合会团体普遍采用歃血为盟这一事实，上述这些偶尔的例外肯定是由个别师父的怪癖所致，甚至有可能是由于我们手头资料的疏漏造成的。我们只在江西—闽北地区三合会最初几十年的历史上发现了不采用血盟就传授三合会最起码知识的事例。但是，即使在这些地区，也不可能不经起誓即传授更详细的会内知识。
如同清代一般的起誓一样，三合会盟誓时只用（通常是白色的）童子鸡的血，从来不用其他动物的血。童子鸡很便宜就能买到，而且它也被普遍看作是一种生命的象征。砍去子鸡的头，然后将鸡血滴入酒中。有时，每位参加者都要割破自己的一根手指（具体而言一般为左手手指），将血滴入酒中，然后饮他们自己的鲜血。另外一些情况下，童子鸡的血与誓盟者左手手指的血一起混在酒中。不管是子鸡血、人的手指血，还是两种血混用，它们都是滴入酒中饮下的。
前述供状中提到的将手指血与子鸡血一起滴入酒中饮下盟誓的例子不多。但颇为重要的是，这些案例中除两例以外，都提到了实质性的三合会知识的传授。最早的一份供词出现于1806 年，随后是1807 年（传授了少量的会内知识）、1815 年、1819 年、1821 年（传授了少量的会内知识）、1831年、1833 年和1835年的一些案子。此外，19 世纪40年代以后，会簿中描述的程序也包含有将手指血与子鸡血一起掺入酒中的内容。仪式的扩展与会内知识传授的增加之间存在着联系，这表明，人血与鸡血混合在一起，是为了强化盟约的力量及对参加者的后续效力。

In th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 the region of Liangshan in southwest China was plagued by violence. Indigenous Nuosu communities clashed with Han migrants, the Qing and Republican states, and local warlords. Large numbers of Nuosu and Han were kidnapped and killed in conflicts over property and captive-taking raids mounted by Nuosu clans and local state authorities alike.
The first English-language history of Liangshan, A Frontier Made Lawless challenges the view that the persistent turmoil was the result of population pressures, opium production, and the growth of local paramilitary groups. Instead, Joseph Lawson argues that the conflict resulted from the lack of a common framework for dealing with disputes over land tenure. This was in turn compounded by the repeated destabilization of the region, which was an unintended consequence of violence elsewhere in China.
Drawing on a range of sources including court records, locals’ memoirs, regional government records and surveys, and Nuosu epic poetry, Lawson adds new insights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to the study of conflict in Liangshan.
This book will interest specialists and students of Chinese history, geography,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especially those interested in the peripheries of the Chinese world.

Prior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West occupied an anomalous space in the Chinese imagination, populated by untamable barbarians and unearthly immortals. First-hand accounts and correspondence from Qing envoys and diplomats to Europe unraveled that perception. In this path-breaking study, Jenny Huangfu Day interweaves the history of Qing legation-building with the personal stories of China's first official travelers, envoys and diplomats to Europe. She explores how diplomat-travelers navigated the conceptual and physical space of a land virtually unmapped in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 tradition and created a new information order. This study reveals the fluidity, heterogeneity, and ambivalence of their experience, and the layers of tension between thinking, writing, and publishing about the West. By integrating diplomatic and intellectual history with literary analysis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Day offers a fundamentally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Qing's engagement with the West.

《清初政治史探微》（以下简称《探微》）包括前编和后编两部分。前编是我的博士论文《满族八旗制国家初探》（以下简称《初探》），后编由三篇文章组成。《初探》的任务是解决八旗制格局之上的国家形态。为此，首先要对八旗制有我自己的界定。在我看来，八旗是满族发展到特定的历史阶段和特殊历史环境的产物。八旗既是社会组织的最高形式，同时又是满族社会和国家的基本格局，故而我将满族国家称之为八旗制国家。建立在八旗制之上的国家主要机构与八旗制本身的矛盾统一运动，构成《初探》一以贯之的线索。从时间跨度而言，《初探》大致涵盖了太祖、太宗两朝，即入关前满族国家政治的主要内容。后编三篇文章，是《初探》的续篇，分别论述多尔衮摄政时期、清世祖福临亲政十年以及康熙初年四辅臣阶段。三篇的宗旨只有一个，就是探讨入关后满族八旗制对清初国家体制及政局的影响。这三篇文章都是旧题，我并非刻意求新，只是从自己对入关前满族国家政治的理解出发，重新进行了一遍梳理。

《满洲民族共同体形成历程》将人类学在民族界定中最重要的因素，即民族的主观认同意识或自我归属意识纳人满族史的讨论中，考察了天聪九年(1635)“满洲”命名前后直到清朝统治末期“满洲”共同体性格的历史变迁。《满洲民族共同体形成历程》认为，在上述历史时期，满洲共同体经历了从一个来源复杂的征服者集团到对自身来源有着清晰意识的集团的转变。女真诸部在努尔哈赤时期力图建立自己与金、元女真的历史联系，这种努力由于皇太极改称“满洲”和“大清”称号而中断。人关前后的八旗满洲是按照特定的政治一军事制度组织起来的女真语部众。民族意识在他们中间的发育，由于征服初期的清政府刻意在八旗内部和整个中国回避满汉分别而受到抑制。乾隆时期，清朝迎来了盛世的繁荣，与此同时，以“国语骑射”为代表的满洲传统文化却在迅速丧失，在这种背景下，清王朝“构建”满洲历史根源性的努力显著加强。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满洲的历史根源性被重新追溯到金元时期的女真人；二是对满洲主体部分“从龙”(跟随努尔哈赤起家)的集体历史进行了重新塑造。这种有意识构建的具有独特血缘与历史经历的新的满洲共同体表明，满洲共同体在自我定位的主观意识方面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清朝末期，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急剧变化，满族人的群体意识凸现、固化并上升到政治的层面。清朝灭亡后，旗民界限成为一种占支配地位的观念，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识别中，满族身份的确定遂以是蓊具有旗籍为依据。

《郝懿行集(套装全7册)》收录了清代著名经学家郝懿行研治经、史、训诂的大部分著作和诗文、笔记。包括《易说》、《书说》、《诗说》、《郑氏礼记笺》、《春秋说略》、《春秋比》、《竹书纪年校证》、《汲冢周书辑要》、《荀子补注》、《山海经笺疏》等22部，以及诗文、杂著9部。《郝懿行集(套装全7册)》是国家古籍整理“十一五”重点规划项目。

全书由五篇文章构成，提出清代康熙朝的政治核心问题，即为大清王朝争正统。从三藩平叛、兴废太子、道学观念、满汉关系、出兵准部等具体层面入手，系统批判玄烨提出的“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
作者批判的重点是所谓 “千古一帝”的康熙帝玄烨。作者不惜笔墨，爬梳满汉文字史料，揭示所谓“盛世”背后的深层次问题。有清一代，大一统远迈汉唐元明，而正统之争，反较历代为烈。康、雍、乾三朝帝王，皆不惜天子之尊，口诛笔伐，连篇累牍，蔚为奇观。其中，玄烨于康熙五十六年首倡“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则直欲居历代正统之最，承前启后，实为有清一代最为重要之政治纲领。玄烨在位六十二年，造就了中国历史上统治最为长久的一朝。这成为他及其后嗣得以宣扬其圣明和“康熙盛世”的资本，也是一种“既成事实”。这其中固然存在各种社会因素，但也不能否认，玄烨继位以来施行的各项政策，毕竟摆脱了清初统治者赤裸裸的民族征服的遗轨。然而，一代君主在位的时间，甚至一个王朝延续的久暂，都不应是治史者予以黜骘的标准。玄烨最为关切的问题，是如何维持祖宗家业不堕。他政治活动的全部内涵，归结到极致，即保持满洲贵族在政治上的绝对支配地位。与其他王朝不同的，清朝是以满族这一人数较少的统治民族高居于社会的顶层；而且在从武力征服到“文治”的转化过程中，满族统治者为了维系满族独尊的地位不致衰颓，又始终拒绝本民族与被统治的先进民族融合；不仅如此，满洲统治者更不惜一切手段，欲令被统治民族承认其政权具有最高的合理性，承认被统治民族的利益也同时得到最充分的体现。康熙一朝的专制特质，至今仍未受到充分注意。由玄烨首倡，胤禛、弘历所弘扬的所谓大清得天下最正，以及对历代正统的横加干预，这些影响巨大而久远的问题之所以未曾得到认真清理，恐怕也与对康熙一朝政治的基本估计有关。
本书是一部扎实的史学研究著作，视角独特，结论深刻，积作者多年的研究心得，是清前期史研究的最新成果。

汪中(1744～1794)
清代学者、骈文家。字容甫，江都（今属江苏）人。乾隆四十二年(1777)贡生，后绝意于仕进。
汪中出身孤苦，幼年无力求学，由寡母启蒙。后因依书商为佣，才有博览经史百家书籍的机会。他禀性耿直，疾恶如仇，尤其能不囿时俗，讽谕权贵，对封建礼教和传统思想敢于立异说，标新论，因此被当世视为狂徒，使他受到种种冷遇和迫害。汪中一生坎坷，怀才不遇，他只得依靠当幕僚和卖文为生。
汪中私淑顾炎武。为经世致用之学，在哲学、史学、文学方面都有一定成就。所作骈文，在清代骈文中被誉为格调最高。刘台拱《遗诗题辞》评为:“钩贯经史,熔铸汉唐,宏丽渊雅,卓然自成一家。”他27岁时所作《哀盐船文》，对扬州江面某次渔船失火时，人声哀号、衣絮乱飞的惨状和大火前后的氛围作了形象的描述，对船民的不幸遭难表示深切的同情，描写生动,文笔高古,杭世骏评为“惊心动魄，一字千金”。抒情骈文善于“状难写之情，含不尽之意”（李详《汪容甫先生赞序》），如《经旧苑吊马守真文》，对明末名妓马湘兰寄以同情、悼念，以自己的困顿随人之痛，与马湘兰的沦落风尘之悲相共鸣，表现出一个具有正义感的士人对封建礼教的强烈愤慨；在《吊黄祖文》中，借古人祢衡“虽枉天年，竟获知己”的遭遇,写自己“飞辨骋辞,未闻心赏”的不平之叹,发出了“苟吾生得一遇兮,虽报以死而何辞”的强烈呼声；《狐父之盗颂》更是一篇愤世嫉俗之作，文中认为世俗所谓“盗”，是“悲心内激，直行无挠”的仁义之士，相比之下，当世许多人“孰如其仁”！汪氏甚至直呼“孰为盗者？我将托焉！”感情强烈充沛，语言明快锋利。其他象《黄鹤楼铭》、《汉上琴台之铭》、《先母邹孺人灵表》、《广陵对》、《自叙》等篇，无论叙事抒情，都能吸收魏晋六朝骈文之长，写得情致高远，意度雍容，而且用典属对，精当贴切。他的论辩文章显示出“于时流不轻许可”(江藩《汪中记》)的胆识，如《妇人无主答问》中驳方苞即其例。他的论学著作或阐明古书通例,如《释三九》；或纠弹理学谬误,如《大学平义》;或表章周秦诸子之学,如《墨子序》、《荀卿子通论》，都是博学深思、独具卓见之作。王引之《汪中行状》总评其文说:“陶冶汉魏,不沿欧、曾、王、苏之派，而取则于古，故卓然成一家言。”
著作有《述学》6卷。《广陵通典》10卷，《容甫遗诗》6卷。近人古直选其若干骈文作注，名《汪容甫文笺》，有人民文学出版社本。

《四库全书总目》是我国规模最大的官修提要式书目，浓缩和蕴涵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脉络和精义，自问世以来，备受学者专注，影响巨大。但《总目》提要的疏误也并不鲜见，清代干嘉起，即有学者撰著纠其谬误，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更是将这种考正推向了一个高峰，进而形成了四库总目之学。近几百年来，国内外专家公开发表的有关订误文字有数百家。可惜这些文章多半分散在各种报纸、杂志上，遍寻非常不易。如能将它们汇编为一帙，无疑有功于广大学人。本书既是这样的资料汇订，作者上穷碧落下黄泉，费尽六年时间，收集了六百余家中外学者的考订专着、文章，一一摘录分注于各篇之下，其间亦时有作者本人的校勘和考证，因此本书堪称集大成之作。

《观光纪游》、《观光续纪》、《观光游草》，日本明治时期著名汉学家冈千仞著，张明杰整理。
1884年6月冈千仞来华，以上海为据点，历时三百余日，漫游各地，《观光》三书即此次中国游历之所获。在近一年的时间里，他的行迹遍及以苏、沪、杭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京、津、保定之间的华北大地，以及华南的广州、香港等地，“所经殆八九千里”。冈千仞此游，除游览中国名胜之外，主要活动就是会客访友。仅游记中提到的有名姓可考的中国文人就达百余位，其中包括他拜访过的李鸿章、盛宣怀、俞樾、文廷式、李慈铭、袁昶、张裕钊、张焕纶等官绅名流。冈千仞与他们往来笔谈，纵横议论，内容涉及当时的政治外交、军事海防、社会风习、经济贸易等诸多领域。
《观光纪游》，十卷，近十万字，是近代日本人所著汉文体中国游记中最有代表性的一部。此次整理出版，还收录了《观光续纪》、《观光游草》，前者在日本本土也没有正式出版过，后者则国内也难以见到。书后还附有冈千仞与上海书院士子的《笔话》。这些文字记录对于我们了解清末社会，尤其是中法战争之际中国官民与知识阶层的思想状况，以及日本学者的中国观等，可谓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借助外人眼光观察封建中国，近来已蔚成读书界的热门之一。但是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这里有个“哑铃式”的现象：一头是西、葡、意等国传教士对明代中国的大量报导，一头是欧美各国来华人士对晚清社会的丰富记述，惟独自清朝创建迄嘉庆年间，也就是所谓清代鼎盛时期这一段，空白很多。其实，就在乾隆当国时期，曾有一个庞大的英国使团航海而来，在历时两年的访华期间，搜集了丰富的资料，《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就是使团负责人之一斯当东综合这些资料后的合成之作，以西方人的目光，对大清帝国盛世时代的中国社会，作了面面俱到具体入微的观察，出版后轰动世界，从此成为西方汉学家论述十八世纪中国社会的最权威的资源和依据。这次重印，又采用丰富的图象资料与译文相配，使读者在图文的相互动映中，获得更加形象生动的感受。

本书讲述了在19世纪60年代末至20世纪50年代初的近一百年间,那座金碧辉煌的傣王宫内,庭院森森,黑幕重重。四位先后即位的傣王为夺取王位明争暗斗,直至血染王冠。

《清朝前期理藩院满蒙文题本》是清朝重要的满蒙文合璧官方文献，每份文件除皇帝“批红”外，还加盖有理藩院官印。是故宫档案中保存下来的最大宗，最珍贵的民族文字原始档案。现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该《题本》内容涉及到外藩蒙古各旗与理藩院之间书信往来及理藩院奏报朝廷奏折等事。对研究清朝历史，蒙古历史及满蒙关系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具有极高的文献史料价值。同时也为蒙古语言文字研究，满蒙文翻译研究等诸多领域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原始材料。出版《题本》史一项抢救古籍文献的文化工程。而清朝满蒙文题本的问世可谓国际上实属首例。

本集成计收有清代朱卷八千余种。八千余清代文武百官履历、传记、谱系、撰述、行谊尽收于此。"朱卷"乃科举之各类试卷弥封后，誊录人员用朱笔重新誊写的卷子。清代成例，新中式的举人、进士都将履历、科份、试卷刻印，亦称"朱卷，即本集成所收录者。

★本書榮獲2013年中央研究院黃彰健院士學術研究獎助
1600-1800年代的朝鮮王朝，竟然也曾經歷從「去中國化」到「本土化」的過程？
1644年，明朝滅亡，原為皇明屬國的朝鮮自此開始了「思明」的文化現象，本書時間跨越兩百餘年，徵引29種《燕行錄》和32種朝鮮士人文集，完整探討晚明至清中葉，朝鮮士人對於「明朝」的討論，並以清朝儒生作為參照對象，考察朝鮮思明文化的論述、實踐及其終結的曲折過程；以及朝鮮燕行使歸國後的反應與影響。
*本書榮獲「郭廷以先生獎學金」獎助，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專刊」第38號
名人推薦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名譽教授 林麗月
中韓關係研究論著，時間跨越200餘年，徵引29種《燕行錄》＋32種朝鮮士人文集－－「本書最大的貢獻在於突破『遺民』課題一向自囿於中國史範疇的侷限，開啟從比較的角度、以中國為參照對象探討中朝關係之新頁，使『朝鮮史』與『明清史』得以合流。所得論點多所創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名譽教授 林麗月

本书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满文文献研究中心部分研究人员的论文集。数位作者直接利用大量的满文档案，探讨清代蒙、满、藏等民族史和蒙古、西藏、东北等边疆地区史，内容丰富而新颖。大量满文档案的介绍和利用，丰富了清史研究的资料，拓展了清史研究的领域。

《疑信集》是李先耕关于汉语语言教学和古籍整理方面的论文集。全集共41篇文章，作者将它们分为七组。第一组是作者对汉语言文字的认识并对传统的说法提出了新的、有价值的观点；第二组是对一些逻辑和外来词的语言现象分析，指出它们对现代汉语的冲击；第三组是对一些文字的用法和语言规范问题提出作者自己的思考；第四组是一些涉及语法、文字训释、音韵等不同方面的思考；第五组对大学汉语教学中如何借鉴传统的问题进行思考；第六组对古典文献学方面如《诗经》和钟惺诗文进行整理考辨；第七组是对一些具体符号进行学术争辩。
本书是关于汉语语言教学和古籍整理方面的著作。书中对汉语言文字的认识、传统的说法提出了新的有价值的观点，对一些逻辑和外来词的语言观象分析，指出它们对现代汉语的冲击，对一些文字的用法、语言规范问题针对具体字词的思考，对一些涉及语法、文字训释、音韵的思考，对大学汉语教学如何借鉴传统的问题，对古典文献学方面如《诗经》。钟惺诗文整理考辨，对一些具体符号（如“1”）的学术争辩进行了分析。

圖麗琛(tulišen)，一作圖理琛(1667-1740)，字瑤圃，號睡心主人，葉赫阿顏覺羅氏，隸滿洲正黃旗。康熙二十五年(1686)，由監生考授內閣中書。三十六年(1697 )，轉中書科掌印中書，尋遷內閣侍讀。四十一年(1702)，監督蕪湖關稅務。四十二年(1703)，授禮部牛羊群事務總管。四十四年(1705)，以缺牲被控革職。五十一年(1712 )四月，特命復職，出使土爾扈特(turgūt)。
蒙古崛起後，成吉思汗將天山北路伊里河流域分封其次子察哈台。元代覆亡後，伊里河流域為綽羅斯、杜爾伯特、和碩特及土爾扈特等厄魯特蒙古所佔據，習稱四衛拉特。其後綽羅斯部勢力獨盛，世襲準噶爾汗位，恃強凌弱，土爾扈特與之不睦，部長和鄂爾勒克遷徙裹海以北俄羅斯厄濟兒河流域。和鄂爾勒克之後，書庫爾岱青、朋蘇克、阿玉氣世為部長，至阿玉氣始自稱汗。康熙中，表貢不絕。阿玉氣從子阿喇布珠爾嘗假道準噶爾入藏，謁達賴喇嘛。旋因準噶爾汗策妄阿喇布坦與阿玉氣構怨，阿喇布珠爾不得歸，請內屬，昭封貝子，賜牧於嘉峪關外黨色爾騰。
康熙五十一年，阿玉氣汗遣使薩穆坦假道俄羅斯進貢方物，清聖祖欲悉所部疆域。並遣歸阿喇布珠爾。乃命圖麗琛偕侍讀學士殷扎納、郎中納顏等齎敕往諭阿玉氣汗。是年五月，圖麗琛等自京啟行，越興安嶺，過喀爾喀，假道俄羅斯。五十三年(1714)六月，抵達阿玉氣汗住劄之馬駑托海地方，擇吉頒發諭旨。五十四年( 1715)三月，還京，阿玉氣汗附表奏謝。圖麗琛等三易寒暑，往返數萬里，終能不辱使命。
圖麗琛旣歸，詳述道裏山川，民風物產，應對禮儀，舉凡廬舍市廛，服器飲食，林木鳥獸蟲魚，蔬果婁羅，靡有漏脫，匯成一書，名曰異域錄，滿漢兼書，首冠輿圖，次為行記，其體例略如宋人行記錄。惟宋人行記錄，以日月為綱，而地理附見，所載各大聚落，皆為自古輿圖所不載，亦自古使節所未經。圖麗琛沿途從容遊覽，將所見所聞，纂述成編，可備博物洽聞之助，可以補經史之闕。
滿文本異域錄上下二卷，雍正元年(1723)十一月刊，半葉橫15公分，縱22公分，原藏北京大學，版心刻有漢字「異域錄」字樣，下方刻有堂號「九耐堂」字樣。乾嘉年間，有古抄滿文本，除卷首無輿圖外，其餘與原刊本相同。漢文本異域錄版本多種，雍正元年原刊本有蔣廷繆、顏紹柞、白潢、楊琳、年希堯、惠士奇、蔡瑜等人之序跋。雍正二年(1724 )，續刊本有王國棟序及胡顏穎跋。乾隆四十六年(1781)，異域錄收入四庫全書，釐上下二卷，冠以輿圖及提要，是為四庫本，係紀昀家藏本，首尾無序跋，殘缺不全，人名地名，頗多改易，例如原刊本「葉合」，改為「葉赫」;「阿玉氣」改為「阿玉奇」;「圖謝圖」改為「土謝圖」;「圖麗琛」改為「圖理琛」，俱同音異譯。文字謄寫，間有舛誤，未經校正，例如「栢興」誤書「相興」。其後昭代叢書、借月山房彙鈔、澤古齋鈔、小方壺齋輿地叢鈔俱收有異域錄。道光十九年(1839)，錢熙柞氏刻入指海叢書，因原本末簡殘闕，所刻亦多遺漏。其後守山閣叢書又據指海本影印，叢書集成初編則據借月本以鉛字排印。
桂岩老樵將早歲所藏全本刊錄傅世，「俾有世道者續於朔方備乘之後，以成全璧」，此新出完結本，稱為桂岩本，收有雍正三年(1725)石文焯序，橫24. 5 公分，縱19公分，北京大學藏。近世以來，異域錄頗引起西方學者矚目。先後有法文、德文、俄文、英文釋本。一九六四年，日本天理大學今西春秋教授撰「校注異域錄」，系據九耐堂滿文本及桂岩漢文完結本影印出版。滿文本異域錄，文字優美流暢，不僅為罕見歷史文獻，且為珍貴之語文資料，允宜廣為流傅。為便於初學滿文者閱讀，特影印九耐堂滿文本。逐頁注出羅馬拼音，附錄桂岩本漢文，滿漢對照，其遺漏者，悉攘滿文本譯出漢文，俾成滿漢合璧，其疏漏或不逮之處。尚望方家不吝教正。
七十二年八月
莊吉發 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