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の新発掘史料を駆使し、中国と琉球との間で行われた朝貢関係に依存した貿易がどの様なものであったかを明らかにする。

《大英图书馆特藏中国清代外销画精华》是由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林雄任编委会主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顾作义、广东省新闻出版局局长朱仲南、广东省出版集团董事长王桂科、广东省政协委员黄尚立任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家钰研究员、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文系卢庆滨主任和王次澄教授、大英图书馆中文部主任吴芳思博士等四位学者编著，是中英学者共同合作的重点项目。
该书承大英图书馆授权，将该馆珍藏的中国清代外销画首次公布并在中国出版，其中相当多的画作是罕见的藏品，有的更是存世的珍贵孤本。该书共8卷（每卷1册），收入748幅外销画，100多万字。每幅画都注明馆藏编号、画作时间、画作种类、原画尺寸。1至6卷是反映广东题材的画作，7至8卷是反映北京题材的画作。
该书按画的内容分为15类：
1．广州港和广州府城画；
2．历代人物服饰组画；
3．广州街市百业组画；
4．佛山手工制造业作坊组画；
5．广东官府衙门建筑、陈设及官吏仪仗器用画；
6．刑罚组画；
7．园林宅第组画；
8．宗教建筑、祭祀陈设画；
9．劝戒鸦片烟组画；
10．室内陈设组画；
11．海幢寺组画；
12．戏剧组画；
13．广东船舶与江河风景组画；
14．北京社会生活与风俗组画；
15．北京店铺招幌组画。
本书的《编著说明》，就本书《导论》和各组画《概述》的撰写、图版的编辑、图画的考释等方面加以说明。
本书每组画均有《概述》，主要敍述该组画所反映的历史内容和对这些基本内容的分析考释，介绍与这些绘画相关的一些中外重要历史记载，考证部分绘画的作者年代，指出该组画的价值。根据中外历史记载，对画作进行考释。
本书的《导论》长达5万多字，在“外销画的先驱”、“外销画的收藏和收藏家”、“外销画家及画技传承”、“本书收录之外销画藏品”、“外销画的重要研究成果”和“新出版图集”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入的介绍和论述。同时，指出了西方某些画家和作家在前人画作的基础上胡乱重组或并凑，导致出现移花接木、张冠李戴、误导读者的现象，劝告人们在使用分析外销画时，应秉持小心求证的态度。具有很高的研究水平和学术价值。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著名教授戴逸先生为本书作序，充分肯定了编著者对清代外销画内容和性质界定的重要意义，判定外销画真实性的历史价值和重要贡献，考证外销画源流的重要成果，考释图画内容的以图证史、以史证图的研究经验和方法，对本书作了高度评价。
本书是中英学者成功合作的重要成果，是“走出去”的重点项目。为了方便中外读者的阅读和研究，本书采用了中英文对照，中文排繁体字，是一套画卷珍贵、艺术性高、资料丰富、考释详细、学术性强、印制精美的鸿篇巨制。本书的出版，填补了我国美术史的空白，不但在美术史和艺术史研究方面具有很高的价值，而且在清史、社会史、民俗史、建筑史、船舶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等方面，都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研究价值和收藏价值，必将在海内外产生重大影响。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书中的《广州港和广州府城画》这幅长卷，原画长920厘米，高74厘米，为绢裱本卷轴水粉画，创作时间约在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是英国人雇用中国画家为纪念其在广州商贸经历而作，是英皇佐氏三世的藏画。此画画面，西起广州府城西边珠江上游的黄沙、柳波涌的西关炮台，东至广州府城东边珠江下游的大沙头、东水炮台，所画内容是广州港口、广州府城和珠江此段沿岸风景，画有大小码头和各类官私、宗教、中西建筑200多处，各种停泊或行驶的船舶四五百艘，岸上和船上人物六七百余，生动、形象、真实地再现了250年前长达八九公里的广州贸易口岸的繁荣景象，被人称为精美珍贵的“广州清明上河图”， 令人叹为观止。
在诸多外销画中，此画最典型地表现了中外画技的融会和交流。在清代部分采用西方画技绘制的同类题材、形式的外销画中，是创作时间较早、画幅最大、绘制最精的画作，不论在历史资料或绘画艺术上，都具有无可比拟的珍贵价值。

本书是我国近代卓越的法学家和伟大的法律改革者，以及我国法制近代化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沈家本的作品。全书保存了沈家本在主持清末变法修律的重大活动中向清政府提出的奏折、建议，记述了他对一些重大法律问题的思考结论，集中展示了沈家本对我国固有法律文化成果和西方法学中许多重要问题的研究成果，也保留了他对清末变法修律的切身体会和深刻感悟。本书追述了沈家本先生的学术生涯和政治成就，分析了沈家本先生的学术理路。对于法学研究者和历史学研究者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

為了探究文化移轉時可能發生的諸多現象以及其背後的歷史動力，本書以「異國事物的 轉譯」為題進行探討，且另闢蹊徑將考察重心由文化的複製與移植，移至其間「看似相 同、實則有異」的曖昧轉變，希望藉由近代中國的案例，探索文化與文化互動時的若干 原則。 全書主要以當時日正當中的大英帝國與力圖振作的中國為載體，以中西往來頻繁的上海 為地理空間，藉檢視具有豐富文化意涵的跑馬、跑狗、回力球等三項西式運動，來分析 文化移轉過程中所產生的變化。 本書特色在於將過去「次殖民地」的說法去政治化，正面檢視上海殖民社會的特性。藉 著將大英帝國具體化，書中深入論述運動與殖民之間的複雜關係；而讀者也會發現，跑 馬、跑狗、回力球賽這些賭博性質濃厚的「異國事物」進入中國後，不僅出現顧此失 彼、甚至暗渡陳倉的情況，其原有的運動意義也無可避免地被重新解釋。

本書嘗試透過清代官方檔案、文集、教派寶卷等資料，結合歷史學、宗教與醫療人類學等知識，討論清代民間秘密宗教盛行於底層社會，與其以治病為傳教手段有密切關連。教派內運用的醫療方法頗多，諸如針灸按摩之類的中醫術，以及偏向宗教性療法諸如誦念經卷、畫符念咒、坐功運使氣、飲用茶水、跪香祈禱等。由於其醫療活動具求醫稱便、療程簡易、費用省簡、尚具療效等益處，故吸引許多民眾向其求醫、進而拜師習教，對教派擴展頗具影響。

清代官修滿族先世及其有關東北諸民族的重要史籍。乾隆四十二年(1777)，阿桂、於敏中、和等奉撰修，次年完成。全書分為部族、疆域、山川、國俗四門。各門首舉清朝，其次再按時代順序自古迄清前。該書從正史以及其他近五十種典籍中選擇有關資料，分門別類加以排比，並有詳盡的考證。對研究女真歷史來說，不失為一部有參考價值的專題類書性質的書籍。此次影印清乾隆四十二年內府刻本，現藏故宮博物院圖書館。

该书材料扎实丰富，分析明快入微。征引史料千余种，可谓无一字无来历。新版修订历时数载，增补十五万字，几乎每章每节都有增订。
本书以清代学人游幕的兴盛与清代学术的发达为主题，对清代学术史做了开创性的探讨。首先论述清代学人游幕的演变轨迹，勾画其兴衰的脉络和特点。进而以对清代学术文化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或在清代幕府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为标准，选择了徐乾学、李光地、张伯行、卢见曾、朱筠、毕沅、谢启昆、阮元、曾国藩、张之洞等十四个重要学人幕府从事个案研究，分析了这些幕府的形成与发展、各自的特点、活动与学术成就等。最后探讨学人幕府与学术的交流传播、游幕学人的撰著活动和幕府的大型学术工程，指出幕府的开放性与流动性，幕府内宾主与宾僚之间在学术上的相互影响和学术争论，以及幕主主持、组织的大型学术工程等，对清代学术的兴盛繁荣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从而由学人游幕这一社会性活动的角度对清代学术特别是乾嘉学术兴盛的原因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视角。

《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目》所采用的文献资料，一般按较原始的文本和出处入录。关系比较重大的文献（如光绪密诏），有不同的流传文本，且这些文本本身与变法活动有室要关联，则尽量将这些不同的文本分别予以收录。某些重要事件（如光绪会见伊藤博文、康有为在香港与记者的谈话等），中外报刊报道时各有侧重，《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目》亦尽量兼容，以便研究者比较。

关于老罕王努尔哈赤的传说在东北地区广泛流传。这些传说既描述了清太祖戎马一生的英雄业绩，又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当时女真人的社会生活。本书作为口头传统视野下的个案研究，旨在从传说文本的形成入手，围绕个人叙事与地方传统交互影响的主题，对如何理解民间叙事文类作出实践层面的回应。本书在此基础上回答了当下民间叙事研究中个人与传统的关系问题，基于从民俗活动过程中理解文类的观点，作者试图以努尔哈赤传说的文本研究为例，打破固有文类思维的局限，提出以个人叙事为突破，贯通地方传统，从而阐释民间文化的研究进路。

本书分为五个部分，共十章，以闽西四保村落群为个案，在广泛搜集和深入解读实录、政书、方志、族谱、仪式文献等史料的基础上，结合历史学、人类学与宗教学研究方法，侧重从礼生及其礼仪、宗族与祭祖仪式、乡约组织、神庙与神明祭祀等方面，探讨明初以降儒教礼仪步入乡民生活的历史进程及其对乡村社会的影响。

本书以晚清进士馆及所涉进士群体为切入点，尝试将制度研究与人物研究进行结合。制度研究方面，先辨析晚清革废科举、改试西学的制度设计与运作得失，以为铺垫，而后厘清进士馆筹设、过渡、建立、运作、停办、改组、善后及其影响诸细节，再及于进士留学、归国考选及授职迁转的制度鼎革及其意涵。人物研究则兼顾群体及个体，通过详考癸卯、甲辰两科进士清末至民国期间的活动与经历，探讨近代中国巨变对传统文化精英群体的冲击，以及该群体如何因应并影响此种变革。作者从细处入手解析，大处着眼观照，尝试突破新政十年及清廷成败的视域限制，将其置诸近代中国剧烈的文化、政治与社会转型中进行考察，以期在制度变迁与社会变革中审视末代天子门生独特而曲折的生命与心路历程。

【内容简介】
田赋是清朝的“维正之供”，关系国计民生甚巨：它长期占国家财政收入的70%以上，也是民众最主要的赋税负担。田赋联系着皇帝、官僚、绅衿与小民，以其为切入点，可以观察到国家、社会的运转方式及其相互关系。
清朝以“永不加赋”为祖训，雍乾之际“耗羡归公”后，田赋正额的规模相对固定 。在中央集权的财政管理体制下，地方官吏从田赋等税收中建立起额外收支体系，以应对18世纪中期以降日益显著的额定经费缺口。咸同年间的一系列财政合理化改革，也未能改变这一基本结构。田赋制度运作中的两重性（额定、额外收支并存），与高度中央集权之下的分散性（表现为“包征包解”模式），成为清代财政管理之常态，对于当日之吏治民生与国家治理产生重要而深远之影响。
本书依据大量的清代档案、政书、文集与方志，贯通“古代”与“近代”，结合制度、人物与史事，对清代田赋制度、政府财政与国家治理问题进行坚实的讨论。
【推荐语】
《维正之供》一书的最大贡献，不在于推翻前人成说，发为翻案之论，而在于在前人研究业绩基础上，以多维、平衡、缜密的思路，爬梳丰富史料，既旁征博引，亦复细针密线，解读论析，微观宏观兼顾，推陈出新，发前人未发之覆，为这一重要研究领域添补一更为完整全面而周延的解释。
————何汉威（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乾隆十六年至四十九年（1751—1784），乾隆皇帝六次南巡，往返于北京与江南。满洲皇帝及扈从，深入帝国最富庶、最重要的地区，上演了一场场长达数月之久的政治剧。
本书主要阐释帝国核心与江南之间既充满张力又持续博弈的关系。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上，江南都是汉人无可争议的中心，它还是反清复明的大本营。清廷如何才能在这一地区建构权威，合法进行统治？盛清时期清廷统治内地的切实条件和历史机制又是什么？本书在解决这些问题的同时，还探讨了盛清统治得以建构以及各种人物竞争于其间的政治文化。作者认为，南巡在十八世纪清朝统治的历史形成过程中具有核心地位。
----评论----
本书探讨的是清朝统治的一个重要方面，敏锐地抓住了其最重要的特征。本书可以从不同层面去阅读。首先，本书思考了清朝统治的具体特征，特别是民族意识在清帝国意识形态中的位置，做出了新颖而富有价值的理论贡献。其次，它细致再现了巡幸这一历史上的重要活动，及其作为展示、仪礼、思想、身体等活动的重要意义。第三，它揭示了乾隆皇帝的独特个性。总之，本书是清史研究领域的一部力作。
——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教授 狄宇宙（Nicola Di Cosmo）
历史细节的呈现以及分析视野的广阔，使得本书成为清史研究者以及帝国史研究者的必读书。那些在西方传统之外寻求理解帝国形成的可信范式的研究者，尤其应该参考这本书。
——美国纽约大学历史系教授 卫周安（Joanna Waley-Cohen）
张勉治对巡幸的描述很具体，这值得称道。他不是简单地概括清帝的巡幸，而是告诉我们，巡幸何以会在不同时期一再举行。本书并非一项狭隘的巡幸研究，在作者笔下，巡幸是透视清朝统治的棱镜，巡幸绝不是远离宫廷生活和国家治理，而是乾隆皇帝统治国家的有力且不可或缺的工具。
——美国雪城大学历史系教授 柯启玄（Norman Kutcher）
作者对巡幸的历史渊源与内涵，清朝皇帝巡幸的行为本身，乾隆帝南巡期间与扬州盐商、江南文人的交往，以及御制诗写作、南巡的社会反响方方面面进行分析，治河、武备、西师、江南士商的活动、文字狱等诸多影响帝国发展的重大事件和各种矛盾都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可谓虽述南巡，却及其余，一个对帝国发展的全景式的描述跃然纸上。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 刘文鹏

本书荣膺2018年美国亚洲历史学会列文森奖。
乾隆帝曾经盛赞过东北丰饶的物产和独特的自然环境，认为满洲大地是资源富集之地，也是自然生命力的源泉。这里的土地山川生生不息，养育了满洲人以及清朝皇室的祖先，也使其分享了素朴纯真和不竭的生命力。
清朝皇帝通过进贡制度，向满洲和蒙古地区征收毛皮、珍珠、蘑菇、人参等珍稀物产，这些物产不仅仅是物产，而且代表其产地所具有的纯真、丰饶、充满生机等象征意义，作为一种永恒的家园，与皇室有着密切的依存关系。
但这种进贡制度渐渐对满洲和蒙古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仅造成了环境退化的后果，还形成了复杂的开发与控制的制度和组织。
作者是新清史的新锐，利用了大量满蒙文献，在对东北和蒙古环境史的考察中发现了皇帝对于北部边疆的想象、进贡体系与自然环境的恶化、清朝的奢侈品贸易和消费等诸多因素复杂的互动关系，为我们理解清朝边疆历史提供了新颖的视角。

The untold story of how Russian espionage in imperial China shaped the emergence of the Russian Empire as a global power.
From the seventee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Russian Empire made concerted efforts to collect information about China. It bribed Chinese porcelain-makers to give up trade secrets, sent Buddhist monks to Mongolia on intelligence-gathering missions, and trained students at its Orthodox mission in Beijing to spy on their hosts. From diplomatic offices to guard posts on the Chinese frontier, Russians were producing knowledge everywhere, not only at elite institutions like the Academy of Sciences in St. Petersburg. But that information was secret, not destined for wide circulation.
Gregory Afinogenov distinguishes between the kinds of knowledge Russia sought over the years and argues that they changed with the shifting aims of the state and its perceived place in the world.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Russian bureaucrats were focused on China and the forbidding Siberian frontier. They relied more on spies, including Jesuit scholars stationed in China. In the early nineteenth, the geopolitical challenge shifted to Europe: rivalry with Britain drove the Russians to stake their prestige on public-facing intellectual work, and knowledge of the East was embedded in the academy. None of these institutional configurations was especially effective in delivering strategic or commercial advantages. But various knowledge regimes did have their consequences. Knowledge filtered through Russian espionage and publication found its way to Europe, informing the encounter between China and Western empires.
Based on extensive archival research in Russia and beyond, Spies and Scholars breaks down long-accepted assumptions about the connection between knowledge regimes and imperial power and excavates an intellectual legacy largely neglected by historia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