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套装上中下册)》准备工作，开始于80年代后期。1992年被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批准列为“八五”哲学社会科学国家重点研究项目。整个编写工作都始终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和经济研究所两级领导的指导、关怀和支持。对此全体编写人员受到极大的鼓舞，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套装上中下册)》在搜集资料过程中，除了利用中国一、二两历史档案馆和上海档案馆的档案资料外，还利用了香港大学图书馆的馆藏资料。在此谨向当时积极支持和协助此项工作之经济研究所董辅初所长、香港大学王赓武校长和京港学术交流中心各位负责先生表示衷心感谢。
《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套装上中下册)》的撰写，除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同仁承担以外，还得到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沈祖炜、杜恂诚两位研究员和苏州大学历史系王翔教授的积极参加，使《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套装上中下册)》的撰写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在此谨对上海经济研究所和苏州大学领导给予的支持，表示衷心感谢。

中国文化本有文史传统，而自史学群起借法于社会科学之后，这种传统已日趋而日益凋零。我与陆胤至今没有见过一面，读其文字而受到打动的，是他出自文学专业而沉潜于晚清史事，并在后生一辈里少见地能够进入古人的精神世界。在熟视史学为社会科学所困之后，保留在陆胤笔下的文史传统能给人以一种亲切感。（杨国强）
以往学界讨论学术转型，多偏向于“在野”的知识精英，近年亦开始留意朝廷的举措。本书专力考察张之洞及其周边的学人群体，不但得以揭示晚清督抚对士林社会的实在影响，更因督抚地位的上下勾连，使得其所描画的近代中国学术文化转型图景更为完整。（夏晓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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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晚清“内轻外重”局面的形成，督抚集团依托固有学术传统与行政资源，在学风引导、学制厘定、机构建设、舆论控制等方面作用显著。清季张之洞任督抚时期，凭借自身的“清流”背景与学术威望，在其周边形成了以“清流”士人为核心的学人圈子。他们未必具备趋新学者的超前意识或专业精神，却善于将外来新经验制度化、常识化、普及化，使其更易为士林社会及政教体制接纳。
本书强调张之洞作为政治庇护人、学术赞助者和交游组织者的角色，进而讨论这种“政教合一、官师不分”的自我认同，如何作用于学术组织与学制规划。正是通过以张之洞为中心的学人交游，同光之际“清流”的学术传统才得以在清末十多年中持续发挥作用；“清流”士大夫执着的义理、学理，才有可能充实到以器物为主的早期近代化进程之中，成为康、梁等趋新人士意见的先声。
利用诗文集等常见史料与张之洞档案等未刊资料互证，本书以人物的交游群体为考察单位，期待能将近年日益倚重社会科学的学术文化史研究还原到人物本身，提倡一种带有人物面目、人文感觉、人情况味的学术史。

2015年9月，“国际满学青年学者论坛”成功举办。本次会议具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国际性，二是以青年为主体，并与前辈学者展开积极对话，三是参会学者对挖掘利用满文档案等新史料的高度共识。由刘小萌主编的《国际青年学者满学研究论集(2015)》精选该次会议论文25篇，结集出版。
本书收录了《论清代吉林义学》《域外收藏满文天主教文献三种》《清初蒙古多罗特部的政治变迁》《清末民初呼伦贝尔治边政策的转型》《论满洲瓜尔佳氏索尔果家族之旗分》等文章。

「滿洲政治文化」意指清朝的滿洲統治特色，尤其是討論滿洲政權身處於少數統治的政治現實之下，所表現出的特殊行動風格。本書的主題，在於以蒙古因素為核心，著重討論滿洲政治文化裡的蒙古因素。論述清朝的北亞民族文化背景，始終是清朝的重要特徵，也由於滿洲政權持續不斷地從蒙古學習、引進各種經驗與資源，不但豐富了滿洲的特色，也把蒙古併入清朝，此種特徵深刻地表現在蒙古史學、宮廷音樂、滿文佛經、滿文字書的政治文化功能等等面向。

蒙古草原南部，历史上就是游牧文化与农业文化交汇的地带。在清代，两种文化经过历史的碰撞与交融，最终使该地区成为农业区和半农半牧区，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历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从游牧走向定居：清代内蒙古东部农村社会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试图通过对内蒙古东部这一历史过程的研究，展现这一时期的社会历史风貌，揭示其特点，并力求做出合理的解释。

咸丰帝当政的年代，1850-1861，正是中国历史的重要转折年代。
太平天国兴起，捻军、天地会的反叛遍及南北，湘军由此而起，厘金随之而生。
英国与法国组织联军，再次入侵中国，俄国趁火打劫，美国充当帮凶，新的条约——签订中国后来的许多变局，实肇始于斯。
历史关键时刻的关键人物咸丰帝，竭尽心思，却无力回天，自叹且自弃。
本书展开了那段历史岁月，引领读者阅读其中的种种情事，曲折幽深。作者描写了历史群像：杜受田、曾国藩、叶名琛、肃顺、恭亲王、那拉氏（慈禧），决定国运的重要任务，栩栩如生。一部传记，一段历史，一种人生与家国的思绪。

清朝における文書制度の歴史的な展開と「史書」の編纂について検討し、１９世紀以降の「辺疆」に関する清朝文書資料とそれから理解される当時の状況を考察。さらに満洲語による文書を含めた清朝文書資料の「多様性」を論じる。

明清时，中国没有发生欧美“工业革命”那种以机器大规模生产的经济变化，清末以前也并未出现“民主宪政”之类的法律与政治改革运动，但是仍然出现许多有意义的社会变迁。本书有系统地描述并论证明清中国经济与法律的发展历程及其历史意义，点出探究明清经济史的重要意义，提出明清中国也有商业法律的主张。
本书为使读者能容易理解当时中国经济与法律互动的复杂性，先介绍十六至十九世纪之间的中国经济变动趋势，以下各章展开对明清中国商业法律的说明与分析。作者将研究视角做了较大范围的扩充，不仅讨论处理市场交易、商事纠纷与商业契约的法律规范本身，也分析当时中国用以运作商业法律的制度变迁，更进一步将“非西方”地区的历史完整地纳入，以说明一些重要的经济与法律变迁究竟是如何逐渐由明清中国部分地区往外扩散至全国，进而改写了既有的近代世界经济史。

《杜家骥讲清代制度》主要讲清代制度，不以鸦片战争为分期局限，由清初至宣统年间的制度一并讲述。开课时，因听讲者有一部分是明史及中国古代史其他专业的研究生、本科生，所以适当加进了明代制度的内容，且有些内容又联系整个中国古代，曾以“明清制度”为课程名称，但考虑到这部分内容与主体的清代内容不成比例，因而此次出版将课程名称改为“清代制度”，至于书名，是出版社为这套丛书统一规划的名称。

除了对歇家本身研究外，本研究还透过歇家这个中介组织来看明清社会运动，考察与之相关的制度变革细节，以及这些细节引起的社会结构变动。“歇家”介入了明清社会的各个领域，曾是乡民与政府对话的桥梁，是政府管理社会最为倚重的力量，因此通过考察“歇家”职能的延伸和变革，能够从细节方面把握明清时期上层制度变革与下层社会组织结构变迁的关系及其过程，因此研究歇家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

《宗方小太郎日记（未刊稿）》据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藏宗方小太郎文书中的全部日记手稿翻译而成，原稿为日文。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藏宗方小太郎文书，系日本近代大间谍“中国通”宗方小太郎遗留在中国的手稿及其他相关文书，内容包括日记、海军报告、诗稿、杂著、书信、藏书、传记资料、照片等，总页数超过一万页。这批文书于1957年被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获得，其中宗方小太郎的日记部头最大、最具价值。
宗方小太郎的日记记载了其在中国三四十年的活动经历，包括与清末民初中国重要人物的交往及其评述，当时中国社会吏治腐败、民不聊生的细节描述，始于1887年1月3日，止于1923年1月15日。其间正值中国处于历史大动荡的岁月，先后发生了中日甲午战争、戊戌维新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以及袁世凯称帝等事件，日记内容涉及这些事件与日本利益息息相关的经济、政治、军事等情报，尤其是政治和军事情报，内容纷繁细密，其间还夹带着宗方小太郎自己的“出谋划策”，如在中日《马关条约》谈判期间，他竭力建议日本政府要求中国政府巨额赔款、割让台湾给日本，并拟出具体压制中国政府的措施，为此他本人还破格受到日本天皇的接见。日记中的这些史料的披露，不仅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恶新证据，也为史学界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新材料。

本书一方面从社会史的角度，以地方社会应对湖南卷入全国米粮市场的社会经济行动，展演地方民众合力导航历史发展方向的生动场景，回应清代全国米粮市场形成的问题；另一方面，从经济史的角度，以中国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节奏、进程及其与其他地区的紧密联动，回应中国与西欧近代经济发展“大分流”的问题。

本书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转换视角，以“康党”为切入点，借助大量翔实的资料，如维新运动重要参与者的文集、全集、日记等资料，当时的报刊如《知新报》《清议报》《湘报》《中外日报》《新闻报》《国闻报》等，系统梳理了戊戌时期学术、政治纷争的流变、内涵及其后果，脱出了以往以“新旧”二元对立解读戊戌纷争的窠臼，较为全面立体地揭示戊戌政治与学术纷争的多元面相和真实内涵。

鲜王朝实录是朝鲜李朝王朝的历代实录，记载了由初代太祖到哲宗的25代国王、472年(1392年-1863年)间历史事实的编年体汉文记录，共1893卷。
李朝前期，实录正本存放于汉城春秋馆，副本存放于忠州、星州、全州的史库。壬辰倭乱中，除全州本之外，实录正本和其余副本全部被毁，后于宣祖三十六年依据全州本重新编修，印刷五部，分别存于春秋馆、摩尼山史库、太白山史库、妙香山史库、五台山史库。妙香山本后移藏于赤裳山，摩尼山本后移藏于鼎足山。1905年，春秋馆本移存于奎章阁。
1910年日韩合邦后，奎章阁图书由日本朝鲜总督府收集。1911年太白山本和鼎足山本也移交朝鲜总督府，赤裳山本收藏于藏书阁，五台山本被“赠送”给东京帝国大学，在1923年关东大地震中被烧毁。1930年朝鲜总督府将太白山本和鼎足山本送给京都帝国大学，日本投降后移交韩国，存放于首尔大学。朝鲜战争期间，鼎足山本被朝鲜人民军缴获，移至北方，现存于金日成综合大学，太白山本则被韩国政府转移至釜山，至今仍存于韩国政府记录保存所釜山支所。
朝鲜王朝实录包括太祖、定宗、太宗直至哲宗的23部实录，以及燕山君和光海君的两部日记（体裁与实录相同）。日本朝鲜总督府曾编纂了《高宗实录》和《纯宗实录》，记载高宗和纯宗实录来记载高宗和纯宗两代所发生的事，但不为韩国及朝鲜的历史学家所承认。在大韩民国不包含这些最后二朝的实录。
《朝鲜王朝实录》因为收录了关于李氏朝鲜时代政治、外交、军事、经济方面的庞大史料，被认为是研究朝鲜史的基本史料。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它登记为世界记忆（Memory of the World）项目。朝鲜王朝实录中也包含不少有关中国历史和日本历史的史料，中国历史家吴晗曾经编纂《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一书。

《明清时期辽宁冀东地区历史地理研究－－以燕行录资料为中心》以《燕行录》为核心资料，以明清地方志和现代气象、水文资料为补充，对明清时期辽宁、冀东地区尝试进行包括地名、聚落、历史气候、环境变化、地理意象等方面的历史地理研究。
《燕行录》中有丰富的历史、地理、天文等各方面的资料。明清时期出使中国的朝鲜使者们大量地记载了其往返所经之地的山川风貌、地理形势、驿道里程等情况。加上这一文献具有史料记载的连续性，如果按整个明清时期的时间顺序来进行解读，可以从中了解地名、聚落、地理景观的变化过程。
朝鲜人从不同角度观察明清时期的一景一物，记载了许多中国文献缺载的史料，因此将《燕行录》与方志等中国文献进行比较分析，是探讨“他者”眼中的中国、“从周边看中国”的新的路径。

《满洲实录》形成于乾隆年间。它描述了女真人(满族的前身)的圣地长白山，以仙女吞朱果而孕的故事开始，以爱新觉罗家族的历史为主线，用神话突出了君权神授的思想对满族的历史加以记述。书中叙述了孟特穆、福满、觉昌安、塔克世、弩尔哈齐等人的传奇故事，详细介绍了女真族诸部世系及各部之间的纷争，特别是对弩尔哈齐以父祖的十三副遗甲起兵，对女真各部进行兼并，与蒙古各部的征战、遣使交往与和亲，建立后金汗国，以“七大恨”为由向明朝宣战，先后攻克辽东诸城，建都辽阳，迁都沈阳，奠定基业等有较为全面的记载。《满洲实录》记载的史实至后金天命十一年(1626)清太祖弩尔哈齐崩逝止，是研究满族崛起及清朝开国历史十分珍贵的史料。
乾隆帝于三体文《满洲实录》末题《敬题重绘太祖实录战图八韵》诗一首，在自注中说明了重新绘写的缘起：“实录八册，乃国家盛京时旧本，敬贮乾清宫，恐子孙不能尽见，因命依式重绘，以一本贮上书房，一本恭送盛京尊藏，传之奕世，以示我大清亿万年子孙毋忘开创之艰难也。”
辽宁省档案馆保存有两个版本的《满洲实录》。一个是满、汉、蒙三体文合璧附插图本，一个是满、汉两体文合璧无插图但有插图目录本。
三体文《满洲实录》为乾隆四十四年(1779)奉旨重新绘写的，计两函八册。此本每页分上、中、下三栏，上栏书满文，中栏书汉文，下栏书蒙文，三种文字精工手写，全书附图82组，墨笔绘画，每册黄绫敷面，装帧华美，版本独特，令人称奇。有清一代，《满洲实录》秘藏深宫，不为外人所见。清亡后，三体文《满洲实录》以各种形式多次印刷出版，世人对其面貌颇为了解。
此次出版的是两体文《满洲实录》，书中没有记载绘写的年代，且史籍中亦不见记录。这个版本从开本的大小、形式、字体等方面来看，与三体文《满洲实录》并无二致，应该是与三体文《满洲实录》同时形成的。
两体文《满洲实录》特征如下：
一、此版本《满洲实录》同满汉蒙三体文《满洲实录》在册数、开本、装帧、纸质、新旧程度、字体等方面完全一致，为原本的照写本，保存了原本的面貌。
二、此版本无插图，但附有插图目录。未附插图而又有插图目录，这说明底本是有插图的。
三、此版本每个页面均分成上下两格，上格书写满文，下格书写汉文。因满、汉文的文字形式不同，故满文部分所占页面多于汉文部分所占页面。与三体文《满洲实录》相比，在形式上略显随意。
四、此版本满文字体和满、汉、蒙三体文合璧附插图本的满文字体如出一辙，均属乾隆时期档案文献的典型字体。在满文中个别字仍保留某些老满文的写法，这是因为底本上的满文字体原来就是如此，底本成书时正是老满文向新满文过渡时期，底本上满文字体有老满文残迹乃属合理现象。
两体文《满洲实录》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一、两个版本的内容几乎完全一致，只是在一些语句上用字略有不同，两体文本《满洲实录》显得更为原始，其史料价值相同。
二、两体文《满洲实录》中的满文，有一些字的写法保留着老满文的形式，在一些字句上保存着较为明显的口语特征，为研究满族的语言文字提供依据。
三、与三体文《满洲实录》不同之处是，在用于避讳的黄签下写有名字，为研究清前期人物提供了准确的证据。
鉴于两体文《满洲实录》的重要价值，辽宁省档案馆将珍藏的两体文《满洲实录》影印出版，以满足有关机构和读者了解、研究历史的需要。

    本本书共收入马先生民族史研究著作3种：《彝族古代史》《南诏国内的部族组成与奴隶制度》《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彝族古代史》论述了至鸦片战争以前，彝族社会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逐步过渡到封建社会的发展历史。《南诏国内的部族组成和奴隶制度》主要论述了公元8世纪形成的南诏国内的主要民族构成及其社会制度。《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是1956-1957年间，在以马长寿先生为主的西北大学师生所作的社会调查的基础上由马长寿先生整理的清代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的历史调查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