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0年，美国外交家和政冶活动家古维诺尔?莫里斯对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做了一番比较，他认为法国“以天才人物取代理性作为革全命的指导，以实验代替经验，在闪电和阳光之间，他们更愿意选择前者，也正因为此他们一直在黑暗中措索徘徊”。尽管这两次革命都凸显了对有关自由、平等以及公正的相似的启蒙理念，但这次革命还是存着巨大的差异。美国人非常满意于他们保留了许多英国的传统，而法人却致力于对其千年历史的完全破坏。美国人接受非暴力的政治冲突，而法国人将团结统一看得高于一切。美国人强调个人权利，而法国人着重于一切，美国人强调个人权利，而法国人着重公共秩序和团体的内聚力。　　为什么这两次革命沿着不同的轨道前进？这两种对民主的不同理解视角，对近代历史发展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它们又对今天的民主给予何种经验教训？用一种明晰的叙事型的体例风格，并特别强调对当事人的生动描述，苏珊?邓恩始终追寻着这两次伟大革命在从近代历史一直到我们当代革命运动中所遗留的影响。她的历史学分析和政学分析有机结合，对那些对民主国家治理方式感兴趣的读者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

本书作者将腐败现象分为四种不同的症状：影响市场型、精英卡特尔型、寡头执政和家族型、官方大亨型，并以案例研究的方式来说明这些症状。

本书共分五编，内容包括：现代民主的根源、反对派批评者、民主程序的理论、民主过程理论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民主的局限性与可能性、朝向第三次转型等。

自由市场一直面临两个最重要的反对者：观念上被某些人文知识分子反感，现实中政府往往会出台管制市场的各种措施。本书收入米塞斯的两本小书：《官僚体制》和《反资本主义的心态》，对于人文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僚与市场的关系进行深入的社会学与心理学剖析。
这两本书是米塞斯拥有读者最多的作品，在他生前就被译为20多种文字，直到今天才首次译为中文。

《顾准文稿》包括三部分内容：“经济学文稿”、“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希腊城邦制度”。其中有八篇文章是首次发表（“经济学文稿”中除“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以外的八篇）。在版本上，有原稿者，一律根据原稿排校；没有原稿者则根据打印稿或已出版著作排校。编者对原稿和已出版的著作作了认真的整理、校订工作；对有些篇目的顺序作了调整；对有疑问或需加说明的地方，给予简注，用仿宋体，加［ ］。

《重新思考自由主义》探讨了自由主义在过去和当前的各种变革，设想了新共和民主自由主义令人向往的未来贝拉米与从J．S密尔，经由T．H．格林、圭多．德．拉吉罗、卡尔-施米特、约瑟夫熊彼特．再到哈耶克、约翰罗尔斯、迈克尔．沃尔泽的自由主义理论家们一一论战他提出，现代社会的多元性及复杂性削弱了自由主义理论中社群主义的和道德的假设英国人头税政策的失败以及欧盟的宪政困境方面的有关研究证实了传统的自由主义民主概念己经不适用于当前的社会实际贝拉米借鉴了马克斯韦伯的做法，提倡重新用马基雅维里的政治观点来解决复杂形势下相互竞争的价值观造成的冲突然而，与韦伯不同的是，他的论述集中在马基雅维里思想的共和及民主层面他提出了一个共和对策．可以通过权力分散来限制任何观念及利益对其他观念和利益的统治．这样，每一个人都必须作出让步，以寻求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重新思考自由主义》提供了一条走出十九世纪民族国家环境下特有的自由主义民主的准则和模式，进入适应新千年超国界及多元社会的、充满未知因素的民主自由政治的途径。

《政治自由主义》是以《正义论》蜚声世界的美国当代著名哲学家、被哈贝马斯誉为当代实践哲学史上“轴心式转折点”的哈佛大学教授约翰・罗尔斯的又一力作。在其中，罗尔斯继续并修正了他在《正义论》中发展出的公正观念，但是对其哲学基础进行了根本的修正。在其早期著作中，罗尔斯假定，秩序良好的社会是一个稳定的、在基本的道德信念上同质、在社会生活各方面存在广泛共识的社会，但是在现代民主社会中，互不相容、无法调和的宗教、哲学与道德学说，多元地共存于民主制度的框架之内，而且自由的制度本身就强化、鼓励着不同质的学说的多元化，并视之为自由社会的永恒状况。
自由而平等的公民如何既保有相互冲突、互不相容的生活观与世界观，又同时生活在一个稳定而公正的社会？这就要对“秩序良好的社会”有新的理解。秩序良好不再是社会归依于某种基础性的道德信念，而是共同认可的一种政治的正义观念：“这种正义观念、既是各种主流性的宗教、哲学与道德学说间的重叠共识的焦点，也是西方三百年来整个公共文让与思想运动――以宗教宽容为标志的宗教改革是其开端，而基本自由权优先性得到宪法的确立是其完成――的最后结果。

正如阿克顿爵士所言：判断一个国家是否自由，“最可靠的办法就是看看它的少数派享有安全的程度”。因此《民主新论》的重点在于：民主制度最为关键的特征并不是它保护多数人的利益，而要看它是否在有效地保护着社会中的少数。

本书为十九世纪英国著名哲学家、经济学家、自由主义思想家约翰·密尔（1806—1873）创作的政治学著作，首次出版于1861年。作者较为全面和系统地论述了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的各种问题，并提出代议制是最理想的政府形式。围绕这一主题，主要阐述了代议制政府的形式与职能、民主制、选举权、议会以及地方代表机关和民族等内容。但书中也指出了代议制政府可能产生的弊端及其危险性。此外，作者还从当时英国的政治实践出发，主张改革英国议会，扩大选举权，提高妇女的社会政治地位，这些主张在当时都产生过积极作用。

First published in 1990. Routledge is an imprint of Taylor & Francis, an informa company.

《族群政治》讲述了关凯具有远比一般学者更为宽阔深入的国际视野、理论厚度和实际的实践经验。 因此，他积多年的思考和经验，主要从政治学和社会学的理论角度，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以“族群政治”为题撰写本著作，对族群问题的本质进行了十分深入的讨论，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与结果产生的逻辑过程。其书结合国内外的各种关于民族问题进行的陈述和分析，都与国际学术界相关的各种前沿理论和观点进行了对话，其思路清晰，语言犀利，对各派理论理解准确，分析鞭辟入里。而且他的分析并没有停留于固有的这些理论，还提出了很多个人的见解，给人以启发和更开阔的思索余地。可以看出，作者在族群政治问题上的阐述力图全面完整，这个目标应该说已基本达到，但由于全书篇幅之限制却影响了在一些较重要问题上的进一步深入探讨。 我们希望不久的将来能看到他在这些问题上更进一步的研究成果发表出来。

《寻找文化身份:一个嘉绒藏族村落的宗教民族志》除了学科、学术表述范式上的这种思考外，还有两个因素也促使作者采取这种形式进行表述和写作。第一，作者与研究、书写对象的特殊关系。村落是作者妻子的家乡，文本中出现的那些人物与作者都有着或近或远的亲戚关系，这使作者得以和他们内心的隐秘世界有了亲密接触。其二，作者从前中文专业的学科出身，导致作者对以小说这种叙述形式来报道和探究人物的个性、内心和行为动机有某种偏好，而民族志这种还没有完全定型、正在发展、变化和探索中的研究文体，也为作者进行的尝试提供了必要的可能性和创造空间。用格尔茨的话说，作者采取的是一种介乎科学与人文之间的“模糊的体裁”。
在表述上，《寻找文化身份:一个嘉绒藏族村落的宗教民族志》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自己也作为一个被反思和书写的对象在文本中出场，与故事中的人物、与读者就文中涉及的问题展开对话和协商。这样做，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通过追忆过去作者自己在汉族情境或场域中面对相同问题的亲身经历、感悟，通过表达与村落遭遇后诧异于村落成员应对相同问题的不同方式、思维、心态和期望以及诧异后作者内心发生的改变，来凸现汉族群与村民在文化上的区别，从而唤起读者对本文化和异文化的直觉，使读者也有一种设身处地、身临其境之感。二是增强文本写作和研究本身的透明度，使读者对研究一书写者在研究中涉及的学术背景和研究过程，甚至性情、趣味有所了解，从而建立一种与被动的“支配与被支配的知识”不同的、相对主动的“理解的知识”，参与到作者对对象的认识甚至于文本的建构中来。

Alexis de Tocqueville (1805-59) came to America in 1831 to see what a great republic was like. What struck him most was the country's equality of conditions, its democracy. The book he wrote on his return to France, Democracy in America, is both the best ever written on democracy and the best ever written on America. It remains the most often quoted book about the United States, not only because it has something to interest and please everyone, but also because it has something to teach everyone.
When it was published in 2000, Harvey Mansfield and Delba Winthrop's new translation of Democracy in America—only the third since the original two-volume work was published in 1835 and 1840—was lauded in all quarters as the finest and most definitive edition of Tocqueville's classic thus far. Mansfield and Winthrop have restored the nuances of Tocqueville's language, with the expressed goal "to convey Tocqueville's thought as he held it rather than to restate it in comparable terms of today." The result is a translation with minimal interpretation, but with impeccable annotations of unfamiliar references and a masterful introduction placing the work and its author in the broader contexts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statesmanship.

《西方公民不服从的传统》在选辑译稿过程中，不同篇目约请了分别的译者和作者，而各篇目的内容间有相互引录的现象，所以在整部书中，出现了同一段原文不同译法的情况，为了文意上的连贯性，也为了珍视译者各自独特的行文风格，书中留存了此类差别而未加丝毫凿作，对于此不算规范的做法，请读者谅解。
最后，要感谢《西方公民不服从的传统》的编者何怀宏先生，他于病中为《西方公民不服从的传统》的顺利出版做了大量的工作，特此致谢。

First book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stitutionalism and popular sovereignty in the Indian context. It argues that the identity of the Indian constitution was shaped by a period of prolonged popular engagement in resisting a colonial regime and that it can be seen as a political symbol of national identity rather than merely a patchwork legal text.

《论僭政》是施特劳期开拓其柏拉图式政治哲学研究的第一部力作，不仅对于他本人的学术生涯，对于二十世纪——甚至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学术史来说，都具划时代意义。但正如沃格林所说，施特劳斯的这部著作很难懂，表了隐晦——的确，我们需要像施特劳斯读色诺芬的《希耶罗》那样来读这部书。《论僭政》从英文译成法文难，科耶夫的评论从法文译成英文难，两者译成中文更难，何况还有那些经常讨论艰深的形而上学问题而语言却极为不规范的私人通信——我们能约请到翻译过大部头政治哲学名著的何地先生执译，实乃一大幸事。

《经典通读:论法的精神》作者孟德斯鸠生活在法国大革命前夕。当时法国的情形是：政治上，实行君主专制，人们缺乏自由，权利经常遭受侵犯。社会结构上，分为三个等级。教会是第一等级，贵族是第二等级，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是第三等级。第三等级无权无势，深受前面两个等级的欺压。经济上，对第三等级横征暴敛，这一方面使劳动人民的生活陷入极端贫困，另一方面还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
所以，第三等级非常仇视当时的政治统治，力图建立新的统治，在政治上实行宪政，经济上大力发展工商业。
《经典通读:论法的精神》正是第三等级，特别是资产阶级的政治与经济愿望的反映。
全书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政治理论。
孟德斯鸠的政治理论主要有政体分类理论、自由理论和三权分立学说。
孟德斯鸠将政体划分为三种，分别是共和政体、君主政体和专制政体。共和政体是全体人民或一部分人民掌握最高权力的政体，它又可以分为民主政体和贵族政体。民主政体是最高权力掌握在全体人民手中的政体，贵族政体是最高权力掌握在一部分贵族手中的政体。君主政体则是指最高权力掌握在君主一个人手中，君主依照固定的法律来进行统治的政体。专制政体是最高权力掌握在君主一人手中，君主根据反复无常的意志来进行统治的政体。
关于自由，孟德斯鸠认为，自由并不意味着人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自由仅仅意味着在法律许可范围内做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做的事情话，那么他就不再自由了，因为其他人同样也有这个自由。法律是公民自由的界限，一旦公民的行为越过法律，那么他的自由便不复存在。孟德斯鸠认为，权力对自由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在他看来，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有权力的人会无休止地使用权力，直到有界限的地方为止。所以为了捍卫自由，必须对权力进行限制。
孟德斯鸠认为，因为权力构成了对自由的极大侵犯，所以必须要限制权力。如何才能限制权力呢?他提出三权分立理论。他把国家权力划分为：立法权、行政权与司法权。立法权负责宪法和法律的制定和修改，它隶属于立法机关；行政权负责执行法律和按照法律管理国家，它隶属于行政机关；司法权是根据法律进行审判，它隶属于司法机关。孟德斯鸠认为，上述三种权力必须分开行使，否则的话，两种或三种权力集中在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构手中，自由便不复存在了。他说，同一个机构，既拥有立法权，又拥有司法权，其结果是：因为拥有立法权，它可以用公共意志来蹂躏整个国家；又因为还掌握司法权，它可以用私人意志去践踏每一个公民。
三种权力不但要分立，而且还要相互制衡。
第二，法律理论。
《论法的精神》中的法律理论主要有： 一、法的定义和种类。在孟德斯鸠看来，法是由事物的本性产生出来的必然关系。他将法律分为自然法与人定法。自然法是人定法之前天然存在的法律。之所以称之为自然法，因为它源于我们的自然本性。人定法是在建立社会之后，人们自己制定的法律。人定法又包括政治法、刑法、民法和国际法。
二、法律与各种事物的关系。在本书中，孟德斯鸠讲述了法律与防御力量、进攻力量、政治制度自由、公民自由、气候、土壤、贸易、税收、宗教习俗、货币等事物的关系。
三、刑法和民法理论。在本书中，孟德斯鸠讲述了许多具体的刑法与民法理论。
四、立法理论。孟德斯鸠认为，立法应与政体原则相适应。在民主政体下，立法应鼓励平等和节俭；在贵族政体下，立法应该限制贵族的骄横；在君主政体下，立法应该鼓励荣誉；在专制政体下，立法要倾向于恐怖。孟德斯鸠还讲了制定法律的方式。法律的表述应该简洁，不能像学术著作那样，搞繁琐的论证；法律应该以事实为基础；如无充足的理由，就不要变更法律；删除无用的法律，以防止它们妨碍有用的法律。
第三，经济理论。
孟德斯鸠认为，私有财产权是人类的自然权利。在他看来，民事行为中的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都是平等的。个人利益应该让步于公共利益的说法，是不恰当的。在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问题上，公共利益绝对不能动用政治手段和法律手段去剥夺个人的财产，哪怕是最微小的财产。在这种场合，必须严格遵守民法。公民的财产权利必须得到切实的保障。
同时，他认为劳动是财富的源泉，财富是从劳动中产生的。应该大力发展工商业，反对苛捐杂税和横征暴敛。
第四，地理环境决定论。
孟德斯鸠认为地理环境，尤其是气候、土壤等，和人的性格、感情有关系，法律应考虑这些因素。他着重分析了气候对人们各方面的影响：生活在寒冷地区的人们，充满了精力，因此，他们有着较强的自信和勇气；生活在炎热地区的人们，缺乏勇气，年轻人像老年人一样懦弱。在寒冷的地区，人们对快乐和痛苦的感受比较迟钝；在温暖的地区，人们的感受就要敏感些；在炎热的地区，人们的感受则十分敏感。在南方，人们器官娇嫩，对疼痛十分敏感；而在北方，人们皮粗肉厚，对疼痛感知迟钝。俄罗斯人只有皮被剥下来的时候，才会有疼的感觉。在寒冷的国家，人们比较勤劳；在炎热的国家，人们比较懒惰。在寒冷的国家，人们的品性纯朴，性情率真，邪恶少，美德多；在炎热的国家，人们的行为往往越出道德的边界。

《历史主义贫困论》一书对历史主义这种贫乏的方法作出了批判，提出了自己的一套方法，即用历史学的哲学来取代以往的历史哲学，其中心问题是历史学的成立其本身的哲学基础。
作者简介 · · · · · ·
卡尔·波普尔（1902-1994）是当代西方最著名的科学哲学家和社会哲学家之一。他继承德国爱因斯坦的批判精神和康德的唯理主义思想，形成“批判理性主义哲学”，建立同逻辑实证主义相对的科学知识观，提出反归纳主义和证伪主义的知识理论。主要著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1945）、《历史决定论的贫困》（1957）、《科学发现的逻辑》（1959）、《猜想与反驳》（1963）、《客观知识》（1972）。

本书是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之一。这是一部出自大家手笔的磅礴之作。作者试图回答的问题是：“一位旷世伟人究竟靠什么思想予以滋养？”魏斐德教授驰骋往来于康德与王明阳之间，在中西文化宽阔的思想史海洋中，架设起透视毛泽东思想的知识桥梁。
与历史并驾齐驱，决心与它斗争，也就是在理解历史的需要时承认它。毛泽东通过设置对立面而知道自己是战胜强敌的革命者，是顺应历史发展的英明主席。……对历史发展规律的信奉，使自我有所遵循。但是，规定自我的要求却创造了与宇宙变化相竞争的必要性，即把一种基本目的强加在宇宙头上。毛泽东在《矛盾论》中的话说得好：“原来矛盾着的各方面，不能孤立地存在。假如没有和它作对的矛盾的一方，它自己这一方就失去了存在的条件。”
没有意志，无所谓历史；而没有历史，也就完全没有意志。

本书是一本探讨“民族主义”的经典之作。作者扬弃了固有的研究途径和教条，以哥白尼精神寻找新的理论典范，为民族主义的研究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作者将民族、民族属性与民族主义视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的人造物”，他从民族情感与文化根源来探讨不同民族属性的、全球各地的“想象的共同体”。作者将民族主义放在比政治史或政治思想史更广阔的“文化史”和“社会史”的背景中来理解——民族主义不再只是一种意识形态或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