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关于洛杉矶兴起成为世界级大都市的历史。在这座城市经济繁荣的表象之下，有着非常复杂的权力关系，从海外的日本资本到本地的黑帮，从洛杉矶的警察郜门到街头无家可归的人，作者叙述了这鹰城市中形形色色的角色，以及被“极权”控制的公共空间。土生土长的作者，富含感情地评论了这座美国人既爱又恨的城市消失的过去、失败的梦想和无法变成现实的远景。

何谓“记忆”？它的机制、媒介、功能是怎样的？诸如此类的问题，近年来已经引起历史、生物科学、信息科学、政治学、哲学、宗教和艺术学等诸多学科的关注。阿莱达·阿斯曼在本书中运用各种研究工具，以文学经典、装置艺术等具有象征形式的传承的全部内容为研究对象，细致考索了文化记忆的种种功能和媒介的形式及变迁，为“文化记忆”搭建了丰富、深刻而又颇具解释力的理论框架。
本书与《文化记忆》一起，被视为“文化记忆”理论的奠基之作。
阿莱达·阿斯曼这本书不仅带领我们徜徉于文化史的长廊，更为我们描绘了记忆对于建构身份认同的意义……这段旅程中最激动人心、也是最具政治意义的一段在于，她揭示了记忆与灾难有着何等密不可分的联系。
——伊丽莎白·布隆芬，《南德意志报》
这是一本引人入胜的书，提出了很多新问题，激励更深入的研究。在近些年的文化学研究的相关论域中，阿莱达·阿斯曼的《回忆空间》具有毋庸置疑的突出地位。
——布里吉特·迈耶尔，法兰克福大学
1992年，著名埃及学家扬·阿斯曼出版了里程碑式的名著《文化记忆》，关注的是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作为记忆和回忆形式的嬗变……阿莱达·阿斯曼的《回忆空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文化记忆》的延续和回应，她把目光投向了近代的文化记忆问题。
——米夏埃尔·施密特，《文学批评》
《记忆空间》的一个明显的优点是，作者多年来持续跟踪相关讨论，将这一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描述和梳理；以此为基础，对不同关注点、此前只受到泛泛研究的许多事例进行了前所未有的透彻阐释。
——大卫·米基雷，《文化诗学》

在香港，文化課題 (藝術發展、城市面貌、流行文化、以至民間生活方式) 曾經長期不受重視，處於一種零散自生狀態。殖民政府為了避免引起衝突，盡量減少太礙眼的文化干預，對華人文化、習俗既無大刀闊斧的改造或打壓，但亦不會保育、栽培。今天，情況早已有所變化，香港的文化項目被放上政治議程，變成政府決策重要的一環，並引來各種力量的挑戰。文化扣連政治，面對爭逐，已成常規。今天想了解香港社會，其中一項任務，就是了解它的「文化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culture)。同時，香港政治已由以往主力關注公共行政和資源分配，演變成一種既講求利益亦重人情世故，既重視制度程序也強調民心向背的複合進程。二十一世紀的香港統治階層，必須學會善用符號，鼓動民心，駕馭集體想像，為畸形的政治制度確立認受性。今天公共行政已無可避免同時是一項文化工程。「政治的文化」(the culture of politics) 影響深遠，甚至在未來的日子，左右大局。

就香港研究方向而言，由「港式文化研究」，到「文化政治」，再而「香港文化生活」，漸漸由香港文化與社會的大敍述，轉向社會變遷的細節。到最近，有感社會代際轉變，是時候引入創新思維，本書的主要貢獻在於收錄了不同學者對此重要轉變的新近研究。這些研究好讓我們有一大發現：昔日的「香港故事」雖然正在失效，卻沒有被大眾常識中新建的「常規」完全取代，因而整體局面總是內藏大量新舊張力和變數。就此，這些研究又提供了兩大線索。第一，香港的政治權力格局的重構和媒體運作條件的改變，使得任何對大眾事務的觀點和方案都必需面對眾聲喧嘩的洗禮。第二，這些觀點和方案，儘管看起來是為特定力量服務，甚或由特定力量激發出來，往往是頗為混雜含糊，自相矛盾，甚至具有自覺或不自覺的顛覆性。

本書是日本的中國傳統戲劇專家田仲一成教授從祭祀角度討論中國戲劇的經典之作，主要探討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中國華南地區宗族如何支配鄉村的祭祀；二是這類祭祀和演劇對於華南地區鄉村秩序有什麼功能。全書脈絡清晰，結構嚴謹。田仲教授運用社會學、歷史學、人類學、譜牒學的研究方法，從一個全新的角度——宗族祭祀與祭祀演劇的關係—— 對中國南方（ 廣東、福建、浙江、香港）地方演劇的發展歷史和趨勢，進行了全面細緻的考查。
田仲教授在香港新界農村實地集中考察近三年半，前後歷時七年，訪問了十幾個墟市和村莊（本書涉及了十二個實例），亦考察了新加坡等南洋地區，共拍攝了上千幅珍貴的照片（本書精選了當中的兩百多幅），其中涉及許多民俗資料，令本書既有研究和收藏價值，亦不乏趣味性。
本書兩位譯者——錢杭教授和任余白先生的譯文準確精當、流暢易讀，獲得作者田仲教授的高度讚賞，也確保本書的學術價值在中文譯本中得到了很好的呈現。

也斯嘗言道：「香港的故事：為什麼這麼難說？」呂大樂也同意：「香港故事不易講。」面對充滿「混雜性」和「夾縫性」的香港文化，大家不是視而不見，就是避之則吉。
本書主編朱耀偉，是本地首個香港研究本科課程──香港大學的香港研究課程主任，有見於在本地學術界中，香港研究被邊緣化的問題已達臨界點，傳承面對嚴重威脅，為要讓新一代香港研究者看到希望，以及讓香港文化和研究受到尊重，特意編選這本以「香港研究作為方法」為題的文集，重點是將「香港」變成可以討論的程式，帶動本地的不同文化實踐。
本書收錄十七篇近年有關香港研究的重要文章，共分為三部分：先按「誰的香港？」的問題啟動「香港」的不同可能性，再就「哪種方法？」探論香港研究的不同方法和角度。第三編「本土／混雜」進而考量香港「本土」，希望在「香港研究作為方法」的脈絡中瞥見變幻不定的主體身份。

本書題材從故代的甲骨文、蘇軾的詩文，到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粵語片、茶餐廳文化，以至香港作家也斯的創作、內地作家蘇童的小說與台灣作家劉克襄的散文，探討飲食於不同時空的文化意義。蕭欣浩博以學者兼廚師的身分，呈現一道道美食背後，文學、電影與文化構成的人間滋味。

【编辑推荐】
★比《色情史》更深入、更系统、更全面的色情研究著作。
★南京大学法语系副教授张璐翻译。
★色情，可以说是对生的赞许，至死为止。
【内容简介】
1957年，乔治•巴塔耶出版《色情》一书，相比其1950—1951年撰写，但并未完成的草稿《色情史》，这本《色情》展开了更深入、更全面的色情研究，系统地建立起了他关于色情的理论，是一部相当精彩的理论作品。
全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围绕禁忌与僭越，从内在体验、死亡禁忌、生殖禁忌、僭越、杀戮与战争、献祭等多方面分析了色情作为人类内心生活的一部分，在这些不同方面中的一致性；第二部分结合金赛、萨德、列维-斯特劳斯及巴塔耶本人的研究成果或文学作品，对色情主题进行了个案研究。巴塔耶循序渐进地分析多种形式的色情，让色情这一庞大的主题从深陷的黑暗中脱身而出，从而揭开色情的秘密。

2019年正逢五四運動一百週年，對五四遺產的重新評價與禮讚
探索長期被主流論述遮蔽的唯情論及情感啟蒙論述，企圖還原一個完整的五四故事。
情感與理性是否不相為謀，甚至水火不容？我們做決定之時，是否應該頭腦冷靜，亦即，不受情感干擾？
情感與理性的關係，從歐洲啟蒙時代就是知識分子論辯的課題，也是彭小妍在《唯情與理性的辯證：五四的反啟蒙》一書中所探討的五四啟蒙時代的重要議題。歐洲啟蒙時期有笛卡兒的理性主義，同時也有休姆與盧梭的情感主義。中國五四時期梁啟超、蔡元培所領導的人生觀派主張情感啟蒙與唯情論，大力批判科學派的啟蒙理性主義。彭小妍在《唯情與理性的辯證》一書裡探討五四轟動一時的「科學與玄學論戰」──亦即「科學與人生觀論戰」──旨在說明中國現代知識分子並未在全球情感與理性的永恆辯論中缺席；五四知識分子在認識論層面上承接先儒、啟發後進，與西方古今哲學相互發明，日後新儒家實一脈相承。研究五四的精神遺產，不要忘記當年唯情論及情感啟蒙運動對啟蒙理性主義的批判。
五四的啟蒙理性論述向來為研究主流，《唯情與理性的辯證》以五四反啟蒙論述為主軸，探討五四唯情論與啟蒙理性主義的辯證，開拓了一個嶄新的視野。本書從跨文化研究的角度追溯人生觀論述的歐亞連結脈絡，展現人生觀派發動的唯情論及情感啟蒙論述，上承歐洲啟蒙時期的情感論述，下接1960年代以來德勒茲發展的情動力概念以及李澤厚的「情本體」論。全書研究以唯情與理性的辯證，重新定義五四的知識論體系（episteme）。歷來主流論述以「全盤西化」、「拿來主義」描述五四一代，本書爬梳一般忽略的文獻資料，顯示五四知識分子在知識論上的跨文化串連，連通古今中西，打破了傳統／現代、中國／西方的二元論。重新認識五四知識界的唯情與理性辯證，目的是使現有的五四啟蒙理性論述複雜化，開展五四唯情論及情感啟蒙論述的知識論可能，更彰顯人生觀派知識分子與二戰前後新儒家興起的關聯。
《唯情與理性的辯證》顯示，唯情論與啟蒙理性的辯證共同構成了五四精神的真髓。本書所謂情感啟蒙，不僅牽涉到心理學或神經科學上的情感，更是五四唯情論所主張的唯情，牽涉到我與非我、主體與客體的相互關係，與西方的情動力是相通的；唯情論認為「情」是道德觀、人倫觀、社會觀、政治觀、國家觀、宇宙觀的關鍵。
《唯情與理性的辯證》共分六章，第一章〈「人生觀」與歐亞反啟蒙論述〉強調「人生觀」一詞作為跨文化語彙的重要性，掀起了五四時期的唯情與理性的辯證。第二章〈張東蓀《創化論》的翻譯──科學理性與「心」〉討論《創化論》的翻譯，使得「創造」、「直覺」、「綿延」等跨文化語彙，成為現代中國的日常用語，「創造社」的成立是最佳例子。哲學思想與文學的相互印證，是一個尚待開發的領域。本章結尾以徐復觀為例，探討戰後新儒家與人生觀論述的連結。第三章是〈梁漱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第四章是〈蔡元培美育運動的情感啟蒙──跨文化觀點〉。第五章〈朱謙之與袁家驊的「唯情論」──直覺與理智〉，也論及杜威的「自然主義形而上學」，說明杜威的經驗主義目的在主張「可驗證」的形上學。第六章〈方東美的《科學哲學與人生》──科哲合作，理情交得〉除討論五四期間有關方東美的中西方哲學、文學、藝術的嫻熟修養，也探討人生哲學在五四時代及其後的影響，其中最為重要的是無名氏六卷本的史詩式小說《無名書》（寫作於1945-1960）。

對很多台灣人來說，澳門是一個似乎很熟悉、但其實很陌生的地方。「港澳」這概念指的常是香港；在「中港台」及「兩岸三地」這些稱呼中，澳門更是隱形的。但其實，除了賭場、大三巴與葡國蛋塔之外，澳門還有其他值得瞭解之處。尤其是近年遊澳門的台灣遊客持續增長，而台灣也有人力倡開賭場，也許這就是台灣人了解澳門的時機。了解究竟澳門有什麼獨特之處？跟大陸、台灣、香港有什麼不同？
此書會從澳門長期不被看見的「隱形狀態」談起。作者身為土生澳門人，累積了過去十年對澳門的觀察與思考，全書分為四章。第一章「大三巴背後的故事」談歷史與文化，除了簡述澳門的特殊歷史以外，也從建築、城市結構、葡國菜，以及港澳的微妙關係去討論澳門的混雜文化；第二章「三千萬遊客的一夜情」談開放賭業市場之後的巨變，從二○一六年天鴿颱風曝露的問題、政府派錢的措施、旅遊業的過度發展、城市空間的變異，談到階級社會的浮現；第三章「遲來了數百年的初戀」談身份認同，討論「我愛澳門」這論述的出現，以及本土身份如何在建立在懷舊情緒及排外心態之上；第四章「自己的故事自己說」談本土創作，分析電影、繪畫及戲劇這三種作品如何反映了過去十多年澳門人對城市問題的思考、對本土身份的探索。

本书的主要目的是探讨晚清以来的中国人如何从“常态”变成“病态”，又如何在近代被当做“病人”来加以观察、改造和治疗的漫长历史。“东亚病夫”的称谓既是中国人被欺凌的隐喻，也是自身产生民族主义式社会变革的动力，在这个意义上，“治病”已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医疗过程，而是变成了政治和社会制度变革聚焦的对象，个体的治病行为也由此变成了群体政治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 著名历史学家杨念群教授，《何处是“江南”？》之后，另辟新径之作——
跨政治史、社会史、思想史、文化史等多元领域，融入对五四重要议题的全新思考，展现最为新锐的史学前沿研究。
☆五四一百周年纪念热潮中的理智冷静之作——
有意淡化纪念五四的仪式感，反对老调重弹、拘泥旧话题的“纪念史学”套路。
☆重新定位五四，发现斑 驳多彩、异常复杂的历史真相——
把五四放在由清末变革，到民初社会革命，直至20世纪40年代的历史长程中，进行重新定位。将五四视为上承民初政治改革危机，下启社会变革风潮的重要历史环节。以关注历史运动的动态视角，呈现五四丰富的意义。
☆探索五四的另一面：社会变革风潮——
创造性地指出，五四除了是一场“政治事件”和一种“个人自由觉醒”外，它掀起的社会变革风潮也不容忽视，甚至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深究五四时期“社会”观念如何产生，各类社会改造组织纷纷涌现的原因，发掘长期为人忽视的重要历史遗产。
☆关注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与抉择——
以康有为、梁启超、胡适和毛泽东为代表，勾勒出不同类型中国近代知识群体的面貌。从近代知识人不同活动区域和地方思想传承路线的角度，比较他们在思想和行动上产生的差异。
☆纵贯古今，理清中国现代历史转型的内在逻辑，发现有生命力的中国传统价值——
将五四前后涌现的各种概念、主义、思潮，置于中国具体的历史状况中进行分析，以此剖析五四后兴起的各类“主义”的思想来源，并考察它们和传统价值之间的关系。
☆五四研究面面观——
清晰梳理、有力反思既往各流派五四研究的各种观点。分析不同研究观点的形成原因，解码隐藏在观点背后的不同意识形态动机。
☆拓宽研究视野，重新思考政治史的活力——
充分考虑政治与各类社会文化因素的关联；尝试打通“思想”争论与基层实践的关系，探寻群体政治行动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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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引入了五四的社会改造面相，指出当时涌现出的各种“社会改造”构想是五四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作者将五四看作一场具有多维试验角度的社会文化运动，同时，通过把五四发生及延续的时段拉长至20世纪40年代，深度考察了五四一代成长起来的“新青年”面对各种时势变迁做出的反应和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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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念群称自己“不守‘家法’”，实际上是他刻意创新已经成为了习惯。
——《新京报》
对已构成中国生活常识的部分历史观提出质疑和修正，想办法克服一种刻板僵化的认识，激活鲜灵的思想，是杨念群一贯的追求。
——《南风窗》
在中国史学界里，杨念群一直是个“时髦”人物……他身体力行地倡导“多学科对话”，探索一条把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和中国史学研究相结合的新路径。
——《南方人物周刊》

《再生产》的内容由两部分组成，讲述了关于教育行动的双重专断性、关于教育权威、关于教育工作和系统，文化资本与教育交流等方面内容。

戴维·哈维教授在《叛逆的城市》中汇集了他近年有关城市理论（城市阶级冲突、建筑环境的政治经济学和城市社会运动）的学术论文（第一部分）和有关重大城市社会运动理论解释的报纸评论（第二部分）。本书可以说是戴维应用马克思主义方法探索城市、城市化和城市发展的导论。

本书是西方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戴维·哈维新近的力作。全书力图从20世纪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转变，即从大规模的流水线生产向小规模、灵活的生产方式转变，来探讨资本主义文化从现代性向后现代性转变的根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种转变所导致的文化上的表现，就是人们体验时间和空间方式的改变，是新一轮的“时空压缩”，造成了一个在文化特征上的“拼贴社会”。作者认为，这种变化只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文化的一种转移，而不是一个全新的社会的岀现。

求神问仙是中国中古时期宗教表达的重要形式，也为道教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一直以来，中古时期的仙和修仙者都被描绘成一群神秘、隐匿的人。而康儒博在这项开创性研究中的看法则大异其趣。康氏认为，仙并未脱离社会，仙仅仅是诸多社会角色中的一个宗教角色，且在这种映照之下得以成立。修仙者不是绝世的，他们要在社会环境中寻求治病救人、预测未来、述异志怪的能力。该书融合了多元的理论方法和坚实的中国古代文献，在此基础上细致入微地分析了修仙者的社会角色和社会互动。它对修仙作为一种社会氛围的描摹非常新颖，它所提出的研究范式对理解其他社会中的圣人角色也具有创造性。该书先后获得美国宗教学会2010年度宗教研究杰出著作奖和美国亚洲学会2011年度列文森奖。

"在人类历史上，“我”的发现，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和主体的“我”的诞生，或许是最具创造性也最具解构性的行为。但“成为我”是一项永远不可能停止的身份规划和记忆工程。在充满冲突与断裂的多元社会，作为一种朴素的认同，记忆或许可以为我们维护自己的身份、维持自我之连续性提供一臂之力。
基于此，《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关注融汇于日常生活之中的记忆，谈及了流动时代中人们的记忆危机，记忆的“真”、“善”，“是与非”，“公域”和“私域”的演变，与身份认同的正负相关关系等。书中既有对记忆的范式、身份的构建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论建构和反思，又有对《顾颉刚日记》、帕慕克《纯真博物馆》和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的文本解读，尝试剖析并解答记忆的相关疑问，是目前国内社会记忆理论研究的开创性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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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一部论述20世纪美国新中产阶级的著作，1951年出版后被誉为“具有远见卓识的启迪之作”。它在首次出版之后的这些年里，成了该领域的经典之作，并不断地吸引着新的读者。本书的价值在于：其一，本书能让我们了解美国中产阶级兴起与该阶层变化的历史；其二，它能校正国人对中产阶级种种不正确的估量，起码打消人们对中产阶级成长和作用的不切实际的幻想。

《社会学的想像力》堪称米尔斯一生学术精华的大成之作；它以批判美国社会学界的成果作为全书的探讨主题，运用知识社会学的观点，并结合作者在社会阶层等方面的研究经验，批判传统学科的抽象与僵化界限，由此强调“社会学想像力”的重大意义。
本书初版于1959年，现在已成为英语世界，乃至世界各地社会学教学中广受推崇的入门经典；1989年美国社会学界还就本书发表30周年召集学者进行回顾性的专题研讨。

本书是一部参与式观察研究的范本，作者通过考察一所美国精英高中的日常，研究精英意识和行为是如何一步步在社会互动中形成的。尤其是在现代信息社会知识易得的情况下，这些年轻人在接纳美式勤奋观的同时，不再比拼知识的占有。他们淡化了对“高尚情趣”和“你认识谁”的重视程度，取而代之关心一个人认识世界的方式和在这个世界里扮演的角色。这条成为精英的道路很特别，奇妙地结合了当代文化习俗和古典价值观。像圣保罗和常春藤这样的院校看上去越来越不像一个排外的游艇俱乐部，而是越来越接近我们多样性社会的一个缩影——一个包含细致具体的社会规则的微观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