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尔干死了！》是阿瑟·阿萨·伯格最近一部学术推理小说，这是一部集社会学理论和推理小说于一体的作品。来自19世纪和20世纪最重要的几位社会学家和社会思想家W.E.B·杜波依斯、埃米尔·涂尔干、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弗拉基米尔·列宁、格奥尔格·齐美尔、比阿特丽斯·韦布和马克斯·韦伯在出席在伦敦举行的一个学术讨论会。在会前的一个晚会上，发生了学者斗殴、珠宝失窃、涂尔干失踪等一系列可怕的案件，杰出的私家侦探夏洛克·福尔摩斯和他忠实的搭档约翰·华生博士介入了这群社会学家，展开调查。社会学家们纷纷向福尔摩斯讲述他们的社会学理论，并展开了一些争论。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种族理论、精神分析等社会在这里激烈交锋，充满了智慧、思想和幽默。终于，这场扑朔迷离的案子真相大白，一切的一切，都是源于涂尔干的一个试验而已。

本书收录了作者10余年来社会理论研究方面的部分论文。全书围绕着"现代社会学理论的诠释与评论"、"后现代社会理论的诠释与评论"、"社会理论的再探讨"和"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理论反思"四个主题展开，对社会理论研究和当代中国社会变迁过程研究中的若干重要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对有兴趣于这两个研究领域的读者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和启发作用。

《社会学的想像力》堪称米尔斯一生学术精华的大成之作；它以批判美国社会学界的成果作为全书的探讨主题，运用知识社会学的观点，并结合作者在社会阶层等方面的研究经验，批判传统学科的抽象与僵化界限，由此强调“社会学想像力”的重大意义。
本书初版于1959年，现在已成为英语世界，乃至世界各地社会学教学中广受推崇的入门经典；1989年美国社会学界还就本书发表30周年召集学者进行回顾性的专题研讨。现在这个中译本据牛津大学出版社刊行的40周年纪念版译出。

《人口社会学》(21世纪社会学系列教材)共分四大编：第一编讲授了人口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介绍了人口社会学的发展过程；第二编讲授了人口生产和再生产过程，重点分析了中国在生育、死亡和迁移方面的特点；第三编讲授了人口结构，重点讨论了人口诸结构与社会问题之间的关系；第四编讲授了人口变迁和社会变迁，分析了中国社会人口变迁和社会变迁的过程与特点，强调了教育在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本书是思想大师雷蒙.阿隆的一部力作，也是西方高校普遍采用的哲学、社会学及普通文科的教材，全面、系统而又对比地考察了社会学的七位创始人，孟德斯鸠、孔德、马克思、托克维尔、涂尔干、帕累托和韦伯。<br>
作者雷蒙.阿隆，法兰西学院伦理学和政治学院院士，哈佛、牛津大学名誉博士，美国艺术和科学院院士，法国当代最有影响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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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研究方法》是美国大学的通用社会学教材，同时它被译成多国文字，是一本具有世界声誉的经典之作二1975年本书初版已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现已出至第10版。
本书讨论范围广泛，论述严密，从社会理论基本范式到学科报告撰写，从社会研究的基本概念到各种复杂技术方法，深入浅出，循序渐进，既适合专门研究人员，也是其他相关学科研究人员的必备参考书。
本书包含大量图表和鲜活案例，同时吸纳社会研究的最新理论和方法，并附有详细的参考书目和丰富的网络链接，为师生教学和学者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

《社会研究方法教程》对社会研究的方法和理论作了系统全面的介绍。全书围绕社会研究的原理、逻辑策略和科学程序，从方法论、研究方式和具体研究方法及技术三个层次，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两个方面，详细阐述了资料的收集、整理、分析、解释与评估的各种方法、技术及其应用。《社会研究方法教程》注重理论与实践的有效结合，吸收了当代国外的最新发展成果，引用了大量国内外研究的成功案例。

社会研究的统计应用，ISBN：9787801494313，作者：李沛良著

这是一部反思现代性的力作。齐格蒙·鲍曼认为，大屠杀不只是犹太人历史上的一个悲惨事件，也并非德意志民族的一次反常行为，而是现代性本身的固有可能。正是现代性的本质要素，使得像大屠杀这样灭绝人性的惨剧成为设计者、执行者和受害者密切合作的社会集体行动。从极端的理性走向极端的不理性，从高度的文明走向高度的野蛮，看似悖谬，实则有着逻辑的必然。而拯救之途也许就在于：在任何情况下，个体都无条件地承担起他的道德责任。

本书的结构和中心思想是对历史事实进行不断观察、不断检验以及不断地用以后观察到的东西对以前的看法进行修正这样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只有把这本书看作一个整体时，才能更好地理解其每一部分，更好地理解其结构和方法。
这本书也对“国家”的社会起源进行了研究。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找出其形成的历史，这是一个“权力垄断”的问题。

简介：
《知识人的社会角色》具有与《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相媲美的价值。它所播下的种子已经茁壮成长。……本书可能是最具持久广泛影响力的著作之一。 ——刘易斯·科塞
导读：
一九六八年版导言
刘易斯·Ａ．科塞
一本富有创见却长期被忽视的著作《知识人的社会角色》重新出版了，作为两个不同国家（波兰和美国）社会学传统的奠基之父，弗洛里安·兹纳涅茨基理应获得这一殊荣。本世纪二十年代之前，在他的祖国波兰，社会学还没有成为大学课程的一部分，兹纳涅茨基几乎单枪匹马，创立了经验研究的传统，对农民和工人的自传体生活史作了详尽的分析。他创建了波兰社会学研究所，创办了《波兰社会学评论》杂志。兹纳涅茨基及其学生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所形成的方法论和理论框架，是目前波兰社会学飞速发展的基础，倘若没有这些，社会学在波兰的发展几乎是不可想像的。
在第一次大战期间、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四年、一九四○年直到一九五八年逝世这些时间里，兹纳涅茨基都是在美国度过的。他发现了一门业已繁荣发展的社会学学科，并与一些重要人物特别是威廉·Ｉ．托马斯（ＷｉｌｌｉａｍＩ． Ｔｈｏｍａｓ）亲密合作。他对成熟的美国社会学传统作出了如此独特的贡献，以至必须同时称他为美国社会学奠基人之一。
兹纳涅茨基生于一八八二年，那时的波兰，他的出生地还被德国人占领着，他的父亲具有上流社会的血统，当他还是几岁的孩子时，他的父亲把财产耗费殆尽，后来在俄国占领波兰时只是作为财产经营者度过余生（（有关传说材料与参考书目主要取材于海伦娜·Ｚ．洛帕塔（ＨｅｌｅｎａＺ． Ｌｏｐａｔａ）教授——她是兹纳涅茨基的女儿——为她父亲的遗著《社会关系与社会角色》（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ｏｌｅｓ，Ｓａｎ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Ｃｈａｎｄｌｅｒ， １９６５）所作的序言。））。在历经华沙、日内瓦、苏黎世、巴黎和克拉科夫的大学学习之后，兹纳涅茨基一九○九年在克拉科夫获得博士学位。他选择的研究领域是哲学，因而第一批著作都是有关这一领域的，尽管他已经显示出对伦理学的社会根源具有强烈的兴趣。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不久，兹纳涅茨基遇见了Ｗ．Ｉ．托马斯。托马斯来到波兰，研究波兰农民在本土的生活背景，这一课题与他对美国的波兰移民所作的大规模调查研究有关。托马斯力劝兹纳涅茨基去美国帮助他完成这项研究，他们之间的亲密合作结出了硕果，出版了不朽名著《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Ｗ．Ｉ．托马斯和Ｆ．兹纳涅茨基：《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ＴｈｅＰｏｌｉｓｈ Ｐｅａｓａｎｔ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 ５ Ｖｏｌｓ， Ｂｏｓｔｏｎ： Ｂａｄｇｅｒ， １９１８—１９２０）。）），即使在美国，这也是第一项重要的经验性社会研究。理论导向与新奇的研究技术和研究方法之间创造性地交相辉映，使这本书成了现代社会学的一个里程碑，同时也是美国社会科学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名著之一。
自从与托马斯合作之后，兹纳涅茨基明确地将自己的研究兴趣从哲学转向社会学。然而，他在哲学方面的系统训练，尤其是价值理论，明显地反映在社会学著作中，任何读者都可以察觉出这一点。兹纳涅茨基勤于劳作，极其多产。我无法一一涉及他以波兰文发表的九部著作，或用波兰文写成的大量文章。在用英文写成的九部书中，除《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以外，《社会学方法》（（ＮｅｗＹｏｒｋ： Ｆａｒｒａｒ ＆ Ｒｉｎｅｈａｒｔ， １９３４．））、《社会行动》（（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Ｆａｒｒａｒ ＆ Ｒｉｎｅｈａｒｔ， １９３６．））和《知识人的社会角色》可能是最具持久不衰影响力的几部书。
虽然这些著作，尤其是《社会学方法》在某些方面对现代读者来说不免显得有点过时，但在重读它们时，大部分内容给人以深刻印象，在经受住时间检验的程度上尤其令人惊讶。比如，早在三十年代初，兹纳涅茨基在研究社会角色概念时就采用了精致复杂的方法，这应使那些认为社会角色概念是拉尔夫·林顿（ＲａｌｐｈＬｉｎｔｏｎ）最早于一九三六年提出来的学者们惊叹不已。（（Ｒ．林顿：《人的研究》（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Ｍａ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ＡｐｐｌｅｔｏｎＣｅｎｔｕｒｙＣｒｏｆｔｓ，１９３６）。））
兹纳涅茨基对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重大贡献在于他一直坚持认为：作为关于人类行为的科学，社会学应该集中精力研究行动者赋予情境的主观意义，行动者在情境中发现自身。有人推测，由于兹纳涅茨基早期对于社会价值的调查研究，即使在行为主义和“实证主义”似乎要统治社会学领域时期，他仍坚持认为，“科学家要想以归纳法研究［人类］的行为，必须把这些行为看作是人类对于那些作用因素与被作用因素的经验过程；这些因素是科学家的经验材料，只是因为这些因素是他们的”。 （（《社会行动》（ＳｏｃｉａｌＡｃｔｉｏｎｓ），第１１页。））Ｗ）〗在兹纳涅茨基看来，文化材料有别于自然材料，因为后者独立于人类行动的经验，而前者具有“人类相关性”（ｈｕｍａｎｉｓｔｉｃ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在强调社会学调查研究的中心是主观意义、目标搜索和人类行为者的“情境定义”（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这一点上，早在塔尔科特·帕森斯（Ｔａｌｃｏｔｔ Ｐａｒｓｏｎｓ）的《社会行动的结构》（（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Ｆｒｅｅ Ｐｒｅｓｓ，１９４９； 第一版，１９３６年。））得出类似结论之前几乎二十年，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就作出了恰如其分、富有说服力的论证。而兹纳涅茨基和帕森斯在概念化方面的一些共同根源，都可以追溯到狄尔泰（Ｄｉｌｔｈｅｙ）和马克斯·韦伯（ＭａｘＷｅｂｅｒ）的传统。与其他社会学家相比，兹纳涅茨基和托马斯熟练地利用了詹姆斯（Ｗｉｌｌｉａｍ Ｊａｍｅｓ）、米德（Ｇｅｏｒｇｅ Ｈｅｒｂｅｒｔ Ｍｅａｄ）、杜威（ＪｏｈｎＤｅｗｅｙ）和库利（Ｃｏｏｌｅｙ）在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和社会心理学方面的成果。他们两人形成了社会学研究中资料整理的理论框架，这种框架成为当代研究与理论的基础。
《知识人的社会角色》充分运用了作者过去的研究成果，但目的有点不同。这本书是对知识社会学的一大贡献，这一社会学分支大致可以定义为研究思想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一九四○年兹纳涅茨基出版此书时，美国社会学刚刚开始吸收二十世纪两位德国思想家马克斯·舍勒和卡尔·曼海姆对知识社会学所作出的理论贡献。早期马克思和杜尔凯姆对这一领域的贡献也开始对美国学术界产生影响。（（对知识社会学史所作的更全面介绍，请参见Ｌ．Ａ．科塞：《知识社会学》，载于科塞与伯纳德·罗森伯格（ＢｅｒｎａｒｄＲｏｓｅｎｂｅｒｇ）著的《社会学理论》（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１９５７）；和科塞：《知识社会学》，载于《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
虽然知识社会学的鼻祖或许可以追溯到弗兰西斯·培根和十八世纪的法国哲学，但系统的知识社会学却植根于德国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和法国的杜尔凯姆传统。
为了把黑格尔的泛逻辑体系倒置过来，也就是说，为了证明这样一个真理，“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而是相反，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Ａ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Ｋｅｒｒ， １９０４），第１１—１２页。）），马克思提出了思想领域是完全由其他因素决定的。按照这种观点，观念系统依赖于其拥护者的社会角色与地位，尤其是阶级地位。马克思断言，某一时期的永恒真理和被人接受的教条必须在最终的分析中被理解为其拥护者阶级地位的表达。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当曼海姆开始自觉地把知识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的学科加以阐述时，他把自己置于马克思传统之内，尽管他实际上还受到了德国历史学、现象学和格式塔心理学的影响。但他在一个关键性的地方有别于马克思：在马克思那里，追溯观念与社会地位之间的联系，主要是作为挫败敌手主张的论战性武器，曼海姆却力图使知识社会学成为一种科学的、中性的分析工具。他主张所有观念（不仅是敌手的观念）都与观念据以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相联系，因而也受到这些条件的影响。事实倒是，每一位思想家只从属于特定的社会集团，占据一定的位置，并扮演专门的社会角色，因而必然影响他据以探讨经验世界的观点与洞察力。所有思考活动都受社会存在决定，或者至少说相互决定。观念“定位”于社会过程之中。现代世界舞台上各种相互斗争的观念，都表达了各自群体和阶级的愿望。知识社会学的任务就在于确定思想立场与结构—历史位置的经验相关性。
知识社会学的另一位德国创始人马克斯·舍勒，只是在表层结构上受到了马克思传统的影响，而曼海姆却如此广泛地受到了马克思的影响。舍勒是现象学学派的门徒，虽然他是一位异端分子，因而，他感觉到在观念产生过程中预先设置阶级因素是多余的，他反对这样做。相反，他认为，用常驻不变的独立变量（如阶级地位）不可能说明可变的各种观念的出现。舍勒说，若干“真正的因素”存在于历史过程之中，决定着特定的思想产物的出现。在现代社会，阶级因素的确若隐若现，血缘关系曾经是原始社会的独立变量，政治因素在现代社会曾经处于中心地位。进而，舍勒认为以前的理论建立过程中相对主义过于泛滥，他也反对这么做，他试图采取一条恰好相反的道路，因而断言，虽然只有当先决条件“真正的因素”帮助打开思想之流的“闸门”时，特定的一系列观念可能真的会涌现出来，但所有这些观念只不过是向永恒的柏拉图王国中不变的绝对本质投以一瞥而已。
在关于思想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社会学研究中，曼海姆与舍勒各自构成了重要部分。相比之下，作为法国知识社会学先驱的杜尔凯姆，关于这一课题所论不多。杜尔凯姆的著作带有模糊不清的认识论思辨，因此比德国人受到更多的诋毁，尽管如此，必须认为，杜尔凯姆的著作是此领域中最关键的开创性研究之一。
在他继续向对社会行为作心理学和原子论解释开战的过程中，杜尔凯姆走进了知识社会学领域。他试图确定道德、价值和宗教的社会起源和社会功能，并把道德、价值和宗教解释成为不同形式的“集体表现”（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而不是个别思想家沉思的产物。杜尔凯姆并不满足于把这种或那种具体的观念系列追溯到社会历史环境就止步不前，而是主张思想这一基本概念尤其是时空概念是社会创造物，以此力图推翻康德所强调的不变的普适的人类精神范畴。杜尔凯姆断言，社会通过形成逻辑思想据以产生的范畴而在逻辑思想的发生过程中起着决定作用。他认为，对原始人进行时间上或其他的分类，非常接近于对部落的社会组织所作的分类。第一个逻辑类是人类。动物、植物和环境中的其他物体，按照部落属性、血统或家族群体加以分类。年代划分对应于周期性的节日和公众仪式，以便让日历能表示集体活动的节律性。按照类似的方式，社会组织一直是空间表征的模型，而天国只不过是它的尘世伙伴的一个投影。在杜尔凯姆看来，所有的象征性思想，都导源于社会组织。
如果有谁想探讨一下兹纳涅茨基这本书的所有思想先驱，那么还必须考虑许多其他成果，这些成果也对三十年代后期作为一门学科的知识社会学作出了贡献。美国著名的实用主义者皮尔士、詹姆斯、杜威，尤其是米德均在此列。然而，在这里我乐于指出（即使最粗略地），他的前驱者的研究方法为兹纳涅茨基设置了一些陷阱。
兹纳涅茨基认为，大多数先前的理论建构有一个根本性的困难，那就是认识论与形而上学假设强烈地干涉据称是社会学研究的实质性领域。当知识社会学想把自身变成一种“知识的社会学理论”时，兹纳涅茨基有正在闯入禁区之感。“作为知识的理论，‘科学的科学’，必须确立自身作为一门社会学的特征；而作为社会学，必须确立自身作为一门科学的科学的特征”。（（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４页。））不应该把知识社会学当作一种特殊的社会学认识论，而应该实实在在地属于社会学领域。虽然兹纳涅茨基没有专门论及这一点，但人们可以猜测他已经发现了他的先驱在这方面的严重缺陷，也许少许例证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曼海姆的普遍相对主义或关系主义，明显在把自己引入困境。正如古代克利特岛人，他们声称所有克利特岛人都是撒谎者，这实际上否定了他们自己之陈述的真理价值。曼海姆的情况同样如此，他主张所有的思想都由存在决定，那么，这一主张也要应用到曼海姆本人的思想上去。人们一再同他争辩，绝对的相对主义的概念是自相矛盾的，因为这一概念本身缺乏有效性。曼海姆至少在其部分著作中，试图在经验性社会现象的世界之外采纳阿基米德的观点，以便能对“所有思想都由社会决定”发表论断。曼海姆清醒地意识到这些困难，并想方设法克服之（没有完全成功）。在某些后期著作中，曼海姆不再坚持认为存在的命题导致无效判断，而只是强调给定的视角可能导致片面的观点，从而避免了早期立场中的困难。他还更进一步抛弃了早期在理念王国整体决定问题上提出的多余主张。他较为谦逊地说，“在社会科学中，与其他地方一样，判断真理与谬误的终极标准，可以在对客体的研究中找到，而知识社会学无法替代”，“这当然是千真万确的”。（（Ｋ．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Ｉｄｅｏｌｏｇｙａｎｄ Ｕｔｏｐｉａ，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Ｈａｒｃｏｕｒｔ， Ｂｒａｃｅ， １９３６），第４页。））尽管如此，曼海姆的大量著作仍然有一些段落犯了发生学上的错误，也就是说使观念的有效性或无效性依赖于社会地位。这种情况有助于曼海姆后期的学生（兹纳涅茨基是其中之一）把他的工作中可加以经验证实的部分与相当不幸地侵入认识论领域的其他部分区别开来。
曼海姆存在的问题，更有理由在杜尔凯姆和舍勒身上存在。舍勒关于永恒本质的理论是一种形而上学理论，谈不上科学有效性，因而在真正的知识社会学中没有什么地位。杜尔凯姆试图推翻康德的主张，照样会把含糊不清的形而上学氛围传递给真正的知识社会学方面富有成果的开创性研究。而特别想从社会组织的特征中导出象征思想的范畴似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必须把象征思考的能力当作所有人类存在物的根本潜能，象征思想使人类社会生活成为可能。
兹纳涅茨基决心为自己强加一个严格的自我否定规范：他准备避开一切涉及认识论问题的引诱。他希望进行严格科学的、实实在在的探究。为了与他的早期方法论相一致，他只是假定，每一位思想家都主张自己的知识系统是真的和客观上有效的。他相信，研究或否定这些主张的真理性并不是社会学家的事。“社会学家必须遵守那些个体或群体为他们所共享的知识所制定的有效性标准”。（（Ｋ．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第５页。））不是研究者的“情境定义”而是主体的“情境定义”赋予研究以活力。无论知识系统被判定为真或假、有效或无效，都与社会学家无关，社会学家只须满足于追溯知识的起源与后果、知识的功能或功能失常。兹纳涅茨基雄辩地总结为：“当社会学家研究他们的社会生活时，他必须同意，对于他们公认为有效的知识，他们才是他唯一必须考虑的权威。作为一名社会学家，他没有权利用自己的权威去反对他们的权威：他受绝对朴素这一方法论规则的约束。当他涉及他们接受并运用的知识系统时，他必须放弃自己的理论有效性标准”。（（同上，第６页。））
兹纳涅茨基不仅拒斥所有认识论与形而上学的假定，而且还把自己的注意力限制于沃纳·斯塔克（Ｗｅｒｎｅｒ Ｓｔａｒｋ）所谓的微观知识社会学（ｔｈｅｍｉｃｒｏ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Ｗ．斯塔克：《知识社会学》（Ｔｈ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 Ｋｅｇａｎ Ｐａｕｌ， １９５８）。））。也就是说，他不去亲自关心“社会总体知识气氛”或“社会系统的总体历史运动”。（（同上，第３０页。））他更为谦逊地把自己限制在研究知识的创造者与承载者这些社会角色及其相应的社会组织结构中。
兹纳涅茨基为自己规定了两个相关的任务：建立知识人所扮演的各种专门社会角色的类型学；研究支配知识人之行为的规范模式。对上述两个问题进行调查的中心工具是“社会圈子”（ｓｏｃｉａｌｃｉｒｃｌｅ）概念，所谓“社会圈子”指的就是思想家对其发表自己的思想的一批听众或公众。兹纳涅茨基指出，至少在异质社会（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中，思想家不可能对整个社会发表言论，而是倾向于只对经过选择的部分公众发表言论。特定的社会圈子给予社会认可，提供物质或精神收益，并帮助已将听众的规范性期待内化在心中的思想家形成自我形象。社会圈子要求思想家不辜负圈子的期望；反过来，社会圈子将授予思想家一定的权利和免疫性。知识人预见公众的要求，倾向于从这些现实的怀有期望的公众角度去划定材料与问题。于是，可以依据公众，以及依据社会关系网络所期待的绩效，对思想家进行分类。
本书的重点在于兹纳涅茨基对知识人可能扮演的各种不同的社会角色所作的分类。在这些角色中，他区分为技术顾问（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ｄｖｉｓｏｒｓ）；圣哲（Ｓａｇｅｓ），即那些为群体之集体目标提供意识形态评判的人；神圣学者与世俗学者（Ｓａｃｒｅｄ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ｌａｒ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顺次又可分为各种类型，从“真理发现者”（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ｅｒｓｏｆ Ｔｒｕｔｈ）到“知识传播者”（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ｏｒｓ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从“组织者”（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ｚｅｒｓ）、贡献者（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ｏｒｓ）到“真理战士”（Ｆｉｇｈｔｅｒｓｆｏｒ Ｔｒｕｔｈ）；他还研究了“知识创造者”（Ｃｒｅａｔｏｒｓ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顺次又可分为事实发现者（ＦａｃｔＦｉｎｄｅｒｓ）或问题发现者（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ｅｒｓｏｆ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这决不是一种缺乏想象力的分类演练。兹纳涅茨基指出，社会圈子对知识人的要求，随着期望于他所扮演之角色的不同而变化。因此，社会圈子不会期望技术领导者去寻求新的事实，这些新事实可能会使先前已程序化的活动之正确性所持有的信念产生动摇。体制期待技术领导者以怀疑的眼光看待新事物。相比之下，知识创造者会由于他发现了新事实而获奖赏。知识人所扮演的每一种特殊社会角色都带有某种期望；每一个社会圈子奖惩特定类型的知识绩效。
兹纳涅茨基这本书为研究对新奇观念的接受与拒斥提供了重要线索，在本书出版后不久，默顿就在一篇评论中肯定了这一点。它使我们能确定“各种不同的社会结构对于采取某种态度对待经验材料施加压力的方式”。（（《美国社会学评论》，第６期（１９４１），第１１１—１１５页。转载于科塞和罗森伯格的《社会学理论》，第３５１—３５５页。这里引文取自第３５３页。））比如圣哲，现存秩序的变革者或辩护士，他知道了答案，因而就不可能去寻求可能动摇现存秩序的新事实。另一方面，学者“对真正的新事实有肯定或否定两种态度，这取决于学派系统体制化的程度：在最初阶段新事实至少是可接受的，一旦系统完善起来，学派的知识承诺就阻止对新奇的发现采取积极肯定态度”。（（同上，第３５３—３５４页。））因此，通过把注意力集中于恐新病（ｎｅｏｐｈｏｂｉａ）的结构性来源，兹纳涅茨基允许我们较大地偏离那样一种全盘主张，即主张所有组织和社会结构都必定是保守的，都不愿承认创新。附带提一下，如果兹纳涅茨基在今天写成此书（在过去可能受到了注意），他会发现这对于研究嗜新病（ｎｅｏｐｈｉｌｉａ，即片面强调新颖）的互补结构条件同样也是有益的。在某些没有归属的知识分子中，追求新奇是一个显著特征，因为他们的公众要求他们不停寻求新的刺激物，以复兴已经疲惫不堪的智力或美学上的嗜好。
兹纳涅茨基不满足于仅仅描述知识人的各种社会角色，他还为理解这些角色的转化和取代过程提供重要的线索。例如，他指出，某些宗教思想学派，只有当他们成功地将其成员与竞争对手学派隔离开来时，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他们自己的任务。当一个神学学派失去垄断地位而被迫与其他学派竞争时，它不再依靠未经检验的信仰而是必须发展出合理的劝说模式。相互冲突的信仰系统发出的挑战，对于神学知识主要部分的逐步世俗化过程作出了贡献，原先由神学学者所占据的领域，逐渐地为世俗学者所接替。怀特海（ＡｌｆｒｅｄＮｏｒｔｈ Ｗｈｉｔｅｈｅａｄ）曾经指出，观念冲突不是灾难，而是一个机会。兹纳涅茨基会欣然同意这一点。尤其是观念的冲突为以知识探索者的开放宇宙取代圣哲之封闭的精神世界提供了机会。
这几个例子说明，兹纳涅茨基把他的方法创造性地使用于知识生活社会学（ｔｈ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ｌｉｆｅ）之中，这足以使本书的读者思考一些特殊的问题，并值得按兹纳涅茨基的概念框架加以研究。这的确是对他的最高奖励；他为未来之完满的知识人社会学（ｔｈ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ｎ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提供了一个贮藏有建设性的分析途径与概念的仓库。（（利用兹纳涅茨基某些范畴的尝试，见Ｌ．Ａ．科塞：《理念的人：社会学家的观点》（Ｍｅｎｏｆ Ｉｄｅａｓ：Ａ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ｓｔｓ Ｖｉｅｗ，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Ｆｒｅｅ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６５）。））兹纳涅茨基异常谦虚，他不像他的许多前辈，他并没有准备提供全部答案。他的书是具有开放目标的学术著作，而他本人的角色就是一位知识探索者而不是一位圣哲。他期待着未来的读者成为他的探索伙伴而不是他的门徒。

作为《经济与社会》的第一章“前言”部分，韦伯在《社会学的基本概念》(韦伯作品集7)里详尽地表达了他对社会学研究的任务、目标、方法和概念工具所持有的观点，同时也将他的理论思考能力发挥得淋漓尽致，是我们理解和研究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甚至也是理解和研究他的政治思想的重要基础——打开韦伯思想奥秘的钥匙。

简介：
本书是移民史的一部经典著作。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大批波兰人移民到美国，构成了美国一个相对独立的移民社区。本书对这一部分波兰移民进行了考察，揭示了移民心态的变化。此后，作者谈到了伴随移民活动而出现的美国社会的混乱，并对波兰移民社区中的种族问题进行了评析。
引 言
埃利·扎列茨基 一个新的历史学派——社会史学的发展，使上一代人对美国历史的理解发生了革命性的改变。鉴于以前的史学家侧重研究权力的高层现象——政治、战争、高级文化（ｈｉｇｈ ｃｕｌｔｕｒｅ），社会史学家则试图把历史视为一个表现冲突的舞台。一些社会史学家寻求“自下而上”地书写历史，换言之，就是去理解由普通的男男女女——奴隶、农民、工人——进行的种种斗争在历史上留下的形态。另外一些社会史学家则侧重于阶级关系，如奴隶与主人之间或资本家同工人之间的关系，如何塑造了历史。无论在哪一种情形下，社会史学家们所关注的都是重修历史以突出普通的男男女女在其中的作用。
学者们进行如此尝试已非首次。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末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进步时代”，美国的改革者和知识分子也曾试图了解处于急剧变化中的美国工人阶级以及城市里贫穷的移民。他们的研究采取诸如新闻报道、“丑闻曝光”、政府调研、撰写小说与移民传记等表现形式。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表现形式来自一个新兴的大学学科——社会学。威廉·Ｉ．托马斯（Ｗｉｌｌｉａｍ Ｉ． Ｔｈｏｍａｓ） 和弗洛里安·兹纳涅茨基 （Ｆｌｏｒｉａｎ Ｚｎａｎｉｅｃｋｉ） 合撰的《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一书是这一学科的奠基之作。该书于一九一八至一九二○年间分五卷出版。它对美国的思想和社会政策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末期。
在“进步时代”，外来移民给许多美国本土出生的美国人带来了一个严重问题。首先，这一时期移居美国的移民数量巨大：在许多城市中，占人口多数的要么是移民，要么就是移民的后代。一些美国本土出生的美国人感到他们自己国家的文化、宗教和种族同一性已经受到威胁。外来移民大部分是产业工人，公众因此常把他们同工会主义和激进主义联系在一起。这一群体还因多为穷人而涉嫌犯罪、社会解体、特别是家庭解体等问题。此外，因为他们依赖政治党派的帮助以谋求就业机会、住房及必要的救济，一些进步人士便认为政治腐败与外来移民有关。
① 约瑟夫·巴顿：《农民与陌生人：美国城市中的意大利人、罗马尼亚人和斯洛伐克人，１８９０—１９５０》（Ｊｏｓｅｆ Ｂａｒｔｏｎ， Ｐｅａｓａｎｔｓａｎｄ Ｓｔｒａｎｇｅｒｓ： Ｉｔａｌｉａｎｓ， Ｒｏｍａｎｉａｎｓ ，ａｎｄ Ｓｌｏｖａｋｓ ｉｎ 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ｉｔｙ，１８９０—１９５０，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５）；克尔比·米勒：《移民和离乡背井的人》（Ｋｅｒｂｙ Ｍｉｌｌｅｒ， Ｅ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Ｅｘｉｌｅｓ，Ｎｅｗ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５）；约翰·布科夫奇克：《我的孩子也不了解我：波兰美国人的历史》（Ｊｏｈｎ Ｂｕｋｏｗｃｚｙｋ，Ａｎｄ Ｍｙ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Ｄｉｄ Ｎｏｔ Ｋｎｏｗ Ｍｅ： Ａ《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是最早研究移民文化及其社会组织的著作之一。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不仅正确评价了外来移民对美国文化的潜在贡献，还试图从移民自己的角度去理解他们的文化。他们的尝试包括两方面的内容。首先，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发明了一种新的社会调查方法——生活研究法（ｔｈｅｌｉｆｅ ｓｔｕｄｙ ｍｅｔｈｏｄ）。这一方法的精华在于让外来移民自己讲述自己的生活故事。在方式上，他们要么有偿约请外来移民来参与，要么是查找他们讲述自己生活经历的文献资料，特别是信件。此外，《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一书开始了对欧洲移民活动的首次真正横跨大西洋的探索，对欧洲和美国移民活动的来龙去脉同时进行研究。这一探索把《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一书同约瑟夫·巴顿、克尔比·米勒及波兰的约翰·布科夫奇克（Ｂｕｋｏｗｃｚｙｋ）①等社会史学家的近期研究成果联系在一起。
该书的主要作者威廉·托马斯是典型的第一代美国社会学家。他出生于一八六三年，有农村（弗吉尼亚和田纳西）和宗教（基督教卫理公会）背景；他最初在德国学习文学，一八九三年来到芝加哥学习社会学，攻取第二个博士学位。芝加哥大学拥有全美最好的——实际上也是唯一的——社会学系。对托马斯来说，赫尔豪斯（ＨｕｌｌＨｏｕｓｅ）几乎同大学一样重要，那是美国最著名的聚居点，他讲课和就餐都在那里。托马斯经验丰富，善于处世，待人友好，他穿着考究，喜爱高尔夫，在各种社会潮流中都应对自如。在政治上，他热心于为妇女争取选举权、娼妓改造和促进公民自由。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ｓｈ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Ｂｌｏｏｍｉｎｇｔｏｎ： Ｉｎｄｉａ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７）。
② 托马斯引自赫伯特·布卢默：《对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的〈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的评价》（Ｈｅｒｂｅｒｔ Ｂｌｕｍｅｒ， Ａｎ 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 ｏｆＴｈｏｍａｓ ａｎｄ Ｚｎａｎｉｅｃｋｉ＇ｓ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ｓｈ Ｐｅａｓａｎｔ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ｕｎｃｉｌ，１９３９），第１０３页。　　《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的写作始自托马斯的第一本书《性与社会》取得成功之后。《性与社会》从人类学的角度阐释了妇女受压迫的原因。此书给同期的一位慈善家海伦·卡尔弗（ＨｅｌｅｎＣｕｌｖｅｒ）留下了深刻印象。卡尔弗也是已经捐赠给赫尔豪斯的那笔财产的继承人。这次他又捐赠五万美元以使托马斯“能够在欧洲和美国对一个移民群体进行研究，尽可能找出他们的家庭习俗和规范同他们对美国的适应与不适应之间存在何种关系。”②《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一书是献给卡尔弗的。
尽管善于处世，托马斯还是把自己视为一个外来移民。他在一九二八年的一份自传体陈述中这样写道：“我生在旧弗吉尼亚一个闭塞的地区，距铁路二十英里，类似十八世纪的社会环境，因而，我感觉我已经历了三个不同世纪的生活，逐步向更高级的文化区域迁移。”③托马斯相信，从传统的乡村文化移向现代都市文化的经历，就其实质而言是带有普遍性的。不管是青年男女离开美国的农场去都市寻找工作，还是一个美籍非洲人离开南方农业区迁向哈雷姆或芝加哥，也不论是一个波兰青年来到匹茨堡的一个钢铁厂工作，还是一个意大利家庭离开家园到布法罗的罐头食品厂谋生，在所有这些情形下，人们都是将一种结合紧密的、以家庭为基础的传统文化抛到身后，而去努力适应一个更为个人主义的、更具竞争性的世界。
③ 威廉·Ｉ．托马斯：《我的生活》（Ｍｙ Ｌｉｆｅ），引自卡拉·卡佩蒂：《离经叛道的女孩和不满的妇女：一个社会学家讲述的故事》（Ｃａｒｌａ Ｃａｐｐｅｔｔｉ，Ｄｅｖｉａｎｔ Ｇｉｒｌ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ｓａｔｉｓｆｉｅｄ Ｗｏｍｅｎ： Ａ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ｓｔ＇ｓ Ｔａｌｅ），载于《种族》（Ｔｈｅ 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ｆ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维尔内·索罗斯（Ｗｅｒｎｅｒ Ｓｏｌｌｏｒｓ）编（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９），第１２４页。
④ 卡佩蒂，前引书，第１０４页。也见托马斯致罗伯特·Ｅ．帕克的信，一九一二年四月二十三日，《罗伯特·Ｅ．帕克选集》（Ｒｏｂｅｒ Ｅ． Ｐａｒｋ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芝加哥大学图书馆收集，托马斯没有留下这方面的资料。
⑤ 参阅莫里斯·贾诺威茨：《威廉·Ｉ．托马斯论社会组织和社会人格，论文选编》中的《序言》（Ｍｏｒｒｉｓ Ｊａｎｏｗｉｔｚ，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Ｉ．Ｔｈｏｍａｓ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Ｐａｐｅｒｓ，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ｈｏｅｎｉｘ Ｂｏｏｋｓ，１９６６），第２３—２７页。罗伯特·比　　托马斯的初步计划是对来自南方、西印度群岛及西非的移民进行比较研究。④然而，在一九一三年，他遇到正在华沙从事移民研究的弗洛里安·兹纳涅茨基（因从事波兰独立活动而一直被禁止教学）。兹纳涅茨基比托马斯年轻十九岁，是一位哲学家。第二年，兹纳涅茨基来到芝加哥，为托马斯担任翻译工作，并说服托马斯把波兰移民作为其唯一的研究对象。兹纳涅茨基先就这一开创性工作所应采取的方法写了一个长篇论述，他们二人由此达成了联合著书的协定。
⑤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的研究对象是大约二百万一八八○年至一九一○年间移居美国的波兰人。拿破仑战争期间，波兰曾被奥地利、普鲁士和沙皇俄国瓜分。《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主要同沙皇俄国统治下的波兰或议会波兰相关，从这一地区移民出去的多数是年轻未婚的男性劳动力。如果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研究的是奥地利波兰或普鲁士波兰，他们可能会告诉我们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因为这两个地区的特征是全家一起移民。
尔施泰特：《弗洛里安·兹纳涅茨基论人文主义社会学》（Ｒｏｂｅｒｔ Ｂｉｅｒｓｔｅｄｔ， Ｆｌｏｒｉａｎ Ｚｎａｎｉｅｃｋｉｏｎ Ｈｕｍａｎｉｓｔｉｃ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９），第１—１５页；弗洛里安·兹纳涅茨基：《作为一个合作主义者的威廉·托马斯》（ＷｉｌｌｉａｍＩ． Ｔｈｏｍａｓ ａｓ ａ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社会学和社会研究》（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第３２期（１９４８），第７６５—７６７页；威尼弗雷德·劳申布施：《罗伯特·Ｅ．帕克：一个社会学家的传记》（Ｄｕｒｈａｍ：Ｄｕｋ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９），第６７—７６页。
⑥ 参阅斯特凡·凯涅维奇：《波兰农民的解放》（Ｓｔｅｆａｎ Ｋｉｅｎｉｅｗｉｃｚ， Ｔｈｅ Ｅｍａｎ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ｌｉｓｈ Ｐｅａｓａｎｔｒｙ，Ｃｈｉｃａｇ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９），第４页；Ｊ．罗斯：《１９世纪晚期的俄属波兰》（Ｊ．Ｒｏｓｅ，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Ｐｏｌａ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ｅｒ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见《剑桥波兰史，１６９７—１９３５》（Ｔｈ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Ｐｏｌａｎｄ，１６９７—１９３５），Ｆ雷德韦等编（ＮｅｗＹｏｒｋ：Ｏｃｔａｇｏｎ Ｂｏｏｋｓ， １９７１）。　　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议会波兰的农业是由各个庄园分片负责，强制农民义务耕作，村庄的土地共同拥有。一八六四年那里发生了一次农民暴动，与美国废除奴隶制几乎是在同时。与此相呼应，俄国人也废除了强制农民义务耕作的制度，给贵族以赔偿，把公地分给农民。这些措施让农民得到了土地，也使乡村面向商业性竞争。铁路和轮船业的发展进一步把波兰农业同世界经济联系在一起，使脆弱的农村卷入世界经济的潮起潮落。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所研究的那一代农民是最先经历发达的货币经济的一代。伴随这种货币经济的还有人口压力以及土地的分割与集中。
在波兰人开始向外移民之际，议会波兰已成为沙皇俄国工业发展的中心。华沙是连接俄国和西方的国家铁路系统上的枢纽。波兰纺织工业的中心罗兹市，是世界上工业化速度最快的城市之一。在不稳定和竞争把剩余人口推出农村的同时，这些城市开始需求更多的劳动力，德国与丹麦也出现了报酬较好的农业就业机会。一位历史学家把这一阶段的斯拉夫移民概括为“一个农民无产者，在乡村甚至整个世界漫游，寻求农业和工业的就业机会” （（维克多·格林：《罢工中的斯洛伐克社区》（Ｖｉｃｔｏｒ Ｇｒｅｅｎｅ， Ｔｈｅ Ｓｌａｖ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ｎ Ｓｔｒｉｋｅ，Ｎｏｔｒｅ Ｄａｍ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８），第２６页。也可参阅卡洛林·戈拉布：《波兰人在费城的经历》（Ｃａｒｏｌｉｎｅ Ｇｏｌａｂ，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ｓｈ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ｉｎ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载于《宾夕法尼亚的种族经历》（Ｔｈｅ Ｅｔｈｎｉｃ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约翰·博德纳编（Ｌｅｗｉｓｂｕｒｇ，Ｐａ．：Ｂｕｃｋ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３），第３９—７３页；以及戈拉布的《迁入地》（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Ｐｈｉｌａｄｅｐｈｉａ：Ｔｅｍｐｌ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７），第４８—４９页，第９３—９４页。））。《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发现绝大多数波兰移民在来到美国之前已经移居过其他欧洲城市，从而驳斥了认为前工业化社会中的农民都是唐突地直奔纽约的成见。
在《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一书问世之前，对移民的研究多数属于“社会普查”，只堆积数据而不分析其根由。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称此为“常识社会学”（ｃｏｍｍｏｎｓｅｎｓｅ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其基本方法就是偏于道德说教和指责穷人。例如，《匹茨堡调查》就写到：“你想见识一下什么叫娱乐吗？……你只需偶然光顾一下霍罗，在那儿你会看到瓦解社会的力量多么令人不可抗拒，而进步的力量又如何被萎靡不振和自私自利的社会风气拒之门外。”（（弗罗伦斯·拉铁摩尔：《三项关于出租房子及其责任的研究》（ＦｌｏｒｅｎｃｅＬａｔｔｉｍｏｒｅ， Ｔｈｒｅ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Ｈｏｕｓ 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载于《匹茨堡调查》，保罗·凯洛格编（ＮｅｗＹｏｒｋ： Ｓｕｒｖｅ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Ｒｕｓｓｅｌ Ｓａｇ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１９１４），第５期，第１２４页；第６期，第３５１页。我的讨论来自大卫·马察：《变得离经叛道》（ＤａｖｉｄＭａｔｚａ，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Ｄｅｖｉａｎｔ，Ｅｎｇｌｅｗｏｏｄ Ｃｌｉｆｆｓ， Ｎ．Ｊ．：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Ｈａｌｌ， １９６９），第１７—２４页。））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则试图通过调查个人与所处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来解释社会问题。他们主张，关键性的观察单位不应当是政府，而是家庭、邻里及其他社区纽带。他们对波兰感兴趣的原因之一是这个国家被异国占领，而且其改革活动也是在地方进行的。联系到二十世纪初期美国的具体形势，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既反对持自由放任主义的保守派也反对“进步派”（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ｓ），因为保守派主张所有问题都是个人的责任，而进步派则认为政府可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他们认为，社会变革的关键是群体，而不是个人或那些政府中的专家。
为支持这一论点，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努力表明使波兰人凝聚在一起的首要因素是社会纽带。在波兰的传统中，人们企盼面对面交流和得到社区承认，并且被这种企盼所驱动。波兰农民只是很缓慢地才学会了用经济头脑思维，即：讨价还价、交换和从他人那里为自己谋利。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分析农民在波兰期间和移居美国之后转变为讲究经济理性的工人和市民的过程。他们强调，个人为适应与他们相关联的社会群体而改变，而群体自身亦在改变。最重要的群体是家庭，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在此处指的是扩大了的超越核心家庭的种种关系。
在《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里，群体是贯穿全书的重点。首先，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证明旧的社会是由社会恐惧（ｓｏｃｉａｌｉｎｔｉｍｉｄａｔｉｏｎ）维系着的，即使这个社会已不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当人们变化时——当他们进行农业现代化，开始考虑给妇女权利，学习文化知识，或努力戒烟时——他们要靠他人的协助才能使这些变化得以实现。当他们迁移时，他们是以群体而不是以个人形式，而且他们保持同家乡的联系。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言称，社会上出现的解体现象，如犯罪、虐妻、经济活动不讲信义，是个体遭到孤立的缘故。他们认为美国的社会工作收效甚微的原因就在于只着眼于个体而没能借助社会群体的力量。最后，他们确信，来自波兰和其他国家的移民对美国有着特殊的贡献，即把他们的群体感带给了美国，在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看来，这是一种比民族服装或音乐更为重要的贡献。
一九一八年，《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一书的前二卷刚刚出版，托马斯就被联邦调查局逮捕，被指控为出于不道德目的而跨州携送妇女，触犯了缅因州法律。（托马斯引起联邦调查局注意的原因可能是他妻子的反战行为。）芝加哥大学解雇了他并停止出版该书，所以，该书的后三卷是在波士顿由一个不起眼的出版社出版的。托马斯从此再未谋得大学中的稳定位置，兹纳涅茨基则回波兰去教书，一直到一九三○年。（（关于托马斯的被捕，见兹纳涅茨基：《作为一个合作主义者的托马斯》，第７６５—７６７页；劳申布施：《罗伯特·Ｅ．帕克》，第６７—７６页。））托马斯的被捕使这本书的价值未能马上得到认可。然而，《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连续数十年都是对美国社会科学家和社会工作者具有最深刻影响的一本书。
受《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一书鼓舞的一代社会学家被称为“芝加哥学派”。他们不仅在芝加哥大学教书，还把该城的货场、劳工运动和外来移民聚居区当作社会学实验室。与把外来移民美国化的主张相反，芝加哥学派认为城市中的种族聚居区对保护外来移民具有重要作用。在咖啡馆和轮船公司做工度日的波斯单身汉，希腊人的公寓房，以家庭为单位的西西里人聚居区——这些和其他聚居区一起，构成了一幅外来移民生活的镶嵌画。一位社会学家写道：在社区中，移民们找到了“一个社交世界……，有名有份，在群体中扮演角色，……找到回应和安全感。”（（哈维·沃伦·佐尔博：《黄金海岸和贫民窟》（ＨａｒｖｅｙＷａｒｒｅｎ Ｚｏｒｂａｕｇｈ， Ｔｈｅ Ｇｏｌｄ Ｃｏａｓ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ｌｕｍ，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２９），第１２８页，第１３４页，第１４０—１５２页。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家们把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的分析扩大至黑人和亚洲人。例如，Ｅ．弗兰克林·弗雷泽把北部黑人遗弃家庭和离婚现象解释为是都市生活对家庭组织影响的结果以及南方农业区民间文化发展的结果。Ｅ弗兰克林·弗雷泽：《美国的黑人家庭》（Ｅ．ＦｒａｎｋｌｉｎＦｒａｚｉｅｒ， Ｎｅｇｒｏ Ｆａｍｉ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再版和缩写本（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６），第３４１页。））
到第二次大战前，随着社会科学家们把注意力逐渐转向欧洲社会理论和定量研究，《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的影响下降了。与此同时，这本书在最早写过美国移民史的史学家中间开始引起反响。在这些史学家中最为重要的是奥斯卡·汉德林。他把芝加哥学派关于种族问题的研究作为样板，写了《波士顿的移民》一书。他还以《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为样板写出了极具影响力的、集移民经历之大成的著作《离乡背井的人》一书（ＴｈｅＵｐｒｏｏｔｅｄ）。（（奥斯卡·汉德林：《１７９０—１８８０年的波士顿移民：关于文明教化的研究》（Ｏｓｃａｒ Ｈａｎｄｌｉｎ， Ｂｏｓｔｏｎ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１７９０—１８８０：Ａ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Ａｃｃｕｌｔｕｒａｔｉｏｎ， １９５８年重印，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１４），以及《离乡背井的人：形成美利坚民族的大规模移民的史诗》（ＴｈｅＥｐｉｃ 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Ｍａｄｅ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ｅｏｐｌｅ，Ｂｏｓｔｏｎ：Ｌｉｔｔｌｅ， Ｂｒｏｗｎ，１９５１）。））
在《离乡背井的人》一书中，汉德林所关注的并不是移民群体之间的差异，相反，他努力去了解移民个人的典型性经历。仿效《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的先例，他展示了移民们如何运用他们的传统文化去和美国生存条件达成妥协：“参加了互助协会的人是要藉此逐渐适应美国的环境”，而不仅仅是为了固守他们的传统文化。对汉德林来说，适应美国环境的核心问题是个人自由和流动，是这些把移民变为典型的美国人。美国，汉德林写道，“是一块人们各行其是的土地。”（（汉德林：《离乡背井的人》，第５—６页，第１３９—１４０页，第１６４—１６６页，第１７５页，第２７１—２７２页。关于汉德林，见马尔德温·Ａ琼斯的《奥斯卡·汉德林》，载于《大师们：关于美国历史学家的若干论文》（ＭａｌｄｗｙｎＡ． Ｊｏｎｅｓ， Ｐｏｓｔｍａｓｔｅｒｓ： Ｓｏｍｅ Ｅｓｓａｙｓ ｏ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ｎｓ），马库斯·坎利夫和罗宾·温克斯编（Ｎｅｗ Ｙｏｒｋ：Ｈａｒｐｅｒａｎｄ Ｒｏｗ，１９６９），第２４５—２６０页。））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写成的社会史，包括美国黑人史、劳工史和妇女史，都或多或少地把矛头指向汉德林的著作。对汉德林甚至对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家来说，种族因素制约了外来移民向一个个人主义流行且蒸蒸日上的国家的融入。与此相反，美国最重要的早期社会史学家赫尔伯特·古特曼则认为，种族因素可以成为移民对阶级社会进行抵制或者表示不满的支撑点。（（赫伯特·Ｇ．古特曼：《工作、文化和社会》（ＨｅｒｂｅｒｔＧ．Ｇｕｔｍａｎ， Ｗｏｒｋ，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Ｎｅｗ Ｙｏｒｋ：Ｋｎｏｐｆ，１９７６），第４１页。））古特曼的解释为全新地看待美国现代史提供了某种可能性。古特曼以后的史学家们已经确立了波兰移民在美国工人阶级史上的位置，而这是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的观点中所明显地缺失的。在此书的后记中，我总结了社会史学家们如今对波兰移民问题的看法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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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选集分为如下四部分：波兰人的背景情况；农民的信件，它们记录了因移民带来的家庭生活的变化；美国的社会混乱问题，这有时伴随着移民活动而出现；种族问题的提出和美国的种族社区。本书是从上述五卷本选编而成的课堂教材。第四部分中的分标题是由我添加上的。
结 束 语
埃利·扎列茨基
借助上一代社会史学家的著作，我们可以通过重现移民们成长为工业无产阶级的场景，对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的研究成果，加以补充并在一定程度上进行更正。首先需要理解的是家庭经济的意义——家庭成员把他们的资源聚在一起这样一个事实。这是当时波兰的现实，在那儿，典型的农业家庭都要拥有最低限度的土地，从这块土地上获得的收入，需要有从其他方面赚取的工资予以补充。既然农民人均占有的土地在减少，他们面临的危险便是家庭将会失去土地。非技术性劳动力在美国的工资比在波兰多出八倍，首批波兰移民，被称之为ｚａｃｈｅｌｂｅｍ（“为了面包”之意），他们的目的是要帮助他们的家庭保住土地。（（维克多·格林：《波兰人》（Ｖｉｃｔｏｒ Ｇｒｅｅｎｅ， Ｔｈｅ Ｐｏｌｅｓ），见《哈佛美国种族百科全书》（Ｈａｒｖａｒｄ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ｓ），哈佛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第７９８—７９９页。））
百分之八十的波兰移民在不断扩展的大工业生产中充任非技术性劳动力，包括在钢铁厂、机械工厂、码头、食品加工厂、纺织厂和煤矿做工。最不稳定的工业劳动力是那些聚集在矿区、船舶或伐木营的劳动力，他们当中大多数是单身汉。（（克拉克·克尔和ＡＪ西格尔：《跨行业罢工的倾向：国际比较》（ＣｌａｒｋＫｅｒｒ ａｎｄ Ａ．Ｊ．Ｓｉｅｇｅｌ，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Ｐｒｏｐｅｎｓｉｔｙ ｔｏ Ｓｔｒｉｋｅ—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载于《工业社会中的劳动与管理》（Ｌａｂｏｒ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在新兴的工业企业中，波兰移民接触到少数当地出生、年龄较大的技术工人阶级——往往是英国、爱尔兰和德国人的后裔——他们有很强的自我意识。在十九世纪的工厂中，技术工人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生产的过程。他们往往自己拥有工具，为自己的技艺而自豪，并有着强烈的个人权利意识。通过辛勤劳动、积蓄及家庭合作，他们一般都已成家，并成为社区中活跃和受尊敬的成员，能够在罢工一类的事件中③获得来自工人以外的支持。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波兰移民尚处于早期大工业生产的附庸地位，不能支配周围环境、人员及自己的劳动成果。因为他们的目标是返回波兰，他们倾向于住寄宿公寓，雇佣一个看家人，并且尽可能多做工时以便多赚些钱。
克拉克·克尔编（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Ｄｏｕｂｌｅｄａｙ， １９６４）。也可参见《工业革命中的工人》（Ｗｏｒｋｅｒｓ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彼得·Ｎ斯特恩斯和丹尼尔·Ｊ瓦尔科维茨（Ｐｅｔｅｒ Ｎ．Ｓｔｅａｒｎｓ ａｎｄ Ｄａｎｉｅｌ Ｊ．Ｗａｌｋｏｗｉｔｚ）编（ＮｅｗＢｒｕｎｓｗｉｃｋ， Ｎ．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１９７４）。
③ 大卫·蒙哥马利：《美国的工人管理：关于工作、技术和劳工斗争的历史研究》（Ｄａｖｉｄ Ｍｏｎｔｇｏｍｅｒｙ，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Ｗｏｒｋ，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Ｌａｂｏｒ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ｓ，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９），第１３—１４页。一八八○年至一九二○年间，由于美国的基本工业结构已经形成，当地出生的人同外来移民之间的区分已经变得不太重要了。一八九二年，当位于霍姆斯特德的卡内基钢铁厂企图解散钢铁工会时，三千名不是工会会员的非技术工人（多为移民）站在工会一边。虽然霍姆斯特德的罢工最终失败，但煤矿、钢铁、肉类加工行业——这三个行业在一九三○年以前便进行了组织行业工会的努力——的工会领导者们学会了移民们的语言（读和写），尊重他们的习惯，并鼓励从移民内部选举领导人。在宾夕法尼亚的无烟煤矿区，当紧密结合的东欧人自治聚居点能够动员公众舆论，并能对罢工者实行纪律约束时，工会化便得以成功。（（彼得·罗伯特评论道：“当他们组织起来的时候，他们的行动就变得一致了，而这很少被意识到。”《无烟煤行业》（ＡｎｔｈｒａｃｉｔｅＣｏ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Ｎｅｗ Ｙｏｒｋ：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１９０１），第１７２页。）） 在匹茨堡的琼斯洛夫林钢铁厂里，波兰人多在锻造厂，德国人多在木工厂，塞尔维亚人多在初轧厂，但是每一个群体都同当地工人具有相同的工人阶级价值观。大卫·蒙哥马利是这样说的：“农民移民们那种在有权威人士在场便猛干一阵，他一走开便开始磨蹭的冲动心理（在钢铁厂这一倾向很强），在煤矿或汽车厂里很快就转变成技术工人们拒绝在老板的监督之下工作的伦理观念。”（（蒙哥马利的《工人的管理》一书，第４２—４３页。见大卫·蒙哥马利的《劳动场所的减少》（ＤａｖｉｄＭｏｎｔｇｏｍｅｒｙ， Ｔｈｅ Ｆａｌｌ ｏｆ ｔｈｅ Ｈｏｕｓｅ ｏｆ Ｌａｂｏｒ，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７）；约翰·波德纳：《工人们的世界：工业社会中的亲属、社区和抗议，１９００—１９０４》（ＪｏｈｎＢｏｄｎａｒ，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Ｗｏｒｌｄ： Ｋｉｎｓｈｉｐ，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ｓｔ ｉ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１９００—１９０４，Ｂａｌｔｉｍｏｒｅ：Ｊｏｈｎｓ Ｈｏｐｋｉｎ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２）；波德纳：《移民和现代化：斯洛伐克的农民在工业化的美国的个案》（Ｂｏｄｎａｒ， ＴｈｅＣａｓｅ ｏｆ Ｓｌａｖｉｃ Ｐｅａｓａｎｔｓ ｉ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ｍｅｒｉｃａ），载于《社会历史》（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第１０期（１９７６年秋季），第４４—６７页；波德纳、米切尔·韦伯尔和罗杰·西蒙：《迁移、亲属和城市适应：匹茨堡的黑人和波兰人，１９００—１９３０》（Ｂｏｄｎａｒ，Ｍｉｃｈａｅｌ Ｗｅｂｅｒ ａｎｄ Ｒｏｇｅｒ Ｓｉｍｏｎ，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Ｋｉｎ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Ｂｌａｃｋｓ ａｎｄＰｏｌｅｓ ｉｎ Ｐｉｔｔｓｂｕｒｇｈ，１９００—１９３０），载于《美国历史》（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第６６期，第５４８—５６５页；塔玛拉·哈里温：《新罕布什尔和曼彻斯特的劳工们，１９１２—１９２２》（ＴａｍａｒａＨａｒｅｖｅｎ， Ｔｈｅ Ｌａｂｏｒｅｒｓ ｏｆ 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 Ｎｅｗ Ｈａｍｐｓｈｉｒｅ，１９１２—１９２２），载于《劳工史》（Ｌａｂｏｒ Ｈｉｓｔｏｒｙ）第１６期（１９７５年），第２４９—２６５页；波德纳、罗杰·西蒙和米切尔·韦伯尔：《他们自己的生活：匹茨堡的黑人、意大利人和波兰人，１９００—１９６０》（Ｂｏｄｎａｒ，Ｒｏｇｅｒ Ｓｉｍｏｎ， ａｎｄ Ｍｉｃｈｅａｌ Ｐ． Ｗｅｂｅｒ， Ｌｉｖｅｓ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Ｂｌａｃｋｓ， Ｉｔａｌｉａｎ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ｅｓｉｎ Ｐｉｔｔｓｂｕｒｇｈ，１９００—１９６０，Ｕｒｂａｎ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Ｉｌｌｉｎｏｉｓ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２）。））
渐渐地，大约有三分之二的波兰移民结束了在美国的暂住状态。因为妇女开始从波兰向外迁移。美国波兰工人的家庭和社区生活在美国发展起来。在芝加哥的帕金镇（Ｐａｃｋｉｎｇｔｏｗｎ），每一个街区都居住有不同的民族群体。一九○四年，整个社区都支持联合肉类加工行业工会掀起的争取非技术性工人最低工资限额的运动。这次运动之后，家庭购买力上升了，犯罪率下降了，被遣送回国的人也减少了。不同民族群体之间开始在街上（人们到街上去是为了暂离拥挤不堪的合租住房），在临时工介绍所和酒吧中相互接触。当时的酒吧是各民族举办婚礼、舞会、兄弟联谊会乃至政治性集会的中心。一九一八年的工会运动得到每一个社区的支持。在取得暂时胜利之后，街区公园中的长椅被命名为“八小时长椅”，因为男人们第一次有时间能同他们的家庭在一起。（（参见詹姆斯·Ｒ巴雷特：《残酷竞争中的工作和社区：芝加哥屠宰厂中的工人，１８９４—１９２２》（ＪａｍｅｓＲ． Ｂａｒｒｅｔｔ， 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Ｊｕｎｇｌｅ：Ｃｈｉｃａｇｏ＇ｓ Ｐａｃｋｉｎｇｈｏｕｓｅ Ｗｏｒｋｅｒｓ， １８９４—１９２２，Ｕｒｂａｎ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２）。））
置身于美国工人阶级当中，波兰农民的家庭经济也得以重建。“［‘工作’］一词在一八九四年便成了我知道的词汇”，在聚居区做房屋清洁工的玛丽·麦克道威尔于一九二八年写道，“而且从那时起它几乎成了一个神圣的词汇……这是移民们学会的第一个词，孩子们发音不清地说它，老人们临终前念着它：……‘请给我一份工作！’”（（霍华德·威尔逊：《我的邻居：玛丽·麦克道威尔》（ＨｏｗａｒｄＷｉｌｓｏｎ， Ｍａｒｙ ＭａｃＤｏｗｅｌｌ，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２８），第６９—７０页。））其原因是很清楚的。一八七七年至一九一○年间，美国非技术工人的工资是每周十至十一美元，而维持一个家庭的最低收入要每周十五美元，这还不包括婚嫁、事故、丧葬的费用，当时还没有政府社会保险。（（巴雷特：《残酷竞争中的工作和社区》；安德鲁·格拉齐奥西：《普通劳动者，非熟练工人，１８５０—１９１５》（ＡｎｄｒｅａＧｒａｚｉｏｓｉ， Ｃｏｍｍｏｎ Ｌａｂｏｒｅｒｓ， Ｕｎｓｋｉｌｌｅｄ Ｗｏｒｋｅｒｓ，１８５０—１９１５），《劳工史》第２２期（１９８１年秋季），第５１８页。））
结果，移民们转向了能够把男人和女人的就业结合在一起的区域（如：煤矿和纺织厂），并为女人们寻找可以在家里完成的工作：缝衣服边，组装情人节礼物，用碎料缝制地毯，包裹棒球，烫衣，捆扎内衣，在家里为别人洗衣服，特别是接待寄宿者等。（（卡洛林·戈拉布：《工业化经历对移民家庭的影响：对聚集人群的再思考》（ＣａｒｏｌｉｎｅＧｏｌａｂ，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 Ｆａｍｉｌｙ：Ｔｈｅ ＨｕｄｄｌｅｄＭａｓｓｅｓ Ｒ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载于《工业化美国的移民，１８５０—１９２０》（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ｉ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ｍｅｒｉｃａ，１８５０—１９２０），理查德·Ｌ埃尔利希编（Ｃｈａｒｌｏｔｔｅｓｖｉｌｌ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ｏｆ Ｖｉｒｇｉｎｉａ，１９７７），第９—１０页，第１９—２５页。））上述种种考虑决定着孩子们在什么年龄就要进工厂做工，以及他们应该从收入中拿出多少交给家里。把工资收入汇集使用的需要，助长了波兰移民当中获取房屋拥有权的倾向，房主们把最好的房间出租给别人居住，把最次的（经常是楼顶间）留给自己使用。拥有房屋为寄宿提供了方便，也为防止非技术性工人过早衰老提供了帮助。当寄宿者的流入被第一次世界大战阻断之后，已婚的妇女们便只好去工厂里找工作。一九一八年的一项研究显示，这些妇女多数带有孩子，每晚睡不上几个小时，在有衣服洗的日子里根本就睡不成。一九一八年大罢工期间，塞缪·阿尔斯舒莱尔法官访问过一个波兰工人的家庭，他发现尚仅有六岁的孩子便开始照看婴儿。卷心菜和发了霉的面包是唯一的食物，窗户上还贴有政府的宣传画，告诫人们“不要浪费食物”（（巴雷特：《残酷竞争中的工作和社区》。））。
《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一书出版期间——一九一八至一九二○年——也正是二十世纪初期大规模群众运动失利的时期。这时，在外来种族中诞生了一个笃信“美国价值观”的中产阶级。国旗制定日游行，购买公债运动，用移民们本族语言写就的反布尔什维克的美国式传单，同“购买波兰”运动混合在一起。然而，多数波兰人依然属于工业工人阶级。在二十年代，一种保守的、以家庭和社区为中心的工人阶级文化发展起来。一位史学家写到：“许多孩子把他们的移民父亲首先看成一个勤劳的工人。”如果要描绘父亲在儿子心目中的形象，那么不可避免地要包括体力劳动这一生活侧面。的确，父亲们是“永恒的榜样”。一个美国波兰人这样描绘他的父母：他们信奉的只有“工作，工作，工作，还是工作”……他们不知疲倦，总是担心失去工作。因为他们无处投奔。（（波德纳：《移民和现代化》，第５６—５７页；波德纳、韦伯尔和西蒙：《移民、亲属和城市适应》。关于第二代美国波兰家庭真实的全面的描述，参阅阿诺德·格林德《个人崇拜和性关系》（ＡｒｎｏｌｄＧｒｅｅｎｄ， Ｃｕｌｔ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ｅｘｕ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载于《精神病学》（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ｙ）第４期（１９４１）；以及《中产阶级的男孩和神经病》（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 Ｃｌａｓｓ Ｍａｌｅ Ｃｈｉｌｄ ａｎｄ Ｎｅｕｒｏｓｉｓ），载于《美国社会学评论》（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第２期（１９４６年２月），第２页。））另一方面，一九三○年之后波兰方面发生战事的可能性，尤其是在政治气氛和政府变更的情况下，已经非常明显。美国波兰人社区后来的大部分历史要取决于同其他民族群体的关系，特别是同美国黑人的关系，以及同妇女解放的关系。这些问题，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几乎没有触及到，目前正由社会史学家们进行研究。

当社会学家碰到音乐家，会碰撞出什么火花呢?当犹太裔的社会学家倾听日耳曼音乐家的音乐，会是什么光景? 且来看看这本社会学大师写音乐大师的奇书：长寿却饱受流离之苦的埃利亚斯，用社会学来研究短寿却享尽身后盛名的莫扎特。 本书阐明了天才发生的内因和外因，是音乐社会学与文化社会学的重要作品。
这是一部音乐社会学的名作，是一本社会学大师写音乐大师的奇书，本书洞察莫扎特介乎天才与小丑间的悲欣人生的同时，也深入了社会学大师埃利亚斯广阔的思想世界。

简介：
在这本重要的理论著作中，作者从一种全新的、富有启发性的角度阐释了与现代性相联系的制度变革。他认为，在世纪终结之时，我们并没有进入后现代性时期，而是进入了“盛期现代性”时期。在这一时期，现代性的后果变得前所未有地激剧和普遍化。由此，他更现实地考察了许多人备加褒扬的现代性的各种严重后果，并且探讨了人类在这些问题面前的出路。无论是对于专业学者，还是对于一般读者，本书都具有极高的价值。
导读：
本书对于现代性的本质及其与传统社会形式的特殊关系提供了一种新的、相当吸引人的视角。吉登斯以一种杰出的方式，吸收了自古典社会学家以来的社会思想传统，并且让不同的理论家们作为对手相互竞争，从而确立自己的观点。他的理论不仅建立在整个传统之上，而且建立在自己的早期著作之上。
——赫伯特·林登伯格
结　语
最后，让我对这本书的论题作一个简要概述。首先，在工业化社会中，某种程度上在整个世界中，我们正进入一个高度现代性的时期，它摆脱了传统中的稳定关系的支撑，而且，也丧失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一直都显得如此固定的（对于“内部”和外部的人均是如此的）“优越地位”：西方的统治。尽管现代性的组织者在寻找某种确定性去取代从前确立的教条，现代性还是有效地融入了制度化了的怀疑精神。在现代性条件下，所有的知识，自身都是循环性的，尽管“循环”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含义有所不同。在前者，它考虑的是这样的事实，即科学是纯粹的方法，所以“业已接受的知识”的所有基本形式原则上都是可以被抛弃的。社会科学假定了一种双重意义上的循环，它们对现代制度来说是极其关键的。社会科学创造的所有知识，原则上都是可修正的；并且，当它们循环性地往来于它们所描述的环境时，实际上它已经是“修正”过的知识了。
现代性内在就是全球化的，而且这种现象的不确定后果与它的反思特性彼此循环，构成了一种由事件组成的领域，在其中风险和伤害有着独特的品质。现代性的全球化倾向，既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它们在地方和全球两极所发生的变迁的复杂辩证法中，把个人同大规模的系统联结起来。许多经常贴着后现代性标签的现象，实际上关系到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中的经验，在那里在场和缺场以历史性的独特方式交融在一起。进步变得空洞无物，而现代性的循环却生了根。而且，从侧面来看，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中，每天摄入的信息量有的时候简直就势不可挡。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文化的碎化及其消解于无中心的“符号世界”。在存在着具有严重后果的风险因而麻烦不断的背景下，这同时既是主体转变也是全球社会组织转变的过程。
现代性内在地是指向未来的，它以如此方式去指向“未来”，以至于“未来”的形象本身成了反事实性的模型。尽管也可以有别的理由，但我仍然以此作为乌托邦现实主义概念的基础。期待未来本身成了现在的一部分，因而它与未来将怎样发展重新关联在一起；乌托邦现实主义将“打开窗口”以迎接未来，并与正运作着的制度化倾向连接起来，正是由于这种倾向，政治的未来才内在地是在场的。这里我们再次回到本书以此开篇的时间问题上。就最初提到的作为现代性的动力基础的三个基本部分而论，一个后现代世界可能会像什么？因为，如果有一天，现代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被超越了，那么它们也就有必要从根本上加以改变。作为结论，只须对此略加评论就够了。
乌托邦现实主义的理想，与现代性的反思性与短暂性二者，都是对立的。乌托邦的预期对事务的未来状态划定了一条底线，这条底线阻断了现代性的无穷无尽的开放特性。在一个后现代世界，时间和空间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中再也不用听命于历史性了，很难说它是否暗含了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宗教复活，但可以想像，将会有一种关于生活的某些方面的稳定性，它会令人回忆起传统的某些特征。这种稳定性反过来提供本体性安全感的基础，由于意识到社会的普遍性是受制于人类对它的控制力，这种安全感再度加强了。这将不会是一个“向外崩溃”并变成分散的组织的社会，但毫无疑问，它将以一种复杂的方式将地方和全球交织在一起。这样一个世界将包括时间和空间的重组吗？似乎有这样的可能。然而，考虑到诸多不同的反应，我们应该切断乌托邦的沉思与乌托邦的现实主义之间的联系。但是，同本书这种类型的研究相比，它应该是下一步的工作了。

《后形而上学思想》堪称哈贝马斯思想的浓缩。他以“形而上学之争”为切入点，集中阐明了他对英美语言哲学，特别是实用主义语义学（皮尔斯、塞尔、米德等）的批判与借鉴，以便在逻辑学与语义学之间辟一条语用学的路子，从普通语言学的角度为效行为理论提供有力的证明，破除传统理性的意识哲学前提。哈贝马斯主张，通过把主体间性的方法运用于意义与有效性、主体性间性的方法运用于意义与有效性、主体性与个体性等概念，真正的后形而上学思想既可以避免传统形而上学的“理性陷阱”，又可以保有启蒙里性的批判锋芒。

本书是普通高等学校社会学专业主干课系列教材。本书以作者自己的经验研究与实践为基础，将家庭和婚姻看作历史的范畴，在透视家庭结构、家庭功能和家庭关系的内在联系的基础上对社会和家庭的相互作用，尤其是社会转型期这种相互作用的特点做了相对深入的分析和阐述。该书的另一个特点是以现象学社会学的意义探究来把握深度访谈，对定性研究方法在家庭社会学研究中的应用做了新的尝试。本书既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又与作者的研究实际密切结合，内容新颖，篇幅适中，适合作为高等院校家庭社会学课程的教材或参考书。

本书在美国是一部被广泛使用的教科书典范，书中分别介绍了15位早期社会学理论家：孔德、马克思、斯宾塞、涂尔干、西美尔、韦伯、凡勃伦、库利、米德等的学说、生平、思想背景和社会背景。内容详尽，评论中肯，对学者的介绍简明扼要，自80年代在中国推出中译本一来，一直是大学里社会学系和相关社会科学各院系的指定参考书。本次再版，以最新版为基础对译文作了相应的修订，并配合15位社会学家的介绍，插入了作者画像，是不可多得得优秀大学读物。

《西方社会学理论(下)》以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亚历山大等人的“新功能主义”、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埃利亚斯的过程社会学理论、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福柯和布希亚的“后现代主义”理论、鲍曼关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理论等为主要代表，对20世纪中后期以来西方社会学理论研究领域中的各种“新综合”理论，以及与“现代性”、“后现代性”争论有关的社会理论，作了较为系统的介绍与评论，适合用做社会学专业的本科生教材及研究生参考读本，也适合其他高学历的人士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