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老共产党员韦君宜晚年的回忆录，是继巴金《真话集》之后又一本说真话的书。她在病榻上完成的这本书不是一般的痛定思痛，而是大彻大悟。韦君宜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她是那个时代中最有理想的激进青年，为了民族救亡，她放弃了出国深造的机会，去了延安。半个世纪的风雨，一次又一次的运动，使她忍不住拿起笔，用知识分子的良知来记述她所经历的时代。她的回忆是真诚的，她的反思带给人新的视角，给人以新的启发和教益。

本书根据大量档案文献和第一手的采访资料，详尽描绘了陈寅恪生命最后二十年的坎坷经历，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本书为读者打开了一段尘封的历史，从陈寅恪的生存状态和人际交往入手，探索了他的内心世界，并以此分析、诠释了陈寅恪晚年作品的内涵，提出了不少颇有说服力的见解。

这是我最主要的代表作之一，是到目前为止唯一比较系统地反映了我对革命年代中共成长发展经过及其主要原因的看法的一本书。
这本书最大的阅读价值，在于它比较完整和系统地讲述了中共夺取政权的决策过程和影响其决策的种种复杂的内外因素的作用。它说明，中共革命的成功和新中国的由来，其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得益于整个世界大环境，包括俄国革命、二战及战后国际关系的改变。特别是对于正在崛起中的毛泽东来说，还离不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日本入侵的影响。否则的话，接连遭遇了1927年和1934年惨重失败的中共，何以能由极度弱小而一步步壮大？原本足够强大并且统一了中国的国民党，何以会一步步削弱、瓦解，以至于无法适应战后的新形势、新条件，最终竞被中共所推翻？

梁启超《中国之武士道》一书写于1904年10月。
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梁启超32岁，因为戊戌变法失败遭到清政府的编辑，流亡在日本。
国家的衰朽，政治的腐败，国民精神的懦弱，造成了外国人对中国人的岐视，当时西方和日本都认为“中国之历史，不武之历史也，中国之民族，不武之民族也。”这刺激着梁超敏感的心灵，他激动地说：“吾耻其言，吾愤其言，吾未能卒服也。”于是愤而下笔，著成此书。
梁启超选取了七十多个春秋战国时期的著名人物作为中国武士道精神的体现者，追寻他们超拔豪迈、慷慨悲歌的一生，缅怀他们为了个人的名誉或国家的利益不惜以命相争的牺牲精神、不为瓦全的铮铮风骨。
梁启超历年主张要革新国家，就要先革新国民的精神和思想，他写作此书也是为了弘扬中华民族的尚武精神，以先民的武德民作为子孙后代的模范。

《黄河青山》是规模宏大的回忆录，从作者早年的从军经历到壮年时期在美国打工、求学、无所不包；本书又是一部眼光非凡的“大历史”，检讨中国近代革命，统摄几千年的中国历史进程；黄仁宇传递给我们他脱胎于悠久文化的壮阔史观，即使他对此文化不无批评之处。他的文字浅显明白，就算毫无背景的人也读得懂。也许正因为这样，美国大文豪厄卜代克才形容他的文笔仿佛具备卡夫卡的梦幻特质。
黄仁宇的回忆录共有36万字篇幅，自述生平经历与学术研究经验，并具小说叙述的技巧。全书定名为《黄河青山》（Yellow River and Blue Mountains）；分为两大部分：“自己的浴室”、“我所付出的代价”；书前并有多幅珍贵的个人及历史照片。

本书收录了周有光先生近年来有关语言学、文字学的文章24篇，全面总结了周老对语言文字长达半个世纪的思考。
作为中国文字改革的推动者、《汉语拼音方案》的主要创制人，周老亲历亲睹了中国语文现代化的风风雨雨，这就使得周老能够以深入浅出的语言，为我们栩栩如生地描述由废除繁体字、中文拉丁化激起的论战场面，有理有据地论证语文改革为今天的生活带来的便利，妙趣横生地揭示语言文字与文化背景之间的互动关系。
在轻松的阅读中，语言学、文字学不再是枯燥的学问，重新散发出了我们习焉不察、日用而不知的文化魅力。

康桥，即英国著名的剑桥大学所在地。1920年10月-1922年8月，诗人曾游学于此。康桥时期是徐志摩一生的转折点。诗人在《猛虎集・序文》中曾经自陈道：在24岁以前，他对诗的兴味远不如对相对论或民约论的兴味。正是康河的水，开启了诗人的性灵，唤醒了久蜇在他心中的诗人的天命。因此他后来曾满怀深情地说：“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吸烟与文化》）1928年，诗人故地重游。11月6日，在归途的南中国海上，他吟成了这首传世之作。这首诗最初刊登在1928年12月10日《新月》月刊第一卷第10号上，后收入《猛虎集》。可以说，“再别康桥”贯穿在徐志摩 一生的诗文中，而《再别康桥》无疑是其中最有名的一篇。

西周的政治制度曾经对东亚文明产生过根本性的影响，同时，从比较历史学的角度看，西周研究，对全球范围特别是有关早期国家的形态和发展的研究，有直接意义。作者以现今发现的西周铭文为主要依据，从政治制度的角度来研究西周官僚政府的组织原则和运作机制。以西周铭文为主要研究依据，可以相对减少后世史料价值观的困扰。在大量研究铭文的基础上，作者认为，过去的几个政治学、人类学模式：“城市国家”、“领土国家”、“封建国家”、“分立国家”、“邑制国家”等，都不能直接应用于西周国家；西周国家更接近于“权力代理的亲族邑制国家”。

钱其琛同志是国际政治舞台上深孚众望的外交家和国务活动家。他自上世纪中叶即投身中国外交事业，今年3月，他退休后，以半年时间把亲历的十件外交大事珍集成册，将所见所闻所感和盘推出――“中苏关系正常化”、“柬埔寨问题巴黎会议”、“东京的‘葬礼外交’”、“飞往巴格达”、“黑云压城城不摧”、“通往汉城”、“从苏联到俄罗斯”、“涉台外交的两次斗争”、“非洲情结”、“港澳回归”，事件的背景、独家披露的内幕、鲜为人知的细节、平实白描的笔调，使读者在领略外交家风采的同时，尽可把握上述历史时期的中国外交进程。书中还附有百幅照片，其中不少照片是初次发表，大为该书增色。
《外交十记》所揭示的十件外交大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值得浓墨重彩的一页。世界知识出版社总编、中国前驻也门、叙利亚大使时延春称赞该书“为我们清晰地勾画出这一时期波澜壮阔的历史背景，也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绚丽多彩的外交画卷”。

这部书把“中国近代史”界定为“中国近代化的历史”，中国能否近代化以及如何近代化，于是就成为本书论述的主线。 本书以恭亲王奕诉及曾国藩、李鸿章等人领导的自强运动为第一个近代化方案，以康有为等人领导的变法运动为第二个近代方案，以义和团运动或曰“拳匪运动”为第三个公式化方案方案…… 这些方案最后都挫败。于是本书提出自己的观点：“近代化国防不但需要近代的交通、教育、经济，并又需要近代化的政治和国民，半新半旧是不中用的。换句话说，我国到了近代要图生存，非全盘接受西洋文化不可。” 本书所开创的学术传统，曾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流框架。只是在范文澜、胡绳等人的近代史研究开展之后，这个框架才被完全以意识形态要求必定中国近代史的所谓“新的学术传统”所取代。旧中国史学界，有关近代中国及近代中国对外关系史的著述，几乎半数以上都是“因袭”蒋廷黻的史学观点。 这本书被称为“史办有名的小书”，“学术含量很高”，“在史学界早有盛名”，“众多近代史中力作之一”、“传世之作”，“诺大著作堆垒成的金字塔的塔尖”，“字字珠玑，让人叹绝”，“迄今仍是近代史上的一本经典”，“史学名著”“中国近代史的开山之作”，“比后来大多数同类著作都要高明”、“开了风气之先”，“眼界开阔，独辟蹊径”，“不是雕虫小技，而是大手笔”，“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学术精品”，“对近代史学有开创性贡献”，“小书大历史”，“凝聚了他十年研究的心得”，“一部有分量的史学著作”…… 这本书不仅奠定了蒋氏在近代史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而且折射出他那一段受西潮冲击的学人对中国文化以及中国之前途命运的独特理解。
这本书受到美国“新史学运动”的影响，被视为“对新史学思想最强有力的运用”。又被视为重分析、重综合、重整体理解的“清华学派”的代表作，蒋氏本人被视为“这一学派的身体力行者”。又被视为“典型的自由派”的代表作，“放言论证，毫无顾忌”。又被视为“族国主义”的代表作，是“族国主义”史学思想的“最好体现”。本书适合中国近代史之研究家或爱好者，中国近代学术史之研究家或爱好者，中国光学史之研究家或爱好者，中国近代化之研究家或爱好者，大中小学生……

傅国涌，1967年1月生于浙江乐清，现居杭州，毕业于温州教育学院，曾在中学任教，1999年开始写作，以历史随笔为主，在《书屋》《随笔》《读书》等10余家报刊发表100多万字。文章曾多次被转载，并入选《大学人文读本》、《2002中国年度最佳随笔》《2003中国年度最佳随笔》、《2002年中国随笔年选》等。著有《金庸传》、《走近叶公超》、《笔底波澜——百年言论史的一种读法》等。

全书上起1871年《中日修好条规》，下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浅近平易的语言叙述六十年间的中日外交关系（实际涉及东北亚、中俄、中美等更广泛的外交关系），其中包含大量故宫博物院（尤其是清季外交史编印处）和北平各图书馆的珍贵档案史料。作者还走访了历史界和外交界前辈，许多学者和当时在世的外交家、前清遗老也提供了很多资料。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的内容，不仅涉及中日两国关系，而且以六十年来远东关系为经，以中日两国关系为纬，以原始记载和档案资料为依据，分析比较，探清真相，找出结论，展现中日关系的来龙去脉。

士在中国史上的作用及其演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现象，决不是任何单一的观点所能充分说明的。但是无可争辩的，文化和思想的传承与创新自始至终都是士的中心任务。从文化史和思想史的角度出发，《士与中国文化》所企图观察和呈现的是：士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精神风貌。不用说，这当然只能是一种宏观的历史。但宏观若不能建筑在微观研究的基础之上则将不免流于空泛而武断。因此《士与中国文化》不取通史式的写法，而是一系列的史学专题的研究。作者余英时在各历史阶段中选择了若干有关“士”的发展的中心论题，然后对每一论题进行比较具体而深入的分析。希望能通过这一重点的研究方式以展示“士”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

我们要用多大的代价，才能认清活着的意义。
一位母亲、女儿和妻子的生命日记。
2009年12月于娟确诊患乳腺癌后，写下一年多病中日记，在日记中反思生活细节，并发出“买车买房买不来健康”的感叹，引起网友关注和众多媒体热议。于娟于2011年4月19日凌晨去世，众多网友在网上进行追悼。一个年轻生命，在生死的边缘，用生命写下病中日记。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于娟完全放下了生死，放下了名利权情，赤裸裸的去反思和写作。所有的浮躁沉淀了，所有的伪装剥离了，所有的喧嚣远去了，所有的执着放下了。只有一个普通的女子，普通的女儿、妻子、母亲对生命最单纯的感悟。在这个故事里，很多读者看到的不是于娟，而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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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黑暗是残酷的，尤其在感到属于自己的那盏生命油灯一点点黯淡之时。但于娟决定完完整整写下这段生命中最黑暗最苦痛的日子，也是她认为过去32年最有意义的日子。
——《三联生活周刊》
“我想给儿子土豆留下些什么”。正是带着这样的信念，于娟在病中也坚持辅导孩子。而在生命日记中展现她的喜忧，写下她的感悟，不是矫揉造作、不是宣传作势，而是一个母亲要给她的孩子留给一份礼物。
——《人民日报》
其（于娟）病痛的苦楚、人性的感悟，读来令人泪下，其实是一本最好的人生教材，教会我们如何去热爱生命，如何去抵挡困难。
——《中国日报》
这位风华正茂的女博士，在博客上残酷、冷静而理性地记录下自己对人生的理解，对健康、财富、亲情等人生追求的感悟。这些提前到来的参悟，也许会对那些仍在苦苦追求的人们带来一种别样的启迪。
——《齐鲁晚报》
复旦大学“抗癌教师”于娟在癌症抗争的一年半时间，留下79篇抗癌日记和“复旦教师抗癌记录”微博，这些在生死交叉点上对生命的反思，对年轻人莫透支青春的警诫感动了无数人。
——《新民晚报》

《南怀瑾讲述:庄子諵譁(上)》内容简介：《庄子》一书内容博大精深，涵盖世间、出世间的重要观念法则和人生修身养心之道，是中华文化最伟大不朽的经典之一。《庄子》文章汪洋恣肆，仪态万方，但于现代人来说，却不免有其论莫测高深，其文艰深难明之感。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南先生讲解《庄子》于台北十方书院，游乎经史子集，博征佛道乃至西方宗教学术观点，阐扬《庄子》之宗旨大义，清晰明白，通俗生动，精义迭出。据南先生的讲解录音整理成书的《庄子諵譁》是现代读者阅读、理解《庄子》的最好读本。

这本书讨论“世界”“东亚”与“中国”、“学术”与“政治”、“认同”与“拒斥”、“国别史”与“区域史”这样一些大问题。

本書是作者對自身文化「硬心腸的」反省的結果。對來自一個「心」發達於「腦」的文化背景的人來說，這個態度是幾經克服以後始能達到的。「腦」對中國人來說也是「心」，但是卻被感情的「心」所掩蓋。因此，這裡所謂的「硬心腸」態度，其實只是將思考判斷的功能從腦部中層上移到大腦皮層左半部而已。
本書是作者對自身文化「硬心腸的」反省的結果。對來自一個「心」發達於「腦」的文化背景的人來說，這個態度是幾經克服以後始能達到的。「腦」對中國人來說也是「心」，但是卻被感情的「心」所掩蓋。因此，這裡所謂的「硬心腸」態度，其實只是將思考判斷的功能從腦部中層上移到大腦皮層左半部而已。

內容簡介
一九四九年兩岸分治，此後蔣介石的歷史評價始終擺脫不掉「丟掉中國的人」。其專制性格，加上白色恐怖的印象，也似乎掩蓋了他的複雜功過。然而蔣介石是唯一在中國與臺灣都曾掌權的政治領袖，終其一生不斷參與具世界影響力的政治事件，且其時間長度近代少有人能及，這些都在在凸顯評價蔣介石的迫切性與重要性。
蔣介石的政治生涯，涵蓋現代中國在共和初期後逾五十年的發展。做為國民黨繼孫中山之後第二位政治領袖，蔣介石面臨的是，共和初期的地方軍閥割據，與毛澤東共產勢力的意識型態競爭，新一波帝國掠奪造成的二次世界大戰，以及其後的冷戰對抗。一九四九年他六十二歲，因國共內戰失利避走臺灣度過晚年，在這之前的二十五年，他是中國最重要的政治領導人，於其任內催生中國脫離帝制後第一部明文憲法，然而最終實現他政治理念的地方卻是在臺灣。換言之，蔣介石的一生牽動的是現代中國的掙扎，以及世界局勢的複雜競合。
做為極端正反評價皆有的政治人物，作者陶涵透過近幾年公開的蔣介石日記以及相關檔案，力圖將蔣介石描寫成一個有血有肉的人。他一方面會稱中共為匪，卻敬佩他們的紀律與效率；多次受史迪威侮辱、冒犯，但訓斥後便不再記恨；年少時曾經風流，卻對「美妹」情有獨鍾；思念兒子卻謹守家國分際，不願用條件與史達林換回「經兒」。然而陶涵在書中亦清楚道出其對屬下貪腐的姑息，要求忠誠至上的殘暴行徑，和外交手腕的拙劣與失敗。隨著相關檔案的透明公開，不論兩岸或史學界，對於蔣介石的評價正在轉變，而本書也成為第一本緊扣時代、貼近人物的蔣介石傳記。
名人／編輯推薦
陶涵拿新史料為基礎，以全新觀點詮釋蔣介石不凡、長壽的一生，並且對蔣的動機和行為提出具爭議但讓人信服的新解讀。此一生動活現的論述，將會成為一本經久不衰的權威之作。──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蛻變中的中國》作者，黎安友（Andrew J. Nathan）
透過蔣介石日記的慎選引用，陶涵成功表露蔣介石的個人特質。陶涵拒絕一般認為這些日記不值一晒，毫無歷史旨趣的想法，相反的，日記引文搭配上重大政治、軍事局勢的生動細述，他讓我們更貼近這些還在成形的思考。因此某種程度上，陶涵在蔣介石與他置身的世界之間建構了更具個人感性的連結。 ──耶魯大學歷史系教授史景遷（Johnathan D. Spence） 紐約時報書評
這本由哈佛大學出版、陶涵執筆的迷人傳記讓我們看到，過去對蔣介石和國共內戰的傳統觀點是扭曲不實的。這是第一本充分運用蔣家檔案的蔣傳，其中包括蔣的親筆日記。書中呈現的是一個微妙有遠見的思想家，而不是美國將軍史迪威口中的「花生米」。──《經濟學人》
陶涵並未隱藏蔣的殘暴和外交上的失敗，他尊敬蔣介石是因為意識到，蔣以合理的手段統治一個幾乎無法被駕馭的國家，而且比起那些美國顧問，蔣更瞭解他的敵人們。──《出版人週刊》
陶涵在他的新書中陳述，蔣介石非但不是無能，反而是有遠見、訓練有素且精明的策略家。他不僅精準預測了許多政治事件，更將手中的劣牌發揮至極致。 ──《華盛頓郵報》
序／書摘
陶涵英文版序
一九七五年四月，蔣介石以八十五歲之齡逝世時，我在美國國務院中國科任職，負責有關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事務。當時，我正在中國大陸旅行，由於負責臺灣事務的是另一個單位，我對這位國民黨高齡領導人的過世，並沒太加注意。一九六○年代初期，我還是派駐臺北的年輕外交官，曾有兩三次在酒會中和他握過手。他看來身材不高，又很脆弱；我也很驚訝他手握得很輕。
蔣氏過世之時，我對他的觀點和許多中國事務專家的看法一樣。一般公認他是個殘暴的獨裁者，掌握權柄近五十年；一個失敗的軍事領袖，在運勢大逆轉之下，把中國大陸丟失給毛澤東。就我所知，他除了被認為自身清廉誠實之外，並沒有足以彌補缺陷的特質 （redeeming qualities）；即令如此，他容忍其支持者普遍貪瀆。他像是個不具真正原則或理想的人，成就也不大。影響到我觀點的書籍，有易羅生（Harold Issacs）的《中國革命的悲劇》（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Graham Peck 的《兩種時代》（Two Kinds of Time）、馬侯 （Andre Malraux）的小說《人的命運》（Man’s Fate）以及杜希曼（Barbara Tuchman）的《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Sand against the Wind: Stilwell and the Ame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1911-1945）。
將近二十年之後我正撰寫蔣氏兒子、繼承人蔣經國的傳記時，發現這位老人並不是西方經常描繪的膚淺角色，當然也不是一九八○年代之前臺灣到處可見的偉人傳記所描述的偶像。可是，我在他兒子的傳記中仍以一般說法描述這位父親。哈佛大學出版社繼《蔣經國傳：臺灣現代化的推手》一書之後，要求我為蔣氏本身寫本傳記，我對這項必然耗時甚久、十分具挑戰性的工作，忖思良久。我對蔣氏的觀點大半屬於負面，但身為溫和的自由派和外交政策的務實派，我想自己能開明地處理這個主題。
我又受到若干學者的鼓勵，他們證實了我的印象；近年來不僅臺灣和中國，就連俄羅斯、日本和美國都出現浩瀚如海的檔案材料，但西方仍未出現善加利用這些豐富素材的一本完整蔣介石傳記。中國學者利用這些素材已就蔣在大陸和臺灣長久任期中的特定事件和國內外動態關係，發表數百篇有見解且中肯的研究成果。而且，蔣家後人也開始分期發表委員長橫跨五十六年的日記手稿。
透過新的訪談，加上我以前撰寫《蔣經國傳》所做的訪談，意謂我可以借助與相關人士——許多人也認識蔣介石——數以百計的談話來從事《蔣介石傳》的寫作，只不過這些人士年歲已高，這樣的窗口正快速流失中。集結這些材料似乎這是很美妙、很值得的一項計劃。我也將這本新書看作是個獨特的媒介，就像我寫他兒子的傳記，側寫了中國從二十世紀之初衰落中的異族統治中古王朝，發展成一百年之後和平、安定、快速繁榮強盛的國家，這一段痛苦、顛簸且往往殘暴的過渡故事。
在我為本書旅行、研究和訪談的過程，我發現蔣是個高度矛盾的人物。他是個現代的新儒家，支持女權，也能接受他太太侄女兼親信公開穿著男裝的女同志行徑。他是個強烈的民族主義者，極端痛恨過去西方列強對中國的侵凌與羞辱，可是他卻一點也不介意，除了兩個非婚生孫子之外，他所有的孫子女全是歐亞混血兒。他沒有太多領袖魅力，大體上也不為同儕所喜歡，但是他的堅決、勇氣和清廉有時也使他廣受支持。他雖是個自我約束的人，卻具備氣勢凌人的個性——一個沉著、欠缺幽默感的人，脾氣極壞卻又笑口常開，偶爾傷感啜泣；從日記研判，他是位虔誠的基督徒。可是，一旦面臨對國家存亡及其統一，或者他本身統治地位的威脅，他會不惜訴諸殘暴手段──有時他在日記中陷入偏執的胡言亂語。但是危機時期的他經常是既冷靜又能分析事理的，表現出對手邊問題動向和可能性的瞭解。在大陸的某段時期他軍功顯赫、戰績彪炳，但一切都止於一九四八至四九年的大潰敗。無論是有意識或無意識，他替臺灣活力充沛的民主發展奠定基礎。
蔣的日記讓我們對下列歷史大事件有了新的瞭解：他在國民黨內地位的勃興、他早年的左派思想、他在一九二七年的血腥清共、軍閥一再興兵作亂、他一面建軍一面對日姑息歷五年之久、一九三六年西安事變他遭到劫持、國共聯合陣線的過程與破裂、他和周恩來長久、獨特的關係。我們也重新認識到他在淞滬保衛戰及其後的軍事策略、他和史達林相互努力把對方捲進對日戰爭、他和史迪威的長期鬥爭、他在珍珠港事變後對盟國目標嚴肅的軍事承諾——這份堅貞卻屢受盟國失信於他的傷害、他對盟國失信雖仔細盤算卻又不智做出種種反應。
戰後的大事則包括：馬歇爾使華調處失敗、蔣錯誤決定在東北孤注一擲、他早在一九四六年就計劃退守臺灣。最後，蔣氏日記和其他新材料也讓我們對他撤守臺灣後，許多過去不為人知的下列事件有了豐富的認識：他對臺灣本省人潛在反對勢力殘暴、無情的威嚇和彈壓、國民黨內不滿他領導的種種風波、他對韓戰、越戰的悲觀看法、他私底下早早就認識到自己有生之年無法「光復大陸」，可又一再公開宣布即將「反攻」、他利用這些警告從華府得到特別待遇、兩次瀕臨核戰邊緣的金門危機他如何扭轉情勢使之有利於己、他拒絕艾森豪一項可能導致美中大戰的危險提議。
後來還有許多重大事件相繼出現，但是蔣氏在他生前最後的重大危機中務實地回應——例如，隱藏他對尼克森的痛恨，顯然他最先是從周恩來那裡獲得尼克森和毛澤東修好的訊息。現代世界的主要領導人，沒有人能像蔣這般活躍且不間斷地參與締造歷史的最高層級世界大事。基於這個理由，不論你怎麼看待蔣一生動盪歲月的功過，他的故事大有可觀之處。
目次
英文版序
中文版序
導讀（呂芳上教授）
第一部 革命
第一章 新儒家青年
第二章 北伐與內戰
第三章 南京年代
第二部 抗戰
第四章 長期戰爭開始
第五章 蔣介石和他的美國盟友
第六章 中國戰區
第七章 雅爾達、東北和戰後戰略
第三部 內戰
第八章 妄想勝利
第九章 大失敗
第四部 島嶼
第十章 荒漠甘泉
第十一章 操控保護者
第十二章 換檔
第十三章 尼克森和晚年歲月
結語
注釋

至少我们这代人，没有创造出什么值得后辈阅读的中文。你要是听茅于轼、吴敬琏们用“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能变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类话谈市场经济．你就永远不可能懂市场经济，而且真到了市场经济的国家也会被人家笑话。我给你出个题目，把茅、吴这两句话翻译成英文，看看能否放在任何美国的媒体上。真翻译成英文，肯定是野蛮语言。在文明社会，这样的句子谁能找到呢？那些为这两位辩护的人，许多是出过国的。让他们举个例子吧。总而言之，我们的语言本身已经变得野蛮了。乃至这种话中文里可以有，还有许多人拥护，但英文里不能有。这简直就是处于两种进化阶段的语言。
中国的穷并不是仇富所致，而是贫富分化太严重、穷人缺乏保护的结果。这也是亚当·斯密的观点。主流经济学家和自由派至今对此也无法面对。《南方都市报》的编辑枪毙我的稿件，一个潜在的原因就是他们认为中国仇富情绪太危险。其实，这不过是一种本末倒置的看法。我从来不认为中国传统有严重的仇富倾向。相反，中国自明清以来经济非常市场化，社会对贫富分化的容忍力比其他社会恐怕更大。如今世界的发达地区，香港、新加坡等地贫富分化就属于最大的，社会也很稳定。这说明中国文化中并没有特别的仇富传统。同时，我们再看看世界上贫富分化最严重的三十几个国家，哪个国家的仇富情绪不威肋、社会稳定？人都是人。中国人未必是更好的人，但也不一定是比人家更坏的人。一个社会贫富分化到了这个地步，换谁当穷人都会仇富。中国的穷人相对还算厚道的。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说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那是因为我考虑到从这基层上曾长出一层比较上和乡土基层不完全相同的社会。当前的世界人，我们到处可以看见男女们互相结合成夫妇，生出孩子来，共同把孩子抚育成人。这一套活动我将称之为生育制度。生育制度是个新名词，因之我得先说明一下这名词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