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说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那是因为我考虑到从这基层上曾长出一层比较上和乡土基层不完全相同的社会。当前的世界人，我们到处可以看见男女们互相结合成夫妇，生出孩子来，共同把孩子抚育成人。这一套活动我将称之为生育制度。生育制度是个新名词，因之我得先说明一下这名词的意思。

《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已成为当代人类学反思的经典理论著作，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在出版后的20年里，它成为国际人类学界引用得最多的一《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并且在人文科学及其他社会科学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简介：
本书由六个个案研究构成，分别研究威尔士的民族服装、苏格兰的典籍再造、英国皇家仪式变迁、英国统治下印度庆典礼仪的变化、非洲民族对英国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模仿，以及1870—1914年英、法、德三国民族节日和大众文化方面的变化。作者用翔实的材料与生动的叙述向我们揭示，传统不是古代流传下来的不变的陈迹，而是当代人活生生的创造；那些影响我们日常生活的、表面上久远的传统，其实只有很短暂的历史；我们一直处于而且不得不处于发明传统的状态中，只不过在现代，这种发明变得更加快速而已。
导读：
这是本年度我们看到的最有激发力的史学著作。
——《今日史学》
这本书的核心论点是:目前欧洲人所热衷的那些传统,至多只能追溯到十九世纪末。像苏格兰的格子呢、英国王室的浮夸等等,这些现象远没有传说的那么古老,它们只能追溯到维多利亚时代。更有趣的是,许多备受赞美的传统竟然是舶来品。
就算如此,这样一种对“传说”真理的发现又有什么意义?它会使我们不再珍视我们的传统吗?不会。传统当然不全是真理。许多传统的确含有谎言的成分,但是不断和重复会使它们变得珍贵与崇高。关键不在于它们曾经是谎言,而在于它们从谎言变为传说的过程。
———亚马逊评论

《性趣探秘:人类性的进化》力图解释人类的性行为是如何演变为现在的模式，包括女性的绝经期、人类社会中男性的角色、离群性交、为取乐而非传宗接代的性交，以及女性乳房早于发挥喂乳功用时的隆起等。

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政治实体，无论在帝国时期还是在现代，都有很大的地区文化差异，并且经过了很多繁复的兴衰周期。它是怎样维系着人民共同的想象的呢？基于这个问题，作者从中国宋至清代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制度开发出发，以制度变迁为主线，兼顾经济开发与文化及身份认同，描述了贵州西北部地区整合进传统中国大一统结构的历史过程，并试图分析这一过程在学理方面所蕴含着的启示。

简介
“舍生取义”，常常被用来赞美自杀的忠臣义士，但这决不意味着，只有“舍生”才能“取义”。毕竟，需要舍生的场合很少，但“义”却是每个人在生活日用、揖让进退之间都该看重的。作者通过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田野研究，在现实语境中重新思考中国文化中“生命”和“正义”的问题，从家之礼、人之义、国之法几个层次理解现代中国人的幸福与尊严。书中的基本主张可概括为“缘情制礼，因礼成义，以理成人，以法立国”。
前言与鸣谢
在我们家乡的方言中，“过日子”被称为“过晌”。我大概5岁的时候，跟着我姥姥到她的娘家村去服侍她的母亲。当时我姥姥刚过70，我的太姥姥96岁。我总是听姥姥说“过晌”、“过晌”的，就禁不住问，到底什么是“过晌”呢？面对这样幼稚的问题，大人们自然会哄堂大笑，却也难以给出一个让我满意的答案。我的困惑自然不会打消，不过时间久了，这个词听得多了，好像就忘了我的疑问。直到开始这项研究的时候，我忽然又想起了当年的那个问题，这个时候，我的姥姥也和当年的太姥姥一样年纪了。
在日常生活中，总是有一些司空见惯的词汇和说法，我们从来不去思考它背后的意义，因而也不会觉得有什么探讨的价值。但我们一旦认真对待这些词，就会发现，恰恰是这些看上去最平常的词，才有着巨大的力量。“过日子”和“做人”都是这样的词。我在2002年要下田野的时候，姥姥身体还非常好，没有什么病，知道我要到农村去作研究，就会和我讲起老家很多很多的事，使我恍惚间回到了二十多年前。到了农村里，我母亲不断帮我克服一个一个的困难，帮我理解一个一个自杀背后的理由，我也在不断品味着姥姥给我讲的那些事情和道理，“过日子”这个词就在我脑子里逐渐清晰了起来。我最终决定把它当作理解自杀问题的最重要的概念工具，因为它使我能最好地理解这些普通人的生与死。
因此，面对那么多自杀者的悲惨故事，我一直在以我姥姥的人生当作参照系；甚至在理解西方思想中的人生理论时，姥姥的一生都成为我最根本的思想源泉。但没想到，在我回国半年后，姥姥病倒在了床上；就在我的书写到最后关头的时候，她未能等到看一眼，在自己99岁生日前几天，就驾鹤西去了；而且，最为遗憾的是，我女儿的出生竟然与此凑到了一起，使我无法抽身赶回，只能在妇产医院旁边的十字路口烧一点纸钱。
在研究和写作当中，我以前一直觉得很平凡的姥姥，却显得那么伟大起来。姥姥于1908年出生在一个读书人家，经历了两度江山易主，以及日本侵华、大饥荒、文化大革命这些灾难。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丈夫和公公相继辞世时，她五十多岁，带着五个未成年的女儿，我母亲是老四。我的太姥爷，也就是她的公公，走前的最后一句话是，一定要让几个女孩子读书。当时正是六十年代初，生活状况很不好，但她牢牢记住了这句话，变卖家产，甚至卖掉了祖上传下的珍宝，宁愿让邻里讥嘲她不过日子，也要使自己的五个女儿都读书成才。
姥姥一生虽遭际坎坷，而言谈举止未尝逾礼，乐观豁达，宠辱不惊，侍奉翁姑尽心尽力，教育后辈有张有弛，在远近乡里更是扶危济困，善名远播。最终求仁得仁，福寿百年。一个世纪的沧桑变幻，在她和她的家庭面前都变得苍白无力，烟消云散。中国人过日子的方式究竟有怎样的力量，在这位普通农妇的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我姥姥生病的这一年多里，我母亲就慢慢写下了姥姥的一生。我之所以要把她写的一些内容附在本书的最后，不仅是为了纪念老人家，更重要的是，希望能从正面，而不仅仅是自杀者这样的反面，来窥见现代中国人过日子的智慧和境界。之所以说是现代，是因为，虽然姥姥在我们看来还是太传统了，但她面对的问题完全是现代中国的问题；我们要解决自己的问题，一定可以从她那里学到很多。
正是因为姥姥对我的思考的重要意义，我违反了一般鸣谢的惯例，把自己家的人放在了最前面而不是最后，希望读者能够谅解。人到中年，在经历了一些事情，读了一些书之后，才会慢慢体会到中国思想的深厚，才知道日常生活是一部最值得读的书。希望此书在终结了我对自杀研究的同时，开启对“过日子”的更多思考。
当然，如果没有这些年读书的经验，特别是西学的思考，那些日常生活的力量还是很难显露出来的。在我的过日子和做人的过程中，诸多师友的提携与警醒都是必不可少的。正如本书中一再表明的，除了亲人之外，我们还需要师友和国家，才能为自己建构一个立体的人生格局，才能为过日子添加更多的味道。因此，我必须把崇高的敬意献给我的老师：慷慨豪爽的凯博文（Arthur Kleinman）教授和她的夫人凯博艺（Joan Kleinman）、温文尔雅的曼斯费尔德（Harvey Mansfield）教授、随和宽厚的屈佑天（James Watson）教授和他的夫人体贴的华屈若碧（Rubie Watson）教授、博学的卡顿（Steve Caton）教授、和蔼的古德（Byron Good）教授，使我在康桥的日子充满了各种色彩；而杜维明教授不仅直接为我提供了经济支持，也让我深深理解了中华文明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困难。国内的王守常教授、刘小枫教授、甘阳教授、王铭铭教授、杨念群教授、萧国亮教授、景军教授则使我的一切思考都无法和中国问题割舍开来。
若是一一列举给过我帮助的朋师友，势必成为一个极为冗长的名单。但我还是要提到，李猛一如既往地和我一同深入对每个问题的思考，如果没有他，这本书的完成是不可能的，应星、王利平、徐晓宏则曾经和我同下田野，与我一起体会了实地研究的艰难与收获。吴增定、渠敬东、赵晓力、周飞舟、毛亮、强世功、汪庆华、郭金华，张跃宏、李诚等与我作了多次讨论，帮我修正了很多问题。此外，不得不提到的是，与我一同赴美的同学胡宗泽和我共同渡过了初到美国最艰难的阶段，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而林国华和郑文龙二兄使我没有陷入美国专业教育的泥沼中，也令我感激不尽。我特别还要感谢我的师妹何江穗。她曾经费尽辛苦，帮我将我姥姥口述的十几盘磁带录成文字。
回国之后，北大哲学系的赵敦华、陈来、张志刚、孙尚扬、尚新建、李四龙等教授为我新的研究和教学生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更重要的是，初为人师的我逐渐开始进入一种新的伦理关系。得天下英才而教之已经成为我生活中极大的快乐。能够让学生们有所收获，已经成为我现在继续研究的主要动力。感谢我所有学生的理解和支持。
此外，还要感谢哈佛－燕京学社、弗里德曼基金会、香港中文大学研究基金、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中国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对我的研究的经济支持。
本文中的一些章节陆续在一些刊物上发表过，在此感谢这些刊物允许此处重刊：1.1以“自杀中的‘正义’问题”刊于《社会学家茶座》第十八辑，2.1和2.3以“论‘过日子’”刊于《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 6期，4.2以“夫妇之礼与家庭之义：一个个案分析”刊于《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文集（三联书店，2007）。
吴 飞
2008年7月于北京

也许可以说，组成人类基因组的23对染色体的图谱绘制是新世纪最重大的科学发现，它提出的问题与它解答了的问题同样多。这些问题将深刻地影响我们对疾病、寿命和自由意志的思考方式。这些问题将影响你的后半生。这个让人难以置信的突破会有什么后果？《基因组：人类自传》在这方面提供了超群的洞察力。通过在每一对染色体上选择一个新近发现的基因并讲述其故事，马特·里德利叙述了我们这个物种及祖先从生命出现之初到未来医学边缘的历程。他探讨了由于基因组的图谱绘制而出现的科学、哲学等问题，这将帮助你理解这个科学里程碑对你、对你的孩子、对人类意味着什么。

罗伯特·赫尔兹的代表作《死亡与右手》集中体现了他的学术思想，至今仍是从事仪式研究和两元对立象征研究的必读参考书。 《死亡与右手》是象征人类学早期的一部经典著作，它由两篇独立的论文构成。在第一篇《一项关于死亡的集体表象的研究》一文中，作者认为，对于集体意识来说，死亡在通常的情况下是将死者从人类社会中排除出去，实现他从可见的生者世界向不可见的死者世界的过渡。与死者的停尸期相对应的是其在世间的亲属们的服丧期，其间，死者状态的改变对应着生者状态的改变。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死亡在人们的内心构成了一个既分离又整合的双重的痛苦过程。在第二篇《右手的优越：一项关于宗教两极性的研究》一文中，作者通过对集体表象的比较研究证明，右手之优越于左手，并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是由人类机体自身的特点决定的。右手与左手的二元对立，是原始思维中固有的神圣与世俗的二元对立的一个特例和结果。

本书主要采用人类学田野作业和口述历史方法相结合的方式，描述和探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作为社会下层的普通人——农民（包括农村女性和老人）、农民工、城市失业下岗工人等群体的生活经历和实践活动。经由国家-社会关系视角和二者互动过程的分析，作为个人经历的微观事实与宏观的社会历史结构之间得以建立联系，我们也可从中获得作为一种文明及其转型过程、机制、逻辑和技术的洞察。

本书运用“边缘研究”方法，对“华夏边缘”作了新的解读。作者认为，所谓“边缘研究”，就是“这种研究法将研究的重点由民族的内涵转移至民族的边缘”。并由此通过对“华夏生态边界的形成”、“华夏族群边缘的形成与扩张”、“华夏族群边缘的维持与变迁”等的论述，用以揭示在特定的资源竞争与分配环境中，华夏边缘如何形成与变迁，华夏如何借历史记忆与失忆来凝聚、扩张，以及华夏边缘人群如何借历史记忆与失忆来成为华夏或成为非华夏。
究竟什么是中国人？作为一位研究中国边疆民族史的台湾学者，作者引用大量历史、考古和人类学资料，从一个新的角度——族群边缘的形成与历史回忆——来解读华夏（中国人）的本质，说明在特定的资源竞争与分配环境中，华夏边缘如何形成与变迁，华夏如何藉历史记忆与失忆来凝聚、扩张，以及华夏边缘人群如何藉历史记忆与失忆来成为华夏或成为非华夏。

本書獲得行政院新聞局重要學術專門著作補助出版。

當統獨問題紛擾未息，當民族意識在人群中甦醒，民族認同成為政治上、思想上的新議題，身為「中華民族」的我們，是否曾想過，何以我們稱為「中國人」？華夏民族之形成所由何來？

究竟什麼是中國人？這問題不僅困擾許多研究中國的學者，也困擾許多居於中國認同邊緣的人；本書即嘗試解答此一問題。作者認為，由線性的歷史溯源，以及對所謂典型中國人的研究，都難以解答這個問題。因此作者從一個新的角度─中國人族群邊緣的形成、維持與變遷─來了解中國人的本質。本書說明，在特定的資源競爭與分配環境中，華夏(中國人)邊緣如何形成與變遷，華夏如何藉歷史記憶與失憶來凝聚、擴張，以及華夏邊緣人群如何藉歷史記憶與失憶來成為華夏或非華夏。

以中國人為例，作者藉著歷史、考古與人類學資料，探討與人類族群認同相關的資源競爭與分配關係，社會歷史記憶與失憶的過程，典範與邊緣觀點爭論中的社會本質，以及歷史的現實意義等問題。作者希望本書能幫助我們思考自身的認同問題(為何我們要宣稱自己是中國人或台灣人)，以及思考當前海峽兩岸的中國人認同問題。

《寻找文化身份:一个嘉绒藏族村落的宗教民族志》除了学科、学术表述范式上的这种思考外，还有两个因素也促使作者采取这种形式进行表述和写作。第一，作者与研究、书写对象的特殊关系。村落是作者妻子的家乡，文本中出现的那些人物与作者都有着或近或远的亲戚关系，这使作者得以和他们内心的隐秘世界有了亲密接触。其二，作者从前中文专业的学科出身，导致作者对以小说这种叙述形式来报道和探究人物的个性、内心和行为动机有某种偏好，而民族志这种还没有完全定型、正在发展、变化和探索中的研究文体，也为作者进行的尝试提供了必要的可能性和创造空间。用格尔茨的话说，作者采取的是一种介乎科学与人文之间的“模糊的体裁”。
在表述上，《寻找文化身份:一个嘉绒藏族村落的宗教民族志》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自己也作为一个被反思和书写的对象在文本中出场，与故事中的人物、与读者就文中涉及的问题展开对话和协商。这样做，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通过追忆过去作者自己在汉族情境或场域中面对相同问题的亲身经历、感悟，通过表达与村落遭遇后诧异于村落成员应对相同问题的不同方式、思维、心态和期望以及诧异后作者内心发生的改变，来凸现汉族群与村民在文化上的区别，从而唤起读者对本文化和异文化的直觉，使读者也有一种设身处地、身临其境之感。二是增强文本写作和研究本身的透明度，使读者对研究一书写者在研究中涉及的学术背景和研究过程，甚至性情、趣味有所了解，从而建立一种与被动的“支配与被支配的知识”不同的、相对主动的“理解的知识”，参与到作者对对象的认识甚至于文本的建构中来。

人类学是一个复杂的、范围广泛的、时时变迁的领域。尽管人类学家看待世界的方式多种多样，但是其中也包含着一些重要的主题。《人类学透镜(第2版)》作者将其近半个世纪的与人类学打交道的亲身经历、生活中的趣闻轶事及学科重点融合到一起，简洁生动地讲述了人类学的核心概念、独特的人类学研究方法、人类学的哲学底蕴，以及人类学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

本书修订后框架保持不变，仍然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人类学、文化和民族志，集中介绍基础假设和概念，它们自现代人类学开端（尤其是在美国，但又不完全局限在美国），就推动了人类学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接下来，我把重点进一步缩小到文化上（尤其是社会文化人类学），探究了一些具有推动作用的故事、隐喻和分析，当代人类学家都是从这些内容中获得他们的灵感、理论和方法论的。在第二部分，民族学，探究了三个跨文化的人类问题：社会性别、婚姻/家庭/亲属关系和宗教。

在这部内容新颖的著作中，罗伯特·莱顿回顾了曾经启发过世界人类学者之研究工作的各种观点，对理论提供了简明扼要的分析，并回顾了这些理论被导入人类学争论的过程。开篇便阐释了由霍布斯、卢梭、马克思和涂尔干等人提出的经典理论观点；随后的章节讨论了功能主义、经构主义、互动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概要最后还描述了社会生态学与后现代主义争论的范例。莱顿教授有详细的案例研究勾勒出了各种理论观点何以形成对特定的人类社会充分而有说服力的描述。

越来越多地走出国门的中国人需要人类学视野，越来越急迫地关怀世界议题的中国社会科学需要人类学视野。有鉴于此，我们把编译这套丛书既作为一项专业工作，也作为一项社会使命来操持。
这套丛书与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人类学名著丛书”是姊妹关系，都是想做基础性的学术工作。那套书主要翻译人类学大家的原创性代表作，尤其是经典的民族志；这套书定位于介绍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基本知识，例如人类学的概论、多国的学术发展史、名家生平与学术的评介、人类学的分支学科或交叉学科。’我们相信人类学是人文社会科学的一门基础性学科，我们这个译丛要做的是着眼于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来介绍人类学的基础性知识。若希望人类学在中国发挥基础性学科的作用，目前中国的人类学同仁还要坚持从基本工作着手。
人类学是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这虽然在学术比较发达的国家是一个常识并已经落实在教育与科研的体制上，但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是一个需要证明的观念，更不要说相应的制度设计还只是停留在少数学者的呼吁中。指出发达国家的学科设置事实也许是不够的，我们还可能需要很专业的证明。不过，我们在此只能略做申论。

本書作於1955年，是結構人類學宗師李維．史特勞斯的思想自傳與成名作。青壯時代，他展開行腳，親訪亞馬遜河流域與蓊鬱的巴西高地森林，在叢莽深處找到還原於最基本形貌的人類社會。《憂鬱的熱帶》記述他在卡都衛歐、波洛洛、南比克瓦拉等幾個最原始部落裡情趣盎然、寓意深遠的思考歷程與生活體驗。李維．史特勞斯以全新的取徑、開放的眼光，根據每備銳詳切的洞識觀察，副以生動豐富的想探索，將這些部落放在世界脈絡之中，提出引人入勝的比較印證，境界遠邁他本行的專門領域與科學研究，成為一部對促進人類自我了解且有罕見貢獻的人類學、文學、人類思想傑作。

本书是一项跨学科研究，涉及1750年至今的广阔时段，考察了风景在历史阶级关系和民族认同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全书分文化表达、政治内容和民族志三部分，论及风景区的立法史、风景进入权与政治进入权的冲突或互动、交通运输体系与景区环境保护的关系、围绕景区开发和土地使用展开的博弈、隐匿在风景里的权力关系等。多重视角相映成趣，在学术视野和方法上都具有启发性。

《忧郁的热带》是结构人类学宗师列维-斯特劳斯的著名的思想自传，更是人类学历史上的经典著作之一。青年时代，列维-斯特劳斯亲访亚马逊河流域和巴西高地森林，在丛林深处寻找保持最原始形态的人类社会。本书记述了他在卡都卫欧、波洛洛、南比克瓦拉等几个最原始部落里情趣盎然、寓意深远的思考历程与生活体验。
列维-斯特劳斯以全新的路径、开放的眼光，根据敏锐的洞察力，辅以生动丰富的想象和细腻的笔触，将这些部落放在了整个人类发展的脉络之中，提出了引人入胜的相互印证和比较研究。
《忧郁的热带》是一部对促进人类自我了解具有罕见贡献的人类学、文学及人类思想的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