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著名学者刘小枫的关于施米特研究的讲稿的拓展。从施米特的著作出发，分析了"国家"、"自然"、"宪法"、"正当性"、"自由主义"等等概念的政治哲学涵义，以及施米特著名的"敌人"概念。
这里所谓的"政治哲学"涵义，是这样的问题意识：现代化对传统文教制度的挑战导致国家秩序出现前所未有的转变。因此，政治哲学不仅是现代学术的基石，也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问题意识的来源。这样的角度和方法在本书随处可见。
本书论述严密深刻，引用文献丰富，到处有真知灼见。一些看似难以甄别的问题和概念，在作者诚实严谨的逼近之后，竟显出从未有过的清晰和层次；而有些似乎简单的问题，确显出了其不能非此即彼的复杂。
编辑就一些不清楚的地方请作者做了解释和修改，现已符合发稿条件，请二三审把关。

《论出版自由》作者约翰·弥尔顿（1608-1674）是英国伟大的诗人和政论家，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参加者。《论出版自由》是弥尔顿许多精心撰述的政论中最重要的一篇，是他在1644年向英国国会提出的一篇演说辞。1644年是英国资产阶级向斯图亚特王朝作斗争取得初步胜利的时期，革命内部的资产阶级上层分子长老派害怕革命继续深入，他们竭力控制人民的宗教信仰和政治思想，力图与王党妥协。弥尔顿为了争取人民言论出版自由，写了这篇政论，向国会提出呼吁，并在演说辞中对长老派提出了警告。
为了帮助读者了解作者的生平及其思想，我们从《苏联大百科全书》中译出“弥尔顿”一文，作为附录附在原文的后面，供读者参考。

印度是一个极端多样化的国家，拥有众多不同的追求，大相径庭的信仰，判然有异的风俗和异彩纷呈的观点。《惯于争鸣的印度人》是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的一部发人深省的论文选集。该书从印度由来已久的争鸣传统这一角度出发，提纲挈领地表明了了解当代印度—— 包括其生机勃勃的民主制度——的必要性。
争鸣传统不仅影响了印度文学、文化、政治、科学与数学发展的历史，而且还影响了构威其宗教多样性之基础的知识多元主义。知识多元主义包括属于印度教哲学范围之内的非正统见解，也包括印度的其他宗教经验，从佛教、耆那教和无神论在早期的盛行，到与外来宗教尤其是伊斯兰教的具有建设性的遭遇，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要想理解当代印度所面临的政治、社会、文化与经济挑战，就应当充分认识其多元主义的、相互作用的和生生不息的传统。
森认为，通过互动进程，特别是在后殖民世界，外来观点也会对民族本体认知产生影响。西方往往将印度视为一个具有无穷无尽的精神性和无缘无故的神秘主义的地方。然而，印度具有怀疑主义和追求理性的悠久传统，除了在数学、天文学、语言学、医学和政治经济学等世俗领域的贡献之外，或许还拥有所有文明古国之中规模最为庞大的不可知论和无神论文献。森还论述了印度丰富的知识遗产的方方面面，包括从公元前四世纪和前三世纪的侨底利耶与阿育王直至十六世纪的阿克巴所概述的经世治国哲学：印度在公元第一千纪与中国之密切关系的历史及其至今依然存续的重要意义：印度古老而严谨的历法：萨蒂亚吉特·拉伊的电影：具有远见卓识的诗人罗宾德罗纳特·泰戈尔与莫汉达斯·甘地之间关于印度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辩论。
森认为，理解和利用印度丰富的争鸣传统，对于印度民主制度的成功，对于捍卫其世俗政治，对于消除各种与阶级、种姓、性别及社群有关的不平等现象，对于南亚次大陆的和平事业，都是至关重要的。
本书是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的一部发人深省的论文选集。该书从印度由来已久的争鸣传统这一角度出发，提纲挈领地表明了了解当代印度——包括其生机勃勃的民主制度——的必要性。 全书分直言与异议、文化与交流、政治与抗争、政治与抗争、理性与身份四部分内容。
中译本序
序
梵文语词变音标志方法
第一编 直言与异议
一、惯于争鸣的印度人
二、不平等、不稳定与不平之鸣
_一、印度：大与小
四、移民社群与世界
第二编 文化与交流
五、泰戈尔与他的印度
六、我们的文化，他们的文化
七、印度的传统与西方的想象
八、中国与印度
第三编 政治与抗争
九、与命运之神的幽会
十、印度的阶级
十一、女人与男人
十二、印度与原子弹
第四编 理性与身份
十三、理性的范畴
十四、世俗主义与不满因素
十五、透过历法看印度
十六、印度人的身份
注释
人名索引
总索引
译后记

19～20世纪是人类最为辉煌的时期，人类的能力被各种科学大大地扩张了，他们不仅不断地征服自然，也在不断地征服自己。但是到了20世纪末期人们突然发现，在那些引以为自豪的项目背后，居然是人类巨大的灾难。斯科特在《国家的视角》中阐述了许多失败的项目，从德国的科学林业到苏联的农业；从巴西的城市到坦桑尼亚的村庄，每一个项目都很辉煌，但是带给人们的却是巨大的灾难。项目可能是一个很含糊的词汇，斯科特在书中用了另外一个术语——社会工程——更直接地传达了这些项目的特征。

在每一个时代，都有一种统治的权威性学说或工艺制度，但大家必须无条件地承认，唯有违反或超过这种权威的探索和研究，才能保证继续进步。所以权威是不可以没有，权威主义则必须打倒。
秉承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品德，以“天下兴亡”为己任，是具备“直立独行，敢开新路，敢行己志”的现代精神的知识精英。中国市场经济的先驱者。
“有关许多根本问题，于我来说，他是先知先觉。”——李锐
“这本文集，看着看着，竟不禁为之击节者再，有感于先得我心者再；读至痛切处甚至禁不住扼腕而叹。”——陈乐民
“一部《顾准文集》，几乎言必称希腊，其实所言并非希腊，正如言不及中国实所言全在中国，作为个体思想的最沉实也最具挑战性的表达，顾准的著述，乃缘于某种现实使命。”——林贤治
“顾准是一座巍然屹立的山峰。不管是在天赋聪明才智方面，还是在道德文章方面，我们不一定都能接近于他所达到的境界。”——吴敬琏
人类社会的前景是光明的，这是肯定无疑的。然而，历史发展的进程毕竟不是一条直线，未来的前景中可以预见到的确实还存在着一些未知待继续进行探索，借以避免若干可以避免的痛苦。如果一切都已经有了现成的答案，那么，当然，这种探索就地变成完全多余和可笑的了。可惜，严酷的现实表明，事实并不是这样。
这份笔记今后的命运怎样，让人无法预测和断定。也许它会像历史上并不鲜见的许多先人和他们的著作一样，湮没在历史的洪流中；也许它可能在某种历史条件下面，居然还能被人所重视。但是，重要的不是他已经开始的这种历史研究是否有人继续下去，因为，五哥从事这种历史研究，他的本来目的并不在研究历史。
顾准是1975年以后唯一一个在中国代表精神独立的人，唯一一个能与西方学者如葛兰西、卢卡斯、哈耶克和伯林等对话的人，是以一人之力顽强凿通了那条阻隔中、西思想对话的黑暗隧道的人。本书是他的文集。全书分希腊城邦制度——读希腊史笔记，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和经济文稿等几部分。
图书目录
序言
希腊城邦制度——读希腊史笔记
代序：多中心的希腊史
第一章 什么是城邦
第二章 远古希腊存在过神授王权
第三章 海外殖民城市是城邦制度的发源之地
第四章 希腊本土的城邦化与集团化
第五章 公元前8-6世纪的希腊世界——城邦制度的最后完成
第六章 城邦希腊从极盛到衰亡——公元前5-4世纪的希腊
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
王元化序
希腊思想、基督教和中国的史官文化
僭主政治与民主——《希腊的僭主政治》跋
附一：希腊的僭主政治（译文）
附二：托马斯“政治学”语录
关于海上文明
统一的专制帝国、奴隶制、亚细亚生产方式及战争
欧洲中世纪的骑士文明
《马镫和封建主义——技术造就历史吗？》译文及评注
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
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
科学与民主
要确立科学与民主，必须彻底批判中国的传统思想
直接民主与“议会清谈馆”
民主与“终极目的”
老子的“道”及其他
老子的“无名”是反对孔子的伦常礼教的有名论的吗
论孔子
评韩非
一切判断都得自归纳，归纳所得的结论都是相对的
辩证法与神学
经济文稿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及价值规律的问题——一个读书札记
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
附录：顾准传记

本書為兩岸學術界從法理上專門探討兩岸主權問題的第一本專著，有系統地從國際法、憲法、政治學、國際關係、社會學等各個層面對兩岸間主權問題作深入而清晰的探究。本書並提出「一個中國，兩個中國人國家」（「一中兩國」）應為兩岸主權之合理定位。

中国古代是否有民主思想？在这个问题的讨论中双方见仁见智，而被引述最广的古人著作就是这部《明夷待访录》，是明清之际大思想家黄宗羲的一部政治哲学著作，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地位。书中提出的反对君主专制，提倡学校独立等观点，闪烁着启蒙民主思想的光辉。本次译注作者能综合运用政治学与历史学视角，对书中涉及的儒家传统政治术语进行精要注释，译文也能结合当时历史语境做到准确流畅，是帮助广大读者了解黄宗羲思想，深刻剖析明代历史政治深层问题的优秀经典读物。
一．《明夷待访录》是晚清以来民主革命宣传者最为推崇的一部奇书，总结了中国传统思想中民本的精华论述，近现代学者讨论中国传统中是否有民主思想，必首先列举《明夷待访录》为讨论对象。
二．作者黄宗羲为明清之际“思想三大家”之一，亲历明朝亡国过程，对明代历史与制度的弊端有切肤之痛，有亲身本书创作出于对明朝亡国的痛切反思，是一部亲身经历者写成的“明朝败事沉思录”，也是对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弊端的集中批判反思。
三．作者综合运用政治学与历史学的视角，对《明夷待访录》书中涉及的民主思想成分进行了谨慎分析，消除了以往对此书的部分误解，使读者能从传统民本思想体系延续性的角度认知本书的真正价值，对思考当前社会治理问题提供切实的历史经验依据。

《民主理论的前言》一书源于我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讲授的一门研究生课程，该书的许多主张都是在这门课程中形成的。当我受邀在芝加哥大学做Walgreen演讲时，我意识到我已经有了一个好的演讲主题，而且更妙的是，我有了相当成熟的见解。

自然权利问题乃是当代政治与社会哲学中首要的议题之一，本书对这一主题进行了极其细致入微的探究；作者尤其从古典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入手，揭示出现代自然权利理论前提下所导致的自然权利的危机。
像许多伟大的思想家一样，列奥•施特劳斯致力于一些根本的思想问题凸显出西方文明中深刻的精神紧张。他对于当代思想中的实证主义、历史主义以及自由主义的批判，使他更加深入地投身于古典政治哲学的研究。

简介：
在本书中，利奥·施特劳斯通过对马基雅维里的两部著作《君主论》、《李维史论》精细入微的考察，全面深刻地揭示了马基雅维里政治思想的核心内涵。作者认为马基雅维里并不是传授雅恶的第一人，其政治思想和政治行为有着极为深厚的历史背景。在拯救祖国与拯救自身灵魂之间的矛盾抉择，构成了有着明显价值判断的马基雅维里政治思想的核心。
前 言
我在查尔斯·R.沃尔格林基金会的赞助下，于1953年秋季那个学期，在芝加哥大学作了四个讲座，本书就是那四个讲座经过充实的稿本。
我感激查尔斯·R.沃尔格林基金会，特别是基金会主席杰罗姆·G.克尔文教授，他们为我提供了机会，得以陈述我对马基雅维里这个问题的观察和思考。我也感谢沃尔格林基金会在文书誊写方面所提供的慷慨协助。
本书第二章曾经在《美国政治学评论》（1957年3月号）发表过。
利奥·施特劳斯
伊利诺斯，芝加哥
1957年12月
引 言
假如我们承认，我们倾向于同意关于马基雅维里传授邪恶这个老派的简朴观点的话，那么我们不会是在危言耸听；我们只会使得我们自己暴露在敦厚质朴或者至少是无害的嘲讽面前。确实，还有什么别的描述，能够适用于一个鼓吹如下信条的人：希冀牢固占有他国领土的君主们，应该对这些领土原来的统治者，满门抄斩；君主们应该杀掉他们的敌手，而不是没收他们的财产，因为蒙受掠夺的人，可以图谋复仇，而那些已被铲除的人，则不可能这样做了；人们对于谋杀他们的父亲，与丧失他们的祖传财产相比，忘却得更快；真正的慷慨宽宏在于，对于自己的财产，吝啬小气，对于他人的所有物，慷慨大方；导致福祉的不是德行，而是对于德行与邪恶加以审慎的运用；加害于人的时候，应该坏事做尽，这样，对伤害的品味瞬息即逝，伤害所带来的痛苦也就较轻，而施惠于人的时候，则应该细水长流，一点一点地赐予，这样，恩惠就会被人更为深切地感受到；一个得胜凯旋的将军，如果惧怕他的君主可能会鸟尽弓藏，恩将仇报，那就可以先下手为强，揭竿而起，发起叛乱，以惩罚君主的背恩忘义；如果一个人，必须在对人施加严重的伤害与对人施加轻微的伤害之间进行权衡定夺的话，他就应该选择施加严重的伤害；一个人对于他所图谋杀害的人，不应该说“把你的枪给我，我要用它杀死你”，而只应该说“把你的枪给我”，这是因为，一旦有枪在手，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假如千真万确，只有一个邪恶的人，才会如此堕落，在公共领域与私人交往中提倡明火执仗的强横行径的话，那么我们就别无选择，只能说马基雅维里是一个邪恶的人。
马基雅维里确实并不是表达类似上述观点的第一人。这种观点属于一种政治思想与政治行为，它们跟社会政治生活本身一样年代久远。但是，马基雅维里是绝无仅有的一位哲学家，不惜将自己的名字，同跟社会政治生活本身一样年代久远的任何一种政治思想与政治行为，公然联系起来，以至于他的名字被人普遍使用，作为这种政治思想与政治行为的代名词。他恶名昭著，成为政治思想与政治行为中弃义背理、不择手段的经典化身。卡利克勒斯和特拉西马库斯，秘室晤对，阐发邪恶的政治信条，然而他们只是柏拉图笔下的人物；古代雅典的战争使节，在米洛斯岛普通民众不在场的情势下，宣扬同样的政治信条，然而他们只是修昔底德笔下的人物。古典思想家隐秘地、而且怀着明显的厌恶态度所揭示的那个腐化堕落的信条，马基雅维里明目张胆地、欣然自得地加以宣扬。古典思想家假口他们笔下的人物所讲的那些令人惊心动魄的话，他无所忌惮，以他自己的名义公然道出。只有马基雅维里一个人，敢于用他自己的名字，在一本书里，阐发这个邪恶的信条。
尽管如此，无论这个老派的简朴判决，可以是多么真实，然而它却都不是囊括一切、详尽无遗的。在一定程度上，它的瑕疵与不足，为我们时代的饱学之士们所提出的那些更为精致的看法，提供了依据。我们被告知，马基雅维里远非居心叵测，刻意传授邪恶，他其实是一位热诚的爱国者，或者是社会生活的一位讲求科学方法的研究者，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但是我们可以考虑，趋求时尚的学者们，究竟是否没有比老派的简朴立场，远为可悲地步入了歧途；或者说，被趋求时尚的学者们所忽略的问题，究竟是否不比被老派的简朴立场所忽略的问题，远为重要，尽管被那些精致的看法所无视的某个重要问题，高尚质朴的人们确实可能并未给予充分恰当的说明，因而作出了错误的阐释。这不会是如下那种情况绝无仅有的一个孤例，即“一点肤浅的哲学”所铸成的大错，在不谙哲理的大众那里，却不会发生。
将马基雅维里这个思想家描述成一位爱国者，是混淆视听的一个误解。他其实属于一种类型独特的爱国者：他对于拯救他的祖国，比对于拯救他自己的灵魂，更为牵肠挂肚。因此他的爱国主义，前提是在祖国的位置分量与灵魂的位置分量之间，作出全面的权衡。正是这种全面的权衡，而不是爱国主义，才是马基雅维里思想的核心。正是这个全面的权衡，而不是他的爱国主义，为他造成了显赫声誉，使他桃李满天下。他的思想的实体内涵，不是佛罗伦萨，甚至也不是意大利，而是普遍适用的。它影响到并旨在影响所有思考着的人们，而与时代无涉，与国度无涉。将马基雅维里视为科学家，至少跟将他视为爱国者同样混淆视听。讲求科学方法的社会生活研究者，不愿意或者不能够作出“价值判断”，可是马基雅维里的著述中，则充斥着“价值判断”。他对于社会所作的研究，属于规范性的。
但是，即使我们被迫不能不承认，马基雅维里在本质上是一位爱国者，或者是一位科学家，我们也依然没有必要否认他传授邪恶。马基雅维里所理解的爱国主义，是一个族群的集体自私自利。对于善恶是非的界限的熟视无睹，置若罔闻，在它产生于纵横捭阖的情况下，不如在它产生于仅仅关注个人舒适或个人荣耀的情况下那么令人反感。但是，恰恰由于这个原因，这种无视态度就更具有诱惑力，因而也就更加危险。爱国主义是一种对于自身的爱。对于自身的爱，在品第等级上低于既对自我又对道德上的善所怀有的爱。所以对于自身的爱，往往倾向于变得关注自身的为善，或者关注对于善的要求的遵循。通过乞灵于马基雅维里的爱国主义来为他骇人听闻的学说寻找根据，意味着看到了那种爱国主义的美德，而在同时却对高于爱国主义的事物视而不见，或者对既使爱国主义成为神圣又对爱国主义加以限定的事物视而不见。诉诸马基雅维里的爱国主义，无法使我们妥当地处理一个只是貌似邪恶的事物；这样做只会使我们混淆是非，看不清真正的邪恶。
至于研究社会生活的“科学”方法，它的很多倡导者，将它的源头追溯到马基雅维里那里；这种方法随着我们作为公民、作为人所赖以定位取向的道德界限的抽象化而出现。这样看来，所谓“科学”分析的不可或缺的条件，就在于道德上的麻木愚钝。这种麻木愚钝，与腐败堕落不能等量齐观，然而它必然要强化腐败堕落的力量。在芸芸众生的小人物那里，我们可以有把握地将这种道德愚钝，归因于某些才智禀赋的不存在。在马基雅维里那里，这个宽厚慈悲的解释却无法成立，他太深思熟虑了，不可能不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他也太慷慨大度了，不可能不把自己做的事，向他的理智的朋友们加以承认。
我们如同很多前人那样毫不踌躇地宣称，而且我们随后将要试图论证，马基雅维里的学说是不道德的，也是无视宗教原则的。我们并熟知学者们赖以支持与此相反的论断所引证的论据；但是我们质疑他们对这个证据所作的阐释。撇开某些其它考虑不谈，我们认为这些学者太容易心满意足了。他们满足于关于马基雅维里是宗教的朋友的说法，原因是他强调了宗教的实用性和不可缺少的属性。他们对于一个事实，完全不加注意，即他对于宗教所作的褒扬，只不过是我们可以暂且称为他对宗教真理的全然漠视的另外一面而已。这一点其实不足为奇，因为他们自己，即使不是把宗教理解为一种吸引人的或者至少是无害的民俗传说，也往往是把宗教仅仅理解为社会的一个重要的部类而已，更不要说那些对宗教笃信的人们了，他们满足于宗教所被赋予的任何表面上的裨益。对于马基雅维里关于宗教的判断，以及他关于道德的判断，这些学者之所以作出错误的阐释，是因为他们是马基雅维里的学生。他们对马基雅维里的思想所作的表面上客观超然、虚怀若谷的研究，其基础在于他们对他的原则采取固执教条、全盘接受的态度。他们之所以看不到马基雅维里思想的邪恶性质，是因为他们是马基雅维里传统的继承者，是因为他们，或者他们导师的已被遗忘的导师们，已经被马基雅维里所腐蚀。
除非我们摆脱马基雅维里的影响，否则，我们就不可能看清马基雅维里思想的真实性质。从所有的实践意义上来说，这都意味着，除非我们为我们自己，在我们自己的内心里，复活西方世界的前现代遗产，既复活《圣经》的遗产，同时又复活古典遗产，否则，我们就不可能看清马基雅维里思想的真实性质。对马基雅维里作出恰如其分的把握，要求我们必须从一个前现代的视角出发，面向未来，去观察一个未可逆料的、令人瞠目的、新异陌生的马基雅维里，而不是从今天的视角面向过去，观察一个业已古老的、业已成为我们中一员的、从而几乎是道德上善的马基雅维里。这个过程，即使只为了掌握一种纯粹的历史定位起见，也是必需的。马基雅维里所熟悉的，是前现代思想：前现代思想发生在他之前。他不可能熟悉我们今天的思想，我们今天的思想，是在他身后才出现的。
这样我们就认为，关于马基雅维里的简朴观点，尽管依然不够充实，但是确实决定性地优越于占统治地位的各种精致观点。即使我们被迫不能不承认，而且恰恰如果我们被迫不能不承认，他的学说是恶魔的学说，他本人是一个魔鬼，我们也依然不能不铭记这样一条深刻的神学真理，即魔鬼其实是堕落的天使。认识到马基雅维里思想的恶魔性质，意味着在马基雅维里的思想中，认识到一种品第极高的、扭曲堕落了的高贵。当克里斯托弗·马洛将如下这个说法追溯到马基雅维里身上时，他其实是看到了这种高贵：“我认为除了愚昧无知以外，不存在任何罪孽。”马洛的判断，可以在马基雅维里本人于他的两部伟大著作的献辞中谈到他最可珍贵的财富时所作的表示那里得到印证。我们对关于马基雅维里的简朴观点抱同情态度，这不仅是因为这种简朴观点是健康有益的，而且首先是因为，如果我们不能对这种观点予以认真重视，我们就不可能对于马基雅维里身上真正令人钦羡的品格素质，作出恰如其分的应有认识：他的思想的勇敢无畏，他的目光的深邃广阔，以及他的语言的优美雅致。能够帮助我们窥见马基雅维里思想的核心的，不是对那个简朴观点的鄙夷轻怠，也不是对那个简朴观点的漠然不顾，而是从那个简朴观点出发的经过深思熟虑的升华。阻碍着我们理解任何事物的，莫过于对彰明较著的事物，对事物的表面，采取想当然的态度，或者采取看不起的蔑视态度。蕴涵在事物表面的问题，而且只有蕴涵在事物表面的问题，才是事物的核心。
我们有很好的理由，在查尔斯·R.沃尔格林基金会所赞助的一系列讲座中，来讨论马基雅维里的问题。美利坚合众国可以说是世界上仅有的一个国家，奠基于明显与马基雅维里主义相对应的原则之上。按照马基雅维里的说法，世界上最为闻名遐迩的国度的缔造者，其实是一个同室操戈的弑弟罪犯：政治上的伟大，其基础必然在于为非作歹、杀人越货的罪行。如果我们可以相信托马斯·潘恩的说法，那么旧世界所有政体的源头，都来自这个描述；它们的源头，都在于扩张征服与僭主暴政。但是，“美国的独立，是伴随着对于政府的原则与实践实行革命性变革而发生的”：美国立足的基石，在于自由与正义。“今天，以一种道德理论为基础、以一个普遍和平的制度为基础，以及以不可剥夺的天赋人权为基础的政体，正在从西方向着东方席卷，其汹涌磅礴，势不可挡，甚于剑与火的政体从东方向西方的蔓延。”这个判断，远远没有过时。尽管今天自由已经不再为美国所专有，然而美国仍然是自由的堡垒。而当代的专制暴政，其源概出于马基雅维里的思想，概出于关于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马基雅维里主义原则。美国的现实与美国的理想密不可分，至少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懂得与之截然对立的马基雅维里主义，就不会懂得美国的体制。
但是，我们对于一个事实不能视而不见，这就是，问题其实比它在潘恩及其后继者的表述中所显现的，更为错综复杂。马基雅维里可以争辩说，美国之所以成为伟大的国度，不仅归功于它习以为常地坚守自由与正义的原则，而且同时也归功于它偶尔为之地背离这些原则。他会毫不犹豫地提出，对1803年路易斯安那购地案以及北美印第安人的遭际，应该作出蹊跷的重新阐释。他可以得出结论说，诸如此类的事实为他的如下论点，提供了进一步的佐证，就是，如果没有诸如雷慕斯被他的兄弟罗慕洛斯所谋杀那样的事件，就不可能造就一个伟大而光荣的公民社会。这种复杂的情况，使得我们更应该有必要对马基雅维里所提出的根本问题，作出恰当的理解。
我们可能已经假定，马基雅维里是政治思想脉络两大根本抉择其中之一的倡导者。我们确曾假定，根本意义上的抉择确实存在，它们是永恒的，是自有人类以来就与之俱存的。这一假设，今天经常被人否认。我们时代的很多人认为，不存在永恒的问题，因而也就不存在永恒的抉择。他们会争辩说，恰恰是马基雅维里的学说，为他们否认永恒问题的存在提供了充分的证据：马基雅维里的问题，是一个新异的问题；它跟此前政治哲学所关注的问题根本不相同。这个论点，如果经过恰当阐发，就可能有它的道理，有它的分量。但是直截了当地说，它只不过证明：永恒的问题，并不像有些人所确信的那样容易接近，那样容易触及，或者说，并不是所有的政治哲学家都对这些永恒的问题予以面对和正视。我们对于马基雅维里的学说所作的批判研究，其终极目的不是别的，就是要对重新发现这些永恒的问题作出我们的贡献。

本书运用世界体系理论，从四个不同视角对现代世界中已完成两的两次霸权转移（从荷兰到英国、从英国到美国）进行分析与比较，并讨论四个颇具争议又相互关联的问题。
面对20世纪后期世界秩序的混沌，及目前正面临的第三次霸权转移，本书提出了了自己的分析框架和理论建构，在作出预测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颇有见地的“治理”方案，以期拨开霍布鲍姆所谓的“全球化的迷雾”。

本书是新政治经济学译丛系列。本书对民主化与纷争政治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
前言
第1章 抗争与民主
第2章 政体及其抗争
第3章 欧洲的非民主抗争（1650-1850年）
第4章 法国
第5章 不列颠群岛
第6章 作为特例的瑞士
第7章 1815-2000年欧洲的民主与其他政体
第8章 欧洲与其他地方
参考文献
译后记

《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公元990-1992）》是对在近千年里欧洲国家的演化的一个即时的解读和诠释。作者研究的中心问题是关于自从公元990年以来在欧洲流行的国家类型方面的巨大差异。

蒂利教授展示了权力的运用者和资本的操纵者之间相互作用如何导致三种国家的形成，其中每一种都在欧洲流行了很长时期--收取贡赋的帝国、分裂主权的体系和民族国家。他认为，把欧洲国家的发展设想为一种简单的非线性的过程是站不住脚的，而且国家本身之间的关系在它们的形成和演化中是一个重大因素。本书的最后部分接着把这些洞见运用于1945年以来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历史中。

博比奥的《左与右》以其主题的重要性和论述的简洁性吸引了众多读者的关注。这本书阐明了左与右区分的重要性，强调这一区分仍然有效，对于这一区分的标准，作者自己倾向于平等与不平等、自由与独裁主义，认为通过这两个轴，人们就完全可以理解左与右之间的区分。而正是基于平等与不平等、自由与独裁主义，人们才可以把不同的政治团体划分为极左翼、温和左翼、中间派、温和右翼和极右翼，并且由此把握不断变化着的左翼和右翼，在博比奥看来，这些不同的派别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有所改变，但其中却存在着一些不变的东西：对待平等和不平等的态度。

国际关系的核心就在于对权力与和平的争夺。
影响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外交思想的名著！
国际关系究竟是什么？如何准确地对其进行理解和把握？几乎是在有了国家以来，人们就在不断地求索，希望从中找出规律，进而找到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和矛盾的良方。然而，太多的国际关系学者和学生在这一过程中，在行动上或认识上把国际关系当作国际关系历史在进行研究和学习，无法走到正确的理论探究道路上来。汉斯-摩根索之所以伟大，其现实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体系之所以长盛不衰，就在于他在研究了浩如烟海的史实后，准确地找到了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的核心——对权力与和平的争夺，从而揭示出国际关系的内在规律。

如果回顾一下过去五十多年以来欧洲一体化事业的进程，那么人们会发现，科耶夫所勾勒的那个“拉丁帝国”看起来倒更像是今天欧盟的蓝图。
“拉丁帝国”将会是一个非常前卫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面，经济上的盈余会愈来愈多地被用来为所有人提供更多的闲暇；(马克思早期所提倡的)劳动的人性化从根本上来说也就是闲暇的人性化。在这里，科耶夫头脑里面所想的乃是一种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面向所有人的闲暇，而不是福山所描绘的“最后的人”的堕落。闲暇的人性化意味着目的性与创造性的融合，而这种融合，人们可以自发地、在摆脱了游乐所特有的那种必要性的条件下，通过劳动而达到。——霍斯

《自由宪章》(精装)的作者哈耶克是在当下中国知识界最富赞誉和最有影响的自由主义思想大师。他的每一著述都涉及到哲学、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等广泛而重要的问题。而他对人类自由的探索和对扩展秩序（extend order）的诠释是他思想和著述中以一贯之的“道”。

本书在批判地介绍和分析西方经典社会学理论流派对社会运动（集体运动、社会运动、革命）的解释与解读之后，提炼出了影响和决定社会运动之产生和发展的三要素：变迁（各种社会变化）、结构（国家与社会）、话语（被社会运动所认可的）。作者认为，一些发达国家都有对社会运动比较强的制度化能力，而对于中国来说，亟待提升的正是这种制度化的能力。

“海国图志”书系之宗旨是“以图言志”。对万国法律，尤其是万国地理、万国历史的精深研究是书系的骨髓所在。本丛书的血脉虽取自先人魏源，但就性格和目的而论，这些年轻的作者并不自感“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召唤。
《海国图志丛书》之《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缘起于一篇本来没想过要发表的文章或者说是书的写作提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