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在韩国为加入联合国而疲于奔走之时，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爆发了内战。当地成为一片废墟，几乎断绝了与外界的联系，韩国驻当地大使馆的职员及其家属也均陷入枪林弹雨，生死攸关。在这千钧一发之时，朝鲜大使馆相关人员敲响了韩国使馆的门，以寻求帮助。此时，南北的共同目标仅有一个——逃出摩加迪沙…

汉化带来衰弱？
改革引向灭亡？
重大政治决策如何改变历史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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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以非常手段
将国都从平城迁往洛阳，并致力推行汉化
完成了祭天大典从“西郊”到“南郊”的转变
使游牧之俗渐慕华风
...
然而，短短三十年后，公元523年
北疆即爆发“六镇之乱”
北魏的衰亡由此开始
...
孝文帝热烈推动的迁都与改革
反而为帝国敲响丧钟
何以如此？
本书将揭开这一历史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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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个人之见，本书对拓跋魏政权结构的分析是相当成功的。最主要的优点在于有整体的观照，能铸造概念、运用概念来说明关键的问题，并有坚实的实证基础。……本书作者讨论北魏的礼制与孝道问题，不唯是北朝史领域上的一个突破，也应能对研究其他时代的学者有所启发。
——陈弱水，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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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简介
“西郊”与“南郊”指的是两种不同的国家祭典——“西郊”是拓跋人的祭天大典，代表北亚草原游牧文化的一支；“南郊”则是汉族王朝国家祭典的核心，同样也是祭天仪式。从西郊到南郊，意味着游牧之俗向华夏之风的转变。
在北魏史的研究中，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历来为史家所重视。本书追根溯源，从嘎仙洞鲜卑石室的发现讲起，对北魏内部势力进行细分，极具创见地提出“代人集团”这一重要概念，指出其居于北魏政权的核心地位，再以统计学的方法，揭示改革前后各方势力的消长。在讲述孝文改革之前，作者首先回顾了文明太后的崛起之路与统治手段，她推动的俸禄制、三长制、均田制，实为孝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对于孝文改革，作者则详人所略，另辟蹊径，敏锐地抓住以祭典为代表的礼制改革，并着力探讨孝道与北魏政治间的关系。
孝文帝热烈推动的迁都与改革，对后世影响甚巨，改变了中古史的走向。何以如此？本书洞幽察微，对这一复杂问题进行了解答。

本书是关注近代东亚历史状态的一本专著。作者立足于对立的东西世界秩序状态，将叙述时期限定为19世纪中叶至甲午战争，以清韩宗属关系为主轴，凸现当时东亚的焦点问题——朝鲜“属国自主”，并将其放入多国间之交涉的背景当中，去捕捉近代东亚构造的变迁过程。作者运用了多种语言史料，从多角度观察了近代清韩宗属关系，试图从客观上恢复近代清韩宗属关系的真实历史面貌，继而揭示出近代东亚的真实历史状态。
“自主”一词对朝鲜半岛的人们来说可谓意味深长。朝鲜半岛统一的重要原则即为“自主”的再继续。作者以“属国自主”为话题，再现近代的东亚秩序状态，无疑对目前东亚局势的发展起到参考作用。
本书荣获第二十七回三得利学艺奖。作者冈本隆司，男，1965年生，京都府立大学文学部副教授，被日本史学界称为鬼才，已先后出版三部专著，一直力图再现近代东亚的真实历史面貌。

本书并非一部西周的通史，甚至也不是西周晚期的通史，而是对西周灭亡这一历史事件的实证性研究。作者通过探讨西周国家的衰弱和灭亡这一特定的持续历史和地理过程中，地理条件及其政治性建构之间的复杂关系，综合运用考古发现、铭文和文献记录，同时联系地表形态的特征，分析和说明了西周的政治体系是如何并且为何不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从而最终导致了西周国家的解体和王畿的崩溃。

《三国史记》是邻国朝鲜较早出现的汉文史书，作者是王氏高丽的大臣金富轼。《三国史记》中的《高句丽本纪》专门记载了汉唐时期我国东北地区高句丽政权的历史，由于《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有些内容不见于中国史书记载，因而是研究高句丽历史的重要资料。本书从高句丽政权与中原王朝包括割据政权关系这一侧面对《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与中国史书记载存在的异同进行系统考述，进而对该书的学术价值及作者金富轼的治史态度等做了探讨，提出了新的看法。本书对于高句丽历史的研究，尤其是《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的使用有着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南宋及南宋都城临安研究系列丛书·博士文库：金人“中国”观研究》是从政治与观念互动的视角出发，去揭示促使金人“中国”观产生、演变的动力及其特质，提出了一些新见解。这是一部视角独特，观点鲜明，论述精到，有理论探索的创新之作。
《南宋及南宋都城临安研究系列丛书·博士文库：金人“中国”观研究》作者熊鸣琴认为金朝“中国”意识的产生需要两个条件的结合：即“以我为中心”争当东亚霸主的意识和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与吸收。女真帝王、贵族的“中国”观，首先源于统治中原汉地的现实需要与争当东亚霸主的政治意识，它是在与现实政治的互动进程中形成和发展的。金朝建国后，在亡辽灭宋的军事扩张进程中，女真统治集团逐渐萌生了降服四方、以自身为东亚天下霸主的政治意识，而“中国”作为一个政治概念在某种意义上便是东亚霸主的代称。熙宗朝金宋签订的“皇统和议”，确立了金朝的东亚霸主地位。女真集团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和吸收并非出自对汉法的倾慕与向往，而是出于统治汉地的需要。为了论证这个认识，书中以金史研究中颇有争议的人物完颜宗翰为个案，探讨了金初汉制改革与女真现实统治需要的关系。并指出金熙宗以后，在人口民族结构、农牧经济结构、政治体制及文化组成上都显示出强烈的“中国化”特征，金人的“中国”意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和发展。

《南西伯利亚古代史》讲述的是以努辛斯克盆地以及南邻阿尔泰山地为中心的地理单元古代居民的历史。
《南西伯利亚古代史》是C.B.吉谢列夫经过了长时间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书中列出了三篇：篇的古代属于史前史，在时间上包括了考古上的石器时代、铜石并用时代、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初期；第二篇的匈奴——萨尔马特时代属于早期草原民族史，在考古上相当于早期铁器时代一直到历史时期的公元一世纪初即相当于中原的汉代；第三篇国家的形成，是从公元五世纪突厥汗国的建立开始一直到公元十一世纪的黠戛斯民族历史。

明代中後期，中央政府為了維持漕運這一「大局」，把黃河之水全部逼入淮河河道，並在極不適宜修築水庫的平原地區建立了洪澤湖，以沖刷黃河泥沙。在此後的近300年?，洪澤湖的面積不斷地被人為地擴大。整個淮北被視為「局部利益」被有意地犧牲掉。使得淮北從唐代以前生態良好的魚米之鄉，演變成明、清至民國時期的窮山惡水之地；從發達的手織業中心退化?紡織絕跡的經濟邊緣地帶；從「家詩書、戶禮樂」的文化沃土，變成了殺人越貨的寇盜樂園；從精英倍出的人文薈萃之地，淪為苦力的來源地。本書通過分析這一演變過程，用以探索淮北社會生態衰落的根本原因。

一号多书：
金上京文史论丛 第一集 洪仁怀 王军主编 2007年7月
舟山年鉴（2004），ISBN：9787503415630，作者：舟山市史志办公室编
我所知道的德王和当时的内蒙古

本书是一本羌族民族史，也是一本羌族民族志。羌族主要聚居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东南隅与北川地区，即汶川﹑北川﹑茂县﹑松潘﹑理县等地。
本书希望通过 “羌” 之历史，说明华夏（自觉的）西部族群边界变迁，以及其如何贡献于近代中华民族之形成。这项研究是基于一个简单的思考架构，即“羌” 曾是古华夏心目中的西方牧羊人或西方异族概念，它代表古华夏自觉的我群西方边缘（the sense of otherness）。因此探索华夏历史记忆中 “羌人” 概念的转变，便是探索华夏自觉的（或主观认定的）我群西方边缘之变迁。不只如此，在公元7世纪以后，青康藏高原东缘华夏心目中的诸羌部落又成为吐蕃（与后来的藏族）之政治﹑宗教﹑文化与族群之边缘（朵康）。这样的历史发展终使得青康藏高原东缘之广大地区及其人群，在近代时成为汉藏间一个模糊的边缘。这也是本书书名《羌在汉藏之间》用意所在。

《五色四藩——多语文本中的内亚民族史研究》分上下两编。
上编“多语文本与内亚关系研究”主要是内亚民族史相关的内容，涉及蒙古高原、青藏高原和天山北路卫拉特草原等区域的满蒙、蒙藏和满臧之间的政治关系，从时间上来讲，主要集中在清前期。本编共十一章，由十一篇独立的论文组成，分别为《明朝兵部档所见林丹汗与察哈尔蒙古》、《绰克图台吉的历史与历史记忆》、《康熙皇帝亲征噶尔丹的满文档案及其流传》、《车臣汗汗位承袭的变化》、《清太宗与扎萨克图汗素班第的文书往来》、《康熙初年清朝对归降喀尔喀人的设旗编佐》、《外藩蒙古内扎萨克盟的雏形》、《1705年西藏事变的真相》、《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圆寂的真相》、《噶尔丹与藏传佛教上层》、《图尔扈特汗廷与西藏关系（1643—1732）》。
下编“蒙古历史地理研究”涉及的内容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是明末漠南蒙古喀喇沁、东土默特部的游牧地考证，第二是清初神秘的“察哈尔国”游牧地的考证，第三是17世纪上半叶中亚卫拉特人各部的游牧地考，第四是关于清代蒙古地图文献的点滴。共有六章，分别为《清初“察哈尔国”游牧所在》、《东土默特游牧地之变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地之地望》、《17世纪卫拉特各部游牧地之分布》、《日本天理图书馆所藏手绘蒙古游牧图及其价值》、《清代克什克腾旗的两幅游牧图》。

☆许倬云、王铭铭、罗丰、荣新江等倾情推荐 一部跨越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经典之作
☆蒙古高原的匈奴| 高原河谷的西羌| 森林草原的鲜卑与乌桓
☆探察三大游牧社会及其与汉帝国的互动 重新理解族群及民族国家的发展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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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类学的游牧社会研究成果及思 考取径，结合历史学、文献学、地理学等所学科研究方法，王明珂教授对中国北方早期游牧社会——汉代的匈奴、西羌，以及鲜卑与乌桓——进行了考察。主要探究了三大游牧部落的环境生态、动物生态与饲养、经济活动、社会组织、游牧与定居人群关系等方面，以及在此基础上他们与汉帝国的交往互动。
游牧者们看似“自由”的抉择，乃是在一种生存境况下“不得已”的生存选择。族群的发展并不能以高低为论，而是一种基于环境、内部社会结构所呈现出来的状态。王明珂教授通过精细的史料梳理与辩证论述，希望以此形成对族群历史关系的新认知，重新理解族群及民族国家的发展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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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评论
王明珂洞察族群认同与共同体意识之间微妙的关系，在中国民族学田野报告的传统方式之外，开阔了报道与阐释双管齐下的方法学。这是一本跨越历史学、人类学和地理学的作品，很有价值。
——许倬云
我们这个时代学术中最重要之事，莫过于指出，以定居的乡土格局来形容中国社会是有问题的。“中国乡土定居性理论”抹杀了我们历史经验中的许多“另类元素”。本书为我们呈现了汉代中国北方游牧社会的诸种形态，使长期被我们视作“他者”的匈奴、西羌、东胡及其后裔，成为我们的自我认识的一个步骤。
——王铭铭
没有哪个古代帝国的周边，拥有像中国那样多的游牧民族；也没有哪种文字中留下像汉文一样对于游牧民族的丰富记载；然而当下游牧民族研究却是西方、俄国或日本学者的领地。当读完这部非凡拔俗的著作后，我们可以略感自豪地宣称，游牧世界的研究中终于增添了一份中国经验——从理论到微观。
——罗丰
作者既解构了旧史家的片面记载，又谨慎地对待前人的研究成果，以使自己不要走过头。作者基于多年来对游牧社会的亲身观察和体验，加之对中国历史文献、考古材料的熟悉，本书可以说是王明珂一部更加宏观的著作，是一部跨越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经典之作。
——荣新江
尽管历史事件，或者所谓“史实”并非不重要，但这本书中的“反思性研究”，却无意针对“历史事件的重建与其因果关系的安排”本身，而是要将一系列相关历史事件之由以展开的根源，追溯到中原王朝的资源边界与游牧各人群的不同人类经济生态，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诸方面。正由于这样高远的立意，本书才会写得新见迭出，引人入胜。
——姚大力

北方民族史译丛：契丹古代史研究》共由三编十一章所组成，要特别着重指出的是，作者对于古代北亚游牧部落有深刻的理解，又有社会学方面的素养，所以能把上述中国史料和散见于《辽史》的契丹族自己的传说，巧妙地加以揉合和对比，从而清楚地反映出契丹部族制社会的情况，在许多方面显示了作者自己的灼见卓识，解答了过去存在的疑问。例如他指出契丹部族自始至终都是由耶律、萧两姓组成的集团，他们之间有一种半族结合关系，因而使史实与传说泾渭分明。此外，还有一点是在作为《北方民族史译丛：契丹古代史研究》重点的第三编中，对于迄今为止几乎令人有架空感的遥辇氏Kitai的实在性进行了探讨。

位處中原西陲的吐蕃
崛起過程中，建構吐蕃天下體系
整合青康藏高原之部族
促使各部族於文化、語言、宗教、生活方式等各方面均吐蕃化
使得中原西陲原本為分裂割據，且相互盜抄的人文生態
為之一轉而統合於吐蕃化的浪潮之中。
今天包括西藏、青海、西康、甘肅、雲南、四川等地之2500公尺以上地區，即地理上所謂青康藏高原的區域，大部屬信奉藏傳佛教，飼養犛牛，種植青稞，以糌粑為主食的特色文化區，凸顯中國之多元文化特徵，就是吐蕃以其建構之天下體系，將其所控弦之地，予以吐蕃化所打下的基礎。更因吐蕃於唐代所展現強盛輝煌的武功，打遍天下無敵手的史實，永垂於中國史，令後代子孫印象鮮明，而於民間留傳中國西部的藏傳佛教世界，永遠是一個武功高深且神秘不可測的世界。君不見金庸小說中吐蕃高僧的龍象神功，武林第一，且性格詭譎難測。民間所有涉及宋、蒙元時期以還的武俠電影，凡是來自西方的喇嘛，個個武功高強等等，凡此，均為唐代吐蕃於中國歷史上所留下雪泥鴻爪的結果。
《玉帛干戈：唐蕃關係史研究》係林冠群教授以其所習得閱讀藏文史籍的能力，遍覽敦煌古藏文卷子、吐蕃時期的碑刻、吐蕃簡牘等唐代吐蕃第一手史料，以及歷代藏人所撰寫的史籍等為基礎，從中理解吐蕃本身對唐朝的概念、立場與策略，以及歷代藏人對唐蕃關係的見解，以之與中原王朝所書寫的吐蕃史與唐蕃關係等記載，作比較研究。林教授經年累月地就唐蕃關係，反覆思量、考索，並詳參中外學界相關的論著，經三十年的積累，終破解世所難詳的唐蕃關係，完成一本三十六萬字之專著，貢獻一家之言。

《察合台汗国史研究》是关于察合台汗国与元代西域的通史性与研究性著作，兼及13－14世纪我国新疆及其邻接之地的社会文明、东西交通与经济商业各个方面。

本书利用满、汉、蒙、藏多种语言文字史料，以卫拉特蒙古的一支阿拉善和硕特部为切入点，通过揭示该部在清朝时期的活动，首先探讨了康熙、雍正时期西北准噶尔部、青海和硕特部、达赖喇嘛地方政权等的内部动向，及清朝基于这种动向所实施的方针政策。同时又以阿拉善和硕特部为中心。考察了清朝时期外藩蒙古札萨克旗内部的社会行政组织的存在形式及其具体运营，以及札萨克王爷的部众支配手段。以此较详细、系统地论述了清朝时期外藩蒙古的政治与社会的具体面貌。

本书的主要内容为亦邻真先生已经发表的论文、专著和词条等蒙古学研究的汉文版全集汇总。部分是他的未刊稿，以及从蒙古文新译为汉文的论文稿，此外还有部分手写稿和信札的照片，均为首次出版。两位整理者乌云毕力格和乌兰教授也都是著名的蒙古学学家，为亦邻真先生的学生，对于原稿进行了收集，编排，并对于部分蒙文稿件进行了汉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