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香港研究方向而言，由「港式文化研究」，到「文化政治」，再而「香港文化生活」，漸漸由香港文化與社會的大敍述，轉向社會變遷的細節。到最近，有感社會代際轉變，是時候引入創新思維，本書的主要貢獻在於收錄了不同學者對此重要轉變的新近研究。這些研究好讓我們有一大發現：昔日的「香港故事」雖然正在失效，卻沒有被大眾常識中新建的「常規」完全取代，因而整體局面總是內藏大量新舊張力和變數。就此，這些研究又提供了兩大線索。第一，香港的政治權力格局的重構和媒體運作條件的改變，使得任何對大眾事務的觀點和方案都必需面對眾聲喧嘩的洗禮。第二，這些觀點和方案，儘管看起來是為特定力量服務，甚或由特定力量激發出來，往往是頗為混雜含糊，自相矛盾，甚至具有自覺或不自覺的顛覆性。

《短衣夜行紀》是李維怡繼2009年《行路難》後於本地出版的文字耕作結集。集子中，維怡繼續以文字錘煉各種社會參與的思考和感受，並逐步走向一種詩歌、散文、紀錄片、小說共融的筆耕方式。集子以真實世界的緩慢、細緻，紀錄下各種被輾過的裂痕，以圖在這高速消費化、廣告化、偶像化的都市 中，持續拷問「人」的立足點。 2014年六月，《短衣夜行紀》被選為第七屆「香港書獎」獲獎書籍之一。
雄仔叔叔在序中寫道:
「歷史和瑣事，會被遺忘，至記不清楚。從1966年的反天星加價事件到2005年的反領滙收購，途經1995年的金輪大厦天台屋抗拆再到2010年的反高鐵，我們記得什麼呢？除了『歷史的算術』，我們記得那些人嗎？ • • • 在社運、抗爭的呼喊、激昂中，理論、認知只是抗爭堡壘部份的基石，這部份的基石可在權力運作下朽壞，只有人與人之間的愛和尊重，才是抗爭的人間正道 • • • 」

一个有信仰的君子如何说“不”
《爱的艺术》《逃避自由》作者、“精神分析社会学”奠基人之一弗洛姆经典作品
人类究竟是否有未来，文明究竟是否会终结，端赖我们是否秉持怀疑的能力、批判的能力和不服从的能力。——艾里希·弗洛姆
在《论不服从》这本文集中，艾里希•弗洛姆清楚说明了“ 服从”和“不服从”究竟意味什么 ：服从人性和人道社会的目标，不服从各种偶像。他的论述至今仍有相关意义：反对盲从因袭，对司空见惯的“陋识”部分持批判的立场。弗洛姆的洞见结合了社会和政治现象所获得的心理学，促使他在一段时期内支持美国社会党，投身和平运动，呼吁采取裁军步骤。在这些活动中，他对各类人云亦云的“常识”以及官方的政治话语实践了他的不服从态度，他所服从的是心智健全的思考方式，与阿尔伯特•施韦泽、伯特兰•罗素等先知哲人们秉持的理念一脉相承。

增订版《原则》将在原文基础上补充重要内容：柄谷行人2017年11月25日在明治大学所作讲座发言的文字稿，题目为《资本之“力”与跨越资本之“力”》。在这场重要的演讲中，柄谷回顾了他在2000年时发起组织的新联合主义运动，并且基于对该运动的反思，对《原则》进行了修订与补充。
柄谷强调，这场运动的出现是与他所从事的哲学批判活动分不开的。运动的契机源自于柄谷对交换样式D（联合）的思考，后者中包含着超越资本-民族-国家体系的契机。而该运动的解散，则给他在2002年以后的批判工作带去了新的课题。除了重提流通领域运动的重要性之外，柄谷还尤其强调，只有当同时扎根于本土并指向“世界共和国”，“联合”才是可能实现的。

本书是西方激进派政治社会学家的代表著作。作者认为：西方世界在20世纪50年代对自由民主盛行呈现乐观的态度，而到了70年代则出现了悲观主义的看法，因为自由民主没有解决西方社会的严重问题。自由民主存在的问题越来越大，政府在其中起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其中原因在于自由民主为冲突和矛盾所困扰。自由、民主涉及到不同的相互冲突的政治理论，在19世纪对缓和社会矛盾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到了当代，已经无法满足社会的要求。作者回顾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史。指出自由、民主曾采取了相继不同的制度形式，如积累的国家、普选制的国家、二元国家等等类型。而每一种国家形态都不可避免地存在问题，其结果便是国家的停滞。作者认为，未来或许会有更多不同的选择。

本书作者提出了一个极具争议的观点，即为了使《美国宪法》能与时俱进，它需要被善意地忽视。虽然“初衷”的教条也许是极右翼创立的，但美国的整个政治光谱都对《美国宪法》表现出了高度尊重。希德曼不仅提醒我们，不服从正是制定宪法的“初衷”，而且系统驳斥了支持宪法忠诚的观点，并由此提出：宪法应被视为一种激励，而不是一套命令。

香港的歷史源遠流長，早在六千年前就有人類活動，文字紀錄也在一千年前便已出現，但被提及談論的，卻往往只有最晚近的百餘年英治時代。英國人來到之前的香港到底是什麼樣的地方？除了「不止小漁村」外，我們還知道多少？顯然在建構「香港史」的過程中，也不可能忽略1840以前，被稱為「前代史」的部分。從這本書的角度看，香港在十八、九世紀的這一段歷史，我認為很像中國的「戰國時代」。
這本書，講的是英治以前的香港，最少人談及的部分。不講盆菜，不講拜山，也不講婚嫁習俗和宗教傳統，而改談鄉約、械鬥、戰爭、盜寇、村際地緣政治。除了新界的鄉村，還要涉獵海盜、商業警衛隊、殖民體制下的團防局等，希望可以提供閱讀香港的一個新角度。

也斯嘗言道：「香港的故事：為什麼這麼難說？」呂大樂也同意：「香港故事不易講。」面對充滿「混雜性」和「夾縫性」的香港文化，大家不是視而不見，就是避之則吉。
本書主編朱耀偉，是本地首個香港研究本科課程──香港大學的香港研究課程主任，有見於在本地學術界中，香港研究被邊緣化的問題已達臨界點，傳承面對嚴重威脅，為要讓新一代香港研究者看到希望，以及讓香港文化和研究受到尊重，特意編選這本以「香港研究作為方法」為題的文集，重點是將「香港」變成可以討論的程式，帶動本地的不同文化實踐。
本書收錄十七篇近年有關香港研究的重要文章，共分為三部分：先按「誰的香港？」的問題啟動「香港」的不同可能性，再就「哪種方法？」探論香港研究的不同方法和角度。第三編「本土／混雜」進而考量香港「本土」，希望在「香港研究作為方法」的脈絡中瞥見變幻不定的主體身份。

陈肖生博士通过系统分析罗尔斯的公共辩护理念，一方面试图一般地解决实践上的合法性危机问题，另一方面对罗尔斯的“政治学转向”、尤其是其晚期政治哲学提出一个详细的批判性阐释。他不仅提出了诸多有原创性的见解，对一些重要思想家做了有见识的批判性分析，而且有力地澄清了罗尔斯晚期政治哲学中容易遭受误解的地方。这部著作在总体上代表了国内年轻一代政治哲学研究者的最高成就，其论点、叙述和论证与国外某些同类著作相比也毫不逊色。
——徐向东
根据陈肖生博士的分析，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的“政治性”， 首先是以公共辩护原则为基础的“辩护性政治”。他认为，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可以说是在实践理性的新哲学基础上系统地重建了社会契约论传统通过公民同意为现代政治原则奠基的努力，书中澄清了许多对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思想的误解。这一阐释思路，不仅系统阐发了罗尔斯的政治哲学思想，也对我们如何观察宪法、最高法院、定期投票和代议政府结构等现代政治体制提供了新的出发点。
——李 猛

在一个合理地正义（reasonably just）的国家中，公民是否有一种广泛的道德义务去服从该国法律？这便是政治义务（political obligation）的问题。按照当前主流的看法，政治义务之所以重要，乃是因为它是国家正当性（state legitimacy）的必要构成部分，即仅当一国公民负有一种广泛的道德义务去服从该国法律时，该国家才是正当的。以西蒙斯为代表的哲学家否认政治义务可被证成，并因此得出所谓的“哲学无政府主义”（philosophical anarchism）结论。与之相对，另外一些哲学家为了抵制哲学无政府主义的立场，发展了各种政治义务理论，试图对上述问题给出肯定性的答复。
本书的核心观点有二：一、作者将提出新的论证以表明现有的政治义务理论都是不成功的；二、但不同于西蒙斯，作者认为即便政治义务不存在，我们也无法得出“哲学无政府主义”的结论。为此，作者发展并辩护了一个“宽松的正当性观念”（a permissive conception of political legitimacy），按此观念，政治义务并非政治正当性的必要构成部分，它因此切断了从政治义务的缺失到哲学无政府主义的推论。

新界一直都在決定着香港的命運。作為一塊租借地，它曾令英國最終要把香港交還給中國；作為面積最大的一片土地，它屬於香港大量發展工程的主要場地。要充分捕捉香港本土的來龍去脈，就要一改過往以市區為焦點的研究方式，嘗試以新界村落作為參照，走出殖民主義的迷陣，超越發展主義的偏執，拆解今日香港的雜亂局勢。
本書是作者對新界一條村落進行多年的深入調查研究，揭開了英國殖民主義所謂「間接管治」的虛實，分析殖民權力如何影響並改造新界居民的生活世界，進而探討殖民權力與父系宗族體制如何合謀來達成共治，但這種共治卻經常因土地利益及金權相爭導致大量內閧。女性在這種殖民／父系的權力格局宰制下，也經常作出不同反抗。
“在香港社會研究之中，新界是重要的一章。不過，有時候因以為新界獨立成章，而產生了三種頗有問題的解讀：一是視新界為傳統中國社會的樣本，通過它來了解「中國」，又或者通過「中國」來了解新界；二是簡單地視殖民主義為現代文明的化身，而未有全面及深入了解它的權力支配作用；三是基於上面兩種片面的理解，而未能將權力結構跟地權、父權、性別、家庭等議題扣連起來，以至分析有所偏差。張少強不是唯一提出類近想法的學者，卻肯定是一直在研究新界問題上努力創新的一位。讀這份由他撰寫的田野報告，一定會有所啓發。”
──呂大樂（香港教育大學副校長）

《法治的局限及其克服》主要在西方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继续深入研究。首先分析了道德与法律的关系，这是解决公民不服从问题的理论基础：其次，分析了公民不服从的正当性和非正当性，这是理解公民不服从问题的核心内容；最后，分析了公民不服从的功能，虽然公民不服从有一定负面影响，但它不会导致无政府状态，而且对法律的良性发展、法治目标的实现以及法律形式正义缺陷的克服具有积极意义。
公民不服从是法治社会的一种特殊现象，是公民忠于法治的无奈之举，既不同于各种形式的合法抗议又区别于革命和违法犯罪行为。公民不服从的理论和实践在西方很发达。

“自然法”的观念，在西方已有两千年的历史了。在这漫长的过程中，这个观念历经演变，时隐时彰，但始终是西方思想的一支主流，对政治、法律、哲学、宗教、伦理各个领域，有历久弥新的影响。本书是英语世界中讨论“自然法”的经典著作。凡对西方思想之本源及政治理论、法律理论有兴趣的人，都不可错过此书。

《西方公民不服从的传统》在选辑译稿过程中，不同篇目约请了分别的译者和作者，而各篇目的内容间有相互引录的现象，所以在整部书中，出现了同一段原文不同译法的情况，为了文意上的连贯性，也为了珍视译者各自独特的行文风格，书中留存了此类差别而未加丝毫凿作，对于此不算规范的做法，请读者谅解。
最后，要感谢《西方公民不服从的传统》的编者何怀宏先生，他于病中为《西方公民不服从的传统》的顺利出版做了大量的工作，特此致谢。

本书总结了20世纪的经济思想发展历程。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大作《和平的经济后果》（1919）开始，到托马斯·皮凯蒂的国际畅销书《21世纪资本论》（2014）结束，作者解释了哪些重大的政治和经济事件改变了经济学家的思考方式，以及他们给经济学带来了怎样的革命性观念。
本书包含了凯恩斯、熊彼特、加尔布雷思、哈耶克、弗里德曼、赫希曼、诺斯、皮凯蒂等人的生平小传，重点讲述了他们的非凡人生、趣闻轶事、卓越著作，展现了他们经常针锋相对的思想见解。本书对《和平的经济后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丰裕社会》《自由宪章》《资本主义与自由》《21世纪资本论》等经济学名著做了精彩的缩编概述，精确再现这些著作的革命性观点和论证。
本书语言简练，可读性、趣味性强，对于经济学的研究者和学习者，以及想要了解20世纪经济学发展及其原因的普通读者，是一本不容错过的好书。

☆ 著名历史学家杨念群教授，《何处是“江南”？》之后，另辟新径之作——
跨政治史、社会史、思想史、文化史等多元领域，融入对五四重要议题的全新思考，展现最为新锐的史学前沿研究。
☆五四一百周年纪念热潮中的理智冷静之作——
有意淡化纪念五四的仪式感，反对老调重弹、拘泥旧话题的“纪念史学”套路。
☆重新定位五四，发现斑 驳多彩、异常复杂的历史真相——
把五四放在由清末变革，到民初社会革命，直至20世纪40年代的历史长程中，进行重新定位。将五四视为上承民初政治改革危机，下启社会变革风潮的重要历史环节。以关注历史运动的动态视角，呈现五四丰富的意义。
☆探索五四的另一面：社会变革风潮——
创造性地指出，五四除了是一场“政治事件”和一种“个人自由觉醒”外，它掀起的社会变革风潮也不容忽视，甚至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深究五四时期“社会”观念如何产生，各类社会改造组织纷纷涌现的原因，发掘长期为人忽视的重要历史遗产。
☆关注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与抉择——
以康有为、梁启超、胡适和毛泽东为代表，勾勒出不同类型中国近代知识群体的面貌。从近代知识人不同活动区域和地方思想传承路线的角度，比较他们在思想和行动上产生的差异。
☆纵贯古今，理清中国现代历史转型的内在逻辑，发现有生命力的中国传统价值——
将五四前后涌现的各种概念、主义、思潮，置于中国具体的历史状况中进行分析，以此剖析五四后兴起的各类“主义”的思想来源，并考察它们和传统价值之间的关系。
☆五四研究面面观——
清晰梳理、有力反思既往各流派五四研究的各种观点。分析不同研究观点的形成原因，解码隐藏在观点背后的不同意识形态动机。
☆拓宽研究视野，重新思考政治史的活力——
充分考虑政治与各类社会文化因素的关联；尝试打通“思想”争论与基层实践的关系，探寻群体政治行动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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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引入了五四的社会改造面相，指出当时涌现出的各种“社会改造”构想是五四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作者将五四看作一场具有多维试验角度的社会文化运动，同时，通过把五四发生及延续的时段拉长至20世纪40年代，深度考察了五四一代成长起来的“新青年”面对各种时势变迁做出的反应和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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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念群称自己“不守‘家法’”，实际上是他刻意创新已经成为了习惯。
——《新京报》
对已构成中国生活常识的部分历史观提出质疑和修正，想办法克服一种刻板僵化的认识，激活鲜灵的思想，是杨念群一贯的追求。
——《南风窗》
在中国史学界里，杨念群一直是个“时髦”人物……他身体力行地倡导“多学科对话”，探索一条把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和中国史学研究相结合的新路径。
——《南方人物周刊》

这本书《中国意识的危机》出版于上个世纪60年代、70年代，已经成为一个经典著作。它提出的一个关于“五四”还有新文化时期的诠释，跟李泽厚所说的启蒙与救亡的关系一样，被认为是一个很经典的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诠释。

《全民基本收入：理念與實踐（思想34）》的專題是「全民基本收入：理念與實踐」。
「全民基本所得」是一個古老的烏托邦理想，乍見之下有些聳動，但它不僅沒有像其他的烏托邦一樣歸於破滅消散，近年來反而益發顯露生機。在當代，思考、鼓吹全民基本所得最力的代表性人物當推范‧帕雷斯（Philippe Van Parijs）教授。他應雷震民主人權基金的邀請，在2017年年底來台擔任雷震紀念講座，將發表數次演講；他的新著《基本所得》，也同時由衛城出版社推出中譯本。
在雷震基金的諮詢委員黃文雄先生的鼎力相助之下，《思想》邀集四位學者撰稿，加上范‧帕雷斯的一篇綜論，組成本期的專輯。「全民基本所得」涉及的爭議很多；它需要滿足道德上的正當性質疑，需要在實際上證明踏實可行，也需要獲得社會公意的認可。專輯裡的幾篇文章，對這幾個問題展開了初步的探討，值得我們的讀者參酌、思考。
本期還有白永瑞教授的訪談，以及其他多篇值得閱讀的文章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