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论述民族与民族主义在欧洲近两百年历史中的种种表现及其内涵之演变。作者回避了对民族的概念和标准等问题的纠缠，而是着重于它们的变迁与转型，并借助于民族主义的研究来说明民族问题的复杂性。欧洲近现代史是因民族主义兴起而重新拼制版图的历史，各种民族与民族主义的意识也影响到周边地区与殖民地，因此，民族与民族主义的发展演变构成了这段历史的主旋律。本书对了解民族与民族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演变状况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序言
导论
第一章 民族新义：从革命到自由主义
第二章 民众观点：民族主义原型
第三章 政府观点
第四章 民族主义转型：1870-1918
第五章 民族主义最高峰：1918-1950
第六章 20世纪晚期的民族主义
英汉译名表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欧洲历史上有许多这样的例子：生活在民主社会、计划体制或法西斯社会下的许多哲学家、著作家和法学家都支持或捍卫极权原则和恐怖政体。但是，本应对暴政的邪恶保持警觉的知识分子，为何背叛了看顾由和独立研究的理念？为何他们或隐蔽、或公开地站在认可大规模的压迫和人类苦难的立场上呢？
以邓丁·海德格尔、卡尔·施米特、瓦尔特·本雅明、亚历山大·科耶夫、米歇尔·福柯和雅克·德里达的生平行藏为例，马克·里拉揭示了这些思想家如何为所处时代的意识形态和动荡所迷惑，以致对极权主义、暴行和国家的恐怖行动视而不见。里拉说明了，那些没有控制看书激情的知识分子何以被推入了他们几乎毫无理解力的政治领域，并对我们的知识和政治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
马克·里拉的这本书……是在失望感的驱使下写就的，那是爱者才有的失望。他看到，在面对充斥于20世纪的暴行时，这些深刻的、有影响的思想家在政治上极为不负责任……里拉才思敏捷，具有提示真相的天赋，这本集子的每一篇研究都发人深思、给人启示。
——《纽约时报书评》
在对欧洲知识分子的评论方面，马克·里拉无疑是最有才气的。他的作品不事技巧，深刻而流畅。
——保罗·伯曼

本书的体例安排反映了他在全面考察美国宪法第一条修正案经历后吸引其观线的领域。
第—部分讲述对言论内容的管制。它把人们公认不受法律管制的言论内容的“共识”作为第一章。哈里•卡尔文认为，—开始就列举传统的某些组成部分是极其必要的，因为它们平时鲜为人知，诉讼中难得一见。在本书开始部分提出这个观点后，余下部分讨论的是一些人们争论不休的领域——关于言论是否应受宪法保护而争执不下的领域。他首先讨论若干“轻微的司法审查”问题：出版物藐视、淫秽和诽谤。他把这些问题分门别类，部分原因是说明这些问题千差万别——任何一种分析工具或者任何一项标准都不可能满足如此名目繁多的要求。他接着讨论“严格的司法审查”问题——对言论的不满起因于言论是非法行为导火索的领域。这个问题有两种基本形式：激起他^破坏社会秩序以反击说话人的言论和煽动他人采取非法行动以反对说话人选定的目标的言论。“反射陛混乱”的数章内容讨论的是前者；“颠覆性宣传”的数章内容讨论的是后者。
第—部分主要讨论颠覆宣传问题——换句话说，这是一个以宣传暴力和非法行为作为一项政治策略引发的问题。哈里•卡尔文视其为“核心问题”。从逻辑上讲，这个问题直击宪法第一条修正案的要害：煽动人们实施犯罪通常是更大规模的政治批判的—部分；因此，限定合法宣传的界限同时也划出了政治批评可以在宪法上予以克减的界限。从历史上看，这个问题孕育了法律传统，引发了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现在为止的一系列案件，为理解自由社会的异议动力提供了取之不竭的素材。
这部分的篇章设计反映了哈里•卡尔文写作本书的整体规划。他“以故事的结尾作为开头”，即从最高法院在1969年的勃兰登堡诉俄亥俄州案（BrandenburgV.Ohio）中最新发表的关于合法宣传的宪法界限的看法开始，本案司法艺术的应用让人大惑不解。心列然后他回到最初的案件，不间断地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说到20世纪50年代宪法涕—条修正案保护形同虚设时期，再到最近数十年来最高法院为收复各种反共判决沦丧的失地所作的努力。最后，他重返勃兰登堡案，本案意见书与他创造性论述中蕴含的观念遥相呼应。
第二部分讨论结社自由：绝大多数此类案件与美国的反共经历息息相关。人们感受到的国内共产主义威胁给美国法律提出了一系列新问题。与组织行为的威胁及其伴随的成员个人的忠诚度和可靠性相比，人们更多担心的并不是共产党员的言论，尽管问题常常因共产党员的言论而起。哈里-卡尔文追溯了法律对于这些感受到的威胁的相应规定。他开始讨论的是政府意图直接制裁组织的战略。然后他讨论了附加于组织成员身上的种种非刑事制裁措施。这些措施有两种基本表现形式：剥夺特权或者某些福利（比如，公职、护照、免税，等等）；政府调查个人的政治观点和组织关系。在这两种情况下，政府通常认为，管制的目的不是为了制裁，对言论和结社的消极影响是政府追求其他合法目的的无意识的副产品。鉴于制裁的非刑事胜和政府目的的模糊性，这项规则的首要问题是：规范刑事制裁措施的宪法标准是否应当适用于此。

本书考察了1945-1996年期间的36个民主国家，将它们置于一幅二维的民主“概念图”之中。凭借有力的证据和深层次的比较分析，作者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共识民主的效果比多数民主更好。作者认为，这一发现奖为正处在民主化进程中的国家以及新兴民主国家提供参考。
本书是美国著名学者阿伦·利普哈特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本书于1999年出版后，在政治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进入了多所高等院校政治学专业的必读书目。本书以其新颖的学术视角、宽广的研究领域、科学的研究方法、丰富的实证材料、严密的论证过程，成为比较政治学领域内的一部当之无愧的杰作。

一个社会如何构建其自身以使其成员得以成为一种自治秩序中的自由参与者而不仅仅是国家的臣民呢？
通过对美国联邦制的分析，回顾那些经典性的文献，如《联邦党人文集》（The federalist）和托克维尔的著述，本书阐释了创建和维持一个自治社会所必需的条件，并描述了该制度如何运作。在一个中央集权政府变得愈来愈不受信任的世界上，这个论题如它在150年前托克维尔评述美国社会“为了其自身而自行治理”时一样重要。
联邦制通常被认为是一种在相反和敌对的利益之间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政府理论。权力是有限度的，在社会中，任何一个团体都没有至高无上的控制权。虽然当仅仅适用于州政府和国家政府的共存关系时，联邦制的思想显得微不足道。但是，对于在平等自由与正义条件下自治组织和自治能力的发展，联邦制却至少能够提供一个可行的基础。
本书亦阐明了制度分析在处理当代世界问题中的重要性。我们在认识和理解现代社会中政府治理体制和社会安排建基其上的基础方面面临着一个根本挑战。

本书对当代西方研究民主国家的五大学派——多元主义、新右派主义、精英主义、马克思主义、新多元主义——分章进行了精辟的分析，考察了它们的理论起源、方法和价值、主要优势和缺陷。特别分析了它们了关于政治压力和动员的模式、国家组织及政治危机的理论。在对学派之间的区别作出简明提炼的同时，作者还以一种创造性的方式展示了出现于每一种传统中的共同的理论问题和解决方法，说明了各种理论之间的深层联系以及评价它们的正确方法。
就其覆盖的理论范围和对案例的运用而言，本书是第一本真正的政治学领域的比较研究著作。

本书是德语学界近年讨论福利国家的重要理论著作之一。作者从福利国家制度的规范性理念出发，指出西方社会面对工业化衍生的问题时的引导图像，如何形塑了各国社会政策的历史独特性。
福利国家一方面协调劳资关系，保障经济企业功能的独立性；另一方面也承认所有的公民拥有社会保护权和享有权，形成人权保障的规范性基础。同时，作者从德国学者传统的「国家－社会」观点，探讨六个主要国家的福利生产制度安排，阐明其社会政策的历史演进与现今的形态，从比较性的观点凸显德国及欧洲自身的特色，点出「欧洲社会模式」的多样性，以及它与纯粹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模式的差异。借着这个分析架构，作者试图回答在全球化与欧洲整合的挑战下，欧洲福利国家未来的发展可能性。

本书是美国著名政治思想家萨托利耗费十年心血撰写而成的经典之作，一经问世便得到了广泛赞誉。学术界盛赞萨托利在民主学说上“堪称我们时代最为强大的头脑”，“他的论证没有真正的对手”。该书至今仍是民主理论研究的权威著作。萨托利希望以西方传统政治理论为基础，恢复其所谓的“主流民主学说”。书中对民主观念作了抽丝剥茧的说明，不但阐明了西方古代民主同及断奶民主的区别，而且论证了自由主义民主通非自由主义民主的重要区别。

新闻界创造不出民主，民主也制造不出新闻事业，但二者之间的关系如何？这正是当今世界著名的社会学家以及媒体研究学者迈克尔•舒德森在本书中要论述的核心问题。以美国媒体为研究对象，但辅之以比较研究的文本背景，作者把新闻理解为既是故事讲述又是事实指向的操作模式，正是在这样的新闻报道规范与框架下，作者围绕今天的公共知识是什么以及应当是什么这二者之间所产生的诸多争辩进行了阐释。本书为舒德森近年最有代表性的论述文集。

《民主是个好东西:俞可平访谈录》收录的访谈，大体上包括了俞可平的主要研究领域，例如，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代中国政治、比较政治、治理与善治、政府创新、全球化、公民社会、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当代西方政治理论等；也反映了俞可平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的代表性理论，如增量民主、动态稳定、民主治理、多元社会、政府创新、公民社会和全球化等。

《宪政与民主》主要内容：宪政民主是西方近代以来政治制度的基本模式。对宪政民主制历史渊源、制度结构及其内在张力的探讨构成西方政治理论的核心与焦点。《宪政与民主》收录了西方阐释和研究宪政民主的若干重要文献与文章，从历史源流与理论阐释的角度勾勒出宪政民主的全貌，为国内学术界全面认识西方宪政民主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波斯纳在本书中提出的理论仍然属于这个美国传统；但有所创新和推进。他通过理论的和实证的分析指出，美国实际上运行的民主和法治，都是实用主义的，而不是理想的。所谓理想的，在民主理论和实践中即该书着重讨论的慎议民主制，这是杜威式的民主，强调通过教育和提供信息来促使更我的人参与到民主生活中来，通过审慎的、知情的思考，做出决策；而在法律理论和实践上，就是法律形式主义，即相信通过一套法律的技能，依据预先确定的法律规则推演获得正确的法律决定。所谓实用主义的，在民主理论和实践中是熊彼特式的民主，它强调民主制中精英的作用；在法律实践上则是一种考虑所有相关因素关注重系统后果的实践性推理，必要时它甚至会因为策略而采用法律形式主义的修辞。

本书既是一部政治学名著，也是一部历史学名著，在美国政治学界和史学界一直被视为经典之作。哈茨从历史与文化的角度，探究了较早源于欧洲并更具普遍意义的美国自由主义特征，此即信仰个体自由、平等，以及视个人成功与失败取决于自身的努力与能力，而不是其他。哈茨认为，美国历史的发展表明，从其建国之初起，它就是一个自由主义社会，自由主义已成为其牢固的传统。这一传统决定了美国历史发展的方向，保证了美国社会发展的一致性和连续性。

《论自由(套装全2册)》是自由理论体系的集大成之作，论述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公民自由权利，在西方曾被高度评价为“对个人自由最动人心弦，最强有力的辩护”。中国西学第一译者严复翻译，自由主义理论体系的标志作品，最著名的西方政治学经典。

《造就政治领袖的50堂课:新君王论》内容简介：《君王论》是一本惊世骇俗的书，它以赤裸裸的语言来教导君主，如何玩弄各种王侯将相术，把臣民驾驭在手掌上，它说一个君主应该同时学会做狮子和狐狸——狡黠如狐，凶狠如狮。只要能有助管治，一切手段，纵使是阴谋诡计、背信弃义、巧取豪夺、尔虞我诈等，都是天经地义的，而教授这些权术，也正是《君王论》的主要内容。
事实上，当时这本离经叛道的书，一度在教会及卫道之士的口诛笔伐下而在欧洲被禁。但在权位的强大吸引力下，不少盖世枭雄仍是对它趋之若鹜。比如：人们在清扫滑铁卢战场时，在拿破仑弃置的专用车里，发现到一本写满批注的《君王论》；而盖世枭雄希特勒亦爱把此书放在枕头边；墨索里尼更把马基雅维里视为偶像。

简介：
沃格林在《城邦的世界》中进行了一种“治疗性分析”。“秩序的历史产生于历史的秩序”，一切有价值的思想，都产生于思想家对其所处时代社会问题的忧患意识。思想最初的冲动，源于要去探析社会问题的来源，寻求秩序之道，城邦的世界之兴衰成败对于存在真理的探究，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契机。在沃格林看来，古希腊的悲剧、哲学和历史作品，无一不是这样的忧愤之作。而当城邦的世界最终走向崩溃的时候，给城邦看病听诊的内科医生是修昔底德，而负责治疗的、动手术的外科医生，则非柏拉图莫属。用沃格林在本卷最后一句话来说，这样才构成了一种完整的“政治科学”。
导读：
当代最为重要的政治学家并不是哈贝马斯和罗尔斯，而是沃格林和施特劳斯。
———詹姆斯·罗兹
思想者的真诚首先在于，随时准备推翻自己的定见从头开始！出生于自由思想之家的沃格林的“史稿”，不同样（且首先）在冲击西方学界近两百年来的启蒙传统观念？
———列奥·施特劳斯
现在所谓的社会科学中的解释学转向，沃格林从开始学术工作起就已经在践行了。
———尤尔根·戈布哈特
译 后 记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埃里克·沃格林的名字是相当陌生的，远不及列奥·施特劳斯、汉娜·阿伦特、卡尔·施米特这些名字那么如雷贯耳。而一旦接触沃格林的著作，更可能叫苦不迭，觉得难以卒读，遑论理解。犹记得我在美国访问的时候，跟一位精研“德国流”政治哲学的美国教授聊天，讲起我正在翻译沃格林的《秩序与历史》。这位美国教授连呼“Amazing”，说中国读者不可能理解沃格林，说这很可能会重蹈 “Lost in Translation”（好莱坞电影《迷失东京》的英文片名）之覆辙。他那一脸不可思议的表情，我至今记忆犹新。
确实，在我接手本卷翻译之时，国内学界对于沃格林的了解即使不算空白，也是寥若晨星。此前我对沃格林的了解，也仅止于知道此君有一部名著曰《政治的新科学》。翻阅资料的结果是大失所望。那时我能拿到的关于沃格林的中文资料，仅有意大利人马斯泰罗内《当代欧洲政治思想》中的一章，以及美国著名政治学者约翰·冈纳尔《政治理论：传统与阐释》一章中的三分之一内容（文中将沃格林的名字译为“维吉林”），另外就是西人编纂的《20世纪政治思想家辞典》中的一个条目。这样的翻译工作，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术语名词上，可以说都是白手起家。让人略感欣慰的是，近期国内学界陆续出现了一些关于沃格林的研究性论文，以及他其中一些作品的中文译本。据我了解，也有多位学人已经，或者有意将沃格林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举凡这些，足以佐证沃格林思想的重要性，已经逐渐为国人所认识。相比之下，国外的沃格林研究要鼎盛得多了。美国有一个规模庞大的沃格林研究学会，定期举办研讨会，其盛况诸位从其网页上可窥见一斑；有E.桑多斯、B.库珀等当代政治哲学名家为其著书立传，编纂全集。我曾经在美国某大学图书馆，看到这套摆在显眼位置的全集，心中敬意油然而生。是的，沃格林也许不属于那种“流行的”、一呼百应的思想家，但绝对是一位令人高山仰止的大师。
埃里克·沃格林，1901年生于德国科隆，但他“完全是在维也纳熏陶成长起来的”，而沃格林的学术生命，严格说来，却是在美国度过和完成的。沃格林大学期间主修的是法律，他的导师是名噪一时的法律实证主义大师凯尔森，但他似乎更关心“法国、德国哲学家以及天主教神学家的著作”（马斯泰罗内语），而在公众眼中，沃格林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政治哲学家。一切地域文化的界限，学科专业的藩篱，在沃格林身上都土崩瓦解。
写作《秩序与历史》的最初动因，乃是因为沃格林本来要写作一部《政治观念史》，无奈受限于教科书的篇幅，只好另寻出路，将这些准备好的素材独立成卷。不过，沃格林在《秩序与历史》中的雄心，远远超出了“观念史”的一般化探究，而要进行一种“治疗性分析”。 “秩序的历史产生于历史的秩序”，一切有价值的思想，都产生于思想家对其所处时代社会危机的忧患意识。正所谓“乱世出真知”，思想最初的冲动，源于要去探析社会危机的来源，寻求重建和恢复秩序之道。生逢乱世，对于个人是大不幸，对于存在真理的探究，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契机。在沃格林看来，古希腊的悲剧、哲学和历史作品，无一不是这样的忧愤之作。而当城邦的世界最终走向崩溃的时候，给城邦看病听诊的内科医生是修昔底德（沃格林还专门论证这位修昔底德与希腊医学家之间的渊源，好像故意要说明他有些像一位医生似的），而负责治疗的、动手术的外科医生，则非柏拉图莫属。用沃格林在本卷最后一句话来说，这样才构成了一种完整的“政治科学”。
然而，沃格林的《秩序与历史》本身，又何尝不是一部现代性危机之下的忧愤之作呢？国人对于现代性问题已然不陌生，我们所了解的当代西方重要思想家，几乎都可以用批判现代性作为其思想的维度。沃格林当然也不例外。在他有生之年，沃格林对于现代性的批判可谓不遗余力。但与其他人不同，或者说更胜一筹的是，很多人是站在另类的立场上去批判现代性，比如诉诸古典，又或是诉诸将来，又或是诉诸超验的力量，到头来，还是各说各的话，你批判得起劲，别人照样活得潇洒。沃格林就不同了，他就像钻进了铁扇公主肚子里的孙悟空（请原谅我用这个通俗的比喻），在现代性里面去反现代性，他要将现代性的烂肠烂肚全部翻出来给大家看，看它是怎样金玉其外而败絮其中。沃格林将现代性的问题统统归结于那个著名的“诺斯替主义”或称“灵知主义”。沃格林是沿着西方思想发展的进程本身，去一路追寻现代性的来龙去脉，也就是这个诺斯替主义的源流。从某种意义上，本卷《城邦的世界》在这场追寻中具有一个独特的地位，因为它揭示了从“宇宙论神话”向“哲学”的“存在的飞跃”中，这个后来在现代世界大发神威的诺斯替主义的先决条件，也就是人的灵魂，是如何被发掘出来的：在宇宙论神话的秩序中，人依然仰望苍穹；但是在荷马史诗中，神的拟人化已经登峰造极；这还不算，到了赫西俄德，诗人自己走进了诗中，不再是匿名的了，人的自我意识已经凸显出来；最后毕其功于一役的，是赫拉克利特，正是他第一个彻底地将人的灵魂发掘出来，并且让它成为灵感的源泉。可以说，政治思想史在沃格林笔下，就是一场宁静的灵魂与躁动的灵魂之间的恒久之战。
作为译者，关于沃格林我所能说的，只是个人在翻译本卷过程中一些有限的体会而已。如前所述，我对沃格林的了解几乎为零，虽然这样我有借口“悬置”一些“先天判断”，毫无障碍地直接领会沃格林的思想，但这确是一个借口而已。我实在是没有资格去评价沃格林思想的是非功过。这种捉襟见肘的介绍，无助于读者了解沃格林的思想，甚至也无助于加深对本卷的理解，因此我还是建议读者直接去阅读文本，去领会沃格林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以及对古典素材如数家珍的深厚功力。沃格林绝非哗众取宠、华而不实的所谓“政治哲人”，他不会用花言巧语去博取读者的追随，相反，沃格林的作品因为太“实”，太注重考据，而显得平淡无奇、枯燥乏味且晦涩费解。这种阅读经验，非中国读者所独有。如果本卷编者莫拉卡斯所言非虚的话，看来美国读者的感觉也好不到哪里去。兴许沃格林要告诉我们的是，政治哲学的探究，绝非逞一时之快，凭奇思妙想就可以达到，而是一次次异常艰辛的搜寻证据之旅。虽说当代政治哲学对政治学领域的科学主义潮流颇多微词，但这并不等于说政治哲学就是天马行空，不要方法，沦为意见的表达。须知在沃格林的“批判性研究”中，是没有“推论式假设”立足之地的。应该说，沃格林的作品，为我们判断政治哲学研究水准的高低优劣，提供了一个衡量标准。
不难想见，本卷的翻译绝对是一件苦差事。而另一个让我犯难的事情就是，我对古希腊政治社会和哲学的了解，连皮毛都谈不上，每每动笔，说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毫不为过。由于沃格林的作品十分诘屈聱牙，为了不败坏读者阅读的胃口，我在翻译过程中尽量采用比较通顺和容易理解的语言，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遮掩原作者的文风，在一些术语的表述上显得不够“专业化”，故恳请读者诸君理解我的苦心。翻译中的错误在所难免，也恳盼方家不吝批评指教，以便于本卷的修缮。
在本卷翻译过程中，我前往北京大学，与《秩序与历史》第一卷译者李强教授及其弟子叶颖博士、孔新峰博士、段保良博士进行了愉快的交流，就一些术语的翻译方面达成了共识，同时也有幸直接向沃格林研究的专家尤尔根·戈布哈特教授当面请教，可谓受益匪浅。我也要感谢译林出版社的黄颖女士，正是在她的一再催促下我才勉力按时完成了译稿，同时她还一力承担了烦难的译稿审校工作。另外，翻译工作还得到复旦大学“金苗”项目的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此刻，我不免又想起了那位美国教授的提醒。但愿《城邦的世界》的译介，不会是又一次“迷失”的开始。
陈周旺
于复旦园

欧文・M．费斯在这本敏锐的著作中指出――这正是宪法第一修正案所针对的问题。费斯阐明，对于政洽捐款开支、仇恨言论和淫秽出版物所施加的限制如何可能根据第一修正案予以辩护，而不是遭到其反驳，作者由此而重构了相关的辩论。他提醒我们，国家可以成为自由的朋友，可以保护和培育那些本来可能销声匿迹的言论，而剥夺这些言论可能使我们的民主丧失其全面和丰富的表达。

统治美国的，是那些创造了巨额财富的机构的所有者和高管。由公司法律顾问、军事承包商、农业工商业主以及大公司领导者所组成的企业共同体支配了联邦政府。本书为人们了解美国的社会上层阶级和企业共同体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事实，而且接续了韦伯、马克思、米尔斯等人的研究传统，从而发展出一套既从组织维度出发，又强调阶级支配和阶级冲突的“权力结构研究”范式，在精英研究中自成派。尽管40年来围绕本书引发了广泛的争议，但几乎所有从事“精英研究”的社会科学家都认可本书为该领域的经典之作。

主要讨论了当代西方国家管理体制的形成史，并分析了它与中世纪基督教管理的根本不同。福柯的涉入点是从一些新的概念的诞生和它的意义的源起的追踪开始，如治理术，人口，安全，国家理性，统计学，外交，平衡等等。由此，福柯描画出了当代国家机器是如何一步步的演化而来。福柯对当代人的社会本质的形成史分析，极为发人深省。

《人文·民主·思想》代序为余英时先生获克鲁格奖时所做演说的中文译稿，正文选了三篇文章：《“国学”与中国人文研究》、《人文与民主-在“余纪忠讲座”上的演讲》、《中国思想史研究综述-中国思想史上四次突破》，比较有代表性地体现了余英时先生对于人文、民主和思想方面的观点和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