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一本只有七十五页的小书《致D》的问世在法国书界引起轰动。第二年，作者与其爱妻双双自杀，共赴黄泉。这段长达六十年的爱情故事的结局，让这本书在畅销书排行榜上的排名直线上升。
写书的人大概没有料到，这纯粹记述两人感情经历的爱情告白，其影响远远超过了他以往写过的任何一部著作，给读者、甚至是严肃的思想界的同行们带来巨大的冲击。书中呈现出来的作者的形象光辉，盖过了他以往的任何一种身份。惟有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这个“丈夫”形象，才长久地留在世人心中，成为永恒。也是这个形象，让我们记住了他的名字———安德烈·高兹 （AndréGorz，1923-2007）。
《致D》是高兹写给她妻子多莉娜（Dorine，1924-2007）的“情书”，也是他的最后一部作品———爱情的墓志铭。法国哲学家高兹用平实、朴素的语言向多莉娜回溯这段刻骨铭心的情史。那时，他已经知道身患绝症的多莉娜医治无望，很有可能会先他而去。面对缠绵病榻、体重只剩四十五公斤、身高缩短了六厘米、在他眼里“依然美丽、依然优雅、魅力无穷”的妻子，他感到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烈的爱，以致抑制不住要给她写信的狂热欲望。他要告诉她自己是多么爱她，多么后悔没有更多地向她诉说自己的无限深情，没有更早地表白人世间这可遇而不可求的真爱，他说要用这封信重新组构爱情的历史，为的是把握它的全部意义。他所以要写这封信，还是为着理解他经历过的、也就是和妻子共同经历过的一切……
高兹和多莉娜最后双双弃世的决定是最自然不过的结果。高兹，已经看到爱人灵柩的男人，终于作出了最终的抉择：“我们都不希望我们两人中的一个在另一个死后继续活着。”高兹最后选择的不是哲学家的选择，他说为爱而死是唯一不能用哲学解释的观念，当爱成为两个人在身体和精神上发生共鸣的方式时，就已经超越了哲学。（摘自杜小真《哲学不能解释之爱》）

《佛学入门四书:佛教常识答问》由赵朴初所著，赵朴初居士到国外访问时，屡次遭遇随身翻译不理解佛法而译错或者无法翻译的情况，于是萌生出写一部佛学入门书的念头，这才有《佛学入门四书:佛教常识答问》的问世。《佛学入门四书:佛教常识答问》是一本佛教基础知识入门书，它采用问答的形式，以二百多个问题来讲解佛教方方面面的知识，内容涉及佛教的创立与发展，佛教内部的几次结集与纷争，佛教在我国的传播与发展状况等等。《佛学入门四书:佛教常识答问》自成书以来，已发行数百万册，被译成多国文字，畅销海内外。

💧 “人这辈子迟早是要哭一场的”
💧 布克奖、国际都柏林文学奖决选作品
💧 荣获加拿大吉勒奖、英联邦作家奖最佳图书奖
💧 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全球超过90个版本
💧 《每日电讯报》评选的“亚洲十大小说”第二名，紧随《红楼梦》
💧 奥普拉读书俱乐部选书 | 《泰晤士报》“25本此生必读经典” | 《卫报》“生命中不可缺少的100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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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比《活着》更为惨痛的民族血泪史，一幅印度社会各阶层的全景式画卷
一曲苦难与希望交织的生命之歌，一部写尽人性善恶与生活真相的文学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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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的印度，民生凋敝，时局动荡，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阴云笼罩了这片大地。
从一场灭门惨案中逃生的伯侄伊什瓦与翁普拉卡什，经人介绍，乘火车去往裁缝迪娜的住处，以期获得一份工作。在火车上，他们结识了青年学生马内克。巧的是，马内克恰好是迪娜的新房客，于是三人结伴而行。
门铃响起，迪娜打开房门，背负着各自苦难的四人即将在这间小屋里开始新生活，他们的命运也由此紧紧地联结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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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之上》是罗欣顿•米斯特里备受好评的长篇小说，以四位主人公的命运为主线，展现了印度数十年的风云变幻，描绘了一段特殊历史背景下小人物的苦乐悲欢和他们坚韧的生命力。作品出版后获得极高评价，入围了布克奖短名单、国际都柏林文学奖短名单，并斩获加拿大吉勒奖、英联邦作家奖最佳图书奖等文学奖项。自1995年面世以来，全球已经有90多个版本，成为不断再版的经典之作。2006年，塔马沙戏剧公司将《大地之上》改编成舞台剧，在伦敦汉普斯特德剧院上演，荣获各界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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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斯特里以极大的激情写作，他的作品展现了对人类处境的慈悲心和敏锐观察，这使他成为最激动人心和最重要的当代英语小说家之一。
——纽斯塔特国际文学奖提名辞
很少有人能够像米斯特里一样捕捉到印度所蕴藏的真正苦痛与难以置信的生命力，以及生活中的曲折与美妙。
——《时代周刊》
这部小说有勇气去记录并再次定义了我们是谁。它继承了那些伟大小说的传统，颂扬着充满光辉而永不熄灭的人类精神。
——《环球邮报》
那些喋喋不休地说着小说已经衰微的人，应该看看罗欣顿·米斯特里的作品。他不需要注入魔幻现实主义来使现实充满生机，在他看来，现实本就很魔幻。
——《纽约时报》
一部叙事宏大的小说，结合了狄更斯对底层人民的怜悯和索尔仁尼琴克制的愤怒，刻画了人类精神的韧性和梦想破败后的心碎。
——《柯克斯书评》
一部充满启示和慈悲的杰作。和其他所有伟大的小说作品一样，它改变了我们对生命的理解。
——《卫报》
在视野及洞察力方面，尤其在对人类的悲悯上，这是一部高水准的作品。
——《蒙特利尔公报》
这个故事展现了如蝴蝶展翅一般的优雅与美丽……太精彩了。
——《泰晤士报》
字字句句都像大海上闪耀的光芒……成就非凡。
——《苏格兰周日报》

互联网成为基础设施，数据成为生产资料，计算成为公共服务。
移动互联网带来的真正影响，是人们的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在线社会上了。
50多万年前的关键词是光明与黑暗，50多年前的关键词是数字和模拟，而今天的关键词是在线与离线。
移动互联网是比传统互联网在线程度更深的互联网。手机操作系统一旦做到了在线就会带来绝佳的用户体验。苹果手机不仅淘汰了传统手机，而且带来了一个新的时代。
对于真正成熟的互联网来说，手机只是诸多的在线设备之一。慢慢地，每一个设备都会变成互联网的终端，不只是手机，手机只是“开始的开端”。
计算会利用互联网这一基础设施，让作为生产资料的数据产生价值。我把这种新经济形态称为计算经济。
每一个原子、每一个比特，一定都依附在在线系统上；离线系统的规则，一定不适用于在线系统；没有数据流动，一定不是在线系统。
……
云、火、电、蒸汽机；互联网、云计算、数据、计算经济；腾讯、Facebook、谷歌、IBM、苹果、阿里巴巴……这就是王坚博士看到的被在线重构的商业世界，这还是他眼里即将到来的计算经济时代，这更是王坚任职阿里巴巴8年以来的智慧思考。
这不是一本书，而是你与阿里巴巴技术教父级人物长达十几个小时的面对面聊天。王坚手里拿的不是“三板斧”，而是“绣花针”，他所描绘的是阿里巴巴技术图景的万里长卷。
翻开这本书，我们邀请你与王坚博士一起走进他天马行空、奇思妙想的技术世界，那将是一个颠覆你认知，让你脑洞大开、恍若隔世的奇特经历——不论你是互联网从业者、企业管理者、政府工作人员，还是普通读者。

大多数的企业管理的书籍都会告诉你：制定商业计划、分析竞争形势、寻找投资人等等。如果你要找的是那样的书，那么把这本书放回书架吧。
这本书呈现的是一种更好、更简单的经商成功之道。读完这本书，你就会明白为什么计划实际上百害而无一益，为什么你不需要外界投资人，为什么将竞争视而不见反倒会发展得更好。事实是你所需要的比你想象的少得多。你不必成为工作狂，你不必大量招兵买马，你不必把时间浪费在案头工作和会议上，你甚至不必拥有一间办公室。所有这些都仅仅是借口！
用直截了当的语言和崇尚简约的方式，《重来》是每一个梦想着拥有自己的事业的人的完美指南。不管是作为中坚力量的企业家、小企业主，还是深陷令人不快的工作中的职场中人、被炒鱿鱼的受害者，抑或是想要“脱贫”的艺术家，都能在这一页页中找到弥足珍贵的指引。

如果在旅馆里弄不清楚怎么开水龙头，或者面对不熟悉的炉灶或电灯开关时，即使再聪明的人也会手足无措。唐纳德•A•诺曼大胆地指出，不是你太笨，而是物品的设计没有考虑到用户的需求和心理。虽然拙劣的设计俯拾即是，但是设计出易于理解、方便使用、令人愉悦的产品并不困难。《设计心理学》增订版对好设计具有强大的作用，不断提醒我们为什么有些产品能满足用户的需求，而有一些产品却让用户非常受挫。
诺曼博士在《设计心理学》增订版里，始终强调以人为本的设计哲学，将认知心理学和行为学等多学科的方法导入到设计之中。不仅着重于反思设计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给用户带来的困扰，更着重于解决问题，用这些基本原则帮助设计师找到真正的问题，及其解决之道。一方面诺曼博士从多个角度分析，更新了大量的案例提醒设计师关注，并找到人们的真正需求；另一方面诺曼也试图将大众转变为优秀的观察者，不仅能观察到糟糕的设计，也慢慢学会欣赏优秀的设计。将优秀的设计原则与优秀的观察能力结合起来是非常强大的工具。
在《设计心理学》增订版里，诺曼博士增添了超过一半的内容，每章内容都有不同程度的修订和补充。特别是增加了两个全新的章节，即第六章“设计思维”和第七章“在商业世界里的设计”。在这两个章节里，诺曼博士从两个角度讨论了以人为本的设计、诺曼法则、设计面临的挑战、颠覆式创新与渐进式创新的优劣以及设计的未来。诺曼还在个人主页开设了Mooc课程，邀请业内顶级专家逐章讲解本书内容。

“长物”，原指多余之物，它们虽非生活必需品，却是中国古代文人构筑精神世界不可或缺之物，寄托了古代文人的审美情趣和品格意志。这部中国古代名士精致生活的百科全书，共十二卷，集合实用与审美双重功能，其中讲述居家陈设的有室庐、几榻、器物、位置四卷，与造景布局相关密切的有花木、水石、禽鱼三卷，与文人雅趣直接关联的有书画、香茗两卷，集中谈论日常生活的有衣饰、舟车、蔬果三卷。
明末名士文震亨，出生书香门第、官宦世家，崇尚清雅，遵法自然，借品鉴长物而标举人格，完美呈现簪缨世族的清雅生活格调、明代江南书香世家的高洁风致。
《四库全书》收录《长物志》，评其“惟震亨世以书画擅名，耳濡目染，与众本殊，故所言收藏赏鉴诸法，亦具有条理”。为后世营造生态家居、鉴藏文物雅玩提供了理论框架以及可供模仿的范本，是中产阶级提升美学素养、提高生活格调的必读之书。

《洗澡》是新中国第一部反映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长篇小说，它借一个政治运动作背景，描写那个时期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确需要改造，然而，改造的效果又如何呢？小说被称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新儒林外史。

《20世纪统计怎样变革了科学:女士品茶》以某位喝茶的英国女士的假设学说为起点，引出了近代数理统计的开创者——费歇尔，以及费歇尔为解决类似问题而发明的实验设计法。书中细数了二十世纪参与这场科学变革的代表性人物与事迹。

《童年兽》以戏谑、跳脱、极具个性的叙述语言，讲述了“我”的小学时代：“我”即围棋队的陆小风，从六岁到十二岁，“我”一直在体校的狭小空间中比拼棋艺，过着枯燥的生活。“我”和众多其他少年一样，挥洒着幼稚而野蛮的青春期本能，同时也见证着生活中最黑暗的一面……定段赛失利后， 父亲不得不让“我”离开围棋队重返校园。从此，陆小风告别了沉重的记忆、开始“欢畅呼吸”，但同时也有点“脱狱者惦记牢房”般的怅惘。小说记录了八十年代生人的心灵史，并勾勒出中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城市生活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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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兽》将那种摧残人性的感觉写得真实透彻。——张抗抗
就像读你其他作品的美好感受相仿。你的小说压根不在乎所谓的种种章法，你只按照自己的内心欲望去诉说或喷发。从你的这些小说里，可以看出你吸收了很多很多的优质文学营养。或者说，你读书之多，对经典文学的消化能力之强，都是惊人的。之所以说惊人，是因为在你的小说里我可以感受到许多经典小说的气息，但却找不到任何蛛丝马迹。另外，你的跳跃性超强的想象力和灵异独特的语言表述能力相辅相成，而且字里行间随处都能给人从未有过的体悟，致使整部小说就像一个闪闪发光的天体，引人发笑引人遐想无限。——李亚
《童年兽》是以塞利纳笔法写就的充满荷尔蒙气息的半自传小说，它将向我展现，围棋如何与青春期的躁动混作一团，人生又是如何根据各种胜负法则，分出了一条条枝杈。——朱岳
很久没有读到这么好的当下的小说了，很见功力。——赵兰振
陆源通过语言造成了压迫式的快感，只有早期的莫言可以达到这种效果。——魏思孝

《自卑与超越》是阿德勒从个体心理学观点出发，阐明人生道路和人生意义的通俗性读物，同时又蕴含着极深的哲理和巨大的学术价值。在《自卑与超越》中，作者提出：我们生活在与他人的联系之中，假如因自卑而将自己孤立，我们必将自取灭亡。我们必将超越自卑。

在这本书中，詹姆斯·卡斯向我们展示了世界上两种类型的「游戏」：「有限的游戏」和「无限的游戏」。
有限的游戏，其目的在于赢得胜利；无限的游戏，却旨在让游戏永远进行下去。有限的游戏在边界内玩，无限的游戏玩的就是边界。有限的游戏具有一个确定的开始和结束，拥有特定的赢家，规则的存在就是为了保证游戏会结束。无限的游戏既没有确定的开始和结束，也没有赢家，它的目的在于将更多的人带入到游戏本身中来，从而延续游戏。
推荐：
它改变了我对生活、宇宙和其他一切事情的看法。
——《失控》作者凯文·凯利（Kevin Kelly）
这本书让人禁不住一读再读，值得我们仔细研究。
——《全球概览》创始人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
有本书对我蛮有影响的——叫做《有限与无限的游戏》。有限游戏在边界内玩，无限游戏却是在和边界，也就是和“规则”玩，探索改变边界本身。实际上只有一个无限游戏，那就是你的人生，死亡是不可逾越的边界。与之相比，其他的边界并不是那么重要了。
——人人网、美团网、饭否网创始人王兴

《译文随笔:反对阐释》是苏珊•桑塔格最著名的文集之一，是奠定其美国“现有的目光最敏锐的论文家”地位的成名作，评论的锋芒遍及欧美先锋文学、戏剧、电影，集中体现了“新知识分子”“反对阐释”与以“新感受力”重估整个文学、艺术的革命性姿态和实绩。

在一个怀疑的时代，我们何以知道基督教是惟一可信的宗教？上帝为何允许苦难发生？一位自称是爱的上帝为何会把人送到地狱去？教会是否要为诸多的不公义负责？科学是否已经否定了基督教？提摩太·凯勒借着文学、哲学、日常生活谈话以及严谨的逻辑思考，回答了怀疑基督教信仰的人甚或热心信徒常有的一些疑问，解释了为什么相信基督教的上帝是十分明智与合理的选择。本书曾荣登《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首。

简介：
作者通过对马来西亚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暗中破坏等的探究,揭示出农民与榨取他们的劳动、食物、税收、租金和利益者之间的持续不断的斗争的社会学根源。作者认为,农民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以低姿态的反抗技术进行自卫性的消耗战,用坚定强韧的努力对抗无法抗拒的不平等,以避免公开反抗的集体风险。
导读：
一部可能成为经典的令人难忘之作。
——《泰晤士报文学副刊》
任何想要了解东南亚农民社会的人都不能错过此书。
——《亚洲研究杂志》
一部卓越的著作……斯科特以其出色的工作展示了人种学报告不能也无法呈现的农民反抗外来侵犯的“全貌”……是对反抗霸权的日常形式的精彩理论和经验阐释。
——爱德华·W.萨义德
前言：
前 言
任何研究领域的局限性在与其相关研究的共有定义中最能突显出来。大量的关于农民的近期研究——包括我本人的和其他人的——都关注反抗与革命的问题。平心而论,除了关于亲属关系、仪式、耕作和语言方面一贯的标准民族志描述之外,更多的关注集中于有组织的、大规模的抗议运动,因为它们尽管只是昙花一现,却显然对国家造成了威胁。我可以想到对此类运动重要性的共有理解得以盛行的原因在于一系列相互强化的因素。对左派而言,对农民起义的过度关注显然受到越战和现在已经开始消退的左翼学术界对民族解放战争的迷恋的刺激。绝对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历史记录和档案鼓励了这种迷恋,它们从不提及农民,除非农民的行动对国家构成威胁。另一方面,农民只是作为征召、粮食生产、税收等方面的匿名“贡献者”出现在统计数字中。这种视角下的每项研究强调了不同的侧面。一些研究只能是强调外来者——预言家、激进知识分子、政党——在动员通常懒散、无组织的农民的过程中的角色。另一些研究关注的只是西方社会科学家最为熟悉那些运动——那些拥有名称、旗帜、组织机构和正式领导阶层的运动。还有一些研究,只是在精确考察那些可能在国家层面推动大规模的、结构性变迁的运动方面有所贡献。
我认为,这种视角所忽视的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贯穿于大部分历史过程的大多数从属阶级极少能从事公开的、有组织的政治行动,那对他们来说过于奢侈。换言之,这类运动即使不是自取灭亡,也是过于危险的。即使当选择存在时,同一目标能否用不同的策略来实现也是不清楚的。毕竟,大多数从属阶级对改变宏大的国家结构和法律缺乏兴趣,他们更关注的是霍布斯鲍姆所称的“使制度的不利……降至最低”。正式的、组织化的政治活动,即使是秘密的和革命性的,也是典型地为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所拥有;在这一领域寻找农民政治大半会徒劳无功。并非偶然,这也是走向结论的第一步:农民阶级在政治上是无效的,除非他们被外来者组织和领导。
就其真正发生时的重要性而言,农民叛乱是相当稀少的——更不用说农民革命了。它们大多被轻而易举地粉碎,即使非常罕见地成功了,令人悲哀的是其达到的结果也很少是农民真正想要的。无论是哪种革命的成功——我并不想否认这些成果——通常都会导致一个更大的更具强制力的国家机器,它比其前任更有效地压榨农民以养肥自己。
鉴于上述原因,对我而言更为重要的是去理解可以称为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的斗争——农民与试图从他们身上榨取劳动、食物、税收、租金和利益的那些人之间平淡无奇却持续不断的斗争。此类斗争的大多数形式避免了公开的集体反抗的风险。在此我能想到的这些相对的弱势群体的日常武器有: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暗中破坏等等。这些布莱希特式——或帅克式——的阶级斗争形式有其共同特点。它们几乎不需要协调或计划,它们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通常表现为一种个体的自助形式,它们避免直接地、象征性地与权威对抗。了解这些平凡的反抗形式就是理解农民长期以来为保护自己的利益对抗或保守或进步的秩序所作的大多数努力。我猜想长期以来正是这类反抗最有意义和最有成效。因而,研究封建主义的历史学家布洛赫指出,相对于“农村社区顽强进行的坚韧的、沉默的斗争”而言,伟大的千年运动也只是“昙花一现”;这类斗争旨在避免对他们的生产剩余的索要和维护他们对生产资料——如耕地、林场、牧场等的所有权。这一观点肯定也适用于对新大陆奴隶制的研究。对奴隶与其主人关系的分析不能仅仅去寻找纳特·特纳或约翰·布朗式罕见的、英雄主义的、注定失败的举动,而必须着眼于围绕工作、食物、自主权、仪式的持续不断的琐碎的冲突——即反抗的日常形式。在第三世界,农民很少会在税收、耕作模式、发展政策或繁琐的新法律等问题上去冒险与当局直接对抗;他们更可能通过不合作、偷懒和欺骗去蚕食这些政策。他们宁愿一点一点地挤占土地而不是直接侵占土地;他们选择开小差而不是公开发动兵变,他们宁可小偷小摸也不去抢公共的或私人的粮仓。而一旦农民不再使用这些策略而是采取堂吉诃德式的行动,这通常是大规模铤而走险的信号。
这种低姿态的反抗技术与农民的社会结构非常适合——农民阶级分散在农村中,缺乏正式的组织,最适合于大范围的游击式的自卫性的消耗战。他们的行动拖沓和逃跑等个体行动被古老的民众反抗文化所强化,成千上万地累积起来,最终会使得在首都的那些自以为是的官员所构想的政策完全无法推行。反抗的日常形式不需要名目。但是,就像成百上千万的珊瑚虫形成的珊瑚礁一样,大量的农民反抗与不合作行动造就了他们特有的政治和经济的暗礁。在很大程度上,农民以这种方式表明了其政治参与感。打个比方说,当国家的航船搁浅于这些暗礁时,人们通常只注意船只失事本身,而没有看到正是这些微不足道的行动的大量聚集才使失事成为可能。仅此而言,理解这些无声的匿名的农民行动的颠覆性就是十分重要的。
为了这样一个目标,我在马来西亚的一个村庄里度过了两年(1978—1980)时间。这个村庄被我称为塞达卡,这并不是它的真名。它是吉打州水稻主产区一个以种植水稻为主的小村落(有70户人家),该村在1972年开始引入双耕。与其他许多“绿色革命”一样,它使得富人更为富有,而穷人仍然贫穷甚至变得更穷。1976年大型联合收割机的引进或许更是致命的一击,它使得小土地所有者和无地劳动者失去了三分之二挣工资的机会。在这两年当中,我设法收集了大量的相关资料。我在关注反抗实践本身的同时也关注村庄内的意识形态斗争——它为反抗写就了脚本。在本书中,我试图讨论反抗和阶级斗争的重大主题,以及赋予这些主题以实践和理论意义的意识形态支配问题。
在塞达卡,贫富之间的斗争不仅是关于工作、财产权、粮食和金钱的斗争,它也是关于占有象征符号的斗争,是有关过去和现在如何被理解和被分类的斗争,是确认理由、评价过失的斗争,也是赋予地方历史党派意义的斗争性努力。这一斗争的细节并不光彩,通常包括背后诽谤、流言蜚语、人身攻击、给人起绰号、肢体语言和无声的蔑视等,这些大部分都局限在村庄生活的“后台”。而在公共生活中——亦即在负载权力的情境中——经过精心算计的遵从是普遍和经常的状态。阶级冲突的这一方面的显著特征是它在多大程度上需要一个共享的世界观。例如,如果没有关于什么是越轨、什么是可耻和无礼的共同标准,那么任何流言蜚语和人身攻击就是毫无意义的。在一定意义上,争论的强烈程度基于这样的事实:人们所主张的共享价值观遭到背离。人们争论的不是价值观本身,而是这些价值观适用的事实:谁富、谁穷、何以致富、何以贫穷、谁吝啬、谁逃避工作等。这些斗争除了可以视做动员社会舆论的约束性力量以外,还可视为这一小共同体中穷人为抗拒他们所遭受的经济和仪式上的边缘化并坚持最低限度的公民的文化尊严而进行的努力。这种视角含蓄地肯定了“以意义为中心”的阶级关系分析的价值。在本书最后一章,我将就更广泛的意识形态支配和霸权问题进行说明和探讨。
在塞达卡度过的14个月中,我有时兴高采烈,有时万分沮丧,有时手足无措,有时辛苦乏味,这些是每个人类学家都能够体会到的。由于我并非正式的人类学家,因而所有这些经验对我来说都是全新的。如果没有贝利给予我的实用的田野研究讲座,我将不知如何去做。即使是在这些明智的建议的指引下,我仍然对人类学家从早上起床到晚上入睡一直处于工作状态的基本事实缺乏准备。在最初的几个月里,我去室外活动大半没有目的而是为了自己独处。我发现需要保持一种审慎的中立——亦即保持缄默,这是明智的,但同时也是巨大的心理负担。随着我自己的“隐藏的文本”(参见第七章)的增多,我首次认识到琼·杜韦格纳德的评论的正确性:“在多数情况下,村庄会向外来研究者做出让步,而研究者通常求助于隐藏。”我同样发现邻居们总是原谅我难免犯的错误,在每一点上容忍我的好奇心,他们对我的不适当行为并不在意,并允许我在他们身边工作。他们有着既嘲笑我同时又与我友好相处的非凡能力,他们具备划分界限的尊严和勇气,他们善于社交,经常在非收获季节就感兴趣的话题与我彻夜长谈。他们的友善表明,相对于我适应他们来说,他们更好地适应了我。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光对我的生活和工作的意义是言辞的感谢不足以表达的。
尽管我努力删减原稿,但它依然很长。主要原因在于许多特定故事的讲述对于揭示阶级关系的结构和实践是绝对重要的。既然每个故事都至少有两面,因而有必要考虑社会冲突所产生的“罗生门效应”的存在。努力讲述这些故事的另外一个原因在于,要将一种贴近底层的阶级关系的研究提升到一个相当的高度。我认为这些更为宏观的思考需要有血有肉的详细实例来呈现本质。因而,一个实例不仅是将一般概括具体化的最成功途径,而且它具有比归纳出的原则更为丰富和复杂的优势。
在马来语很难直译的地方,或马来语表达本身很有意思的地方,我都将其加在正文或脚注里。除了对那些外来者所做的正式演讲,我从不使用磁带录音机进行记录。我的工作是依靠谈话时片断的笔记或事后马上进行追记来完成的。由于许多句子中只有一些更容易记住的片断可以忆起,结果使得我所记录的马来语有某种类似电报的性质。刚到时,我听不懂吉打州农村的方言,相当多的村民用他们在市场上所用的更简单的马来语对我说话。
我觉得,本书的写作还有一个特殊缘由。与其他乡村研究相比,它更多是研究对象的产物。在我开始研究时,我的想法是展开我的分析,将研究写出来,并准备一个关于我的发现的简短的口头版本,然后回到村民中去收集他们对此的反应、意见和批评。这些反应将收集在最后一章——作为“村民的回应”的部分,或者,如果你愿意,也可以将其视为那些应该知晓本书内容的人所做的“书评”。事实上,在塞达卡的最后两个月中,我的确花了更多的时间用于从大多数村民中收集这些意见。在各种各样的评论中——这些评论通常反映了评论者的阶级立场——充满着一系列针对我所忽视问题的富于洞见的批评、修正和建议。所有这些在改变原有分析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个问题。我是否应该将我较早的愚钝的分析交给读者而只在最后才呈现村民提出的见解呢?这是我最初的想法,而当我动笔时,我发现把我现在已经知道的当做不知道来写是不可能的,于是我逐步把这些洞见融入到我自己的分析中。其结果就是去理解在何种程度上塞达卡的村民既是形成分析的原因,也是研究的原始素材,并因此使得那些复杂的谈话更像是一种独白。
最后,我要强调这是一个非常自觉的地方阶级关系的研究。这意味着农民—国家关系显然存在大量反抗,会明显缺席,除非它们影响了地方的阶级关系。这也意味着那些在任何政治危机中都相当重要的族群冲突、宗教运动或抗议也基本上没有被涉及。本书也不去分析这里所考察的细微阶级关系的经济起源,这些源头不难一直追溯到纽约和东京的董事会议上。这还意味着处于省或国家层面的正式的政党政治也将被忽略。从一个角度看,所有这些省略都很可惜。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里的努力是要表明地方阶级关系是多么重要、多么丰富和复杂,还表明不以国家、正式组织、公开抗议、民族问题为中心的分析视角将给我们带来的潜在发现。
下面这些过于冗长的谢辞意在表明为了进行研究我必须学习的许多东西,同时也表明那些教导我的人的耐心和大度。对于塞达卡的那些家庭——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他们的名字被隐去——我所欠甚多,这笔债之所以沉重,原因在于我所写的内容让不只一个人感到他们的友好被滥用了。当然,对一个专业的外来者而言,那是一种人性的困境,而我只能期待他们将会发现我是以诚实的努力和自己有限的学识来公正地对待我的所见所闻的。
我的接待单位是位于槟榔屿州的马来西亚理科大学(Universiti Sains Malaysia)比较社会科学院。作为客人或学者,我是非常幸运的。我要特别感谢学院的Mansor Marican,Chandra Muzaffar,Mohd Shadli Abdullah,Cheah Boon Kheng,Khoo Kay Jin,Colin Abraham及副校长兼院长Kamal Salih和院长助理Amir Hussin Baharuddin,感谢他们的建议和友善。Nafisah bte. Mohamed作为吉打州方言的特别辅导老师,帮助我为田野工作进行准备。马来西亚理科大学政策研究中心对吉打州的穆达工程和与之相关的农业政策进行了许多出色的研究。该中心的Lim Teck Ghee 和David Gibbons不仅帮助我制订研究计划,而且还成为我弥足珍贵的朋友和批评者,他们的功劳在书中随处可见——即使在我决定自行其是的时候。我还要感谢Sukur Kasim,Harun Din,Ikmal Said,George Elliston,当然还有中心主任K. J. Ratnam。位于亚罗士打附近Teluk Chengai的穆达地区农业发展局总部的官员们总是非常慷慨地贡献他们的时间、他们的统计数据,尤其是他们的丰富经验。任何发展项目中要找到这样一些有知识、严格而坦率的官员都不是件容易的事。Affifuddin Haji Omar和S. Jegatheesan,以及时任穆达地区农业发展局总经理的Datuk Tamin Yeop,都给予了很多帮助。
与我的研究路径互有交叉、对马来西亚乡村社会进行研究并著述的“无形学院”的成员们,对于我的理解和分析贡献良多。由于他们人数众多,我无疑会有所遗漏。他们中的一些人或许宁愿不被提及,而我还是必须提到这样一些名字,他们是Syed Husin Ali,Wan Zawawi Ibrahim,Shaharil Talib,Jomo Sundaram,Wan Hashim,Rosemary Barnard,Aihwa Ong,Shamsul Amri Baharuddin,Diana Wong,Donald Nonini,William Roff,Judith 以及 Shuichi Nagata,Lim Mah Hui,Marie*9鄄André Couillard,Rodelfe de Koninck,Lorraine Corner和Akira Takahashi。两位来耶鲁做毕业论文的马来西亚理科大学的教师Mansor Haji Othman和S. Ahmad Hussein给我提出了重要的建议和批评。最后,我要特别感谢东京发展经济学研究所的健三掘井的慷慨,他在1968年对塞达卡的土地所有制进行了研究并得出可以利用的结果,如此我才能确定十年间的变化究竟意味着什么。
最后的手稿在同事们细致的批评指正下有了很大改观。我忍痛割爱,不再争论那些他们认为荒谬或无关紧要——或两者兼有——的论题,同时增加了他们认为必要的历史性和分析性的内容。即使我拒绝他们的看法,我也总是尽量通过加强或改变我的立场来减少直接的攻击。然而,到此为止吧。如果他们一直完全坚持他们的看法,我还愿意继续修改,并努力调整他们无意造成的混乱。我迫不及待地要回报他们的厚爱。感谢Ben Anderson,Michael Adas,Clive Kessler,Sam Popkin(对,就是他),Mansor Haji Othman,Lim Teck Ghee,David Gibbons,Georg Elwert,Edward Friedman,Frances Fox Piven,Jan Gross,Jonathan Rieder,Diana Wong,Ben Kerkvliet,Bill Kelly,Vivienne Shue,Gerald Jaynes和Bob Harms。还有一些未留下姓名的人,他们同意甚至请求阅读原稿,或许他们看过其中的一些篇章,却给予了重新的思考。他们知道他们是谁。不好意思!
自1978年以来,许多机构的资助使得我和这项研究事业得以持续。我要特别感谢约翰·西蒙·古根海姆纪念基金会(John Simon Guggenheim Memorial Foundation)、国家科学基金(批准号SOC 7802756)和耶鲁大学对我在马来西亚研究的支持。最近,由麻省理工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项目”授予的埃克森基金(Exxon Fellowship)使本书的最终草稿和大多数修订工作得以完成。Carl Kaysen容忍了我对书稿倾注过多的精力,并且与Martin Kreiger,Kenneth Kenniston, Charles Weiner, Peter Buck, Loren Graham, Carla Kirmani, Leo Marx和Emma Rothschild一起,帮助我保持智识上的收获。由日本大阪的国家民族学博物馆主办、Shigeharu Tanabe和Andrew Turton安排的“东南亚的历史与农民意识”研讨会,有助于使我的观点更加明晰。由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帮助组织的在海牙社会研究所举行的另一个有着更多争论的工作讨论会,对本书第七章有关反抗的分析起了重要的作用。尽管我不清楚这两次会议的参与者是否完全认同我所提出的论点,但他们至少应该知道他们的著述和批评对本书具有何等重要的价值。
应当感谢的还有下列对本书早期的部分内容给予发表的出版物:《国际政治科学评论》(1973年10月);《东南亚的历史与农民意识》(Andrew Turton和Shigeharo Tanabe编,“山崎民族学研究”第13期;大阪:国家民族学博物馆,1984);《政治人类学》(1982);《马来西亚研究》1:1(1983年6月,马来文)。
本书的出版倾注了许多打字员、排版员和编辑的心血,他们高兴地看到这一出自他们之手的书稿。其中我特别要感谢的是Beverly Apothaker,Kay Mansfield和Ruth Muessig出色的工作。
本书与我的家庭生活的相互交融已经足以免除任何通常在此要说的常规套话。在此我可以说,尽管我努力了,但从未能够哪怕稍微让路易丝和孩子们相信,他们也在为我写作本书出力。

“我们才刚开始热爱生活，却不得不对这一切开炮。”
《悉达多》《人类群星闪耀时》译者、翻译家姜乙新译作，1929年德语原版直译。
6000字译后记，特别收录雷马克未经发表手稿。
青年保罗·博伊默尔、钳工加登、始终随身带着课本的米勒、头脑最清醒的下士克罗普、挖煤工海尔·维斯胡斯、农民德特林，以及斯坦尼斯劳斯·卡钦斯基们，经过十周的军事训练后，被送往前线。1918年，这个班的最后一人也于前线阵亡。而军队指挥部战报上的记录仅有一句：西线无战事。

该书根据科利和蒙提那里考订研究版《尼采全集》第12卷和第13卷译出，并根据第14卷补译了相应的编者注释。第12卷和第13卷严格按照时间顺序收录尼采作于1885年秋至1889年初之间的全部残篇遗稿，包括了后人编辑的所谓尼采“主要著作”即《权力意志》诸版本的内容。

晚婚，在中國為何是條不歸路？
年滿二十七歲的未婚女子為何被冠上「剩女」污名？
□大學以上學歷　□居住於大城市　□中產階級
在中國，一個單身女子只要符合以上條件，就是「官方認證」的「剩女」。她們又依照年紀區分「危險等級」，被戲稱婚姻的「剩鬥士」、「必剩客」、「鬥戰剩佛」和「齊天大剩」。媒體輿論與官方單位極盡所能地羞辱她們的單身處境，並將「剩女現象」從社會話題提升到國家危機的層級。
當本意為多餘的「剩」字使用在女性身上，則為中國媒體詆毀單身女性的運動添加了情緒共鳴。這個運動，其諷刺之處在於中國是個男性人口過盛的國家，一胎化政策、重男輕女和針對女嬰的墮胎導致兩性比例不均，官方稱之為「對社會穩定的威脅」。
在買房與房產登記不利於女性的社會結構下，
原有的經濟優勢瓦解，亟欲脫離單身的「剩女」反而陷入新危機！
為了解決這個社會威脅，並配合國家提升「人口素質」的政策，官方傾全力迫使高學歷女性「別工作了，盡早結婚」，為國家生出「優質」的嬰兒。在媒體推波助瀾之下，年輕女性因感受到來自社會輿論、父母與另一半的壓力，恐懼晚婚，為了早日擺脫「剩女」身分，容易接受不適宜的婚姻。
「剩女」們「積極」嚮往婚姻，卻在買房與財產分配上做出「消極」的妥協與配合：她們被傳統社會觀念與不公的法律制度剝奪了房子的所有權，情願讓不動產登記在丈夫名下，就算她們或她們的父母在買房中有很大貢獻，也是如此。失去了經濟優勢，更容易造成夫妻關係不對等的局面，在婚姻因家暴與外遇而解體時，更突顯她們所面臨的困境。
她們該如何在「三分之一的婚姻都以離婚告終」的中國獲得安身立命的機會？
面對壓迫，她們能夠找出方法，反撃根深蒂固的性別歧視嗎？
「這份研究既令人信服，又富有原創性。從記者轉行學者的洪理達指控一九五○年代致力於提升女性地位的中國共產黨，今天竟然逼迫女人回歸廚房。」
──《經濟學人》書評（The Economist）
「洪理達以生動淺白的筆調，直書城市專業女性在中國飆升的經濟發展中所遭遇的不平等對待。」
──柯瑞佳（Rebecca E. Karl），紐約大學學者
「研究深入、引人入勝。來自中國『剩女』的親身剖白扣人心弦。對中國或女性問題有興趣者不容錯過。」
──魯可蒂（Kristie Lu Stout），美國有線電視（CNN）新聞國際網絡主播及記者
「文筆吸引人、富啟發性。這是個時常被忽略的重要議題，必讀。」
──華志堅，《中國一把抓：你未必深知的108個問題》（China in the 21st Century：What Everyone Needs to Know）作者
「出色、吸引人、創新的當代中國研究，是從社會學角度對性別政治經濟提出質疑的重要著作之一。」
──劉禾，《中國女性主義的誕生》（The Birth of Chinese Feminism）編者之一
「中國在國際間營造女性教育水平提升、財產增加的形象，背後實隱藏了嚴峻的性別不平等──中國女性在教育和財產方面的改善，反而為她們招來攻擊。洪理達以平實的文筆陳述這些不公平現象，既易讀且引人入勝。」
──女性主義及婦女研究協會（Feminist and Women’s Studies Association）書評

Centering on five life stories by Chinese women activists born just after the turn of this century, this first history of Chinese May Fourth feminism disrupt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master narrative of Chinese women's liberation, reconfigures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from a gender perspective, and addresses the question of how feminism engendered social change cross-culturally.
In this multilayered book, the first-person narratives are complemented by a history of the discursive process and the author's sophisticated intertextual readings. Together, the parts form a fascinating historical portrait of how educated Chinese men and women actively deployed and appropriated ideologies from the West in their pursuit of national salvation and self-emancipation. As Wang demonstrates, feminism was embraced by men as instrumental to China's modernity and by women as pointing to a new way of lif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