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作者十年诗歌写作作品的一部精选集，含有六十首左右的诗歌作品，以独特的视角见证了当代女性的精神与身份的内涵，以及对当代生活的记录与反思，作者在十年的诗歌写作生涯中磨练出一种带有强烈个人印记和原创的语言风格，使得本书具有极高的文学性与可读性。

《教育哲学》主要内容：因为在社会实践中蔓延的和广泛感觉到的困难，哲学问题产生了。但这一事实被掩盖了，因为哲学家成了运用技术语言的一种专业化的阶级，这一技术语言与人们表述直接苦难的语言不同。但在一种体制非常有影响的地方，它与利益冲突之间的联系将被人们发现，这一利益冲突要求某种社会调适计划。在这一点上，哲学和教育之间的密切联系显现出来。事实上，教育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有利的位置，与技术语言不同，从这一有利位置出发，哲学讨论的意义将会渗透到人类……

本书为潘光旦先生对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包括环境、民族、制度、民族兴衰）问题所发表论文的一些选集。曾收入《潘光旦文集》。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一生行行重行行，实地调查和考察总结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各种模式，写下了诸多不朽篇章。本书推出的是学界共认的中国乡土社会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理论研究的代表作《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乡土重建》和《皇权与绅权》四篇著作，可供社会学工作或教学、研究者参考。

《文化与社会》是雷蒙•威廉斯的成名作，1958年首次出版后已多次再版并被译为多国文字，被誉为英国新左翼的开创性之作，文化研究领域的经典。
作者以“工业”、“民主”、“阶级”、“艺术”、“文化”五个关键词为主题，选取了18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中叶活跃于英国思想界、文学界的四十位著名作家和思想家，通过分析他们对工业革命以及文化问题的不同论述，梳理了文化观念的变迁，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的变革，勾勒出影响20世纪文化思潮的重要传统。

学术在本质上必然是独立的、自由的，不能独立自由的学术，根本上不能算是学术。 我们希望我们中国渐渐有自由独立的政府，来尊重自由独立的学术；同时也渐渐有自由独立的学术，来贡献于自由独立的政府。 ——贺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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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文的特点，重在蕴藉，而不事雕饰，深义往往出于微言，书中（《文化与人生》）各篇，率多类此。——王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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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哲学家贺麟撰写于抗战时期的论文集。书中每一篇文字都是为中国当时迫切的文化问题、伦理问题和人生问题所引起，而根据个人读书思想体验所得去加以适当的解答。这些解答所取的途径，如从学派的分野来看，似科比较接近中国的儒家思想，和西洋康德、费希特、黑格尔所代表的理想主义。篇中大都系亲切地自道所思所感和所体察到的新意思，以与青年朋友们谈心论学。本书是贺麟先生前期思想的代表。

《吾国与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又名《中国人》，著于1934年春夏秋三季，是林语堂在西方文坛的成名作与代表作。由于该书将中国人的性格、心灵、理想、生活、政治、社会、艺术、剖释得非常美妙，并与西方人的性格、理想、生活等作了相应的广泛深入的比较，在海内外引轰动，为美国许多知名人士推崇备至，被译成多种文字，在西方广泛流传。

《钱穆先生全集: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新校本)(繁体竖排版)》内容简介：钱穆先生全集，在台湾经由钱宾四先生全集编辑委员会整理编辑而成，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一九九八年以「钱宾四先生全集」为题出版。作为海峡两岸出版交流中心筹划引进的重要项目，这次出版，对原版本进行了重排新校，订正文中体例、格式、标号、文字等方面存在的疏误。至于钱穆先生全集的内容以及钱宾四先生全集编辑委员会的注解说明等，新校本保留原貌。

本书初版于1922年，是梁漱溟新儒学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础。全书共五章，主要包括了本体论、认识论、文化观、历史观和伦理学思想五个部分内容。作者将西方的非理性注意和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相结合，对东西文化加以比较，极富开创性和启发性。梁漱溟（1893-1988），原名梁鼎焕，毕生致力于中国儒家文化的复兴和著述研究，主要代表作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乡村建设理论》、《印度哲学概论》、《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等。

《新民说》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文化模式》是《菊与刀》的作者、美国著名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的代表作，写于1934年。该书也可以说是20世纪西方有关文化问题讨论中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已被译成14种文字，有着广泛影响。果勒认为，可以“以此书出版的年代，作为国民性的科学研究诞生之年”。玛格丽特·米德在1958年的新序中提出，此书是“20世纪第二季最伟大的著作之一”。“文化模式”这一概念，有各种不同的用途和意思。不同的文化人类学家对文化模式的理解也不同。本尼迪克特认为，文化模式是相对于个体行为来说的。她认为，人类行为的方式有多种多样的可能，这种可能是无穷的。但是一个部族、一种文化在这样的无穷的可能性里，只能选择其中的一些，而这种选择有自身的社会价值趋向。选择的行为方式，包括对待人之生死、青春期、婚姻的方式，以至在经济、政治、社会交往等领域的各种规矩、习俗，并通过形式化的方式，演成风俗、礼仪，从而结台成一个部落或部族的文化模式。

编辑推荐：自从那位喜欢说大话的威尼斯商人在热那亚监狱里口述了一本游记，700年间西方探险家、传教士、商人、水手、政客、学者，形形色色的人写过各种各样的关于中国的报道。有写实，有虚构；有不着边际的赞美，也有不怀好意的污蔑。有这难以计数的“中国著述”中，真正有影响的，不过那么几本。美国作家亚瑟·亨·史密斯所著的本书就是其中之一。作为美国排行榜的畅销书，本书从作者理解中的中国人的性格入手，真实的、全面的

鲁迅在他的《“立此存照”（三）》中说，希望有人把这本书译出来，以结束“安于自欺、并以欺人”的局面。他权人们把史密斯的书当作一面镜子，“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几点说得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隐喻的逻辑：可能世界之可类比部分》以认知意义为视角、以类比为基础、以计算程序为手段、以隐喻的真值和推理为研究对象，对隐喻展开了多学科研究。为解决隐喻的逻辑问题，作者深入研究隐喻语言的句法结构、概念结构、可能世界语义学，以语义角色的介入改造传统谓词演算，建构NETMET计算程序。在探讨隐喻所基于的类比逻辑之后研究类比等值，并透过类比等值，研究隐喻的生成、解释、蕴含复合体（implication complex）、溯因推理、隐喻的证实条件、隐喻的词汇意义和语义公设等。
本书涉及逻辑学、哲学、计算机科学、形式语言学、结构主义语言学、可能世界语义学、隐喻学等，可供汉语、英语、哲学、逻辑学、计算机科学等专业的本科生、硕土生、博土生阅读，也可供不同学科的教师用作教学参考书。

20世纪全球百佳英文小说第24名，入选《美国文库》
开创美国现代主义小说新局面，短篇小说里程碑式作品
美国作家之父”舍伍德·安德森短篇小说经典代表作
海明威、福克纳、菲茨杰拉德、塞林格、奥兹、卡佛一致推荐的现代主义文学经典
全新译本，出版100周年典藏纪念款
随书附赠定制款专色印刷100周年纪念款立体书签
《小城畸人》是舍伍德·安德森的短篇小说代表作，被评为20世纪全球百佳英文小说第24名，入选“美国文库”。这部作品也奠定了舍伍德“美国现代主义文学先驱”的地位。
全书由22篇短篇小说构成，第一篇“畸人书”是全书的总领介绍，剩下21篇分别讲述了居住在俄亥俄温斯堡这个小城中不同居民的生活，每篇以一个人物为中心，故事相互联系又彼此独立，文中运用了大量的意识流、心理分析以及象征等手法。
所谓的畸人，都有着独特的情感矛盾和经历，形态各异，令人印象深刻。在这些畸人或怪异或神秘的外表下，作者触摸到的是一颗颗孤独的心和渴望被爱的灵魂。每一个故事都是对人物灵魂的探究，作者简洁、别致地刻画了各种人物的本能、欲望，以及在人生中摸索的历程。形形色色的畸人，各自述说着不同的奇异人生，既像一首诗，又像一场梦。

收录三部美学经典著作，包括朗吉努斯的《论崇高》、亚里士多德的《论诗艺》以及贺拉斯的《论诗学》。这三部作品堪称美学史上的不朽之作，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向读者介绍了古典美学理论。《论崇高》是一篇重要的文艺理论论文，就当时的文学和修辞学理论进行论战。全书以书信体写成，阐述了对崇高风格的认识。《论诗学》是西方美学史上第一部最为系统的美学和艺术理论著作，它对西方后世文艺理论和文学创作的发展产生过巨大影响，其中有些观点曾被近代新古典主义奉为金科玉律。《论诗艺》是诗体信简共476行。信中结合当时罗马文艺现状，提出了有关诗和戏剧创作的原则。《论诗艺》体现了一种在继承传统中求创新的现实主精神，它上承亚里士多德，下开文艺复兴和古典主义理论之端，对16～18世纪的文学创作，尤其是戏剧与诗歌影响深远。

肉食獣と草食獣が共存する世界。そこには、希望も恋も不安もいっぱいあるんだ。チェリートン学園の演劇部員レゴシは、狼なのにとっても繊細。そんな彼が多くの動物たちと青春していく動物群像劇が始まる!!

我们每天都在使用大脑，但是我们最缺乏了解的恰恰是自己的大脑。
对大部分人而言，大脑给我们带来的第一个困惑是如何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重要的事情上。每天都有一些重要的事情要处理，但是我们的注意力总是被意外的消息弹窗、微信群里分享的文章、邻桌和我无关的聊天所打断。
这一切到底是如何发生的？《认知迭代》的作者通过亲身调研，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视角。
为了解决自己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作者去参加了一项大脑强化训练，在经过三天枯燥且成绩令人绝望的训练后，她突然发现自己的注意力得到了强化。
作者发现，对一个人的专注力来说，重要的问题不是减少大脑需要同时处理的事情，而是找到刚好让你的大脑能够专注某件事的状态。而保持专注的方式就是要“拥抱波动”，学会让大脑在专注和走神这两种状态中自由切换，从而达到一种“心流”的状态。
一旦进入“心流”状态，我们对生活的感知和大脑对任务的效率就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
〇注意力——能够坚持专注于眼前的任务，抵制干扰
〇控制焦虑——想办法减轻压力
〇创造力——学会根据需要产生新的创意
〇导航力——增加我迫切需要的方向感
〇时间感知——想办法享受每一刻，并能够打发无聊时间
〇数字感——尝试获得“数学头脑”，学会逻辑思考

与长诗《环形病史》的开阔与异质性不同，短诗中的深圳红孩抒情、柔软而纯粹，却完全不像是个“红色的孩子”——根据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的说法，（红色）血液占优势的多血质性格之人，大多表现为热情外向，而我们的这位诗人在他的短诗里则更像是黑胆汁占优势的抑郁质性格：敏感、内倾、观察细致。
他经常提到猫，这种动物如幽灵般闪现于众多诗篇里。不管是他那组《四拍曲》里被命名为“绝句”系列的几首，还是那组庞大的《此刻》，猫都是居住在里头的常客。不管是“人与人相互编织。我说自焚，你说别墅。我说猫，你说术。一则独幕剧”（《绝句•夏》），还是“外面突然下起了/大雨，噼噼啪啪的/猫趴在过道上/我牙疼/张不开嘴/有歌声/从过道那边/传来，像古代/某种暗器”（《此刻83》）这只魅影般的猫似乎无处不在，它在作者的生活和对生活的叙述中，时不时闪现出来：
像以前一样/还是在/老院子里/还是不由自主地想你/
阳光中/有雨洒下/猫就在不远处/假装入寐/
它跟我一样/对这种鬼天气/早已习以为常/
只是在同样的场景下/五年前拍的照片中/你和它都只露了半个身子
——《此刻136》
一个被还原的场景（老院子、坏天气和拍照事件）再度由作者置入到现场中，曾经的和现在被描述的情境重叠在一起而造就出一种恍惚感，但不重叠的部分却提示出诗要叙述的重心所在：那只猫，参与到对情境的建构中，和那个“她”一样参与了对镜像和事件的建构，而不同之处恰在于猫和“她”的一致之处，“只露了半个身子”，可以理解为猫和人共同分担了一个完整的客体形象吗？或者说，如今的拍摄和记忆中的场景发生的窜位，恰恰泄露了“此刻”的秘密？普通场景无以自名和自明，猫却在这里起到了提示的作用——叙述遗漏的部分，却正是诗之为诗的所在？
深圳红孩类似的“猫之诗”为数不少，譬如“猫的孤单/学不来。为了接近/我趴在床上/弯成猫形”（《此刻321》）中的对孤独体认的叙述，以及“猫一只只地死了/在房间里/我一只只地/捡起来/挂到墙上/我都快哭了/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猫尸/还是冰凉的”中的另类体验，本质上还是在处理一种孤独和不安的情绪，这里面的焦虑和无助感借助猫这种动物的特质而变得立体起来，相比于情绪的时降时落来说，一只猫平坦的腹部或许会是这架不稳定运行的直升机最好的停机坪。
另外两首诗，我们拿来对读或许也会很有意思。《此刻84》中，安静而神秘的那只房东的黑猫和“我”对观，观察者和被观察者被称为是“迷人的”；同样是写小动物，《仿写术——致科塔萨尔》中却出现了一只更加奇特的兔子，这只兔子应该是科塔萨尔《动物寓言集》里头《给巴黎一位小姐的信》中那只被吐出的兔子的近亲，只不过深圳红孩馈赠对象的居住地，由科塔萨尔的“小姐”的正牌巴黎，挪到了“东方巴黎”（多么具有怀旧气息的一个称呼）上海。更有趣的是，诗人犯起诗的自恋，迷人的自己有只“迷人的猫”，而那个吐出兔子的人，却常被大家称为“迷人的特塔萨尔”。
最后回头来说一说前面所提到过的长诗《环形病史》。这是一个混杂着各种经验和判断的文本，它的丰富性和阅读挑战，似乎远远超过作者的那些短诗。在这首诗里我们能够听到一种多声部的合奏，它既是精神层面的个人史叙事，又是某种宏大叙事的缝隙中泄露出的病痛和呻吟。不管是诗一开头的“那遗传的/身体和病土地/它们与时间一起/烙刻在族谱上”，以及以类似于注释形式出现的、实则同样是诗主体部分的“我一出生就病了……至今未愈”，还有第八部分的《这一家人的爱和怕》，都显示着某种效果上颇为突兀的色彩，这色彩笼罩在诗的背景上空，像涂抹在病历上的处方墨水，诊断着这个时代历史意识和记忆的可怕缺失，以及焦虑的深渊下，那恐惧与爱、希望与绝望。
寻梦不遇之夜/有些浑浊/像女人/的屁股。/ 他说/他的手/不知该/放在何处/“阴茎已丢失……”
——《环形病史之二：往事书3》
我们见过坦克/在镜头里移动，还有枪声/ 穿绿衣服的人/人群中，人头在旋转
——《环形病史之二：往事书5》
黑暗中妈妈的声音/毛绒绒的，像吹在鼻子上的热气/妹妹随手摘下一片/芒果树叶，悄悄对我说：/“我爱妈妈……/但我怕爸爸”/哦，钢条爸爸，我也怕/士兵爷爷却是面条/可以将自己反复打开/哥哥像爷爷，虽然爱打架/但却喜欢小动物，比如蚂蚁/我们是蚂蚁兄弟/我爱奶奶，但她走了/我怕带走她的东西/我怕蛇，也怕山鬼/鬼怕爷爷，还有社会主义/妈妈像我们，怕爸爸/但也爱爸爸/哦，暴力爸爸/但我们更怕穷/就像怕弯曲的小东西/表叔说他只怕坦克/和敲门声。爷爷不说话，爱做梦/爷爷是八路军，什么都不怕
——《环形病史之八：这一家人的爱和怕》
最初的“阉割恐惧”起源于人的童年生活中对父权的认知和俄狄浦斯情结的双重作用，“阴茎已丢失”不仅意味着（更多是精神层面上的）阉割恐惧，还在意志方面带来焦虑和某种后遗症：坦克、枪声和此前对日常生活物事及情态的描述，似乎都在表达一种互文关系，也即欲望、暴力、权势和生活本身的无力感在“阉割”人，使人陷入恐慌和无力感当中。这种“存在性不安”经由历史叙事和日常还原而具体了起来。
这种互文关系一直贯穿整首长诗，包括《这一家人的怕和爱》部分。这部分提供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图谱，对家国叙事的审视是大的语境，结合长诗第一部分的“当我说起‘家族’这个名词时，它却总是以‘国族’的形象出现”（《一、出生记1.3》），这种审视尤其图穷匕见。家族/民族（妈妈）、政权/国家（爸爸）、军队/暴力机构（爷爷）、单纯的主流热血青年（哥哥）、伦理象征（奶奶）、勇敢的叛逆者（表叔，作者试图在暗示他是二十余年前的广场学生）——当然，这样的明显对应处理未必精确而准确——，他们互相纠葛缠绕。这里头作者的意图因为这种缠绕关系而变得更加隐微和复杂，不再是二元论的评判，但也正因为这样，它才具有了一个多层次文本应该具备的特性。
整首诗似乎就落在“怕和爱”这样一个主题上。后期斯多葛学派的爱比克泰德认为哲学的主要任务应该是“如何自如地处理愿望和厌恶的问题”，诗歌在这里僭行了对这个问题的追问和再思考，而作为历史与现实中单体的个人，对往事的记忆以及这种记忆中所呈现出的可贵的历史意识，似是颤栗的恐惧中仅存的能力了。
于某种程度而言，《环形病史》像是病灶上切下的病体样本，作为一种时代体认和个人经验历史的畸变剖面，虽然掺杂进诸多非公共性的体验式叙述，但在整体把握上却依然有很强的宏观色彩。但这种宏观性并不妨碍它和深圳红孩的系列短诗《此刻》的呼应和在气质上的一致性。《此刻》是对“此刻”这个瞬间的集中把握，而《环形病史》则试图将这个瞬间拉长为一种由历时性而共时性的、被存储了的记忆。曼德尔施塔姆说，“飞逝的瞬间可以经受数世纪的压力，完好无损地保存着，永远维持同一个‘此时此刻’。你只需懂得如何从时间的土壤提取这‘此时此刻’而不要伤害其根茎就行了，否则它会枯萎而死”，深圳红孩提取了他的“此时此刻”，并已经和正在不断用创造的热情来避免它的萎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