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科学与政治》这本文集，收入了哈耶克写于50至70年代以上著作之外的论文和他在各地的演说计40余篇，一些著名的篇什，像《作为一个发现过程的竞争》、《知识的僭妄》、《曼德维尔大夫》、《复杂现象论》和《建构主义的错误》等等，都已被收入其中。
这些文章的好处有二：一是从时间跨度上说，它们写于哈耶克思想最活跃的一段时期，因此我们可以从中清晰地看到他从专业经济学家变为一个贯通多学科思想家的发展脉络；二是与那些大部头的专著相比，其中不少文章都更为通俗易懂，对于没有耐心咀嚼《自由秩序原理》或《法律、立法与自由》的读者，它们不失为一个了解哈耶克思想更为方便的途径。
本书包括经济自由主义观念的传播；经济、科学与政治；充分就业、计划和通货膨胀；工会、通货膨张和利润；工资刚性增加引起的通货膨胀；自由企业制度的道德因素等内容。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一生行行重行行，实地调查和考察总结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各种模式，写下了诸多不朽篇章。本书推出的是学界共认的中国乡土社会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理论研究的代表作《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乡土重建》和《皇权与神权》四篇著作，可供社会学工作或教学、研究者参考。

目前，在国内有关外国社会学理论的教材很难买到，不能满足西方社会学理论教学的需要。为了更好地满足教学需要，我们按时问顺序将西方社会学理论分为三编介绍给学生和读者。第一编：古典社会学理论；第二编：现代社会学理论；第三编：社会学理论的新发展。本着“厚今薄古”的原则，现当代社会学理论部分占全书内容的三分之二以上。
为了展现西方社会学理论发展的新特点，我们在古典部分设立了“社会学古典时期的理解问题”一章，目的是让学生进一步了解“理解社会学”的本质特征。

《中国士绅》后半部分是周荣德先生早年在云南昆阳对费孝通先生所做的六篇关于乡村士绅的个案访谈。前半部分的理论思考与后半部分的人物访谈，二者相得益彰，互相印证。这次以完整的形式将《中国士绅》推荐给中文读者．并借以表达对逝去一代学者的追思和敬意。1953年，由美国著名人类学家雷德斐尔德作序、其夫人玛格丽特编辑的《中国士绅》在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这部主要记录费孝通先生20世纪40年代学术成果的作品此后一直是英语世界有关中国乡村社会结构及其变迁这一论域难以忽略的参考文献。

本书触及了网络政治学中的一个重大话题——网络空间中的私域与公域。随着科技的进步，在信息时代的开端，公与私的含义和边界都出现了不容忽视的游移。《众声喧哗》主要探讨，经由新的共有媒体的作用，传统的公私两分如何在社会和政治的双重压力下产生消长和易位。在这里，公域与私域不能看做结构性的东西，而必须视之为一种流和一种过程。在网络时代，我们既要追求生机勃勃的公共生活，又要保证私人领域一定的自主性。共有媒体也许不能一夜之间改变中国政治，但是却能够促进独立于国家的社会力量的发展。

《经济与社会》原著共两卷，英文本由多位韦伯研究专家合作翻译，并加有长篇导言和注释，于1968年出版，这使韦伯的理论在全世界得到了广泛的传播。《经济与社会》第一部分探讨的是“社会学范畴理论”，即所谓的抽象的社会学部分；
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全面而系统地表述了他的社会学观点和对现代文明本质的见解。首先，对社会学的定义、对象、方法及一些基本范畴和概念进行了详细的阐释，统称为社会学的基础。然后，又分别互有交叉地阐发了他的经济社会学、法律社会学、政治社会学和宗教社会学思想。
韦伯广泛地援引世界历史资料，把发生在不同时代、不同文明和不同社会中的经济形式、法律形式、统治形式和宗教形式纳入他独特的概念体系，分门别类地做出类型化比较研究和系统化因果分析。韦伯以现代西方社会为立足点，通过对东西古今各种文明的比较，突出以理论化为方向的现代西方文明的本质和特征。

本文集是张静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社会学基地项目“社会成员身份认同研究”的第一批成果。这一辑由八篇独立论文组成，内容涉及两部分：理论方法和案例研究。文章的写作重心放在普通人对某一种社会身份及其规则的认同和变化，包括它的影响来源，尤其是价值和（社会历史）结构的影响。在未来几年中，我们计划陆续在该领域完成一些新作以文集出版，不过有可能将研究重心转移到社会公正观念及其制度基础方面。
在本辑的理论方法部分，几篇文章论述的角度有所不同，它们分别从政治社会学、社会哲学、方法论观念的角度，共同讨论我们关心的“身份认同”问题。

再回首，人们就会发现，雷蒙·阿隆是法国20世纪最清醒的政治评论家。而这本《回忆录》则比他的任何其他著作更近乎于集知识和经验之大成的巨著。
《回忆录》起了双重作用。一方面，阿隆追述了20世纪法国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细致地描绘了各种行为人的面貌。他把自身生活以及公共生活的周边环境都写了进去，内心波动和事件起伏只是稍有触及。另一方面，他把自己的的著述全部收信和归纳到书中。每篇著作的核心内容，用几页提要加以说明，阿隆还补充了对其评论的种反应，收入了赞同的信件和反对的信件，以及他自己写的回顾性评论。从某种程度上讲，《回忆录》归纳了他的整个人生和全部著述。……人们经常夸奖阿隆看问题既明确又清醒，也会回想到，这是一个非常真喜欢真理而不是安抚性谎言的人，他永远不会仅仅是为了解世界而了解世界。撇开一切悲观主义，这种选择表明，阿隆把人类看作一种崇高的理念，他热爱人类。

这本文选着眼于社会学本体知识，试图通过严谨的论述和明确而有根据的限定，构建社会学的基本理论框架。全书从微观社会到宏观社会，多角度展开社会学的丰富而生动的内容。作者注重知识的理论性、权威性、时代性和应用性，使社会学的基本理论与广阔的社会生活实际结合起来。

C. Wright Mills is best remembered for his highly acclaimed work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in which he set forth his views on how social science should be pursued. Hailed upon publication as a cogent and hard-hitting critique,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took issue with the ascendant schools of sociology in the United States, calling for a humanist sociology connecting the social, personal, and historical dimensions of our lives.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Mills calls for is a sociological vision, a way of looking at the world that can see links between the apparently private problems of the individual and important social issues. Leading sociologist Amitai Etzioni brings this fortieth anniversary edition up to date with a lucid introduction in which he considers the ways social analysis has progressed since Mills first published his study in 1959. A classic in the field, this book still provides rich food for our imagination.

这本书是作者过去几年给一些期刊报纸写的专栏文章结集，其中主要是给《南方人物周刊》的文章。全书中以讲故事的形式，把“美国的民主”这样一个概念性的东西拆解成点点滴滴的事件、政策和人物去描述。

本书对以中国为首的互联网审查制度，以政治学的角度进行了讨论。

《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是国内第一部系统评介“质的研究方法”（qualitative research）的专著，对目前国际社会科学界提出的有关理论问题以及新近发展出来的操作手段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结合有关西方学者以及作者自己的研究实例对其进行了生动的展示和说明。“质的研究方法”目前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是与“量的研究方法”相提并论、交相辉映的一种研究方法，它要求研究者深入社会现象，通过亲身体验了解研究对象的存在方式和意义解释，在原始资料的基础之上建立相关理论。

《中国人》旧译《吾土吾民》，是林语堂（1895年—1976年）在西方文坛的成名作与代表作，由于该书将中国人的性格、心灵、理想、生活、政治、社会、艺术、文化等诸方面，写得非常幽默，非常美妙，并与西方人的性格、心灵、理想、生活等作了相应的广泛深入的比较，所以自1935年由美国纽约约翰·戴公司出版以来，在海内外引起了轰动，被美国女作家赛珍珠等名士推崇备至，曾译成多种文字，在西方广泛流传，然而，几十年过去了，因为各种特殊原因，国内尚未出版过《中国人》全译本，这部由学林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人》，是国内第一个全译版本。
中国是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国民生活如此复杂， 对她有形形色色的，甚至是互相矛盾的阐释，都是很自然的事。如果有人持有与我相反的意见，我也随时准备支持他，并为他提供更多的材料来证明他的正确性。人们能够获得真理、体会真理的时刻并不多，只有这些时刻才能永存。”《中国人》是林语堂在西方文坛的成名作与代表作。本书将中国人的性格、心灵、理想、生活、政治、社会、艺术、文化等与西方人的诸方面作了相应的、广泛的、深入的比较。

在《中国知识分子十论》中，以中国知识分子研究而闻名学界的许纪霖，将近年来最新的思考奉献给有着共同精神关怀的读者们。90年代以来的中国，进入了一个专业化和学院化的时代。后现代的大潮，颠覆了知识元语话的合法性。在专业化和现代化的双重夹攻下，知识分子死亡了吗？知识分子的公共性是否还有可能，又如何可能？

《云南三村》是我国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和他的助手张之毅先生上世纪30 年代末40年代初在云南内地农村所作的调查报告，包括了《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玉村农业和商业》。其中的“禄村”、“易村”、“玉村”分别是指禄丰、易门、玉溪的一个村庄。
进行这些调查的时候，正值“强敌压境，家乡沦陷”的抗战初期，“为什么一个所谓‘学成归乡的留学生’会一头就钻入农村里去做当时社会上没有人会叫好的社会调查？”费孝通先生在《云南三村》的序言里边问边答：“中国在抗战胜利之后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要解决，那就是我们将建设成怎样一个国家。在抗日的战场上，我能出的力不多。但是为了解决那个更严重的问题，我有责任，用我学到的知识，多做一些准备工作。那就是科学地去认识中国社会。”
从费孝通先生的这段话里，我们清晰地读到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为了这一目的，费孝通先生利用类型比较法，有的放矢地选择了中国农村的几种“类型”，进行调查、分析和比较，由一点到多点，由局部到全体，进而认识中国农村的整体面貌。在尝试了广西大瑶山调查和江苏太湖边上的江村调查之后，1938年至1942年，任教于云南大学并主持社会学研究室工作的费孝通和他的助手张之毅，利用6年时间完成了“云南三村”的调查。以当时的条件来做这样细致的工作，其艰辛可想而知。正如费孝通先生描述：“易村的工作环境，实在比我们所有的工作地方都困苦。不但我们曾好几天除了花生外，没有任何其他可以下饭的东西，而且人地生疏，没有半点借径。一切都得硬硬的打入这个陌生的社区中去。”然而就是在这样的境况下，社会学家们不畏艰难，不辞辛劳，以坚强的意志和严谨的治学做成了不同凡响的事。这是一种何等的求知精神，何等的治学态度！也因了此，《云南三村》才折射出它永恒的价值，闪烁着它不朽的光芒。
而今，时间过去了六七十年，捧读手中的这本《云南三村》，我们为之动容。三个村庄的调查报告，超过30万字，六七十年前的农村社会生活，一目了然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农作活动、土地利用、家庭消费、农村金融，甚至成年男子年产人粪、上门姑爷的经济因素等等，农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社会学家们均以详实的数据，生动的实例，科学的剖析，具体而微地调查出来。其中的细致程度，令人叹为观止。譬如在调查干田冬作物的劳力费用时，社会学家们列表细分，蚕豆种植过程中的拨豆、挑豆、打豆、挖沟、按豆等项工序，每道需要多少男工，多少女工，每天工价多少，工食多少；计算嫁娶费用时，回婚、吃大箩、压定、过大礼、酒席各要多少钱，男方收支多少，女方又是多少；介绍土纸的制造时，社会学家们甚至将舀纸房、炕纸房的全套工具，标明尺寸绘制下来。
态度决定一个人的成就，决定一件事的价值。看了这些，我们也才能明白费孝通和张之毅何以成为享誉中外的知名学者，才能明白《云南三村》何以具有深远持久的社会意义。为避日机轰炸，费孝通和张之毅是在呈贡的一座魁星阁上完成这部著作的。“战时内地知识分子的生活条件是够严酷的了。但是谁也没有叫过苦，叫过穷，总觉得自己在做着有意义的事。吃得了苦，耐得了穷，才值得骄傲和自负。”在这本书里，我们更读懂了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格魅力和治学精神。从司马迁的发愤著史到明清“小学”学者的考据作风，从闻一多的“三月不下楼”到费孝通的《云南三村》，这种人格魅力和治学精神始终贯穿了传统知识分子的内在世界，成为文明传承和社会进步的不尽源泉。
时下的社会已进入信息时代，文化的多元使我们这个时代更加绚烂多彩。然而不幸的是，即使是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浮躁的空气也弥漫了知识的殿堂，不少的学者和更多的学人，追求的往往只是物质的利益和虚假的声名。他们中许多人的智识，仅仅局限于查找他人的成果和网上的资料并组织成篇，这种缺乏创造性的工作，可以肯定对社会是没有多少意义的。面对《云南三村》，我们又该怎样看待这种治学精神的普遍断层呢？
我们需要《云南三村》，我们需要传统的治学精神。
从《江村经济》到《云南三村》，还可以说一直到80年代城乡关系和边区开发的研究，中间贯串着一条理论的线索。《云南三村》是处在这条线索的重要环节上，而且在应用类型比较的方法上也表现得最为清楚。因之，要理解魁阁所进行的这些的社会学研究，最好看一看这本《云南三村》。
《云南三村》是从《江村经济》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江村经济》是对一个农村社区的社会结构和其运作的素描，勾画出一个由各相关要素有系统地配合起来的整体。在解剖这一只“麻雀”的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有概括性的理论问题，看到了在当时农村手工业的崩溃、土地权的外流、农民生活的贫困化等等，因而提出了用传统手工业的崩溃和现代工商业势力的侵入来解释以离地地主为主的土地制度的见解。

2002年，中国的高自杀率向全世界披露，从此自杀成为一个被广泛关注的社会问题，本书意在透视自杀问题，以反思中国文化中的生命观以及当代中国的文化处境。作者通过梳理西方自杀思想的传统，理解当代自杀学背后的文化假设；要理解中国的自杀问题，不能靠搬用那些自杀学理论，而要寻找中国文化中的相应观念。要解决自杀问题，也不能仅仅铆在自杀这一个现象上，而要通过它来反观更重要的思想文化问题。由此，我们可以理解现代中国的处境和问题，并慢慢找到应对现代性的中国方式。

本书为“思想与社会研究系列”之一，对自杀行为作了深入的研究。全书共分古典德性的极限追求、上帝面前的神性和罪性、现代自杀问题的诞生等三个部分。本书内容丰富，分析透彻，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这本书并不是一本严格的历史或思想史的梳理。近些年来，对西方自杀历史的研究已经相当丰富。本书所要达到的目的，并不是将欧美学界的这些成果介绍到中国来，也不是全面勾画出自杀思考的哲学史。就本书叙述的时段而言，很多惊心动魂的讨论还根本没有开场。本书所触及的时段，有很多自杀问题相关的人与事，作者也并未谈及。这本书所要做的，是选取古典、中世纪、英国现代早期这三个时段，看其中的人们对同一个问题的不同思考和处理方式，由此勾勒出他们对待美好生活、人性善恶，以及政治建构的相互勾连但又非常不同的思想脉络。

《时尚的哲学》是西美尔的文集，他的一贯主题、断片风格、暧昧行话、理论气质和哲学性情，在书中都展露无遗。

《西方社会学经典读本》(上下)精选了自社会学诞生以来西方社会学界最主要的一些代表性作品，将它们划归为“古典社会学”、“现代社会学”和“后现代社会学”三个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