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美国著名中国现代美术史学者安雅兰1998年在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策划的大型展览“危机中的一个世纪:20世纪中国艺术中的现代与传统”的展览图录。该展览试图对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艺术作一次概括性的回顾和总结。在书中作者把现当代中国美术划分为四个时期，即“中国画的革新，1850一1950";“现代主义者，1920-1950";“新中国艺术，1950-1980";以及“传统的改造，1980至今”，并分别描述和分析了各个时期的风格特点以及其时代特征。
Between 1850 and today, China has undergone an unprecedented series of shocks and transformations. This dramatic period -- which has seen urban industrialization, conquest by foreign powers, civil wars, changing governments, and, more recently, a gradual opening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 has also marked an explosion of artistic experimentation and innovation. Spanning 150 spectacular years of artistic production, A Century in Crisis -- which accompanied a landmark exhibition at the Guggenheim Museum SoHo in early 1998 -- offers the first systematic exploration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art.
Essays by leading scholars show the ways in which Chinese artists have grappled with modernity, tradition, self-definition, and the adoption and rejection of Western conventions. Sumptuous colorplates showcase a dazzling array of achievements -- including Shanghai School paintings, modern calligraphy, commercial art, 1920s and '30s woodblock prints, modern guohua (traditional ink and color paintings), socialist realist paintings, and other contemporary works.

傅雷是广受赞誉的法国文学翻译家、艺术评论家和新文学作家；而黄宾虹则是现代最重要的传统水墨画大师、中国艺术史专家。两人年龄差距四十余年，同时活跃于二十世纪上半叶这个中国文化转折的关键时刻。他们的艺术情谊，不但沟通了传统与现代，而且打通中西文化，并通过书信与黄宾虹题赠的字画，得以流传后世。两人以具体的实践，为后世提供了中国文化现代化的重要思路和方向。本书详尽记述了这段友谊的始末，附有作者对其间涉及的各种问题的分析与探讨，以及二人书信、黄宾虹题赠傅雷作品的选辑，为迄今为止汉语和英语世界第一部研究二十世纪两位文化巨人友谊的学术著作。

本书作者以“物质文化”视角统摄设计史与理论研究。
从“设计史的方法与理论”、“外国设计历史研究”、“中国近现代设计研究”、“现代手工艺研究”、“设计教育历史研究”等方面，多角度阐述设计史研究的“点线面”。
着重中外设计史的个案研究，以“非典型”的历史研究方式勾勒出“经典”的设计史脉络。

杉本博司向来以摄影家的身份为众人所知，举凡他的创作，如《透视画馆》《肖像》《剧场》《海景》等，无一不在挑战我们对于摄影表达的既有认知。他将时间、生命、历史这类具有纵向深度的主题，凝练成为二维的影像。在《艺术的起源》中，杉本博司详解了他“无相机摄影”新作《放电场》创作的原委和过程，以一般摄影者避之唯恐不及的静电灼烧底片，借闪电的意象连结起影像创造与地球生命的肇始。从未以影像的创作者自限的他，以光学玻璃雕塑五轮塔，探究人类宗教情感的来源，将金属块切削为数学模型，以有限的物质表现“无限”的概念，更为艺术家的想象力赋予其具象的造型。同时，杉本博司结合自己的摄影、建筑设计与收藏创作出令人眼前一亮的“杉本派”的装置艺术。当杉本博司对人类处境的思索越发明晰，我们也就看见他涉足更多人们未企及与尝试的全新领域，并以他的执著于探索精神将它们发挥得淋漓尽致，令人激赏。
《艺术的起源》便是杉本博司的自省、重新认识与超越的创作文集，他以文字梳理作品中“意象与语言的紧密交织”，将思索与创作历程全然呈现于读者面前。于是，我们有幸得见当代艺术与过往人类意识活动交织的吉光片羽，并一窥杉本博司所勾勒的人类精神史全貌。
本书收录了《放电场》、《偏光色》、《光学玻璃五轮塔》、《观念之形》等系列与多件装置艺术作品，值得提及的是，本书也体现了杉本博司对茶道的研究与兴趣，着墨较多的篇幅如与茶道相关的《三夕茶会》及向日本美学宗师千利休致敬的能剧创作《小田原》。

罗越（Max Loehr，1903–1988）是他那一代最杰出的中国艺术史学家，其1953年的名文《安阳时期的青铜器风格》事实上预测到了中国考古学家将要做出的考古发现。这些考古发现推翻了罗越的著名论敌、瑞典汉学家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1889–1978）的理论，后者对青铜器的分类和统计看似科学，曾长期统治着西方的青铜器研究。作者罗伯特·贝格利在本书重探了这一由于考古发现的介入而结束的学术争论，剖析了其背后的重大方法论意义。他从细读高本汉的文章着手，以生物分类学作比厘清了方法论的问题，辨析了科学与科学表象的区别。作者然后讨论了罗越的研究，为他所从事的艺术史提供了逻辑根据，指出他最关注的乃是重建一部有意义的发明创新史，把艺术设计者和资助者的意图看作风格变化的背后动力。作者在最后一章分析了风格这一概念，得出结论认为，艺术史学家正是由于没有认识到风格并非艺术品的固有属性，方才制造出了诸多混淆是非的典型理论。本书以罗越的青铜器研究为个案来探索艺术史学科的中心问题，其读者群并不限于中国艺术史学者，而是包括了所有关心视觉材料分析的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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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序
我在写这本关于我的老师罗越（Max Loehr，1903–1988）的书时有两个目的。我想阐释罗越研究艺术史的方法，还想描述和分析他对其最钟爱的商代青铜器所做的研究。我希望这两个话题能引起中文读者的兴趣，并想在此感谢那些使本书得以忠于英文原著的面貌出版的朋友。首先要衷心感谢王海城精确流畅的翻译，中文读者可以确信他们所读到的译文与我的本意分毫不差。接下来我要对浙江大学的缪哲教授深表感激，他盛情邀请并安排我们通过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王海城教授的译文。殷尧编辑和他的同事为本书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我为拙著能在此出版而深感荣幸。中译本的排版与设计紧随英文版的样式，由美国仓颉公司的David Goodrich（顾道伟）炉火纯青地完成。最后，我要感谢出版英文原著的康奈尔大学东亚研究系列惠允发行中译本，普林斯顿大学艺术与考古系的Barr Ferree出版基金慷慨资助图版及相关费用，以及浙江大学出版社承担出版发行任务。
贝格利
普林斯顿大学艺术与考古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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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序
本书是我的老师贝格利先生为他自己的老师罗越写的一部思想传记，集三十年教学研究所思所感，遣词造句精心推敲，字里行间处处流露着他对恩师的钦敬和思念。如今他本人业已退休，而我辈无能，不知如何撰文介绍他在艺术史、考古学、科技史、古文字学和音乐史等诸多学科的独到见解，只能暂且先把他的著作择要翻译成中文，希望借此机会消除中西方一些学人对他的曲解和误解。耐心的读者看了他对高本汉、雷德侯等西方汉学界知名人物的批评之后，可能就不会再相信他是一个有种族偏见的民粹主义者，而他对考古类型学和艺术史风格的剖析也会让读者不再把他当成信奉后过程主义的考古理论家。
若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先有精准的翻译，然而这又谈何容易！我的诸位同门师友想必都还保留着先生在我们大大小小的习作上用各色钢笔和铅笔所写的小字批注，从标点的正确使用到逻辑的严密推理都条列清楚，而这也是他对待自己写作的一贯态度。他最好的朋友是他书房里的废纸篓，每篇文章都要经过几十上百次的反复修订。他对文学的热爱也给他的翻译者提出了高难度的挑战，既要应对狄更斯式的庞大词汇量，又要推敲契柯夫式的精炼行文。他和这些文学巨匠共有的幽默感偶尔会在文章中流露出来，而这就更让译者在会心一笑之后陷入无限的苦恼之中。
因此，我抱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接受了浙江大学艺术考古博物馆缪哲先生的翻译邀请。如若没有他的鼎力支持和他发表在《读书》杂志上的中肯书评，本书的中译本就不会呈现在读者面前。在过去两年半的时间里，贝格利老师耐心详细地解答了我在翻译过程中遇到的所有问题，我相信没有很多译者能像我这样直接便利地探究原作者的文意（也要感谢电子邮件的发明！）。我的同门学弟李建深博士对初稿做了全面细致的校读，指出了很多令我汗颜的疏漏之处，并提供了无数精当的修改意见。美国Birdtrack Press的David Goodrich为本书的出版设计来回修改十多次，让中译本有了和英文原著同样优美的版面。我在此对他们深表谢意。
王海城谨识于西雅图自偏居
2015年夏

我在琉璃厂南纸铺，挂了卖画刻印的润格，陈师曾见着我刻的印章，特到法源寺来访我。晤谈之下，即成莫逆。师曾能画大写意花卉，笔致矫健，气魄雄伟，在京里很负盛名。 ……我常到他家去……和他谈画论世，我们所见相同，交谊就愈来愈深。
及中华民国立，义宁陈君师曾入北京，初为飧铜者作墨合，镇纸画稿，俾其雕镂；既成拓墨，雅趣盎然。不久复廓其技于笺纸，才华蓬勃，笔简易饶，且又顾及刻工省其奏刀之困，而诗笺乃开新境。盖至是而画师梓人，同力合作，遂越前修矣。

||中国绘画史开山之作，全新彩图珍藏版，画家的眼光，学者的思路，带你领略国画之美！||
◆中国绘画史的开山之作和经典
本书为著名美术家和美术教育家陈师曾先生在民国时期的国画课程讲义，也是近代出版的中国绘画史的开山之作和入门经典。
◆梁启超、齐白石、周作人推荐
陈师曾先生是民国时期的画坛领袖，既是继往开来、合并中西的画家，也是家学渊源、学富五车的学者，拥有独到眼光与思路，他的作品融合感性与理性，得到众多大家的认可。
◆甄选百余幅画史代表作品，随文配图
本次出版精选中国绘画史上的代表画作，随文配图，精致印刷，带领读者漫游国画的缤纷世界。
◆随书附赠陈师曾代表画作《北京风俗图》明信片5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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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从远古时期文字与绘画的起源说起，梳理先秦到清代中国画的发展脉络、技法沿革、题材变迁以及重要的画派、画家等，内容提纲挈领，文字简明扼要，可以使读者对中国历代绘画有一个初步的印象。本次出版精选中国绘画史上的代表画作，随文配图，精致印刷，带领读者漫游国画的缤纷世界。

《中国的美术及其他》是对日本著名思想家、美术家、美术批评与教育家冈仓天心（1862—1913）作品的选译。冈仓天心熟知中国的美术史，读过很多中国的古代典籍，对儒道释均有自己的体会与理解，多次的中国之行使他的中国观与中国美术观更趋清晰。他将中国的美术分为三种：一、秦汉之前的美术；二、宋以后的美术；三、盛唐的美术。其中，他最为推崇唐代的美术和文化。作为一个美术家，他从不吝言对中国杰出的美术家与美术品的赞美。冈仓天心并不孤立地解读中国的美术，他总是把它与中国的思想文化联系在一起。
冈仓天心鼓吹“亚洲是一体的”，这成了日本军国主义建立 “大东亚共荣圈”的征战口号。确实，我们从他的亚洲一体论、亚洲觉醒说、茶道精神阐释直至他的中国观中都不难看出一些军国主义思想的前文化形态。

本书是《中国画论研究》（六卷本，手稿影印本）的文字整理排印稿。它虽以“画论研究”为题，其内容实则是一部中国画论史。它不是画论研究的专题论文的汇编，而是呈现了中国画论发展史的全貌。全书内容上起先秦，下迄清季，探源述流，辨章考据，史论结合，以面统点，从理论、画法、品评三个方面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阐发，可以说是亦巨亦细、亦作亦述之著。对于读者全面了解中国画论的发展过程很有帮助，可以说一书在手，全览中国画论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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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乡王君畅安《中国画论研究》一书，则又作家与批评家必读之书也。
畅安所研究者，上自先秦下而清季迨于民国，所收论画著述，都八百余种，其于理论之阐发，作法之详举，优劣只品评，派衍之叙述，事实之考证，或专一门，或涉多方，畅安一一为之抉择诠释，钩沉析疑，其为之若是之勤也。
——林宰平

迈克尔·苏立文教授熟识1930年代到1940年代中国现代艺术运动中许多重要的中国艺术家，并且得到了1979年以来那些声名鹊起的年轻艺术家的信任。他是20 世纪中国艺术的目击者，也是最早和最持久地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现代艺术的研究者。
《20世纪中国艺术与艺术家)》是苏立文教授毕生心血所在，用丰富的文献和生动的语言，描绘了20世纪中国艺术在西方艺术和文化影响下的新生。作者在中国紧张压抑与自由舒放、绝望与希望的双重语境下，讨论艺术家及其作品，卓越地传达了中国文化史与艺术，在20世纪盘根错节的各种力量的纠缠中的各色形态，以及偶尔异乎寻常的怪诞。其中包括传统派与革新派的激烈争辩、首批艺术学校的创建，以及振聋发聩的新观念的诞生，艺术是一种世界语，而那些新观念超越了民族优越感所形成的隔阂。中国古典文人画传统、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再发现、共产主义影响之下的艺术巨变，及对于艺术核心价值的再思考等等问题，一一纳入了苏立文教授这部迷人的著作之中。

上帝為什麼要給我們兩隻眼睛？——因為上帝要我們用一隻眼睛看文字，另一隻眼睛看圖畫。前人為我們留下的歷史材料浩如煙海，除了平面的文字資料外，更有琳瑯滿目、豐富多樣的圖畫資料，如果用兩隻眼睛同時考察歷史留下的文獻與圖畫，我們就能跳脫平面的歷史，進入「立體的歷史」。
所謂立體的歷史，是三度空間整體的歷史畫面，由(1)文字和非文字的材料、經(2)歷史研究和寫作者的手，傳遞給(3)讀者，三者互動而後產生。歷史學家是畫面的生產者，也是傳遞者。讀者心中能有怎樣的畫面，是否生動立體，一方面取決於讀者自己，一方面也取決於傳遞者的喜好、能力、訓練、眼光以及據以建構的畫面。希望讀者們閱讀本書時，能夠看到一些不同於過去、富於縱深的歷史畫面，盡情遨遊於「立體的歷史」中。

本书探讨了拓跋起源、拓跋南迁匈奴故地、拓跋代国至北魏各时期墓葬文化的演变和发展进程等问题。在拓跋起源问题上，本书厘清了拓跋族源的主要来源。在拓跋南迁匈奴故地的问题上，尝试从相关墓葬中区分出檀石槐鲜卑遗存及其文化因素，从而筛选出与拓跋南迁关系更直接和紧密的遗迹，以勾画出确定性更强的南迁路线图。在代国至北魏墓葬文化方面，本书揭示了力微联盟对檀石槐鲜卑文化的继承、北魏早期对边疆文化的整合、北魏中晚期文化向“晋制”的复归、北魏文化余脉开启“唐制”新模式等文化现象和历史过程。本书还把北魏墓葬文化置于南北朝发展的横向比较中，探讨北魏与南朝争夺文化正统的过程，并试图总结拓跋至北魏墓葬文化演变道路的特点及其历史意义。

画家挥洒翰墨，手卷随手慢慢展开；雅集的士人聚在园林，正赏玩着竹杖挑起的一幅立轴；帝王在画屏前驻足，随后在屏背题诗一首。对于理解中国绘画来说，这些具体的绘画形式与特定的观赏场合显然十分重要。然而在大多数对这一重要艺术传统的介绍中，这一切还是被忽视了。一幅中国画往往只剩下画心的图像，绘画的物质性消失了，绘画与社会生活、文化习俗的紧密联系因而也变得隐晦不明。
本书首次尝试把中国绘画既视为物质产品也看作图画再现，正是这两方面的交互合作与相互制约使得一张画生意盎然。这种新的研究方式打破了图像、实物和原境之间的界限，把美术史与物质文化研究联系起来。屏风可以是一件实物，一种艺术媒材，一个绘画母题，也可以是三者兼而有之，巫鸿对此进行了详尽的综合分析。通过多样的角色，屏风不仅给予中国画家无穷的契机来重新创造他们的艺术，同时也让本书作者有机会处理宽广的主题，包括肖像与图画叙事、语词与图像、感知与想象、山水画、性别、窥探欲、伪装、元绘画以及政治修辞等等。

本書以一個嶄新的研究取向，拓展了我們對文徵明（1470–1559）這位偉大藝術家的瞭解。不同於以往的研究成果聚焦於文徵明作品的外在形式，作者於本書中特別關注作品的製作情境，例如時機與場合，盡可能地利用文徵明當時的文獻材料（特別是其詩文）與作品，並參照人類學、社會學、歷史學和藝術史學的研究成果與方法，自人情義務與禮物交換的角度，重新審視文徵明的生平與作品，探索文徵明如何在各種活動場域中建構主體與自我。
書中共有八章，每一章皆以某種場域、某一組特定的關係類型作為參考架構，這兩者不僅定義了文徵明的自我認同，同時也是他據以待人接物的出發點。第一部分的三章處理了與文徵明前半生有關的場域，包括家族、師長、同儕；第二部分是透過官場與地緣檢視其社交關係，援引的資料橫跨其一生；第三部分則著重處理他後半生的場域，包括顧客與弟子。最後一章檢視在文徵明死後如何凝聚出一個一貫且鮮明的「偉大藝術家」形象。

郭伟其所著的《停云模楷》在最大程度上考虑了文徵明最独一无二的个人背景与个性，并为此引入了“停云模楷”等关键词，重新考察了《停云馆帖》的摹刻以及文徵明的出版、藏书、书画创作等相关问题，反映了他在仕途之外重新开辟“不朽”之路，传播文氏风格、建树文氏家学的努力。

本书为“高居翰作品系列”第五种，也是中译本的首次面世，主题讨论中国古代画家，尤其是元、明、清晚期画家的工作与生活。高居翰在这本书中，试图打破文人画家“寄情笔墨、自书胸臆、不食人间烟火”的神话，从实际的社会生活层面，考察了不同阶层画家的状态，他们如何将作品作为社交的礼物与应酬，如何通过卖画来养家糊口，如何苦于画债繁多而草草了事或雇佣助手，而对赞助人、收藏家和顾主来说，他们如何从画家手中取得作品，他们的希冀和要求对画家创作能起多少权重，他们如何判断获得是一张应酬之作还是一幅真正有艺术价值的作品……总之，在出自文人之手的主流撰述之外，高居翰通过搜集大量信笺、笔记、题跋等容易被忽视的材料，向读者展开了一幅自宋末以后，随着商业繁荣、社会中对绘画需求增加，画家们在不同层面谋生与创作的生动场景，使我们更充分地了解和考虑到一幅作品创作的原初情境，从而重新调整对艺术风格、品评标准的看法，读来令人读来耳目一新，是同类书市场中难得而重要的学术普及读物。

《倪瓒年谱》内容简介：中国古典绘画史上曾发生过重大影响。董其昌评其画为逸品，居神品之上。传说明清间江南人家以有无云林画论清俗。当代更有人认为，中国文人画的艺术高峰在元代，而高峰的顶峰便是倪瓒。《倪瓒年谱》为倪瓒的年谱。

Despite Li Gonglin’s (ca. 1049-1106) deep faith in Buddhism and the large number of recorded and extant Buddhist paintings associated with or ascribed to this great painter, twentieth century scholarship on Li Gonglin has focused primarily on his literatus identity and Confucian art oeuvres. This book departs from this traditional view to establish Li Gonglin’s importance in Chinese Buddhist art history through both the local Longmian Chan and the larger Northern Song religious contexts. It offers a fresh understanding of the impact the intermingling of Tiantai, Pure Land, Huayan and Chan philosophies and practices had on Li Gonglin’s faith and art. Painting Buddhist subjects to Li Gonglin was an expression of fai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