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江南史丛稿》收录了作者治明清江南史三十余年的研究成果。文章按类型分为四部分：“专论”数篇论文是明清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的奠基之作；“散论”以个案为主，谈江南的官、绅、民，情理皆佳；“讲谈”“序跋”两部分侧重方法论和治史心得，保留了讲谈的原味和对人对书的点评臧否。附录 为作者所撰回忆录的一部分，读者由此可以了解作者早年的成长历程。

如果读者真有点兴致读我所写的这些东西，一定不要把它看作真正的学术著作。它们最多也只是一个过来人用笔倾诉过往的“经历”，对“经历”的随机即兴体验。背景是“大历史”，人人都参与其间的“大历史”。如遇知我者，读出我在这种“大历史”中所思所惑，罪我非我都无碍，博我会心一笑，则万幸万幸矣。

——王家范

這部論文集收集作者數十年來所發表的有關清代經濟史論文及書評四十餘篇。討論內容大致集中於四方面：一為人口大量膨脹中的糧食供需問題，一為傳統經濟在不斷商業化過程中貨幣金融制度的演變，一為長時期物價（尤其糧價）變遷的原因及其影響，一為政府部門在經濟中所扮演的角色，及財政賦稅結構的轉變。

随着时移世易，卫拉特蒙古在近代逐渐被边缘化，其声名不再显赫，事迹不为人所熟知，但他们的后人仍生活在今天中国、俄罗斯和蒙古国境内，延续着他们千百年来所独有的文化与习俗。
班布日、孛儿只斤·苏和著的《卫拉特三大汗国及其后人》将系统地介绍卫拉特蒙古的历史，以及对后世影响巨大的三大部落——和硕特、准噶尔、土尔扈特的源流，以飨读者。由于杜尔伯特部现居住于蒙古国境内，因此未纳入本书内容之中。

本书内容有社会剧变与佛教转型；佛教教会社团的组建；佛教教会社团的组建；佛教文教事业的开拓等。

“历史”本是一个涵盖时间、空间、人物、事件等多重意义的范畴，但长期以来，无论是普通民众抑或史学界，其关注点多围绕特定时间内某一些事件的进行或人物的活动，而“空间”，则通常仅被作为这一切发生的“背景”、“媒介”，其内容和意义鲜受关注。
然而实际上，空间在历史范畴中所扮演的角色绝不容小觑，钱穆先生就指出，“地理是历史的舞台，历史上一切活动都分布在地面上”①。地理空间会以其自身的要素影响历史人物的活动，从而进一步影响历史的进程；而历史的推进，又会在空间上得到直观的反映。城市，可以说是人类历史进程中重要的空间概念，“城市的发展过程，同时也是文明积累、整合和传承的过程”，“人类所有的文明都是城市里产生的，城市集中了主要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几乎包罗了人类生活的各种内容”②。中国早在五千多年以前就出现了早期的城市，是世界城市的起源地之一，可谓源远流长，而且，中国也是世界上七大文明古国的城市发展未曾中断的国家。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产物，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中心和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中国城市不仅源远流长，而且也是世界上城市发展历史未曾中断的国家之一。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清代城市处于承上启下的地位。“清代为我国最后之封建王朝，统治中国268年之久，距今未远。清代众多之历史和社会问题与今日息息相关。欲知今日中国国情，必当追溯清代之历史。”③清代城市的发展既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又体现了传统农业社会城市向晚清工业城市过渡的特点。
城市，是以非农业产业和非农业人口集聚形成的较大居民点，一般说来城市都是所在区域的政治、经济中心。所有的城市都依附在地表上的某一空间，都具有一定的外部形态和内部结构。但城市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一定的城市之所以在这个空间而不在那个空间出现，都有具体原因，并有着一定规律可循，因而研究城市空间分布和城市形态是研究城市发展的重要内容。城市分布研究是对一个国家或地区城市分布状态进行整体、宏观的分析研究。城市分布是城市发展的外在表现，城市分布状态则是衡量城市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准之一。清代是中国农业时代的最后阶段，也是中国从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转型的过渡时期，因而清代城市的分布与城市形态既反映了农业时代中国城市的基本状态，也可能展示工业时代中国城市发展的新趋向，通过对清代城市分布与空间形态的特点、变化、规律和影响等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研究，能够让我们对清代城市的整体发展状况有一个科学的、宏观的、清晰的认识。
清代城市分布的形成、发展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需要从整体上、多角度、宏观与微观相结合进行分析研究。由于城市分布涉及地理、政治、经济、军事等多个方面，具有时间跨度大、涉及地域广的特点，需要跨学科、多方法对其进行综合研究。因此，除了依托中外史学理论外，还需要借鉴城市学、地理学、人口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充分运用区域比较分析、历史对比分析、宏观微观结合分析、系统分析和图表分析等方法，才能构建本项研究的总体框架。

《清代文字狱档（增订本）》共分十辑，据清朝军机处档案、朱批奏折、雍乾实录及其他出处，依专题分别辑录清代前期近七十宗文字狱的原始文献，为今人研究清代史提供了丰富翔实的第一手资料。此次增订是在2007年版的基础上，从新公布的清代档案史料和《清高宗实录》中辑得“戴名世《南山集》案”等十五案，按本书原有体例加以整理，增入第十辑；同时对原版的若干编校讹误加以订正。2007版在民國原版基礎上增錄“徐述夔《一柱楼诗》案”“伪孙嘉淦奏稿案”等五案作爲第十輯，此次增訂，在第十輯中又增錄了十五個案子，及“书词狂悖比照大逆缘坐人犯清单”。

《列国政要》是清末出国考察的清廷派员考察西方各国政治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法律的辑译性资料汇编。在对沿途收集的资料进行翻译整理的基础上，介绍了西方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和教育等各类制度及其制度渊源和内在结构，以供清廷参考。这部以介绍西方各国制度为主要内容的资料集，成为新政时期各种规章制度的模板。全书分为宪法（10卷）、官制（10卷）、地方制度（5卷）、教育（19卷）、陆军（23卷）、海军（18卷）、商政（7卷）、工艺（2卷）、财政（29卷）、法律（8卷）以及教务（1卷）等11类，共计132卷。

With the Qing Dynasty reform efforts (1901–1911), abolition of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1905), and the end of the monarchy (1912), the first three decade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brought important changes to the elite of Zhejiang Province. This book examines the social backgrounds, public activities, careers, and decision-making of local and provincial elites—that is, nonprofessional men who had taken on public duties when the multiplying problems of government had resulted in a general breakdown of public functions.
While elites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a have often been caricatured as militarists, corrupt bureaucrats, evil landlords, and ineffectual reformers, they have not been clearly understood or closely analyzed. Since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elites had been assuming increasing responsibility for funding and managing public projects, and by the twentieth century had expanded their activities still further. In the first three decades of the century, they experienced substantial personal and communitarian development; it was the structures and processes developed by these elites that subsequent regimes—Guomindang, Japanese, or Communist—had to build upon and adapt.
Keith Schoppa divides the counties of Zhejiang Province into four zones according to level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crupulously analyzes the complex processes of remolding society at the local and provincial levels. By delving beneath the heroic figures and large movements of Chinese political life in this century, he reveals the common factors that make China a part of the worldwide story of reconstruction, reform, and developmental change.

本书首先较为系统地梳理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北美地区出现的“新清史”学派的知识背景，进而将其学术观点概括为“同君联合体理论”、“时性君说”、“族性的晚生理论”、“帝国的疆域扩张说”、“清朝统治的东北本位主义”等五大基本命题，再结合对相关史实的深入辨析，对它们采取各个击破的剖析方式，论证它们在史实上全无成立的余地，纯属国外学者为了迎合某种错误思想，曲解我国历史而杜撰出来的不实之说，从而在结论部分调指出正是缘于上有以汉制为突出特点的官僚制度的大联结整合功能，下有底层各族之间在长期历史交往过程中形成的“两个离不开”，从而才把内地和边疆维系塑造成一个不可分割的血肉整体，这也促使在清朝统治结束以后的和时代下，清帝国原有边疆的大部分地域依然能够顺利自然地转化为现代中国的有机组成部分。

据上海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24年版译出

本書計收彰健歷年所撰明清史論文二十七篇。彰健所著「戊戌變法史研究」內收論文十二篇，因已印成專書，不收入本書內。拙著「明史纂誤」、「纂誤續」、「再續」、「三續」、「四續」、「五續」、「六續」，因字數太多，擬另印專書，亦不收入本書內。
本書所收論文，僅「今存明神宗實錄為初修本說」及「記戊戌變法新資料四種」二篇未曾刊佈。而已刊各篇，在編入本書前，均經潤色增訂，有幾篇並重新另寫。
傅斯年先生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曾說：研究歷史，「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進步。凡間接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創造之系統，而不繁豐細密的參照所包含的事實，便退步」；「凡能擴張化究的材料便進步；不能的，便退步」彰健研究明清史，即遵依此一訓示，儘量尋求新材料，依據原始可信資料，繁豐細密地立說。故考論所得，有可補正實錄及正史處。知才疏學淺，所論如有未當，仍請讀者惠予教正是幸。

Remaking the Chinese Empire examines China’s development from an empire into a modern state through the lens of Sino-Korean political relations during the Qing period. Incorporating Korea into the historical narrative of the Chinese empire, it demonstrates that the Manchu regime used its relations with Chosŏn Korea to establish, legitimize, and consolidate its identity as the civilized center of the world, as a cosmopolitan empire, and as a modern sovereign state.
For the Manchu regime and for the Chosŏn Dynasty, the relationship was one of mutual dependence, central to building and maintaining political legitimacy. Yuanchong Wang illuminates how this relationship served as the very model for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Ultimately, this precipitated contests, conflicts, and compromises among empires and states in East Asia, Inner Asia, and Southeast Asia – in particular,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when international law reached the Chinese world. By adopting a long-term and cross-border perspective on high politics at the empire’s core and periphery, Wang revises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rise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last imperial dynasty of China. His work reveals new insights on the clashes between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system and its Western counterpart, imperialism and colonialism in the Chinese world, and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sovereign states in East Asia. Most significantly, Remaking the Chinese Empire breaks free of the established, national history-oriented paradigm, establishing a new paradigm through which to observe and analyze the Korean impact on the Qing Dynasty.

China's extraordinary rise as an economic powerhouse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poses a challenge to many long-held assumptions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Economic prosperity also was vitally important to the longevity of the Chinese Empire throughout the preindustrial era. Before the eighteenth century, China's economy shared some of the features, such as highly productive agriculture and sophisticated markets, found in the most advanced regions of Europe. But in many respects, from the central importance of irrigated rice farming to family structure, property rights, the status of merchants, the monetary system, and the imperial state's fiscal and economic policies, China's preindustrial economy diverged from the Western path of development. In this comprehensive but accessible study, Richard von Glahn examines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continuities and discontinuities i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over three millennia, from the Bronze Age to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你想了解晚清时期的全能外交家傅云龙先生吗？想知道他是怎样由一个封建时代埋头读圣贤书的读书人，一步一步演变成为接受新思想新知识并学以致用的洋务运动的实践者的过程吗？……那么，不尽可能多地看看他最私密的文字就是一个很大的遗憾，本书则是你摆脱遗憾的最佳选择！

《天地会的仪式与神话：创造认同》一书，可以说是近二十年来国际学术界关于天地会、中国秘密结社以及民间文化史研究的一部杰出著作。该书采用了近年来国外学术界兴起的另一种秘密社会史研究路径，即文化人类学，本书主要从文化人类学而非政治的角度来解读天地会的仪式、符号和话语，重在阐释这些元素如何建构起天地会作为一种共同体的内部认同。简单来说，田海笔下的天地会，文化建构才是核心。田海精通中文，这大大有利于他仔细爬梳不同地域、不同时间的史料。他细致梳理了民间宗教和迷信文化中的末世/救世论，并概括为“神魔救世范式”，即末世灾劫+神魔救世+法术器物。天地会的种种仪式和神话传说，终跳不出这个框架。这些仪式和神话的意义是为原本缺乏如共同家族、邻里、职业而结成的天地会创造了一种原本并不存在的认同，这种认同既要说明天地会作为一种组织存在的合理性，又要与其成员的知识背景相适应。田海除了给广大读者呈现了一个真实的天地会之外，他还赋予给天地会浓厚的民间宗教色彩，这当是此书一大贡献。
☆编辑推荐
地振高冈，一派溪山千古秀；门朝大海，三合河水万年流！
这句出现在金庸笔下著名的天地会的暗语，给爱好武侠小说的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以天地会、三合会为内容的影视剧作品更是层出。“天地会”这一组织，并非艺术创作中的虚构，而是真实存在的，是中国存在时间最长的帮派组织，也是中国人既熟悉又陌生的秘密结社组织，亦黑亦白。荷兰著名汉学家田海的这本书，详细阐述了中国历史上一势力颇大的秘密结社——天地会（三合会）的创建过程、入会仪式、会规、行话等，作者对该秘密结社进行了深度剖析，为读者展示了一部不同的、真实的三合会历史。该书不同于读者在艺术作品中认识的天地会，更加神秘的真实的天地会，读者会在这本书中找到全部答案。
☆专家推荐
这部厚重、详尽、独一无二的学术杰作堪称一绝，其范围之广、细节之细，令人印象深刻，对汉学领域的学者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美〕苏海涵（Michael Saso），《中国国际评论》（2004）
田海的这本书是一部令人叹为观止的学术著作，他以对中国民间宗教文化的深刻理解为基础，为中国秘密社会研究开辟了新方向。如果这个复杂的话题很难说完，那么未来任何有关秘密社团、宗派宗教或民众运动的工作不能忽视这部书。
——〔加〕王大为（David Ownby），《哈佛大学亚洲研究杂志》（2000）
田海这本书的主要贡献是把中国秘密会社描述成宗教组织，相当令人信服。……这本书最大的弱点可能在于试图把林爽文起义后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其他一些海外华人社区建立的秘密会社归为一个单一的宗教运动，即人们所熟知的三合会。……田海对秘密会社名称的讨论也很有意思，特别是因为他所研究的每一个团体是用天地会或三合会这些实名这一点很不清楚。实际上，继林爽文起义之后，政府对秘密会社打压的力度很大，很少有集团敢公开自称他们是天地会的。
——〔美〕康豹(Paul R. Katz)，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精彩试读
精彩试读：
三合会血盟的基本程式由起誓和诅咒两部分组成，它们要在充当见证者和应验者的天地神灵面前举行。起誓诅咒的同时要饮一杯掺和了禽血和/ 或人血的酒。誓约可以（但不一定要）写成文书，起誓完毕即烧毁。钻过一道刀剑架起的门关是仪式的一部分。
早期的证据来自于1786—1787 年林爽文起义之后的审讯资料，这些资料证实了起义参与者起过“誓”，但明确提到采用了“歃血”这一古老做法的仅见于1786年底在台湾发现的盟书。稍后才发现了一则关于歃血为盟的完整描述，它出自三合会师父陈信的一名徒弟。这名师父早在1787年就开始在台湾活动，但在林爽文叛乱被镇压后一直隐匿起来。在此期间，他教会了谢志如何举行盟誓仪式，并给了谢志一份盟书。
1790 年，谢志及其门徒在户外设立了一座祭桌，并向神灵供奉一只童子鸡。他们钻过了一道刀架门，随后谢志拿出陈信给他的那份旧盟书，所有人都跪伏在祭桌前，谢志对天宣读了如下口头誓约：“一人有难，大家帮助，如若负盟，刀下亡身。”接着谢志在桌前焚化了那份盟书，每人都饮下掺和着子鸡血的酒，仪式随即结束。后来谢志及其大徒弟被审讯时，他们只记得那份盟书的部分内容：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一人有难，大家帮助。若是不救及走漏消息，全家灭亡，刀下亡身……总要同心协力，若是负盟，刀下亡身。
师父们总是向徒弟许诺好运以换取他们的效忠。他们还教给徒弟传统的三合会暗号—左手伸三指朝天。“同心”一词让我们想起前一章中提到的一些血盟仪式中的“同心酒”。陈信的盟誓与当时保留下来的另一份盟书之间有些差别，这表明陈信在台湾时与卷入林爽文起义的网络并不相干。
血代表着生命的力量，因而在起誓之前饮血，便使誓约具有最强大的可能效力。一起饮酒则在参与者之间营造了一种纽带，这种纽带相当贴切地表现在三合会内部的一种说法上，即把酒说成“家和兴”。大多数三合会会众的供词都具体提到了血和酒的使用，只有很少一些案例提到不用血和酒就起誓，而提到只传授会内知识但不需发誓的案例则更少。考虑到三合会团体普遍采用歃血为盟这一事实，上述这些偶尔的例外肯定是由个别师父的怪癖所致，甚至有可能是由于我们手头资料的疏漏造成的。我们只在江西—闽北地区三合会最初几十年的历史上发现了不采用血盟就传授三合会最起码知识的事例。但是，即使在这些地区，也不可能不经起誓即传授更详细的会内知识。
如同清代一般的起誓一样，三合会盟誓时只用（通常是白色的）童子鸡的血，从来不用其他动物的血。童子鸡很便宜就能买到，而且它也被普遍看作是一种生命的象征。砍去子鸡的头，然后将鸡血滴入酒中。有时，每位参加者都要割破自己的一根手指（具体而言一般为左手手指），将血滴入酒中，然后饮他们自己的鲜血。另外一些情况下，童子鸡的血与誓盟者左手手指的血一起混在酒中。不管是子鸡血、人的手指血，还是两种血混用，它们都是滴入酒中饮下的。
前述供状中提到的将手指血与子鸡血一起滴入酒中饮下盟誓的例子不多。但颇为重要的是，这些案例中除两例以外，都提到了实质性的三合会知识的传授。最早的一份供词出现于1806 年，随后是1807 年（传授了少量的会内知识）、1815 年、1819 年、1821 年（传授了少量的会内知识）、1831年、1833 年和1835年的一些案子。此外，19 世纪40年代以后，会簿中描述的程序也包含有将手指血与子鸡血一起掺入酒中的内容。仪式的扩展与会内知识传授的增加之间存在着联系，这表明，人血与鸡血混合在一起，是为了强化盟约的力量及对参加者的后续效力。

本书系著名汉学家裴宜理教授在密歇根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的毕业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1980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着眼于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淮北地区的农民反抗运动，以这一地区既孤立又有联系的三大事件——捻军、红枪会和共产主义革命为研究对象。全书共分七章，作者运用环境学、生态学等方法，阐释淮北的地理环境；从社会结构、社会心态及人类学等视角入手，对淮北农民的生存策略展开分析；并对捻党、红枪会进行了细致探讨。作者试图理解农民革命，即农民为什么造反与如何造反这个问题。作者创见性地揭示了地方环境在引发和形成农村动乱的重要性，并进而得出结论，中国农村叛乱的历史事实极大地鼓舞了共产主义革命者发动农民的决心。这些观点的提出对于我们理解近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地主与农民、革命与叛乱等关系提供了具有开创新意义的视角。

“中国小说史丛书”是国家教委古籍整理研究委员会倡导和支持的一套学术丛书。全国数十位古代小说研究者参与了这套丛书的酝酿、策划、论证和撰写。《清代小说史》撰写者为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张俊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