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中朝边界史研究》利用大量古地图、地理志等资料，考察了明清时期中朝两国的疆域观和实际疆域。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往往忽视疆域观和实际疆域之间的差异，然而即使是标注于地理志和地图上的疆域，那也不过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对疆域的认识而已，它和实际疆域是有差别的。朝鲜时代（李朝，1392-1910年）的疆域观存在着夸大和错误认识，最典型的就是土门、豆满为二江的认识。《明清时期中朝边界史研究》不仅考察朝鲜时代疆域观的种种表现，还阐明这些认识产生的社会背景和思想根源。对于学界存在争议的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立碑的位置、设栅的水源，以及光绪年间乙酉（1885年）、丁亥（1887年）勘界的内幕等，《明清时期中朝边界史研究》也进行了详尽的考察和辨正。

満洲人は，朝鮮人，中国人，モンゴル人が混在する遼東平野を故郷とし，これら歴史ある 3 集団にもまれながら清朝を形成した。そのため，異文化に対して敬意を表することに屈託なく，その摂取についても柔軟であった。
清皇帝は，向き合う集団の文化体系に合わせてその時々に自らの姿を示した。儒教官僚を前にしては儒教思想の説く理想的な王，天子の姿をとり，チベットやモンゴルの仏教徒の前では大乗仏教が理想とする王，菩薩王の姿をとり，満洲人たちの前では八旗の長たるハーンとして君臨した。マルチリンガルな国際人が向き合う集団の言語に合わせて自分の使用する言語を切り替えるように，清皇帝は対する集団の性質に合わせて言語体系や文化的な振る舞いを切り替え，異文化と円滑に交流を行った。
つまり，清皇帝を始めとする満洲人支配層は，満洲語，モンゴル語，漢語，チベット語を程度の差こそあれ理解し，中国文化人であると同時に，チベット仏教徒であり，狩猟に秀でた満洲武人であるという多面的な性格を有していたのである 。これは異文化を外なるもの野蛮なるものとして目下に設定する中国の王権とは対照的な性格である。
本書は，清皇帝が持つ複数の性格のうち，チベット仏教徒に向けて清皇帝が示した姿を様々な側面から解明していくものである。
―本文「はじめに」より

《清朝前期理藩院满蒙文题本》是清朝重要的满蒙文合璧官方文献，每份文件除皇帝“批红”外，还加盖有理藩院官印。是故宫档案中保存下来的最大宗，最珍贵的民族文字原始档案。现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该《题本》内容涉及到外藩蒙古各旗与理藩院之间书信往来及理藩院奏报朝廷奏折等事。对研究清朝历史，蒙古历史及满蒙关系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具有极高的文献史料价值。同时也为蒙古语言文字研究，满蒙文翻译研究等诸多领域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原始材料。出版《题本》史一项抢救古籍文献的文化工程。而清朝满蒙文题本的问世可谓国际上实属首例。

《珲春副都统衙门档》收录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档案馆所藏的珲春协领和副都统衙门的档案。这批档案始于1737年，止于1909年，时间跨度长达165年，以满汉两种文字书写，但以汉文文字居多。其中绝大部分是簿册类档案，少部分是折件类档案。珲春协领和副都统衙门的档案，不仅保存数量大、文件种类多，而且内容丰富，可谓包罗万象，涉及面极为广泛。大凡职官、军务、旗务、民政、司法、财政、农业、矿产、商业、货币金融、文化教育、进贡物品、建筑工程、通讯、天文地理、礼仪祭祀、涉外事务均有涉及。这批资料的出版，对加深东北边疆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同时，它也是研究八旗制度史、中外关系史、东北民族史的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
珲春协领和副都统衙门是清政府设在东北地区的管理机构，负责所辖地区的军政事务。在其处理公务的过程中形成了大量的文书档案，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民族等方方面面，是研究清代东北边疆史、中外关系史、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的第一手资料。
全书共238册，15箱装。定价：87000.00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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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满文文献研究中心部分研究人员的论文集。数位作者直接利用大量的满文档案，探讨清代蒙、满、藏等民族史和蒙古、西藏、东北等边疆地区史，内容丰富而新颖。大量满文档案的介绍和利用，丰富了清史研究的资料，拓展了清史研究的领域。

清乾隆十二年（1747），乾隆皇帝敕撰《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由允祿等人以滿文編定刊行；乾隆四十五年（1780），經阿桂、于敏中譯成漢文，收入《四庫全書》。書分六卷，係由大內現行條例、掌故、祝辭，以及器用數目和形式圖組成，官方特賦予隆重國家儀制、展現立國規模、宣揚滿洲傳統等多重意義，為研究清朝宮廷薩滿祭祀儀式的重要材料。史學家金毓黻（1887-1962）曾言：「是書有滿文、漢文二本，是則讀是書者，非兼通滿文，不能博其義蘊。」朝鮮學者金九經（1906-1950）則說：「欲研究是書者，舍滿文原本，莫能得精確之認識矣。」
本《譯註》以日本東洋文庫藏滿文《清文祭祀條例》（乾隆十二年）、《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例》（乾隆四十五年）為底本，逐句轉寫羅馬拼音、譯出漢文，復與《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對照；遇有專門詞彙，則據《御製增訂清文鑑》、《清文總彙》等字書的釋義加註，期能提供後續研究參考。

本书广泛的采纳了语言接触学、语言进化学、语用学、地域语言学、文化语言学、社会语言学、民族语言学、混合语言学研究方法。在具体研究中，将系统研究和个案分析、新旧资料的统合分析、不同语言的不同变迁现象的综合分析、静态研究和动态研究等密切相结合，本书还探索出了一条语言变迁研究的方法和理论。

《满汉大辞典》（修订版）收词近五万条，200万字，内容涵盖了清代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民族、文化等诸方面的条目以及清代档案术语和典章制度方面的用语。是一部适合于当代满学研究者和满语爱好者使用的大型满汉对译工具书。本次修订采用现代满文排版软件进行修订重排，并根据现代辞典编排理论，与时俱进的对版式、编纂体例上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在原有辞典的基础上，增改了千余条的满文词条，编订了新的检索索引。

Aetas Manjurica 7

圖麗琛(tulišen)，一作圖理琛(1667-1740)，字瑤圃，號睡心主人，葉赫阿顏覺羅氏，隸滿洲正黃旗。康熙二十五年(1686)，由監生考授內閣中書。三十六年(1697 )，轉中書科掌印中書，尋遷內閣侍讀。四十一年(1702)，監督蕪湖關稅務。四十二年(1703)，授禮部牛羊群事務總管。四十四年(1705)，以缺牲被控革職。五十一年(1712 )四月，特命復職，出使土爾扈特(turgūt)。
蒙古崛起後，成吉思汗將天山北路伊里河流域分封其次子察哈台。元代覆亡後，伊里河流域為綽羅斯、杜爾伯特、和碩特及土爾扈特等厄魯特蒙古所佔據，習稱四衛拉特。其後綽羅斯部勢力獨盛，世襲準噶爾汗位，恃強凌弱，土爾扈特與之不睦，部長和鄂爾勒克遷徙裹海以北俄羅斯厄濟兒河流域。和鄂爾勒克之後，書庫爾岱青、朋蘇克、阿玉氣世為部長，至阿玉氣始自稱汗。康熙中，表貢不絕。阿玉氣從子阿喇布珠爾嘗假道準噶爾入藏，謁達賴喇嘛。旋因準噶爾汗策妄阿喇布坦與阿玉氣構怨，阿喇布珠爾不得歸，請內屬，昭封貝子，賜牧於嘉峪關外黨色爾騰。
康熙五十一年，阿玉氣汗遣使薩穆坦假道俄羅斯進貢方物，清聖祖欲悉所部疆域。並遣歸阿喇布珠爾。乃命圖麗琛偕侍讀學士殷扎納、郎中納顏等齎敕往諭阿玉氣汗。是年五月，圖麗琛等自京啟行，越興安嶺，過喀爾喀，假道俄羅斯。五十三年(1714)六月，抵達阿玉氣汗住劄之馬駑托海地方，擇吉頒發諭旨。五十四年( 1715)三月，還京，阿玉氣汗附表奏謝。圖麗琛等三易寒暑，往返數萬里，終能不辱使命。
圖麗琛旣歸，詳述道裏山川，民風物產，應對禮儀，舉凡廬舍市廛，服器飲食，林木鳥獸蟲魚，蔬果婁羅，靡有漏脫，匯成一書，名曰異域錄，滿漢兼書，首冠輿圖，次為行記，其體例略如宋人行記錄。惟宋人行記錄，以日月為綱，而地理附見，所載各大聚落，皆為自古輿圖所不載，亦自古使節所未經。圖麗琛沿途從容遊覽，將所見所聞，纂述成編，可備博物洽聞之助，可以補經史之闕。
滿文本異域錄上下二卷，雍正元年(1723)十一月刊，半葉橫15公分，縱22公分，原藏北京大學，版心刻有漢字「異域錄」字樣，下方刻有堂號「九耐堂」字樣。乾嘉年間，有古抄滿文本，除卷首無輿圖外，其餘與原刊本相同。漢文本異域錄版本多種，雍正元年原刊本有蔣廷繆、顏紹柞、白潢、楊琳、年希堯、惠士奇、蔡瑜等人之序跋。雍正二年(1724 )，續刊本有王國棟序及胡顏穎跋。乾隆四十六年(1781)，異域錄收入四庫全書，釐上下二卷，冠以輿圖及提要，是為四庫本，係紀昀家藏本，首尾無序跋，殘缺不全，人名地名，頗多改易，例如原刊本「葉合」，改為「葉赫」;「阿玉氣」改為「阿玉奇」;「圖謝圖」改為「土謝圖」;「圖麗琛」改為「圖理琛」，俱同音異譯。文字謄寫，間有舛誤，未經校正，例如「栢興」誤書「相興」。其後昭代叢書、借月山房彙鈔、澤古齋鈔、小方壺齋輿地叢鈔俱收有異域錄。道光十九年(1839)，錢熙柞氏刻入指海叢書，因原本末簡殘闕，所刻亦多遺漏。其後守山閣叢書又據指海本影印，叢書集成初編則據借月本以鉛字排印。
桂岩老樵將早歲所藏全本刊錄傅世，「俾有世道者續於朔方備乘之後，以成全璧」，此新出完結本，稱為桂岩本，收有雍正三年(1725)石文焯序，橫24. 5 公分，縱19公分，北京大學藏。近世以來，異域錄頗引起西方學者矚目。先後有法文、德文、俄文、英文釋本。一九六四年，日本天理大學今西春秋教授撰「校注異域錄」，系據九耐堂滿文本及桂岩漢文完結本影印出版。滿文本異域錄，文字優美流暢，不僅為罕見歷史文獻，且為珍貴之語文資料，允宜廣為流傅。為便於初學滿文者閱讀，特影印九耐堂滿文本。逐頁注出羅馬拼音，附錄桂岩本漢文，滿漢對照，其遺漏者，悉攘滿文本譯出漢文，俾成滿漢合璧，其疏漏或不逮之處。尚望方家不吝教正。
七十二年八月
莊吉發 識

康熙五十一年（1712）五月，清朝派出“图理琛使团”出使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特汗国，本书以这一重要历史事件为主线，在辨析考评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一、对图理琛一生政绩做了详尽和全面的综述。二、对图理琛使团出使土尔扈特汗国的始末做了补充，为人们进一步认识图理琛使团的历史地位提供了新史料和新思维。三、对满文本《异域录》重新进行拉丁转写，并附汉文对照；对《异域录》所记俄国人名、地名加以考释，复原俄文原文。

本书将散落民间的满族祭祀资料加以搜集整理，以供研究满族祭祀之用。全书共收录1949年之前编撰的佛满洲祭祀文本40篇。每篇祭祀文由文献简介、原文点校、原文影印三部分组成，排序以《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姓氏为准。

In 1644, the Manchus, a relatively unknown people inhabiting China’s rude northeastern frontier, overthrew the Ming, Asia’s mightiest rulers, and established the Qing dynasty, which endured to 1912. From this event arises one of Chinese history’s great conundrums: How did a barely literate alien people manage to remain in power for nearly 300 years over a highly cultured population that was vastly superior in number? This problem has fascinated scholars for almost a century, but until now no one has approached the question from the Manchu point of view.
This book, the first in any language to be based mainly on Manchu documents, supplies a radically new perspective on the formative period of the modern Chinese nation. Drawing on recent critical notions of ethnicity, the author explores the evolution of the “Eight Banners,” a unique Manchu system of social and military organization that was instrumental in the conquest of the Ming.
The author argues that as rulers of China the Manchu conquerors had to behave like Confucian monarchs, but that as a non-Han minority they faced other, more complex considerations as well. Their power derived not only from the acceptance of orthodox Chinese notions of legitimacy, but also, the author suggests, from Manchu “ethnic sovereignty,” which depended on the sustained coherence of the conquerors.
When, in the early 1700s, this coherence was threatened by rapid acculturation and the prospective loss of Manchu distinctiveness, the Qing court, always insecure, desperately urged its minions to uphold the traditions of an idealized “Manchu Way.” However, the author shows that it was not this appeal but rather the articulation of a broader identity grounded in the realities of Eight Banner life that succeeded in preserving Manchu ethnicity, and the Qing dynasty along with it, into the twentieth century.

《明代女真史研究》系日本著名满学研究学者河内良弘的学术著作，1992年，该书由同朋舍出版社出版。本次系由中央民族大学赵令志教授等翻译在国内出版。
《明代女真史研究》中的各篇论文，既独立成篇具备独到的见解，又按着明代发展顺序把其像网状一样紧密地结合起来。据此我们便可综合把握女真社会的方方面面以及努尔哈赤登场前夜的历史发展脉络。也就是说，河内先生的著作对明代女真史描绘了一个清晰的全景，在明代女真史研究中可谓翘楚。

2015年9月，“国际满学青年学者论坛”成功举办。本次会议具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国际性，二是以青年为主体，并与前辈学者展开积极对话，三是参会学者对挖掘利用满文档案等新史料的高度共识。由刘小萌主编的《国际青年学者满学研究论集(2015)》精选该次会议论文25篇，结集出版。
本书收录了《论清代吉林义学》《域外收藏满文天主教文献三种》《清初蒙古多罗特部的政治变迁》《清末民初呼伦贝尔治边政策的转型》《论满洲瓜尔佳氏索尔果家族之旗分》等文章。

「滿洲政治文化」意指清朝的滿洲統治特色，尤其是討論滿洲政權身處於少數統治的政治現實之下，所表現出的特殊行動風格。本書的主題，在於以蒙古因素為核心，著重討論滿洲政治文化裡的蒙古因素。論述清朝的北亞民族文化背景，始終是清朝的重要特徵，也由於滿洲政權持續不斷地從蒙古學習、引進各種經驗與資源，不但豐富了滿洲的特色，也把蒙古併入清朝，此種特徵深刻地表現在蒙古史學、宮廷音樂、滿文佛經、滿文字書的政治文化功能等等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