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华北干部南下，是中共中央为解放全中国，完成对南方的接管与建设事业所做的重大决策，是新中国奠基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书通过深入挖掘山东各地档案馆之一手档案史料，充分运用田野调查和口述访谈方法，对山东干部南下组织工作进行系统论述，完成呈现南下干部选调标准、调动原则、选调方式、步骤等内容，并从社会史角度真实地还原干部南调时所表现的各种复杂思想与行动，干部南调所带来的对山东本地日常工作的考验，山东老区社会心态的变化，山东老区婚姻、家庭、人口等问题，以及山东军民为解决这些问题所做的艰苦努力。
本书将社会史与革命史相结合，赋予革命史更丰富的生命力，在求真的基础上，为南下与南下精神注入更丰富的内涵。

★内容介绍
中国古代有一个鬼的世界，它在广被接受的文化话语体系或宏大叙事中并不明显。然而，这个阴暗的鬼世界一直是中国过往的一部分。想要完整认识中国，洞察历史与人心，就不能不了解鬼。
在早期中国，人们认为鬼是从哪里来的？它们长什么样？人们如何认知和对待鬼，如何想象它们与生人的关系？鬼在信仰体系中的作用是什么？它们如何影响文学、艺术，并改变人们的世界观？是什么让鬼变得可怕？是什么让它们充满恶意？又是什么让它们也很脆弱？人们从什么时候开始以温和的方式谈论鬼，以及为什么？
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授蒲慕州，采用跨学科的方法，从宗教、历史、社会理论、心理认知等多角度，追溯了从远古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所存在的鬼观念；并将中国的鬼与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和美索不达米亚的鬼进行比较，揭示每种文化的个体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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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鬼作为人性的另一面，补充了生者的世界；对鬼的研究，可以为我们理解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的历史特性和洞察人性幽微提供一个特殊的窗口。
◎作者蒲慕州，是少数于古代埃及、古代中国社会与宗教、比较古代史研究三方面均有建树的学者；本书亦采用跨文化比较研究，将中国的鬼与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和美索不达米亚的鬼进行比较，揭示每种文化的个体特征。
◎蒲慕州将之前自己关于鬼的诸多研究成果融入一书，内容上化繁为简，叙述上简约流畅，更适合大众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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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评价
蒲慕州在处理史料方面的卓越能力使得这本书不仅非常有启发性，而且读起来也轻松愉悦。
——《宗教研究评论》

当今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中最有成就的学者之一、美国中国学研究的两个最高奖——费正清奖和列文森奖获得者
“国家记忆•致敬历史记录者”年度历史图书、《中华读书报》年度十大好书、《北京晨报》度致敬图书、“中国书业年度评选”十大好书作者
周锡瑞先生作品
《1943：中国在十字路口》
国共两党的政权更迭，是否早在1943年的政治和社会里已见端倪？
编辑推荐：
1943年的中国与世界，是个什么样子？
为什么蒋介石把新疆回归中央称为民国建立以来的“最大成就”？
康生被称为“延安的铁菩萨”，他在整风运动中是如何抓特务的？
1942-1943年的河南大饥荒，救国或饿死人民？
1943年的重庆，通货膨胀、限制物价与政权合法性是如何影响人民生活的？
王明道在沦陷区的独立教会是如何走光明之路的？
通过分析1943年一系列的事件、趋势和矛盾，我们能否更好地理解中国政治和社会的深层次变化？
内容提要：
1943 年，不平等条约被废除；蒋介石写作并发表了《中国之命运》并且与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开罗会议上会晤；蒋夫人宋美龄在美国国会发表了历史性的演说；新疆脱离了苏联长达十年的控制回归中央；河南遭遇了灾难性的饥荒；中共正在经历延安整风中最后也是极左的“抢救运动”。
一旦把关注点集中在特定的一年，就能发现这一年发生的很多事件，都对后来的历史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通过研究上述和其他事件，从不同的角度来观察这一年，作者试图在本书中对一些特定时刻进行史实重建，在作者看来，这是超越以中美关系为核心的狭隘的抗战研究的最好办法，由此得以理解那些决定中国命运的广泛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发展事务。

本书以《人民法院组织法》《法官法》和《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为制度主线，阐述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尚不平衡不充分的超大型单一制国家里：法院系统与中国共产党、国家权力机关、地方党政体系究竟是什么关系、如何互动，进而形成组织架构、人事经费、支持配合、制约监督上的制度关联；作为最高审判机关的最高人民法院，如何监督指导全国3500多家下级法院，如何实现司法政策“自上而下”的有序传导，并在此过程中“轧平”地域与发展上的差异；司法审判和司法改革又是如何与党管政法、党管干部、民主集中制等重大政治原则融为一体，形成有别于其他国家的制度特色和制度优势。
除了介绍现行文本、起草情况、运行实效，本书力图还原制度的形成过程、回溯改革的来龙去脉。经过这样的还原回溯、史实比对，可以发现：当下习以为常的概念或表述，其实经历过曲折反复的发展。今天激烈争论的改革焦点，当年亦是聚焦热议的“痛点”和“堵点”。在“全面深化改革永远在路上”的时代背景下，只有呈现完整的历史发展脉络，才能避免“今天的改革成果，成为明天的改革对象”，进而理解“做成了想了很多年、讲了很多年但没有做成的改革”是多么了不起的成就。

简介
“舍生取义”，常常被用来赞美自杀的忠臣义士，但这决不意味着，只有“舍生”才能“取义”。毕竟，需要舍生的场合很少，但“义”却是每个人在生活日用、揖让进退之间都该看重的。作者通过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田野研究，在现实语境中重新思考中国文化中“生命”和“正义”的问题，从家之礼、人之义、国之法几个层次理解现代中国人的幸福与尊严。书中的基本主张可概括为“缘情制礼，因礼成义，以理成人，以法立国”。
前言与鸣谢
在我们家乡的方言中，“过日子”被称为“过晌”。我大概5岁的时候，跟着我姥姥到她的娘家村去服侍她的母亲。当时我姥姥刚过70，我的太姥姥96岁。我总是听姥姥说“过晌”、“过晌”的，就禁不住问，到底什么是“过晌”呢？面对这样幼稚的问题，大人们自然会哄堂大笑，却也难以给出一个让我满意的答案。我的困惑自然不会打消，不过时间久了，这个词听得多了，好像就忘了我的疑问。直到开始这项研究的时候，我忽然又想起了当年的那个问题，这个时候，我的姥姥也和当年的太姥姥一样年纪了。
在日常生活中，总是有一些司空见惯的词汇和说法，我们从来不去思考它背后的意义，因而也不会觉得有什么探讨的价值。但我们一旦认真对待这些词，就会发现，恰恰是这些看上去最平常的词，才有着巨大的力量。“过日子”和“做人”都是这样的词。我在2002年要下田野的时候，姥姥身体还非常好，没有什么病，知道我要到农村去作研究，就会和我讲起老家很多很多的事，使我恍惚间回到了二十多年前。到了农村里，我母亲不断帮我克服一个一个的困难，帮我理解一个一个自杀背后的理由，我也在不断品味着姥姥给我讲的那些事情和道理，“过日子”这个词就在我脑子里逐渐清晰了起来。我最终决定把它当作理解自杀问题的最重要的概念工具，因为它使我能最好地理解这些普通人的生与死。
因此，面对那么多自杀者的悲惨故事，我一直在以我姥姥的人生当作参照系；甚至在理解西方思想中的人生理论时，姥姥的一生都成为我最根本的思想源泉。但没想到，在我回国半年后，姥姥病倒在了床上；就在我的书写到最后关头的时候，她未能等到看一眼，在自己99岁生日前几天，就驾鹤西去了；而且，最为遗憾的是，我女儿的出生竟然与此凑到了一起，使我无法抽身赶回，只能在妇产医院旁边的十字路口烧一点纸钱。
在研究和写作当中，我以前一直觉得很平凡的姥姥，却显得那么伟大起来。姥姥于1908年出生在一个读书人家，经历了两度江山易主，以及日本侵华、大饥荒、文化大革命这些灾难。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丈夫和公公相继辞世时，她五十多岁，带着五个未成年的女儿，我母亲是老四。我的太姥爷，也就是她的公公，走前的最后一句话是，一定要让几个女孩子读书。当时正是六十年代初，生活状况很不好，但她牢牢记住了这句话，变卖家产，甚至卖掉了祖上传下的珍宝，宁愿让邻里讥嘲她不过日子，也要使自己的五个女儿都读书成才。
姥姥一生虽遭际坎坷，而言谈举止未尝逾礼，乐观豁达，宠辱不惊，侍奉翁姑尽心尽力，教育后辈有张有弛，在远近乡里更是扶危济困，善名远播。最终求仁得仁，福寿百年。一个世纪的沧桑变幻，在她和她的家庭面前都变得苍白无力，烟消云散。中国人过日子的方式究竟有怎样的力量，在这位普通农妇的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我姥姥生病的这一年多里，我母亲就慢慢写下了姥姥的一生。我之所以要把她写的一些内容附在本书的最后，不仅是为了纪念老人家，更重要的是，希望能从正面，而不仅仅是自杀者这样的反面，来窥见现代中国人过日子的智慧和境界。之所以说是现代，是因为，虽然姥姥在我们看来还是太传统了，但她面对的问题完全是现代中国的问题；我们要解决自己的问题，一定可以从她那里学到很多。
正是因为姥姥对我的思考的重要意义，我违反了一般鸣谢的惯例，把自己家的人放在了最前面而不是最后，希望读者能够谅解。人到中年，在经历了一些事情，读了一些书之后，才会慢慢体会到中国思想的深厚，才知道日常生活是一部最值得读的书。希望此书在终结了我对自杀研究的同时，开启对“过日子”的更多思考。
当然，如果没有这些年读书的经验，特别是西学的思考，那些日常生活的力量还是很难显露出来的。在我的过日子和做人的过程中，诸多师友的提携与警醒都是必不可少的。正如本书中一再表明的，除了亲人之外，我们还需要师友和国家，才能为自己建构一个立体的人生格局，才能为过日子添加更多的味道。因此，我必须把崇高的敬意献给我的老师：慷慨豪爽的凯博文（Arthur Kleinman）教授和她的夫人凯博艺（Joan Kleinman）、温文尔雅的曼斯费尔德（Harvey Mansfield）教授、随和宽厚的屈佑天（James Watson）教授和他的夫人体贴的华屈若碧（Rubie Watson）教授、博学的卡顿（Steve Caton）教授、和蔼的古德（Byron Good）教授，使我在康桥的日子充满了各种色彩；而杜维明教授不仅直接为我提供了经济支持，也让我深深理解了中华文明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困难。国内的王守常教授、刘小枫教授、甘阳教授、王铭铭教授、杨念群教授、萧国亮教授、景军教授则使我的一切思考都无法和中国问题割舍开来。
若是一一列举给过我帮助的朋师友，势必成为一个极为冗长的名单。但我还是要提到，李猛一如既往地和我一同深入对每个问题的思考，如果没有他，这本书的完成是不可能的，应星、王利平、徐晓宏则曾经和我同下田野，与我一起体会了实地研究的艰难与收获。吴增定、渠敬东、赵晓力、周飞舟、毛亮、强世功、汪庆华、郭金华，张跃宏、李诚等与我作了多次讨论，帮我修正了很多问题。此外，不得不提到的是，与我一同赴美的同学胡宗泽和我共同渡过了初到美国最艰难的阶段，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而林国华和郑文龙二兄使我没有陷入美国专业教育的泥沼中，也令我感激不尽。我特别还要感谢我的师妹何江穗。她曾经费尽辛苦，帮我将我姥姥口述的十几盘磁带录成文字。
回国之后，北大哲学系的赵敦华、陈来、张志刚、孙尚扬、尚新建、李四龙等教授为我新的研究和教学生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更重要的是，初为人师的我逐渐开始进入一种新的伦理关系。得天下英才而教之已经成为我生活中极大的快乐。能够让学生们有所收获，已经成为我现在继续研究的主要动力。感谢我所有学生的理解和支持。
此外，还要感谢哈佛－燕京学社、弗里德曼基金会、香港中文大学研究基金、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中国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对我的研究的经济支持。
本文中的一些章节陆续在一些刊物上发表过，在此感谢这些刊物允许此处重刊：1.1以“自杀中的‘正义’问题”刊于《社会学家茶座》第十八辑，2.1和2.3以“论‘过日子’”刊于《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 6期，4.2以“夫妇之礼与家庭之义：一个个案分析”刊于《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文集（三联书店，2007）。
吴 飞
2008年7月于北京

这是一部山水画札记，依作者设想，各篇之间具有关联性，隐藏结构、脉络、体系，但每篇各自又是独立的，读者可以从任意一篇开始读。一般而言，画家的写作大多偏重感觉，相对缺乏理论性和历史性的研究，学者的写作则会忽略绘画经验，本书试图打通两者，既有画家视角的经验论述，也有学术领域的 探讨。读者亦可各取所需，它可以被当作一首美好的长诗，可以是一篇关于绘画的方法论，也可以是一部独特的艺术史著作，在这三者之外，本书更提供了我们观看世界的新鲜视角，如作者所说:“未见山水画之前的山水、见过山水画之后的山水，是两个世界。”

本书原名《北平旅行指南》，马芷痒著，张恨水审定，1935年出版。

著者以三十年客居旧都之经历，广采博讯，精心编著了这本饶有趣味的旅行指南名著。

书中详细记述了三十年代旧都沿革，名胜古迹（达230余处），食住游览，旅行交通、工商物产、文化艺术、公共团体、社会公益、风土习俗等方面丰富的史料，并刊有珍贵的古迹名胜照片188幅。

本书由著名文物鉴定家史树青先生作序并题写书名。

“南下”，一个特殊的历史名词，是指1948年底至1949年初，中共中央为解放全中国，完成广大南方地区的接管与建设事业，而从华北老区抽调数万名干部，随军南下，奔赴南方新区进行工作。1949年初，中共冀鲁豫区、冀南区在今聊城地区（鲁西北）抽调了数千名干部过江南下，进行新区接管工作。他们告别了父母、妻儿与故土后，跟随部队渡过长江，相继到达南京、湘北、川东、赣东北、贵州等地，建立了当地中国共产党各级政权机关。聊城南下干部克服与华北家乡风俗迥异、语言不通、举目无亲、自然环境恶劣、敌匪势力猖獗等诸多困难，为祖国东南、中南和西南的解放与建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本书通过对1949年广大聊城地区南下干部的组织动员情况、南下历程及在南下地区的工作进行研究，以更好地弘扬南下精神，展现南下干部的历史责任与使命担当，为新时代青年更好地回答当前的时代问卷提供资鉴。

GDP等政府统计数据是经济研究、政策制定和经济管理的重要基础和依据。但是，关于这些数据的统计规范与用户的理解之间往往存在较大差异，影响对相应统计数据的客观评价与准确应用。
本书通过详细解析GDP等统计指标的概念、口径范围、计算方法和主要用途，原原本本地讲述相应统计数据的生成和运用的真实逻辑，厘清各种“统计反差”背后的原委，努力消除统计规范与用户理解之间的差异，促进政府统计数据的客观评价与准确应用。

《上海城市地图集成》汇集了217种与上海相关的古舆图与近现代地图，时间上起于明弘治十七年（1504年），下迄于1949年，跨越了明、清及民国等三个时代。内容上则将这些地图分为十个图组共三册加以编排，大体展现了传世上海城市古旧地图的全貌。全书具有以下特点： 精选善本，系统梳理。历代流传下来的上海城市地图种类繁多，版次复杂，为求系统、完整展现上海城市地图的演变历程与城市历史文脉，《上海城市地图集成》遴选具有如下特征的最珍贵、具有代表性的上海城市地图入编：（1）绘制年代早；（2）测绘质量较高；（3）具有地图学史研究价值、能够展现该时代地图文化特色的官方或民间地图；（4）在上海乃至中国的城市史与城市史地、城市规划建设等研究方面具有重要意义；（5）尚未公开或传存稀少且具文物价值。 该书所选地图，多为此类图像文献之善本。编者不仅网罗了目前见存的明中叶至近代初上海城市地图，而且也较为系统地收录了近代以来工部局、北华捷报与字林西报社、日本堂、至诚堂、商务印书馆等上海地图主流制作机构所刊之图，并介绍了这些地图的类型与版式变化。同时，对于晚清以降中外官民机构所作的上海地图，在上述选图原则之外，对其中再版较多的图，则尽可能选用初版者，并以附图展示与著录文字的形式说明其再版情况，以求从制图主体等方面对各类上海地图进行初步的系统梳理。通过这样的采择与处理，尽可能将古往今来上海地图丰富多彩的样式呈现出来。 专业编排，详细著录。该书精选的二百余种上海地图，形态各异，年代跨度近五个世纪，全书以成图年代为脉络做了大致编排，并在此基础上区分了十个图组，以便研究者检索浏览与研究利用。 古旧地图是一类比较特殊的历史图像文献，与一般书籍类文献相比，不仅形态差异甚大，而且往往缺乏对制图者与创作年代的必要记载，更缺乏对于制作原委、测绘方式等与创作背景相关信息的明确记录。为此，该书编者在图像资料入手伊始即行开展了针对这些地图的信息整理与考证著录工作。本书入编地图均有著录和提要。著录部分主要包括图名、绘制者、刊印或出版者、绘制或刊行年代、印刷形式、图幅尺寸、比例尺、收藏地及传存状况等；提要部分主要是针对该幅地图的相关研究、考证，可以说是最新研究成果的体现。 资料翔实，印制精良。历代传存的上海地图，形态不一，尤其是图幅差异甚大，从两张全开拼接成巨幅图到64开小册页，不一而足；制印方式多样，从绘本、刻本到近代的石印、铜版、胶印等，琳琅满目。为应对复杂多样的图版与印刷装帧形式，《上海城市地图集成》采用了全彩大八开精印、每页对折展开为四开的独特制本形式，而对于原图为全开甚至两张全开拼接而成的超大幅面之图、或长宽比超大的长条形图幅之图，版面设计者采取了四折页与三拉页等形式；对于图幅较大、乃至特异的十字形图幅之图或密排极小字体的地图，则一般采用分割全图以放大局部等形式。如此复杂的排版设计，使得本书的装订只能采用成本昂贵的全手工作业方可实现。 《上海城市地图集成》汇聚了近五个世纪以来的上海城市地图，全面反映了此类地图的演化脉络以及上海这座城市的历史变迁。为便于读者查询和专家研究，除纸质图书外，在本书出版的同时，出版社已经开通网络版端口，并将在未来开发更为丰富的电子出版物。

读游民文化，发现另一个中国
刘、关、张桃园结义前，为何关羽张飞要杀掉对方一家老小？
绿林好汉手中的朴刀是一种介乎农具和兵器之间的器具？
杀人放火可以当官？穷人靠着力气和胆量也能吃香喝辣？
香港影片中，为何警察和地下秘密社团都要拜关二爷？
《 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增修版）》（读游民文化，发现另一个中国）
江湖是游民生活的空间，也是干犯法纪、为非作歹的渊薮，凡是敢于与主流社会对抗的秘密组织成员、打家劫舍的绿林豪强、闯荡江湖的各类人士，乃至称霸一方、为人所惧的痞棍，都会被畏惧者恭送一项“好汉”的帽子。逼上梁山是“造反有理”的过程与归宿。不义之财，取之何碍，是游民动惊生涯中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总的说来，它仍是“强盗逻辑”。
本书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游民、游民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文学的密切关系，游民文化对于文学创作，特别是对于通俗文学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们的思想意识，习惯作用，也因通俗文艺的流传而深入到了各个阶层，本书阐述深刻，可读性强。
名人推荐：
要研究游民问题，实际上不能不研究整个中国社会与全盘中国历史，学泰在这方面是下了大功夫的。
作为一个学者，学泰声明“本书不会介入现实中的具体问题”，但是我认为，像本书这样的对游民问题的研究，不但有助于我们对中国历史的全面了解，对了解我们今天的社会及其未来的走向也有很大的意义。
——李慎之
王学泰先生积二十年之功完成的 《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无疑是一部有重大学术价值的力作。在我看来，有价值的学术研究，也有不同的层次：有的对其所研究的对象，有精细的把握，但其解释力仅限于 “这一个”；而另一种研究，则通过 “这一个”，作出更具普遍性的概括，提出了具有更大解释力的概念，因而具有某种理论价值。学泰先生的游民文化研究就属于后者。

秦汉以来的二千年历史中国在西法的冲击下新旧蝉蜕，失其本相。但西方人的办法没有解决中国人的问题，而解决问题的过程，却又为中国人带来了更多的问题。所以，由变法开始的过渡时代，实际上成了最亢激的时代、最不安定的时代、最茫无端绪的时代和最趑趄徊徨的时代。
——杨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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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家杨国强教授最新力作。他以隽永的文笔带领读者走入20世纪初年的历史场景，重现晚清末期至民国初年这一过渡时代的思想、政治与社会：数千年来的历史中国在层层分解中走向支离破碎；时人以变应变、各自恢张的新法和西法在现实中国却一败涂地。这期间，科举停置、变法立宪、辛亥鼎革及新文化运动等重大议题次第登场，以前所未有的广泛程度造就了一种“速成的现代化”。作者透过这一段历史的矛盾、错杂、人物之多变和世事的纷乱，寻究这种激变、剧变挟前所未有的烈度和深度造成断裂、脱节、摧折乃至四分五裂的由来、内涵和结果。

《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作序
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宋怡明教授全新力作
从明清日常政治入手，深入剖析中国文化肌理，透视“阳奉阴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制度套利”等深植中国社会的潜规则
◎ 编辑推荐
☆ 荣获美国《选择》杂志2018年度“ 杰出学术著作奖”
☆ 厦门大学教授郑振满、耶鲁大学教授濮德培、《逃避统治的艺术》作者詹姆斯·斯科特盛誉推荐，《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前系主任科大卫倾情作序。
☆ 由小历史见大历史，由百姓小故事讨论时代大问题。从明代军役制度及军户的因应策略入手，再现政策与人性的博弈，反思明朝治国得失，促使我们思考什么是好制度。
☆ 宋怡明教授普通话流利，熟知福建风土人情，有近三十年田野调查经验，收集了大量家谱、地方志等第一手民间资料。他作为以历史人类学研究为标志的“华南学派”第三代学者之翘楚，经常引用他口中的“祖师爷”傅衣凌先生的话：历史研究不可以在图书馆做，要去跑田野。
◎ 内容简介
本书以明代沿海卫所为背景，剖析在明朝世袭军户制度下军户家庭与官府的互动，着重描述和总结了承担兵役义务的军户如何趋利避害，制订出种种策略以优化自身处境。他们既未公然蔑视权威，亦非俯首帖耳，而是在反抗与服从的“中间地带”运作，以期将需要付出的代价降到最低，同时使利益最大化。
本书分三大部分，分别讲述了福建军户在原籍、卫所和军屯的生活。本书的一大特色在于，运用了大量家谱、地方志、口述史等民间资料，讲述了许多发生在军户生活中有趣的故事。真实而鲜活的案例，辅以严谨、细致的考辨，构成了这本讲述百姓自身历史的社会史著作。
◎ 媒体推荐
在中国大一统的王朝体制中，民间社会形成了灵活多样的应对机制。《被统治的艺术》论述明代军户群体的生存策略，对理解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社会形态富有启迪意义。
——郑振满，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
这部颇具启发性的著作运用了大量史料，创造性地将过去与现在联系起来，是近年来出版的对明清中国社会关系最复杂、最生动的描写之一。
——濮德培（Peter C. Perdue），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
本书睿智而有力地将微观历史与宏观历史融为一炉，在长时段中探索人们如何在表面的顺从下进行抵抗。作者通过历史的放大镜审视明代的征兵制度，意在展示个人与国家之间的操纵策略。
——詹姆斯·C. 斯科特（James C. Scott），耶鲁大学政治系教授
◎ 获奖情况
★ 荣获美国《选择》杂志2018年度“杰出学术著作奖”。

一个在上海住了近20年的外国人，他过着怎样的生活？
20年前的上海，蓄势待发而万物尚且淳朴，那会儿他在干什么？
这高速发展的20年，这个城市这么多变化，他感受到的是什么？
外国人笔下的当代中国，80年代有保罗•索鲁的《在中国大地上》，90年代有何伟的《江城》，《洋盘》以一种新鲜的写作声音记录了我们正在发生的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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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一年没问题。上海是个大都市，对吧？” 从24岁到40+岁，从五星酒店的厨师到美食作家，在中国高速发展的20年，一个老外如何谋生，如何去爱，如何应对起居饮食社交衰病。
出身中产家庭，放弃稳定生活，怀着“冒险”精神，于2005年来到上海。从24岁到40+岁，他在最好的年纪闯进中国高速发展的20年，以“局外人”的率真与好奇，探寻着日渐被我们忽略的“附近”和附近的“人”的故事，也在自己人生的上升与下沉中，见证了两种文化的碰撞和改革大潮下中国的变迁。
★理解中国食物的时候，也是在理解中国人和中国社会。只要你走出去看看，这世界就总会给你带来惊喜。
他游走在老城厢的窄巷，沉浸式体验上海的生活，用10年寻访一位手工铁锅匠，花16个月评测52家上海小笼包店，与上海各路角色聊天；他透过食物的镜头去看中国，到兰州学做拉面，去阿勒泰了解驼奶，几乎去过所有的省份，寻觅、倾听、记录真实的中国故事。
★ 都市青年共同的“边缘人”生存体验：“要是能知道自己能待多久，那该多好。” → “我想，我可以再待一年。”
以年为单位分割的时间，被不确定包裹的当下，短暂的过客身份，“在而不属于”的尴尬处境，临时搭建的情感乌托邦……一只脚在圈内，一只脚在圈外。是每一个外来的局外人用尽全力，却可能随时失去的生活。
★ 无意中发现的传奇家族史，两代人相隔100多年的中国“冒险”经历形成历史的呼应。
同样在24岁的年纪来到中国，100多年前，外高祖父刘海澜带着他的传教士队伍，从俄亥俄州远赴大清帝国，经历过1900年前后近代中国的大震荡和大变革，与他建立的亚斯立堂、同仁医院、汇文学校，埋骨的老城墙，一起定格在家族老相册里；100多年后，Chris放弃在迈阿密的中产舒适圈，卷入蓬勃发展的中国经济大潮，度过不确定的疫情三年之后，仍然留在上海……两代人在中国游走的轨迹交会，串联起一段关于中国、关于上海的激荡故事。
★《鱼翅与花椒》作者扶霞、《张医生与王医生》作者杨樱诚挚推荐。
怀着对中国的深厚感情，Chris 真诚地探究了外籍人士在中国生活意味着什么，既感人又引人入胜。他的跌宕起伏的沪漂经历与他的外高祖父在北京的冒险交互对照，有忏悔录的笔触，又有历史作品和流浪汉小说的特点，一个关于爱与失去的故事。
——《鱼翅与花椒》作者扶霞
美国人梅英东写过北京胡同（《再会，老北京》），何伟写了涪陵（《江城》）和很多地方，但都不是自己的生活……终究没有人以一种拉家常的口吻，说一说自己如何应对这个大都市的起居饮食社交衰病，一切必要，一切非必要。从这个角度说，Chris写的东西可算史料补白。 ——《张医生与王医生》作者之一杨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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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盘，四川方言中，有洋气、拉风的意思。
上海方言中，则指外来人不太了解本地习俗。作者用作书名带有一点自嘲。
本书是美国作家沈恺伟（Christopher St. Cavish）讲述他在中国经历的一本非虚构文学作品。
2005年，24岁的沈恺伟离开家乡——美国东南部城市迈阿密，以年轻厨师的身份游历至香港，又机缘巧合得到一份在浦东香格里拉酒店翡翠36餐厅的工作，由此开始了他在上海近20年的生活。
从最初跌跌撞撞闯入一座陌生城市，不知道自己能在这里待多久，到骑着挎斗摩托穿越5000公里寻路中国，从躲在外籍人士舒适的“泡泡圈”，到花10年寻访一位手工锅匠，以《上海小笼包指南》出圈……他穿越在两种文化间，一年又一年，学会了当一个成年人，学会了爱，学会了痛苦，也见证了改革大潮下中国的变迁。
冥冥中似乎有一个声音在召唤他，而直到来到中国，他才发现自己与这个国家的深刻渊源。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中在中国的千年帝制时代，清高宗弘历可谓是空前绝后的一人，然而在乾隆盛世达到登峰造极的时候，整个大清的政治与社会生活却被一股名为“叫魂”的妖术搅得天昏地暗。在1768年从春天到秋天的那几个月里，这股妖风冲击到了半个中国，百姓为之人心惶惶，官员为之疲于奔命，皇帝为之寝食不宁。在讲述叫魂故事的过程中，《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重在讨论这背后的历史意蕴。叫魂故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传统中国政治和中国社会的一些基本问题。

“我們得承認，過去六十多年來，港人的身份不時改變，不只一次，是多次的改變，連帶他們對事物的價值觀也不斷改變：什麼是對？什麼是錯？六十多年來，港人的價值判斷就這樣前後出現差異：往日是尊卑有序，今天講的是平等、自由。或許有人慨嘆：今不如古、世風日下，但改變了的身份和觀念是無法挽回的，我們就算不能欣然接受，也必須明白箇中變化的原因。”
── 周永新
香港社會的種種演變，原來離不開香港人對自己的身份認同和價值觀！
這是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榮休教授周永新對香港社會的長期體察和研究心得。
近七十年來，香港人的身份不時在改變，從開埠最初的難民身份，到港英政府治下的香港市民身份，到九七後至今的中國公民身份，一次又一次的身份改變，使香港人對人對事的價值觀也在不斷改變，從而亦影響了整個社會的人事變遷。無論我們如何看自己，作為這個城市的市民、居住在這裏的香港居民、擁有中國公民身份的香港人，我們都會對自己的身份有不同的體會，也會調整自己的想法和觀念。
今天港人身份上的迷失，不再有共同的生活追求目標，社會就顯得煩躁不安，個人也常感到困惑和無奈。為什麼這樣？本書所述事實，可為你提供答案。

本书收录了作者多年积累和访谈而得的13篇文章，及11篇追忆当年采访和幕后花絮的“题记”，所写都是读者较为熟悉的现当代文坛“名角”：俞平伯、沈从文、老舍、丁玲、赵树理、郭小川、汪曾祺、浩然、严文井等。
根据当事人的口述，以及大量档案、会议纪录和口述史料，真实地再现了1949年后中国文坛的真实面目，以及众多作家在大环境发生转变时痛苦的心路历程。这些强大而可畏的真实纪录，使那些尘封的如烟往事得以鲜活呈现，从而我们也可以感受到那个时代的阴晴圆缺和风云变幻。
516页

在创造历史的人当中，除政治家、士大夫、学者等大人物外，还有诸多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在中国的大门更全面地向世界打开之前，珠三角及澳门地区作为与资本主义时代的西方国家有着长达近三百年交往的地方，生活在这里的许多市井小人物已经在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与西方人有非常广泛和深入的交往。他们为了谋生，以种种方式从事着与西方人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的职业。
中国在19世纪的许多变化，是否如大家已经熟知的近代史论述所说，是由鸦片战争的炮火引爆的？五口通商、洋务运动、华工出洋、幼童留美，谁是真正的推动者？如果鸦片战争前的中国都是“封闭”和“停滞”的，哪里能突然冒出一群乐意冒险或可以胜任的小人物，在新时代扮演各种角色。对于“漫长的18世纪”、“现代”的19世纪这样的说法，我们要重新思考一下历史的书写和写法，思考18世纪与19世纪之间的“缺口”，黄东是作者的一个“上下而求索”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