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宏谋是清代中期上层官僚的代表，作者通过对他的解读让我们全面了解那个时期官员对自己、对事业和社会的认识。作者从为官到做人，从经世到治家诸多方面剖析了陈宏谋的思想与政治生涯。本书通过人物史写社会史，是了解18世纪官僚政治思想的重要著作。

本书从全球经济发展的视角研究明清对外贸易政策的成败，以经济史研究照亮现实发展道路，摆脱了历史学研究明清对外贸易政策“开关-闭关”模式的窠臼，也突破了国际贸易理论研究中比较优势理论的束缚，提出仗剑经商才是西方国家占据国际贸易优势地位并*终摆脱生态陷阱，进而成为世界强国的秘密武器；不保护本国商人才是明清逐渐丧失全球市场主导力量，并*终走向衰败的主要原因，对当前我国制定对外贸易政策、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具有重大借鉴意义。

近代中国海关始于太平天国运动（1850-1864）期间，1949年共产党在中国赢得政权后未几结束。一个世纪中，它的身影不仅出现在中国的内陆腹地，还出现在远在西北的乌鲁木齐，甚至是西南的喜马拉雅山。
无论沿海，还是内陆，海关对于中国而言都是一个重要机构，也是weiyi一个未有中断且势力几乎可达全中国的机构。
近代海关之所以重要，在于它所提供的监管加速了中国的国际贸易，以及支持了涵括中国、欧洲、亚洲和美国在内的跨国人际网络。它不但支持中国以平等的民族国家身份加入到新的外交体系，同时促进中国与国际组织间的合作，打造国际惯例，譬如航海公约。海关职员在私人闲暇时，是收集者、翻译者、语言学家和学者，通过他们的活动，使中国在国际文化和学术组织中占有一席之地。
从晚清到北洋，再到抗日战争乃至国共内战，海关的历史可以看作是整个中国近代史的缩影，并且触及许多面向，进而影响了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如，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和国民党的崛起，以及抗日战争等。海关同时也从根本上形塑了这一时期统治中国各个政权的形态。

善会及善堂是明清社会的新现象，由地方士绅商人等集资、管理慈善机构。这些慈善组织兴于16世纪末期的明代，盛行于清代，甚至民初仍有不少传统善堂仍在运作，本书研究重点则在19世纪中期以前的历史。它们遍布全国，是清代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其重要性及社会意义不容忽视，其中渗透了复杂而具体的文化因素。本书既从客观的社会经济角度去探索善堂的成因，也从施善者的主观角度去分析善堂的功能与性质，从而深入解读了明清时代的社会文化。作者透过慈善组织发展的历史，看社会经济改变与价值观改变的关系，并与海外汉学对话，回应了中国有无“福利国家”传统之问，为明清社会描绘出一幅活泼的历史场景，丰富了世人对中国传统社会的认知。

本书利用台北和北京所藏汉文与满文档案，采用内外朝的分析框架，深入细致地研究了清中期的军机处。本书认为，军需处—军机房—军机处三阶段说不成立。军机处有一逐步建立的过程，雍正时期的内廷机构是小规模、分立的，直到乾隆二年，才有了统一的、后来拥有广泛权力的军机处。非正式性的军机处拥有法外活力，加之保密性、满汉混合、人员兼职、频繁战事、皇帝热衷巡幸、大臣们的野心等因素，使它能在行政、通信等诸多领域迅速扩张。结果是：内廷有从君主统治到大臣管理的转型；君主的统治已离不开军机处，君主专制统治让位给了君主与大臣的合作；在决策上，大臣有可能限制君主的独断。嘉庆朝的军机处改革，是在军机处的主导下进行的，并未触动军机处的地位。军机处对清朝的统治影响深远。

《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波动》以各种奏折、随笔、地方志、账簿、贸易关系统计资料以及整理出的数值资料等为基础，论述了清朝经济环境的长期性变化；就不同的经济情况，对当时的经济环境、人们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思想进行了综合考察，通过物价与经济格局之间的波动，论证了不同时期人们选择不同经济观的历史必然性，在对物价的分析中以冀接近当时的经济模型。此外，有关小农经济的构造及市场的性质问题，书中也展开了讨论。从不可逆的发展阶段论的视角来探讨构成清人经济行为背景外部情况的变化形成《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波动》的一大特色。
《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波动》是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满洲（今称满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资格老的民族之一。 十六世纪初期，在建州女真基础上，吸纳女真诸部、蒙古、朝鲜、尼堪（汉人）等部分民族，形成了新的满洲民族共同体。《八旗满洲氏族通谱》系满洲本部族组织、文化、心理认同的一部“钦定”法典，彰显了满洲“乃国家根本”，为“首崇满洲”提供了依据。 满洲贵族既坚持本民族的特质，对新成员实行“满洲化”；同时推行“汉文化”化，接续中华文明统绪，实现了本部族的双重构建。文化战略的大调整，是清朝得以维系两个半世纪多统治的关键所在。

《满洲实录》成书于天聪年间，是清代记述满族崛起和努尔哈齐时期史事的重要官修史书。现存《满洲实录》满、汉、蒙三体文本中，满、汉文的内容并不完全对应，说明汉文本不是满文的直接译写，学界普遍认为满文《满洲实录》的史料价值更高。本次译编出版，是在对满文部分进行重译的基础上，将满文（转写方式）、原存汉文、新译汉文对照排印，以便于学界更好地了解三者之间的异同，充分发掘和利用《满洲实录》的史料价值。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89年12月出版。12万字。原连载于《满族研究》杂志。
此书有作者自序、正文、结束语、附录。作者在序中提到，他不仅要写出满族的思想和性格，还要写出数十年来观察到的满族与其他民族的相互影响。
此书重点描述了京西外三营和旧时京兆所属各县园寝情况，时间重点放在二三十年代，但有时上溯到清代中叶，下限到解放前夕。
正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为营房中的满族。主要内容为营房中满族的性格和思想，重内亲、档子房、练武、饮食、营房中的发式、头饰和服装，营房中的房屋、语言、宗教信仰，营房内外的民族关系，营房中妇女的社会地位，营房中的读书和说书，营房满族破败的过程等，这一部分内容就成了北京郊区满族的主体部分。作者讲述的小故事，由于是亲身经历过的故事，所以有声有色，在叙述的时候又旁征博引，使他讲述的故事与要说明的道理浑然一体，读起来很有味道。如“重内亲”中，作者讲他在八九岁时到营房走亲戚，在外祖父家里首先来看他们的是外祖母这边的亲戚，随后才是外祖父这边的亲戚。而且外祖母这边的亲戚特别热情，主动请吃饭，主动讲那些营房里的故事，他所看到和接触的也都是姨姥姥、姨及其儿女们，姑舅这边反而很少。
“营房中的语言”一节，作者列出了外三营语汇一览表，这是作者搜集选择后列出的。作者认为外三营受外界干扰少，所以保存的满语成份也就多，而且外三营所使用的语言，有一部分是乾隆年间使用的，这些用法在乾隆年成书的《红楼梦》中还能见到，作者的这些看法可以给语言研究者以很多启示。
另外，“营房内外的民族关系”中所写内容也相当丰富，在民族间的通婚方面（指八旗内部）已很普遍。作者介绍了他外祖家四代人的婚姻情况，在他们当中有蒙古血统，又有满洲和汉人（汉军）血统，营房中的“民族关系”是极融洽的。“营房里妇女的社会地位”写得也很深刻有趣。营房里的妇女在20年代以前地位比较高，她们刚强而又有自主性，她们甚至喜欢着男装，而且还“拜把子”，称呼也成了大爷、二爷……作者的母亲就与人拜过把子，这种风气，如果作者不说，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了。
“悲剧的一瞥”和“破败过程”写出了营房满族悲惨生活的境况及原因，这段历史的细节也是鲜为人知的。民国初年，旗人开始败落，作者以亲身经历写了他自己家与外三营满人的遭遇。作者描写他上初中时去外三营拜年，到了那里看到的却是一番凄凉景象，营房变成了村子，家家都有外出谋事当兵的，有的进了监狱、有的拉车、做小买卖，饭不果腹，衣不暖身，能卖的都卖了，营房满族悲惨到了极点。作者的这段记述，为今天了解满族当时的境遇，提供了一份生动具体的档案。
第二部分写“散居的满族”。主要写了散居满族的思想、感情，与周围住户的关系，居满族的生计和他们的手工艺，散居满族的悲哀。
第三部分写“园寝附近的满族”。在这部分里，作者写了最不为人所注意的守园寝的那部分满人。这部分人原是内务府包衣佐领的汉军，他们已经很早就满洲化了。作者介绍了这部分满族的生活、经历、地位，与主人家的关系。作者讲述了许多当年这些满人有意思的生活故事，读起来津津有味。在这部分中还对他们的满洲名字进行了分析，使人们了解到当年他们的思想和爱好。
总之，这部著作，是一部笔法新颖、见解独到、资料丰富、至今已很难见到的书了，它的出版对深入研究满族开辟了新的途径。

《中国乡村：论十九世纪的帝国控制》是萧公权先生多年心血研究的结晶，专门研究19世纪时期清王朝统治中国乡村的政治体系，特色在于从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探讨清王朝对乡村政治统治体系的设置、理论和实际运作情况。全书共分为三大部分十一章。
第一部分专门探讨乡村地区的行政划分和基层组织划分，即研究村庄、市集、城镇的划分，保甲和里甲如何成立。
第二部分专门研究清王朝是如何设置乡村的统治体系，分别探讨了警察性的保甲制度、税收性的里甲制度、饥荒控制性的粮仓体系和思想统治体系的设置情况。
第三部分探讨了乡村政治统治体系的运作效果，分析了家族与这个统治体系的关系，以及乡村对它的行为反映。
本书已成为研究中国传统帝国对地方控制的经典著作。

北京大学知名学者尚小明做序推荐
充分挖掘日记、书信，揭示科举改制中鲜为人知的内幕，
如朝廷高层各方态度与争论的历史真相
作为清朝最后的精英，如谭延闿、沈钧儒、王揖唐等，
这一进士群体的浮沉进退和政治命运究竟如何？
晚清的中国连遭挫败，被迫走上变成法、施新政的道路，科举制度首当其冲。本书即旨在探讨清末新政开始后，科举改制下的癸卯、甲辰两科会试，及其造就的中国历史上最后的进士群体在清末民初的出处进退与最终命运。
作者呈现了清季科举改制相对完整的实际运行图景并反思其利弊得失，有助于更深入理解这一重大的制度变革。同时，以一个人数众多但范围固定的进士精英群体为对象，探讨后科举时代士人群体的转型和命运问题，既希望分析把握群体的整体特征和趋向，也观照其内部的分层、差异和复杂性，并将停废科举、清末新政、辛亥鼎革、民初政局一并纳入观察，弥补了既往研究更偏重个体和乡村士子的薄弱之处，拓展和推进了清末民初政治、社会文化转型的研究。

盛宣怀，清末官员，洋务派代表人物。《盛宣怀与日本：晚清中日关系之多面相》属于文献编著，由《盛宣怀传》、《东京友人来函》解读、《愚斋东游日记》标点和注释等三大部分构成。通过盛宣怀和日本友人的来往信件和其在日期间的日记，记录了盛氏自光绪戊申八月初七日东渡，至十一月初二日返抵上海，八十余日间遍访横滨、东京、镰仓、京都、神户、须磨、长崎、大阪、尼崎、鹰取、大牟田、马关，拜客见客五百余人，详细考察各项实业的具体情况，是那一时期中日两国关系演变进程之重要见证。

From about 1600 to 1800, the Qing empire of China expanded to unprecedented size. Through astute diplomacy, economic investment, and a series of ambitious military campaigns into the heart of Central Eurasia, the Manchu rulers defeated the Zunghar Mongols, and brought all of modern Xinjiang and Mongolia under their control, while gaining dominant influence in Tibet. The China we know is a product of these vast conquests.<br /><br /><br /><br />Peter C. Perdue chronicles this little-known story of China's expansion into the northwestern frontier. Unlike previous Chinese dynasties, the Qing achieved lasting domination over the eastern half of the Eurasian continent. Rulers used forcible repression when faced with resistance, but also aimed to win over subject peoples by peaceful means. They invested heavily in the economic and administr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frontier, promoted trade networks, and adapted ceremonies to the distinct regional cultures.<br /><br /><br /><br />Perdue thus illuminates how China came to rule Central Eurasia and how it justifies that control, what holds the Chinese nation together, and how its relations with the Islamic world and Mongolia developed. He offers valuable comparisons to other colonial empires and discusses the legacy left by China's frontier expansion. The Beijing government today faces unrest on its frontiers from peoples who reject its autocratic rule. At the same time, China has launched an ambitious development program in its interior that in many ways echoes the old Qing policies.<br /><br /><br /><br />China Marches West is a tour de force that will fundamentally alter the way we understand Central Eurasia.

In a brisk revisionist history, William Rowe challenges the standard narrative of Qing China as a decadent, inward-looking state that failed to keep pace with the modern West.
The Great Qing was the second major Chinese empire ruled by foreigners. Three strong Manchu emperors worked diligently to secure an alliance with the conquered Ming gentry, though many of their social edicts—especially the requirement that ethnic Han men wear queues—were fiercely resisted. As advocates of a “universal” empire, Qing rulers also achieved an enormous expansion of the Chinese realm over the course of three centuries, including the conquest and incorporation of Turkic and Tibetan peoples in the west, vast migration into the southwest, and the colonization of Taiwan.
Despite this geographic range and the accompanying social and economic complexity, the Qing ideal of “small government” worked well when outside threats were minimal. But the nineteenth-century Opium Wars forced China to become a player in a predatory international contest involving Western powers, while the devastating uprisings of the Taiping and Boxer rebellions signaled an urgent need for internal reform. Comprehensive state-mandated changes during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were not enough to hold back the nationalist tide of 1911, but they provided a new foundation for the Republican and Communist states that would follow.
This original, thought-provoking history of China’s last empire is a must-read for understanding the challenges facing China today.

清朝，是中國最後一個帝國，也是傳統中國轉向現代中國的轉捩點，
更是現代中國形成的關鍵時期。
大清帝國如何崛起，開創康雍乾盛世？
又如何經歷西方強權叩關，走向衰亡？
這段波瀾壯闊、風雲變色的歷史，在本書有最精采的描繪與解析。
本書作者羅威廉是《劍橋大學中國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系列作者群之一，是當今西方研究清史的權威學者。《中國最後的帝國：大清王朝》是繼魏斐德《大清帝國的衰亡》、史景遷《追尋現代中國：最後的王朝》之後，西方史學界極具代表性的清史研究專書，更為近半世紀西方清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本書是美國哈佛大學出版社《帝制中國史》（History of Imperial China）系列中的最後一冊，全書綜合近數十年來美國清史學界的新研究成果，呈現包括社會史研究、內亞轉向和歐亞轉向等三個重要的新取向。作者羅威廉教授從這些觀點出發，把大清帝國的歷史放入前後更長時段的中國史脈絡，以及更廣闊空間的全球性觀點中。書中以主題為主、時序為輔的方式安排章節，深入淺出地探討清代各時期的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等各重要主題，分析與敘述兼長且極具可讀性。雖然本書原為針對美國讀者撰寫，然而對於想一窺歐美清史學界近數十年發展概要的臺灣讀者而言，仍是極佳的入門之作。
羅威廉在本書中運用西方的「帝國」概念恰如其分地詮釋清朝的歷史位置：清朝將蒙古、女真、西藏及其他非漢民族，成功地整合為一種新型態、超越性的政治體，類似近代早期歐亞大陸型態之多民族普世帝國，是民族主義浮現檯面前的政治形式。
名家推薦
羅威廉教授是馳名國際的清史專家，他這本《中國最後的帝國：大清王朝》，成功地綜合了國際及中國清史學界過去數十年的成果，具有典範性的價值。此書拋棄了清朝無能保守及中國近代史起於西力入侵的傳統觀點，將清朝視為一個克服種種挑戰、成就斐然而必須完整視之的重要斷代，以深入展現中國近代歷史自身演變的特質。作者同時融合了新清史、社會史、內亞史、東亞史以及比較世界歷史的眼光，對於清代歷史各重要階段的起源、發展及特性，做出了完整而深刻的詮釋。是以本書堪稱這數十年來海外清史研究最重要的通論性作品，為研究清史及中國近現史者所必讀。
－－吳展良，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作者羅威廉在本書〈導言〉中說：歷史學家們現在對大清帝國的理解，與四、五十年前我們所曾經理解的大不一樣了。感謝作者羅威廉，本書夾敘夾議式的宏大敘事，不僅讓我們看到了半個世紀以來西方最富有活力的清史領域產出的豐碩成果，並且通過此一對比，領會五十年來人們對大清帝國的理解確實已經「大不一樣」。這一點也提醒華語史學界應更加重視西方同行研究清史過程中基本概念的重構（basic reconceptualization）和相關理論支架的可驗證性（testability of the related theoretical underpinnings）。
－－張廣達，中央研究院院士、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講座教授
羅威廉在這本精湛傑出的研究著作中，將最新的清史研究推介給一般讀者。《中國最後的帝國》為作者畢生研讀清史此領域之最新力作，對於我們瞭解中國史，這是一本治學嚴謹、值得信賴的重要之作。
－－蓋博堅（R. Kent Guy），華盛頓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這是一本來自美國史學界的中國史嶄新論述。自1644年由非漢族的滿洲人征服明朝那一刻開始，傳統中國逐漸變得不太一樣。這意謂著過去以費正清為首的哈佛學派，其強調中國朝代更迭、道統延續的概念必須被摒棄……簡而言之，一如作者羅威廉教授在此書中所陳述，「內向封閉的天朝帝國」雖然業已消失，更有趣的卻在我們面前上演著。
－－Jonathan Mirsky ，《泰晤士報文學評論》（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書評
一本針對中國史這段重要時代的最佳研究。
－－K. E. Stapleton，《Choice》書評

本书为历史学研究著作，以日俄战争时期中日两国政府间的外交交涉为研究对象。日俄战争时期的中日关系在近代中日关系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本书按照历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借助中日文资料，对这一时期中日两国交涉的历史事实进行介绍、分析，剖析其背景、根源和影响，力求将这一时期的中日交涉全貌完整、真实地展现给读者。全书共分五章，主要内容涉及俄国占领东北时期的中日交涉、日俄战争爆发后中国中立政策的出台及中国对日本秘密援助、日本在战争中对中国主权、权益的侵犯与掠夺、中日两国对待战争的看法及为战争善后所作的准备、中日围绕东三省善后事宜的北京谈判等。

清世宗雍正（1678—1735）是满清入关后的第三位君主，庙号世宗，年号雍正，人们一般习惯称其为雍正皇帝。他四十五岁时登基，在位仅有十三年（1723—1735）。雍正可以说是清代历史上争议最多的一位皇帝，在清代官方档案中的雍正与民间传说中的雍正南辕北辙，评价两极。他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皇帝？传说与历史记载中究竟有几分事实的真相？
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经过一年多的筹备，《雍正：清世宗文物大展》于2009年10月7日隆重开幕。此次展览还首次向北京故宫博物院借展了三十七件有关雍正的文物，也是北京故宫与台北故宫第一次联合举办文物展览，其历史意义非同一般，所以广为世人瞩目。
本次《雍正：清世宗文物大展》分为两大部分：一、雍正皇帝的一生。此部分又分为八个专题，它包括雍正与皇父、皇子和君臣之间的关系、治理天下、宫廷生活、宗教信仰和传位宾天。二、雍正朝的文化与艺术。又分为十六个专题，它包括皇家出版、文化和教化宣传、皇家用器、宫廷艺术、宫廷书画、雍正及其词臣的书画、宫廷供奉画家和西洋传教士画家与影响等。此次共展览文物246件（组），它们包括有：档案、史籍、地图、肖像、绘画、书法、印章、砚台、瓷器、漆器、玛瑙、玻璃、珐琅器等。此次展览有别于过去以工艺美术为主要内容的展览，而是以雍正作为一个“人”为重心的研究性和具有开拓性的展览。
在本次文物大展的第一部分中，展出了许多雍正硃批谕旨。雍正在有些奏折上一批再批，有些文字甚至超过了奏折上的文字。雍正在位十三年他亲笔批写的奏折竟达数十万字，这在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皇帝中也可堪称仅此一人。其中有一件批河南巡抚田文镜的奏折上，雍正写道：‘朕就是这样汉子！就是这样秉性！就是这样皇帝！尔等大臣若不负朕，朕再不负尔等也。勉之。”他在批陕西凉州总兵官朱可进的奏折上写道：“知道了。用心做好官，操守要紧，不要仗着功劳，放纵如隆科多也，如年羹尧一般，贪诈负朕，负朕深恩，揽权柄，作威福，不堪的人。（下略）”雍正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恩威并施。此次展出的雍正硃批谕旨是研究雍正朝历史的重要史料，也是首次公开展出。这些大量的硃批谕旨文字，正如后来《雍正遗诏》中所说的那样：“不容一息有间，是以宵肝焦劳，无日不兢兢业业也。”
在第二部分《雍正朝的文化与艺术》中，是一般观众最有兴趣观看的内容。其中雍正朝的各色官窑瓷器，真精美绝伦。在展出的九十四件雍正款的器物中，分为皇权象征、吉祥如意、文人雅趣、仿古创新和东西洋异趣五个单元。雍正对器物的品味是要“雅”、“薄”、“秀”，而“文雅”是他的第一要求。据《活计档》记载，雍正曾明确要求工艺上必须按照他的谕旨进行制作，精益求精，几近苛刻。所以雍正朝的瓷器或其他宫廷用品，在工艺和品位上确实超过了康熙朝，连乾隆朝也望尘莫及。雍正非常喜欢珐琅彩的瓷器和器皿，红地或黄地瓷胎画珐琅，绚烂而不俗艳。在工艺上明显受西方工艺的影响，但形式则是非常的传统古雅。此次大展中印象极深的几件珐琅彩画瓷器有：柳燕纹碗、喜报双安把壶、红地白梅花碗、黄地芝兰图盘、红地花卉杯等。
雍正朝的单色釉瓷器有仿古创新的之美。比如仿汝釉弦纹瓶、仿龙泉窑凤尾尊、仿哥窑螭耳折方瓶、仿宣德洒蓝釉盆托、天蓝釉长颈瓶、仿哥窑贯耳瓶、仿均窑莲花式盆托、花盆、炉均釉海棠式洗、仿哥窑釉古铜纹方尊等，真令人睹物而思雍正其人。另外还有许多制作精美，构思独具的铜胎珐琅器物，过目难忘，叹为观止。一个“宵肝焦劳”的“工作狂”皇帝，怎么会有如此独特的“匠心”？真匪夷所思。
雍正工书法，自皇子时期就遍临历代法帖，并深得康熙赞赏。他在用笔结构上，神似康熙书风。结字高长紧密，用笔流利劲健。但雍正书迹传世不多，此次展出扇面和诗轴各一件。在词臣书家中，此次有戴临、张廷玉、张照、王澍等人书法多件。在词臣绘画作品中，有蒋廷锡、高其佩、唐岱、邹一桂、允禧等人的作品。雍正朝时一批西洋传教士画家开始进入宫廷服务，此次郎世宁有五件(组)作品展出，其中《百骏图》，高94.5公分，长达776.2公分，绢本设色，堪称稀世名作。雍正非常喜欢工整写实的绘画作品，所以以郎世宁为代表的西洋绘画在雍正朝才有可能真正的确立了它的艺术地位，并且得到了朝野上下绝大多数人士的肯定，这也就并不使人感觉意外了。
《雍正：清世宗文物大展》的第一部分是展现雍正的政治生涯，而第二部分是体现雍正对生活品味的追求。这两个部分都是雍正一生的重要内容，而且两者不可分割。至于雍正的历史功过还是让历史学家们去评判吧，作为一个爱好古代艺术的鉴赏者来说，雍正的确是一个有相当品位的和近五百年来少有的“艺术皇帝”。一个坐拥天下，日理万机的皇帝对生活品味的全方位追求，或许也是他在戮力朝政后的一种心理调剂和精神寄托吧？

《从大清到民国》所关注的主题，并不是“中国民族理论政策要往何处去”，而是“中国民族理论政策是由何处来”。本书探讨了清朝到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的民族政策，并论述了其和新中国民族政策的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