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0年前，荷蘭末代台灣長官揆一率領1千餘名荷蘭守軍，
苦守熱蘭遮城9個月，頑抗2萬5千名鄭成功襲台大軍的激戰實況
1661年4月底，做足情報工作、使盡欺敵戰術的國姓爺鄭成功，算準東北季風即將停歇，台灣的荷蘭殖民政府很難再向三、四千公里外的巴達維亞總部求援，也探知早先派來的救援艦隊與島上荷蘭當局不和，已忿懣不平地駛離台灣，終於出兵台灣，親率2萬5千名大軍渡海東征。當時荷蘭第十二任、也是最後一任台灣長官揆一（Frederic Coyett），手頭僅有一千餘名兵力，堅守熱蘭遮城（今安平古堡）頑抗，雙方對峙了九個月，最終在新派的援台艦隊臨陣脫逃，國姓爺又浴血攻克烏特勒支碉堡，荷蘭守軍必敗無疑的形勢下，才被迫獻城投降，結束荷蘭在台三十八年的統治。
本書就是這位末任長官親筆寫下的台灣淪陷實錄，說明巴達維亞高官們如何忽視、遺誤掉寶貴的台灣。卷一敘述國姓爺征台前夕的整體情勢：國姓爺儘管虛與委蛇不斷，依舊掩飾不住侵犯台灣的意圖與準備，但巴達維亞總部對於揆一所發的警告卻置諸不理，反而責備、干涉揆一所做的必要防禦工作，從而導致台灣處於難以防備的狀態。卷二敘述荷鄭交戰的實際經過：國姓爺一來襲，旋即奪下防禦薄弱的普羅民遮城（今赤崁樓），開始圍攻頑抗的熱蘭遮城，經九月圍城，荷蘭人終於出降。行文之間，揆一引述多達36份的重要文件，絕大部分出自決議錄、議事錄、日誌、官方信函，用以佐證書中所言絕非虛誑，而是有充分堅實的證據。
透過本書，我們對350年前在台灣島上所爆發那場震驚東西的歷史大戰有了第一手的認識，當時的情景彷彿重現眼前：荷蘭殖民當局費心籌謀，試圖保住他們視作金雞母的台灣，但遠方的巴達維亞總部卻錯估形勢，打錯算盤，最終喪失台灣；國姓爺在情勢所迫下，不得不攻佔台灣，面對不可小覷的荷蘭守軍，以孤臣孽子自居的國姓爺，也展現出兵不厭詐的政治手腕及殺雞儆猴的凶殘面目；兵荒馬亂下，富裕、有名望的漢人移民各自選邊站，有人向荷蘭長官密告，有人對國姓爺通風報信，沒錢沒勢的漢人移民則隨風飄蕩，或是逃回中國，或是留下來拚命保全畢生心血；原住民則在威脅利誘下，淪為島上強權的馬前卒，時而幫荷蘭人鎮壓漢人起義，時而替漢人攻打落難的荷蘭人，台灣最初主人的地位與尊嚴蕩然無存。
做為第一手文獻中唯一以這場戰役為主題的專著，本書不僅有著極高的史料價值，記錄下台灣脫離西方商業殖民勢力掌握，被捲入中國內戰漩渦的歷史轉捩點，更對後世台灣人揭示了深刻的歷史教訓：外來侵略者總會以甜言蜜語來掩飾其備戰行動，「捕鳥人在誘捕小鳥時，會吹出溫柔的簫聲」！
350年前，台灣島上爆發首次政權攻防戰
1661年4月底，中國國姓爺（鄭成功）在滿清朝廷重重剿殺下，率領兩萬五千大軍渡海襲台，荷蘭末代台灣長官揆一不甘屈服，憑藉手頭僅有的一千餘名荷蘭守軍，苦守熱蘭遮城（今安平古堡）頑抗，雙方激戰、談判又激戰，對峙了九個月，揆一才在必敗無疑的形勢下獻城投降，台灣從此脫離西方商業殖民勢力，被捲入至今難以拔脫的中國內戰漩渦。
千夫所指的揆一，忍辱寫下這本台灣答辯書
揆一率領部眾返回巴達維亞後，立即遭起訴，被判處死刑、財產充公，最後改判終身監禁在僻遠小島Ay，在島上度過八年悲苦的流放歲月後，才在親友奔走下獲得特赦，返國前夕（1675年），揆一以匿名形式出版本書，替自己背負的喪失台灣之罪名，提出最鏗鏘有力的答辯書，更為這場決定台灣命運的關鍵戰役，留下不朽的歷史見證。
絕無僅有的珍貴文獻，再現荷蘭殖民當局的苦惱與應對
本書是第一手文獻中唯一以這場戰役為主題的專著，從交戰一方荷蘭統帥揆一的角度，完整敘述戰爭爆發前夕的整體情勢，以及雙方交戰的實際經過，透過這一敘述，讀者不僅可以清楚瞭解島上荷蘭當局所面臨的困難與決策過程，也能跳脫習慣上從中國鄭成功角度所看到的「收復」台灣，改從島上荷蘭長官的立場來認識鄭成功「攻台」的始末。
藉揆一之筆，我們窺見台灣先祖的隱約身影
站在當時島上最高統帥揆一身旁，我們隨著他的眼光四下梭巡，看見早期台灣人的身影：兵荒馬亂下，富裕、有名望的漢人移民各自選邊站，有人向荷蘭長官密告，有人對國姓爺通風報信，沒錢沒勢的漢人移民則隨風飄蕩，或是逃回中國，或是留下來拚命保全畢生心血；原住民則在威脅利誘下，淪為島上強權的馬前卒，時而幫荷蘭人鎮壓漢人起義，時而替漢人攻打落難的荷蘭人，台灣最初主人的地位與尊嚴蕩然無存。
歷久彌新的經典，唯一流通的漢文譯本
本書目前有德、法、日、英、漢等語的譯本；其中，英譯本有三種，日譯本也有三種，漢譯本則有四種。今年適逢1662年荷蘭人撤離福爾摩沙、國姓爺攻佔台灣的350周年，前衛出版社特推出《被遺誤的台灣》的第五種最新漢譯本，並委請中央研究院台史所研究員許雪姬教授撰寫導讀，以彰顯本書的不朽經典地位，讓這本與台灣命運密切相關的書籍，得以漢譯本的面貌重新在島上流通。

《寻找新民法》内容：民法到了世纪之交，再度掀起了法典化与去法典化的争辩。荷兰民法典与俄罗斯民法典，一西一东，代表着资本主义西方社会和后社会主义东方社会两个新民法典的样板。中国海峡两岸刚好也兴起了重修／制定民法典的热潮。如果不能从比较宏观的角度，回顾整理以德国五编制民法典为典范的21世纪民法发展经验，并尝试在此基础上加入新世纪的一些明显变化，包含越来越居于主导地位的知识产业所凸显的知识产权的重要性、公法与私法相互工具化的管制革新浪潮、契约关系在许多方面的实质化，以及资信社会来临对交易成本所起的革命性变化等，将很难掌握修立民法典的方法和取向。《寻找新民法》共分三个单元：两岸民事立法、公私法的衔接与民法的新思路，可以视为作者对两岸民法学界提出的寻找新民法典范的邀约。

500個與「人」有關的漢字＋超過5,000個甲骨文、金文、篆文
收納在2張漢字樹狀圖！
一個台大電機系畢業、專精於電腦的「理工人」，在偶然的機會接觸了被認為許多從事文學創作研究的作家、專家也視為畏途的「文字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順著歷來各家的研究，進入了漢字構型的世界，流連忘返。隨著心得漸增，心頭的不解疑團也越來越多。
於是，他引入電腦強大的彙編整理能力，有系統地梳理漢字的構件，試圖找出解釋力更強的說法，在這個過程中，也越加感受到部首的限制與誤導。
部首是一個字組成的構件之一，因為有許多字都有，因而成為漢字分類的標記。但是，屬於同一個部首的字，彼此之間卻未必有關連。反之，有些看似不同的字，從漢字的演化發展來看，卻是關係密切。
作者長年浸淫在文字學的天地，尋索字與字之間的邏輯關連，濃縮在書中的「漢字樹狀圖」中。再透過作者清晰簡要的說明，即使對於在文字學毫無根基的讀者，也可以憑著自身對中文母語的使用經驗，得到許多新奇的發現與樂趣。

南宋军事史研究的力作
——读黄宽重《南宋地方武力：地方军与民间自卫武力的探讨》
《博览群书》2006 年第 11 期
何玉红
黄宽重先生是享誉海内外学界的著名宋史学者，尤擅长于南宋军事、政治、宋丽关系和文献等方面的研究，其早先出版的《南宋史研究集》(台北：新文丰出版， 1985年版)、《南宋军政与文献探讨》(台北：新文丰出版，1990年版)等获得学术界的好评。新近读到黄先生《南宋地方武力：地方军与民间自卫武力的探讨》(以下简称《南宋地方武力》，台北：东大图书公司出版，2002年版)一书，获益良多。该书不仅开辟了宋史研究的新领域，而且以独特的观察视角与研究方法为今后相关问题的研究指出了一条新的思考路径。
《南宋地方武力》一书是作者1986～2001年间发表的9篇论文汇集而成。但内容与主题均围绕南宋地方武力展开，逻辑严密，自成体系。除绪论与结论外，共两篇，分别为第一篇《地方军》共三章：《广东摧锋军》《福建左翼军》《湖南飞虎军》；第二篇《民间自卫武力》共五章：《宋廷对民间自卫武力的利用和控制 ——以镇抚使为例》《两淮山水寨——地方自卫武力的发展》《茶商武力的发展与演变》《经济利益与政治抉择——宋、金、蒙政局变动下的李全、李璮父子》《山城与水寨的防御功能——以南宋、高丽抗御蒙古的经验为例》。作者认为，宋室南渡后，在金蒙入侵与内乱频仍的局面下，为消除外患、巩固政局，宋廷承认地方武力的地位，并积极团结、整和民间武装力量。这些有别于中央正规军的地方武力分为两类，一类是由地方官员筹措财源、枪械、招募当地民众，加以组织训练的地方军，如广东摧锋军、福建左翼军、湖南飞虎军等。另一类是由地方民众自筹财源、枪械，组织而成的地方自卫武力，如镇抚使、两淮山水寨、茶商武力等。作者分别对各类地方武力的兴起背景、财政来源、指挥组织系统、势力兴衰等做了详尽的论述，并充分肯定了地方武力在对外抗击金蒙入侵，对内安定社会秩序方面的作用， “成为维护治安、巩固政权及稳定政局的重要力量之一。”(第345页)事实上，对宋朝军事的研究，早在1983年王曾瑜先生就出版了《宋朝兵制初探》(中华书局，1983年版)一书，分别从统兵体制、北宋禁军与南宋屯驻大军的编制、演变、指挥以及军队的招募、装备、后勤、通信、军费、军政、军法等作了系统论述，是宋代军事史研究的佳作。但《宋朝兵制初探》的内容主要围绕正规军与“兵制”展开，正如其题目所示，属于军事制度层面的探讨。与此相比较，《南宋地方武力》提出了南宋地方武力的概念，作了地方军与地方自卫武力的划分，对各类地方武力的兴衰演变等作了细致述评。通过对具体地方武力的个案剖析，从制度的实际运作中呈现出南宋地方武力的具体活动轨迹与一般特征，为我们展现出宋代军事史中不同于正规军的一面，也为我们展现出宋代军事史中不同于静态“军事制度史”的另一面。应该说关于南宋地方军事力量，学术界已有一定研究，如赵俪生先生《靖康、建炎间各种民间武装势力性质的分析》(《文史哲》1956年第11 期)就是其中的代表作，但从总体地方武力入手的研究尚付阙如。《南宋地方武力》是学术界首次系统论述南宋地方武力的著作，填补了宋代军事史研究的空白。
《南宋地方武力》的成功之处还在于作者将地方武力的发展置于南宋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宏大视野下进行考察，进而对南宋政权的性质及宋代“强干弱枝”等传统国策作了深入探讨。黄先生在十几年前《海峡两岸宋史研究动向》(《历史研究》1993年第3期)一文中就呼吁开展宋代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研究。本书正体现了作者在探讨宋代中央与地方关系方面的努力与深厚功力。作者认为，广东摧锋军、福建左翼军、湖南飞虎军等均在地方官推动下成立，军费由地方政府筹措，兵源主要来自当地的百姓，久驻一地，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为防止地方武力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宋廷做出了相应的制度约束，使之既能发挥地方军的战斗力优势，又服务于中央集权。如名义上地方军隶属于中央；将有影响力的武将调离，而由中央委派高级军官统帅；当地方财政不能支持地方军时，改由中央调拨；通过补充兵源，改变地方军主要由当地民众为兵源的状况；扩大屯驻地点，定期更戍等等。从而强化中央权威，淡化地方色彩，逐步将地方特色浓厚的地方军变为由中央掌控的调驻军。 “这种以二元指挥的方式来领导地方军，正是南宋政府面对内外政局变化后，对北宋以来行之久远的强干弱枝的制度所作的修正，既非完全违背祖宗家法，又能兼顾现实环境，是南宋政权发展一个有利因素。”(第49页)又如面对“内忧外患”的局面，宋廷改变北宋以来长期压制地方武力的政策，在边境设置具有较大自主权力的镇抚使，虽一度产生抗金安内的效果，但镇抚使集行政、军事、财政等大权于一身，意味着地方势力的抬头。这与中央集权的国策相违背。宋廷因之采取种种防范措施，至政局稳定后即予以废除。在对两淮山水寨、茶商武力的论述中，均体现出中央与地方关系这一观察视角，并在结论《南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以地方武力为中心的考察》一章中作了集中的理论概括。宋廷一方面承认地方武力并赋予其较大权力，同时又进行诸多限制，这是南宋地方武力生存的政治环境，也体现出南宋政权的特质。作者正是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视野下把握住了地方武力的时代特征，摆脱就地方武力论地方武力的局限，显示出作者高屋建瓴的史识与匠心独具之处。
十至十三世纪，与北宋、南宋同时存在几大民族政权。北方先后出现契丹族建立的辽朝，女真族建立的金朝，蒙古族建立的元朝，西北地区出现西夏政权与吐蕃政权，还有西南之大理政权。各政治势力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是这一时期历史演变的重要内容。因此，宋史的研究，就不能仅仅局限于宋朝历史本身，而是应在宋朝与辽、金、西夏、吐蕃、蒙元、大理等互动关系的大视野中进行考察。还有学者认为这一时期的历史应将东亚的高丽、日本、东南亚、南亚等国包括在内。显然，宋朝与各民族政权的互动关系，不仅仅是宋史研究的重要内容，还在于在宋朝与各民族政权互动关系的视野下，更能体现出关注对象的时代特征，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效应。在对南宋地方武力的探讨中，作者并未局限于南宋一朝的史实，而是从宋金、宋蒙乃至宋金蒙三方互动关系中展现南宋地方武力的活动轨迹，以及南宋地方武力对宋金蒙各自势力消长的影响，既突现出南宋地方武力的特性，又赋予其时代意义。体现出作者打破宋金蒙朝代与疆域界限的通识才能。“宋金关系的变化与民间自卫武力的消长息息相关。”(第340页)当宋金关系紧张并出现冲突时，宋廷鼓励地方武力的发展；当宋金和议时，又采取种种措施，压制地方武力。从镇抚使的设置到废除，从鼓励两淮山水寨到约束其行为，茶商武力从叛宋到抗金角色的转换等均体现了这一点。福建左翼军的发展将宋蒙对峙中地方军的特性展露无遗：宋蒙交替之际，左翼军与泉州地方精英连为一体，从自身与地区利益出发，弃宋降蒙，对时局变动的影响可谓大矣。
对李全、李璮山东忠义军的探讨中，作者更是将之置于宋金蒙三角关系中进行剖析。当蒙古崛起，宋金势力衰退之时，李全结集山东豪杰叛金投宋，据守一地，后卷人宋朝皇位之争受到排挤，而叛宋降元。由于这一势力专制一方，对元朝中央集权构成威胁而受到打击，转而又叛蒙降宋。李全、李璮父子的活动反映出宋金蒙三角关系中地方武力在“经济利益”驱使下的“政治抉择”(第292页)；另一方面地方武力的政治取向对不同政权产生重要影响。地方武力的兴衰与宋金蒙三方势力消长间的互动关系在此体现得淋漓尽致。我们欣喜的看到，作者在打破朝代界限方面的继续努力。作者2003年发表于《暨南学报》第1期的《贾涉事功述评——以南宋中期淮东的防务为中心》一文，探讨宋金蒙三方势力交错兴替中，贾涉这一人物的时代意义和不同政治力量间的冲突融和。在《唐宋基层武力与基层社会的转变——以弓手为中心的考察》(《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一文中，作者打破唐宋界限，从唐宋之间政治、社会形态的转变中观察弓手的角色变化。作者再次强调，在以往以王朝兴替为主的断代史研究中，由于囿于朝代界限，对长时期历史的延续与变化无法作出合理的解释，而使历史现象孤立化、缺乏联系。只有打破朝代界限，在长时段的观察与联系中才能把握历史现象的延续性与发展脉络。至于打破朝代界限与划分时段的具体方式不同，可能会引起对历史认识的根本改变，其具有的广阔学术前景将不可估量。显然，在宋史等断代史研究中，打破朝代与疆域界限，不仅仅有利于史料层面上的相互补充，更在于它是拓展视野与突显选题意义的必需。这应该成为断代史研究的一个发展方向。作者在这方面的努力与示范对今后的研究不无裨益。
该书第8章《山城与水寨的防御功能——以南宋、高丽抗御蒙古的经验为例》中，作者运用比较的方法，将南宋与高丽在与蒙军作战中利用山城防御的方式、效用、策略等作了深入比较，视野开阔，深切情理。但作者在论述中，全部使用宋蒙战争中四川山城防御的事例。而孟珙守蜀与余玠山城防御体系并不属于地方武力的范围。这与《南宋地方武力》的标题似不相符。事实上，作者将孟珙守蜀与余玠山城防御纳入地方武力进行讨论，涉及到一个更大的问题，即宋代四川的特殊化政策。这种特殊化政策在南宋表现得尤为突出。南宋偏安一隅，四川处于边防前沿，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成为与荆襄、江淮保卫东南安全的三大战区之一。“保蜀所以保东南”，是时人之共识，也是南宋整体防御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中央在此施行区别于其他地区的特殊政策：在四川设立宣抚使、制置使制度，宣抚使等往往拥有“便宜行事”之权，可自辟官属，权力极大；在四川实行仿照中央的“类省试”制度；在四川设置统揽地方财政大权之四川总领所制度。还有，南宋四川出现了吴玠、吴磷等世袭为将的武将家族势力。诸多事实表明，南宋四川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均存在不同于其它地区的特殊之处。甚至可以说，南宋四川处于一种“半独立状态”，存在“地方化倾向”。基于此，就有学者对宋朝中央集权体制下的“强干弱枝”政策提出质疑。(林天蔚《南宋时期强干弱枝政策是否动摇?——四川特殊化之分析》，载林天蔚《宋代史事质疑》，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但历史事实是，终南宋最后灭亡，除吴曦叛变之插曲外，四川始终处于中央统治之下，始终发挥着拱卫东南安全的重要作用。孟珙守蜀与余玠山城设防抗击蒙古就是典型事例。因此，南宋四川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诸多有别与其他地区之处，只是中央基于战略防御的整体考虑，为有效发挥该地的战略防御作用而采取的较为灵活的措施，可称之为中央集权政策下的“特殊化政策”，但将孟珙与余玠在四川的军事等活动归之于地方武力，似有夸大南宋四川地区军事等“特殊化”与“地方化”之嫌，略显不妥。
总之，该书是学术界首次系统论述南宋地方武力的力作，填补了宋代军事史研究的空白。其独特的观察视角，打破朝代与疆域界限的宏大视野，为我们指出了新的研究路径。其方法论效应同样不可低估。

全書分5篇13章與7個附錄。第1篇有3章：首章介紹格雷欣家族事業的多角化經營，與王室的長期密切關係。第2章解說為何王室需要代理人，格雷欣之前兩位代理人的業績。第3章解說格雷欣擔任代理人期間，遭遇的波折與過程。
第2篇分2章，解說都鐸的經濟與財政背景。第4章綜述三項背景。(1) 從英國長期的經濟趨勢來看，都鐸有哪些階段性的特點；(2) 解說都鐸的鑄幣與貶值問題；(3) 國內外貿易的特點和業務規模。第5章分析王室的財務收支與困難，如何從鑄幣、出售王莊園林、賣官爵、頒授特許權，來彌補財務虧空。
第3篇（6、7章）解說歐陸的金融與貿易市場：安特衛普（Antwerp）為何能成為16世紀的國際金融中心？安衛普的金主如何貸款給各國君主？
第4篇（8-11章）分析格雷欣對外債與內債的貢獻。第8章以具體細節，說明他替英國籌到多少資金，遇到哪些困難，作出哪些重要貢獻。第9章提出1528-68年間的英鎊匯率變動圖，論證英國當時的財務實力，尚不足以在安特衛普操縱英鎊匯率。第10章說明他對內債、貨幣重鑄、外匯委員會，有哪些見解與建議。第11章析述他在外交危機協商、情報工作、採購軍火的貢獻。
第5篇（12-13章）評價格雷欣的貢獻，對比繼任代理人的表現。書末有七項附錄：(1) 格雷欣興建的皇家交易所；(2) 格雷欣學院；(3) 海外探險商人；(4) 格雷欣與倫敦布業商會；(5) 格雷欣的商業日誌；(6) 格雷欣的傳記；(7) 英國的貨幣與幣值。最後另附：大事紀、文獻解說、參考書目。
Sir Thomas Gresham (1519-79) was a remarkable Crown financier in Tudor England. This study begins with Tudor macroeconomic structure and micro evidence regarding England’s foreign debt in the 16th century. Detailed information will be used to illustrate Gresham’s manipulating of foreign exchange and negotiations with major European money lenders, and evaluate his contributions to mitigate Tudor foreign debt problems.
This monograph contains 13 chapters and 7 appendices.Two specific issues are examined and answered. (1) The structure of Tudor revenues and expenditures, to show how serious were the deficits. (2) How Gresham helped the Crown to arrange and defray foreign borrowings.
To save the cost of borrowings and repayments, Gresham asked the Crown several times to allow him to manipulate exchange rates of Pound Sterling in the Bourse of Antwerp. Most Tudor economic historians misinterpreted Gresham’s letters as if he was able to do so. Based the recent available exchange rate statistics, I present the trend of exchange rate of Pound Sterling (1537-68) and argue that Gresham was unlikely to manipulate the foreign exchange market in Antwerp. Gresham was boasting his proposals and it was a fortune that the Crown did not follow his project continuously.

The year is 1624. In southwestern Taiwan the Dutch establish a trading settlement; in Nagasaki a boy is born who will become immortalized as Ming dynasty loyalist Koxinga. Lord of Formosa tells the intertwined stories of Koxinga and the Dutch colony from their beginnings to their fateful climax in 1662. The year before, as Ming China collapsed in the face of the Manchu conquest, Koxinga retreated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intent on expelling the Dutch. Thus began a nine-month battle for Fort Zeelandia, the single most compelling episode in the history of Taiwan. The first major military clash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 it is a tale of determination, courage, and betrayal – a battle of wills between the stubborn Governor Coyett and the brilliant but volatile Koxinga. Although the story has been told in non-fiction works, these have suffered from a lack of sources on Koxinga as the little we know of him comes chiefly from his enemies.
While adhering to the historical facts, author Joyce Bergvelt sympathetically and intelligently fleshes out Koxinga. From his loving relationship with his Japanese mother, estrangement from his father (a Chinese merchant pirate), to his struggle with madness, we have the first rounded, intimate portrait of the man.
Dutch-born Bergvelt draws on her journalism background, Chinese language and history studies, and time in Taiwan, to create an irresistible panorama of memorable characters caught up in one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s most fascinating dramas.

从亨利八世到伊丽莎白一世，英国与法国、西班牙、爱尔兰之间的争战，导致国库严重亏空，要靠王室商人去欧陆张罗、协商、谈判贷款。本书的主题，是16世纪都铎王朝外债的筹措与偿付，主角是众所皆知的人物：以“劣币驱逐良币”（格雷欣法则，Gresham's Law）闻名的Sir Thomas Gresham（1519—1579）。全书分5篇（13章）与5个附录，主轴是格雷欣如何筹借外债，如何谈判借款的数额、利率、期限，如何操作英镑的汇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