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官修滿族先世及其有關東北諸民族的重要史籍。乾隆四十二年(1777)，阿桂、於敏中、和等奉撰修，次年完成。全書分為部族、疆域、山川、國俗四門。各門首舉清朝，其次再按時代順序自古迄清前。該書從正史以及其他近五十種典籍中選擇有關資料，分門別類加以排比，並有詳盡的考證。對研究女真歷史來說，不失為一部有參考價值的專題類書性質的書籍。此次影印清乾隆四十二年內府刻本，現藏故宮博物院圖書館。

17世紀なかば，松前に向かう越前の商人が中国東北地方に漂着し，北京に送られ朝鮮をへて帰国した。ときはまさに疾風のごとく中国を席巻した満族王朝の開国期。その貴重な見聞記と，昭和14年に刊行された園田による漂流記研究の覆刻。

《哥萨克在黑龙江上》写于1925年，是一本叙述十七世纪沙俄扩张主义分子入侵中国黑龙江流域的通俗历史著作。本书从1643年以波雅尔科夫为首的第一批沙俄侵略者侵入黑龙江流城开始，一直写到1689年《尼布楚条约》的缔结。

[만주실록 역주]는 청태조 누르하치의 일대기를 다룬 '만주실록'의 만주어 부분을 번역하고 주석을 단 책이다. 이 책은 만문을 알파벳으로 옮겨 적고 단어마다 하단에 한글 번역을 적어나감으로써 만문을 모르는 독자도 만주어와 한글을 대조하면서 읽을 수 있게 구성되었다. 그리고 원본의 모든 삽화를 옮겨 실어서 그림과 내용을 비교하면서 읽을 수 있도록 안배했다.

危矣！滿文亟需守護。
滿文滿語，曾是大清王朝的官方語文。二十一世紀初，中國黑龍江沿岸能操一口流利滿語的滿族耆老不到二十人，且都年過八十。這些人亡故後，滿語將成絕響。傳承滿文有賴於中國的少數民族──錫伯族。
民國三十六年（1947），位於伊寧市的「錫伯索倫文化協會」對滿文部分字母做過一些更動，增加一些拼寫形式，同時廢除滿文第六元音以及與第六元音組合的十二個音節字。本書對第六元音不合理的處理方式提出質疑，其見解頗為獨到。──國立故宮博物院研究員　莊吉發
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古國，境內所使用的語種也是多元而豐富的。僅以女真與滿洲為例：金朝有女真大、小字的創制，清朝有無圈點滿文（老滿文）、加圈點滿文（新滿文）的發明。遺憾的是，女真文史料保留下來的很稀少，而滿文史料卻有數百萬件之多，這些史料不只散布海峽兩岸，歐、美、俄、日、韓等國亦有數量可觀的收藏。
本書開頭警示清朝的結束距今不過一個世紀，曾經作為「國語」的滿洲語文幾已消亡，幸好有西遷的錫伯族人在那遙遠的西北邊陲把滿文滿語給完整保存下來，讓這個「死文字」一息尚存。特別是口語的部分，錫伯語跟當年滿人彼此溝通的話語相差無幾，可以說是連接現代與大清帝國的重要橋樑。本書有不少關於現今滿文研究的勘誤與指正，這些都是作者親自前往新疆伊寧、烏魯木齊，與錫伯族人訪談後的成果。藉由了解錫伯語文，很快就能讀懂清代的文獻。
本書特色
★ 警告！滿文即將成為絕響，亟需大家守護。傳承滿文有賴於本書所介紹的──錫伯族。
★ 本書有不少關於現今滿文研究的勘誤與指正，藉由了解錫伯語文，很快就能讀懂清代的文獻。

《满族的历史与生活——三家子屯调查报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德国汉堡，1984年），是首次对保存现代满语的满族聚居村屯进行系统调查研究的成果，他不仅把满洲尚存的满族村落公之于世，而且抢救了被学术界认为早已不复存在的“活的满语”这一文化遗产。1984译为德文出版，在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
该书为作者金启琮通过实地调查后所写的一份有关满族历史与生活的调查报告，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作者为了了解满族的社会历史情况，于1961年8月随同内蒙古大学中文系所组成的调查满族语言的工作小组奔赴满族聚居的黑龙江富裕县友谊乡三家子屯，进行实际调查，历时十余天，将搜集到的资料，断断续续用了10年以上的时间，经过研究、辨别、选择、整理，又经过三次修改而写成了这部著作。作者在《前言》中说，对调查所得之资料，“都曾与过去有关记载和我个人所知满族风俗、习惯对比印证，然后才写入本书。对已选取的资料，均采取审慎态度，除了作一些必要的加工外，完全忠实地保持当地所见所闻原样。”因此这是一部活的历史资料与科学研究之汇集。该书图文并茂，历史记载与现实调查相比照，传说故事与文献资料相印证。分析、比较、研究、考证融为一体，所以这是一部很有特色的调查研究专著。该书除《前言》外，正文共分五部分。
第一部分为“实物图”，共12项，为三家子屯满族旧式与现实居住之屋舍图，用具（如捕鱼用的“鱼罩”、草辫、摇车）及过去祭祀用的木制香炉碗与拈香碗等。图以白描，线条清晰、明确。并有说明，时有分析、考证。如“满洲式老屋北炕上炕粮的粮炕（在小门内）”图的文字说明：“特点：①小门黑漆，上贴红纸，书黑色‘福’字；②糜子收获后，经过锅蒸，然后贮存于小门内炕上，用炕去湿气。参考：《黑龙江外记》卷八：‘黑龙江土脉宜糜子，糜子粒如谷，子微大，赤黄色，煨以热炕，然后碾食。’”“过去满族祭祀时用的木制香炉碗”，图之文字说明：“满族祭祖祭神例用木制香炉。北京满族因受汉族影响早已改用铜锡五供。惟三家子屯仍沿满俗保存有木制香炉，称‘香炉碗’。过去祭祀时，每香炉中插香三炷。亦与北京不同。”
第二部分为“社会历史概况”。以下分四项，分别介绍该屯之地理位置与形势图，历史与现状、经济生活，以及满族的风俗、习惯。均按历史与现实的比照分析法对调查之内容加以归 纳整理，以去伪存真，突出其科学性。如“三家子屯的经济生活”一节说：“三家子屯的老年人传说：该屯满族很早就以游牧为生。我以为这个传说不很可靠，或者他们指的是牧放马匹。因为：①满族人一向不以游牧为主，与蒙古草原上的蒙古人是确区别的。②三家子屯是由萨布素部下的水师所开辟，移驻的水师后来兼习步兵、骑兵训练和承担驿递事务，户户养马完全可能，而且嫩江沿岸水草丰美也提供了有利条件。所以他们说的游牧，实际上是牧马，后来也养牛。现在三家子屯附近还有当日的马场，也可以用来作为旁证。西清《黑龙江外记》中说：‘齐齐哈尔羊草畅茂，马食辄肥，……故养马最易。’《卜魁城赋》中也说：‘所畜惟何?首重乎马。’就是当地的实际情况。”以确凿的证据订正了调查所得材料之误，足见该书写作之科学与严谨。
当然该书经过悉心调查、整理所载的大量材料还是翔实而可信的，并可补充记载之不足。作者对所调查的材料均经过了分析、研究，因此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并不是僵化不变的材料，而是按着事物本身发展规律进行了动态的处理，即多指出其历史演变，对调查之内容从动态中加以比较观察，这就使得本书的学术价值更高。如在满洲风俗、习惯一节中指出满族房屋之屋内特点是“只有里间的北、西、南三面的围炕（又俗称‘转圈炕’）是今天能看到的惟一有满族特征的实物。”作者叙述大人皆睡在炕上，“惟小孩仍睡摇车”之同时，又指出：“五十年前北京满族尚有摇车，现早已绝迹。”在指出“满族极重族谱，每隔一定年限因子孙增多即修谱一次”。以下列举三家子屯几份族谱情况后，又指出“从调查的情况来看，满族修谱之风早已中断，中断的时间当在东北沦陷初期，有的地方或者还早。”该书清楚地叙述了满族过去信奉萨满，相信萨满可以为人驱逐“家祟”以治病之情况。指出过去萨满年老寻找接替人时，佛满洲和伊彻满洲即老满洲和新满洲之方式有所不同，前者多用跳神仪式来寻找接替人，而后者是萨满死后，由另一萨满从患重病或病疮而久治不愈的小孩中指认，说此孩之病系死去之萨满作祟和纠缠所致，如许愿令此孩当萨满，即可痊愈。于是病孩往往成为死去萨满之接替人。最后作者指出：“三家子屯土改以后，自然废止了这些迷信的传统作法，萨满得到改造已成为生产大队的劳动者。屯中病人也多到富裕镇医院中去看病。”满族摆脱迷信，这是历史的进步，作者客观地评述了这一进步，是很有见地的。
第三部分为“满文、满语”。详细介绍了三家子屯的满文和满语的历史与现状，并将该处满语与北京、爱辉和伊犁之满语作了比较，指出“三家子屯满语较纯粹”。最后分析了三家子屯之所以至今仍能保持说满语之原因。
第四部分介绍了在三家子屯至今仍流传的5个满族的传说与故事。其选录原则是：①纯粹是满族的；②口头流传下来的，而不是从书上听来的；③传说和故事本身有一定的历史价值或说明某些历史问题；④可以和正史互相印证。每篇故事与传说作者均引史料做了印证与比较。
第五部分为“资料”，主要是两份珍贵的家谱资料：《计氏家谱世系表》及《唐氏（他塔喇氏）家谱》内容摘要。另外孟姓所藏清代敕书三道。将历史与现实做了圆满的印证。

据上海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24年版译出

Jerry Norman's Comprehensive Manchu-English Dictionary, a substantial revision and enlargement of his Concise Manchu-English Lexicon of 1978, now long out of print, is poised to become the standard English-language resource on the Manchu language. As the dynastic language of the Qing dynasty (1644--1911), Manchu was used in official documents and was also the vehicle for an enormous translation literature, mostly from the Chinese. The new Dictionary, based exclusively on Qing sources, retains all of the information from the earlier Lexicon, but also includes hundreds of additional entries cited from original Manchu texts, enhanced cross-references, and an entirely new introduction on Manchu pronunciation and script. All content from the earlier publication has also been verified. This final book from the preeminent Manchu linguist i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is a reference work that not only updates Norman's earlier scholarship but also summarizes his decades of study of the Manchu language. The Dictionary, which represents a significant scholarly contribution to the field of Inner Asian studies and to all students and scholars of Manchu and other Tungusic and related languages around the world, will become a major tool for archival research on Chinese late imperial period history and government.

萨满文化在源远流长，特别是历史上在满族人民的精神生活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宋和平研究员在多年进行萨满文化田野调查和文本研究的基础上，著有《满族萨满文本研究》《满族萨满神歌译注》等专著，是国内该领域首屈一指的专家。本书在前两部著作的基础上，进行了补充和完善，并增加了满语复原这一工作，将满族石姓家族萨满文化的概貌呈现得更加透彻，会对萨满文化研究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语言与文化的关系研究是国内外文化语言学探究的核心内容。满语名号不仅是满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清代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往学界主要从历史学的角度研究满语名号，且较为零散，而从语义角度，运用历史学、语言学等方法对满语名号进行综合系统研究的成果尚未多见。本书以满语名号为研究对象，从语言学、历史学的角度，结合满文文献、历史文献和满族祭祀材料，运用语言学、文化语言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在探讨满语名号构成的同时，进一步探讨了满语名号与满族生态环境、政治制度及精神文化间的关系。首先运用描写、阐释和考证的方法对清代帝后、亲王及文臣武将满语名号的发展演变进行研究；其次，通过对满语名号的语义分析、构成变化，阐释了满语名号与满族自然生态环境、社会环境的关系，并进一步将满语名号与汉语名号两者的语义进行比较，论证了民族语言是民族文化的载体；再次，运用历史考证的方法，对清代满语名号制度的萌芽、建立、发展及衰亡作了系统的的概述，并对满语名号制度发展阶段的特点进行总结；最后，通过对满语名号的语义分析，阐释了满族的灵禽信仰、天命观及痘神崇拜等精神信仰的同时，进一步提出了入关前满族以学习蒙古族文化为主导，入关后则以学习汉文化为主导的价值观念转变。

1644年清军入关，在“近畿五百里”范围内实行圈地，将全站的土地变为由国家所有的旗地与庄园，为管理这些归入八旗的土地和人口，清廷设立了一整套独立于传统中原农村地区的制度和机构，且持续至清末。这套八旗管理庄园的特有机构治下的庄园人口，日久遂成为介于八旗旗人和民人之间第一个边缘人群，有着特有的生活方式和族群认同，而这些正是学术界多年来未曾关注的空白，也产生了诸多误区。本书以梳理清代庄园制度为主线，通过探讨庄园的建立、形成、庄园人丁的来源、从属机构、管理体制、缴纳赋税、身份地位等问题，对畿辅地区旗人群体的多样性和旗人社会内部分化问题进行了讨论。同时采用官方史料、民间文献与口述访谈等多重史料，选取有代表性的案例进行分析，把清代曾活跃于京畿，后因政治变动而被遗忘、湮没的旗人庄园群体展示出来，希望能从前人较少触及的视角，更为全面地了解京畿地区的人文、社会和历史演变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