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书中，斯考切波要揭示的是，国家结构、国际力量和阶级关系这三种要素是如何结合在一起，共同导致了社会革命转型的起源与成就。从18世纪90年代的法国到20世纪70年代的越南，社会革命虽然很少发生，但却在现代世界历史上具有无可否认的重要性。《国家与社会革命》提供了一种新的参照框架，以分析这种革命的原因、冲突和后果。而且、该书对三个主要的案例进行了深入而严肃的比较历史分析，这三个案例是：从1787年到19世纪初期的法国革命、从1917年到20世纪30年代的俄国革命和从1911年到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革命。    作者认为，现有的革命理论，不适合用来解释革命的实际历史模式。因此，作者力促我们采用一种新的分析视角。她主张进行结构性论而非意志论的分析，强调跨国性世界-历史背景对国内政治冲突的重要作用。首先，她坚持认为，国家应该被看成是一套行政和强制组织、在阶级控制和阶级利益面前具有潜在的自主性，因此，在解释社会革命时，必须把国家置于核心地位。    为了解释法国、俄国、和中国旧制度的导向革命性政治危机的内在矛盾，斯考切波主要集中考察了国家在两个方面的基本关系：一方面是国家的统治者及其官员与国际竞争者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是国家的统治者及其官员与支配阶级之间的关系。在解释革命的后果时，她着重关注的是，在阶级冲突和反革命军事威胁的背景下，革命领导集团建立新国家组织的方式。在革命政权得以巩固之后，她强调的是国家权力被用来改造社会的方式。在社会革命转型的模式方面，法国、俄国和中国被当成是基本类似的案例。对那些把法国革命当成是典型的资产阶级革命、或者是把俄国革命基本上看成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家而言，作者的这种观点必然会引出激烈的争论。

《自由的伦理》是对自由主义政治立场的最严密和最具有哲理性的阐述之一。这本著作的特色在于它把自由扎根于自然权利的观念之中并且把其适用于大量实践问题之上。尽管罗斯巴德的结论是激进的——一个严格遵循私有财产权的社会秩序必须排除国家本身存在的制度化侵犯——他对自由主义原则的应用却惊人地显示出其在大量社会难题上的实用性，这些解决方案规避了传统，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这一版本包含了一个导言，其中专门涉及了罗伯特·诺齐克和穆瑞·罗斯巴德之间的争论。

周德伟系华人学界为数不多的哈耶克的亲传弟子，他不仅是一位自由主义者，而且还是一位现代的儒生，他对于西方自由主义的观念、理论和制度，不仅独尊哈耶克所指征的古典的自由主义一脉，而且贯彻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义理与精神，在他看来，西方的自由理论与中国的“圣学”不但不相隔膜，而且具有内在的关联。因此，周德伟的典范意义在于，作为自由主义者，他融会进了传统文化；作为儒生，他接引进了自由主义思想。这一典范，在本书中有着最鲜明的体现。

作为哈耶克亲传弟子，作者对自由主义传统与学理的理解是深入、全面的；作为中国文化道统的继承者，作者自觉地以中国圣学为其思想与实践之本。本书所收录的文章中，西方自由哲学、法治思想、功效哲学与中国儒学的深度对话与讨论，堪称作者一生心血所系。在中国百年来知识界全面反传统及幼稚的科学主义气氛下，作者坚定不移地从中国文化道统立场去融会贯通西方自由主义传统及其复杂学理，其努力与情怀都是极为罕见的。

《身份认同的困境》内容简介：我是何人？我们又是谁？谁来定义“我们”呢？我们认定“他们”是什么人？界定“他们”的基础是什么？每个人都有多重身份，无论是在社会、机构和组织中、还是在跨国空间内。在此意义上，“欧洲”这个不明确的概念构成了一个绝好的身份认同之因素相互交织的例子。
经历部分由个人记忆决定，但更主要的是由家庭、学校和媒体传递所谓的“集体记忆”所决定，这些传递的影响铸就了各种身份。身份概念影响到人类群体构思和组织其未来的方式，即对政治事务的组织。在当前身份问题日渐凸显之际，对此进行思考显得尤为可贵。
随着全球化、欧洲一体化和移民潮的发展，身份认同问题越来越困扰社会、国家、民族、社群和个人，并成为一个热门话题。《身份认同的困境》基于欧洲对这个问题的辩论而出现的种种疑惑，从政治身份、个人身份、集体身份、欧洲身份及价值观身份等方面来探讨身份的多样性和认同的变迁，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某些趋势，加深对欧美社会和舆情的了解。

本书是《历史深处的忧虑――近距离看美国》的姊妹篇，作者继续以信件的形式，从“美国总统是什么？”这样一个问题开始，用一连串的故事，层层铺排出美国政治法律制度的基本原理和操作细节，使读者更深刻地了解美国是如何在自身的制度系统中，通过“平衡和制约”去实施对权力的监督和限制。

对目前联邦政府的无能有了无可置疑的经验以后，要请你们为美利坚合众国慎重考虑一部新的宪法。这个问题本身就能说明它的重要性；因为它的后果涉及联邦的生存、联邦各组成部分的安全与福利，以及一个在许多方面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引人注意的帝国的命运。时常有人指出，似乎有下面的重要问题留待我国人民用他们的行为和范例来求得解决：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他们永远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政治组织。如果这句话不无道理，那末我们也许可以理所当然地把我们所面临的紧要关头当做是应该作出这项决定的时刻；由此看来，假使我们选错自己将要扮演的角色，那就应当认为是全人类的不幸。
这个想法会在爱国心的动机之外又增加关怀人类的动机，以提高所有思虑周到的善良人士对这事件的关切心情。 如果我们的选择取决于对我们真正利益的明智估计，而不受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事实的迷惑和影响，那就万分幸运了。但这件事情与其说是可以认真预期，还不如说是只能热切希望而已。提供给我们审议的那个计划，要影响太多的私人利益，要改革太多的地方机构，因此在讨论中必然会涉及与计划的是非曲直无关的各种事物，并且激起对寻求真理不利的观点、情感和偏见。
在新宪法必然会碰到的最大障碍中，可以很容易地发现下列情况：每一州都有某一类的人，他们的明显利益在于反对一切变化，因为那些变化有可能减少他们在州政府中所任职位的权力、待遇和地位；另外还有一类人，他们出于不正常的野心，或者希望趁国家混乱的机会扩大自己的权力，或者认为，对他们来说在国家分为几个部分邦联政府的情况下，要比联合在一起有更多向上爬的机会。
然而，对于有这种性格的人，我并不打算详述我的意见。我清楚知道，不分青红皂白，随便将哪一路人的反对（仅仅因为他们所处地位会使他们可疑）都归结于利益或野心，不是实事求是的。天公地道，我们必须承认，即使那样的人也会为正当目的所驱使。无庸置疑，对于已经表示或今后可能表示的反对，大多数的出发点即使不值得敬佩，至少也无可厚非，这是先入为主的嫉妒和恐惧所造成的正常的思想错误。使判断产生错误偏向的原因的确很多，并且也很有力量，以致我们往往可以看到聪明而善良的人们，在对待社会最重要的问题上既有站在正确的一边，也有站在错误的一边。这一情况如果处理得当，可以给那些在任何争论中非常自以为是的人提供一个遇事实行节制的教训。在这方面，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理由，是从以下考虑得来的：我们往往不能肯定，那些拥护真理的人在原理上受到的影响是否比他们的对立面更为纯洁。野心、贪婪、私仇、党派的对立，以及其他许多比这些更不值得称赞的动机，不仅容易对反对问题正确一面的人起作用，也容易对支持问题正确一面的人起作用。假使连这些实行节制的动机都不存在，那么再也没有比各种政党一向具有的不能容忍的精神更不明智了。因为在政治上，如同在宗教上一样，要想用火与剑迫使人们改宗，是同样荒谬的。两者的异端，很少能用迫害来消除。
然而，无论这些意见被认为是多么确凿有理，我们已有充分征兆可以预测，在这次讨论中，将会发生和以前讨论一切重大国家问题时相同的情况。忿怒和恶意的激情会象洪流似的奔放。从对立党派的行为判断，我们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会共同希望表明自己意见的正确性，而且用慷慨激昂的高声演说和尖酸苛薄的谩骂来增加皈依者的人数。明智而热情地支持政府的权能和效率，会被诬蔑为出于爱好专制权力，反对自由原则。对人民权利的威胁过于谨慎的防范——这通常是理智上的过错，而不是感情上的过错——却被说成只是托词和诡计，是牺牲公益沽名钓誉的陈腐钓饵。一方面，人们会忘记，妒忌通常伴随着爱情，自由的崇高热情容易受到狭隘的怀疑精神的影响。另一方面，人们同样会忘记，政府的力量是保障自由不可缺少的东西；要想正确而精明地判断，它们的利益是不可分的；危险的野心多半为热心于人民权利的漂亮外衣所掩盖，很少用热心拥护政府坚定而有效率的严峻面孔作掩护。历史会教导我们，前者比后者更加必然地导致专制道路；在推翻共和国特许权的那些人当中，大多数是以讨好人民开始发迹的，他们以蛊惑家开始，以专制者告终。
同胞们，在以上的论述中，我已注意到使你们对来自任何方面的用没有事实根据的印象来影响你们在极为迫切的福利问题上作出决定的一切企图，加以提防。毫无疑问，你们同时可以从我在以上论述的总的看法中发现，它们对新宪法并无敌意。是的，同胞们，我承认我对新宪法慎重考虑以后，明确认为你们接受它是有好处的。我相信，这是你们争取自由、尊严和幸福的最可靠的方法。我不必故作有所保留。当我已经决定以后，我不会用审慎的姿态来讨好你们。我向你们坦率承认我的信仰，而且直率地向你们申述这些信仰所根据的理由。我的意图是善良的，我不屑于含糊其辞，可是对这个题目我不想多作表白。我的动机必须保留在我自己的内心里。我的论点将对所有的人公开，并由所有的人来判断。至少这些论点是按照无损于真理本意的精神提出的。
我打算在一系列的论文中讨论下列令人感兴趣的问题：联邦对你们政治繁荣的裨益，目前的邦联不足以维持联邦，为了维持一个至少需要同所建议的政府同样坚强有力的政府；新宪法与共和政体真正原则的一致，新宪法与你们的州宪是相类似的，以及，通过新宪法对维持那种政府、对自由和财产的进一步保证。
在这次讨论过程中，我将要尽力给可能出现、并且可能引起你们注意的所有反对意见提出满意的答复。
也许有人认为，论证联邦的裨益是多余的，这个论点无疑地已为各州大部分人民铭记在心，可以设想，不致有人反对。但是事实上，我们已经听到在反对新宪法的私人圈子里的私下议论说：对任何一般性制度来说，十三个州的范围过于广阔，我们必须依靠把整体分为不同部分的独立邦联：这种说法很可能会逐渐传开，直到有足够的赞成者，同意公开承认为止。对于能够高瞻远瞩的人来说，再也没有比这一点更为明显了：要末接受新宪法，要末分裂联邦。因此首先分析联邦的裨益以及由于联邦分裂各州会暴露出来的必然弊病和可能的危险，是有用的。因此这点将成为我下一篇论文的题目。

作为意大利保守主义政治学的奠基之作，莫斯卡在《统治阶级》中指出，任何社会中都存在着两个截然不对立的阶级——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统治阶级一般由武士、教士、土地贵族、有钱的和有知识的种种团休组成，他们管理国民事务，垄断国家权力，独占各种荣誉。因为只有这些少数人才有组织能力，而作为多数的群众则处于无组织状态之中。因此，有组织的少娄对特定的统治阶级失势之后，就会有另一个统治阶级来取代他们。事实上，整个人类文明的斗争谱写的。莫斯卡的这一论断，极大地影响并促成了“精英理论”在西方政治学界的兴起。

基于三十多年的观察，罗伯特·杰维斯在这本引起争论的书中推断，许多社会科学理论，尤其是政治学理论，其基础是错误的。从复杂理论的视角出发，作者观察到，我们生活在一个事物相互联系的世界中，我们行为的非故意后果是不可避免和难以预测的。这本书所引入的富有说服力的新概念，不仅有益于国际关系理念家，而且有益于所有对比较政治学和政治理论感兴趣的社会科学家。
利用形形色色的学术研究和大量富有启示的实例，罗伯特·杰维斯向人们表明，“系统效应”是社会和政治生活中重要但又常被忽略的部分……他的洞见也会激发那些对其他社会问题感到困惑的人的想象力……从总体上看，《系统效应》的寓意使人清醒而又富有价值。
——斯蒂芬·M.沃尔特 《大西洋月刊》
《系统效应》是一部重要和适时的著作，这几乎没有疑问。不仅外交官，而且所有面对决策任务而又无法确知替代行动后果的人都应该仔细研读这本书——这些人实际上构成了一个非常大的读者群。
——齐格蒙·鲍曼 《泰晤士文学增刊》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作者是国际政治研究领域著名学者，曾任美国哈佛国际和地区问题研究所所长。作者认为，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表现为七大或八大文明，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是时政类超级畅销书。

本书探讨的是二十世纪后期一项重要的，也是最重要的全球性政治发展：即大约有30个 国家由非民主政治体制过渡到民主政治体制。这本书试图解释发生在1974――1990年间这一 波民主化的原因、方式及其直接后果。本书横跨理论和历史两个领域，但是它既不是一部理 论著作，也不是一部史书。它位于两者之间；它基本上是一部解释性的专著。

本书是以美国为背景对政治观念和政治体制之间关系的问题作答。本书是一本扩展式的论文，这意味着本书是启示性的而非结论性的。它旨在设定一条考察美国政治的路径，凸显那些经常被人忽视的因素，提供一个研究视角，从某个角度解释美国何以既有如此之广的政治共识又有如此之大的政治冲突。

Is socialism desirable? Is it even possible? In this concise book, one of the world's leading political philosophers presents with clarity and wit a compelling moral case for socialism and argues that the obstacles in its way are exaggerated. There are times, G. A. Cohen notes, when we all behave like socialists. On a camping trip, for example, campers wouldn't dream of charging each other to use a soccer ball or for fish that they happened to catch. Campers do not give merely to get, but relate to each other in a spirit of equality and community. Would such socialist norms be desirable across society as a whole? Why not? Whole societies may differ from camping trips, but it is still attractive when people treat each other with the equal regard that such trips exhibit. But, however desirable it may be, many claim that socialism is impossible. Cohen writes that the biggest obstacle to socialism isn't, as often argued, intractable human selfishness - it's rather the lack of obvious means to harness the human generosity that is there. Lacking those means, we rely on the market. But there are many ways of confining the sway of the market: there are desirable changes that can move us toward a socialist society in which, to quote Albert Einstein, humanity has 'overcome and advanced beyond the predatory stage of human development'.

《利维坦》全书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开宗明义宣布了作者的彻底唯物主义自然观和一般的哲学观点，声称宇宙是由物质的微粒构成，物体是独立的客观存在，物质永恒存在，既非人所创造，也非人所能消灭，一切物质都于运动状态中。第二部分是全书的主腐朽 ，主要描述自然状态中人们不幸的生活中都享有“生而平等”的自然权利，又都有渴望和平和安定生活的共同要求，于是出于人的理性，人们相互间同意订立契约，放弃各人的自然权利，把它托付给某一个人或一个由多人组成的集体，这个人或集体能把大家的意志化为一个意志，能把大家的人格统一为一个人格；大家则服从他的意地志，服从他的判断。第三部分《论基督教国家》旨在否认自成一统的教会，抨击教皇掌有超越世俗政权的大权。第四部分《论黑暗的王国》，其主要矛头是针对罗马教会，大量揭发了罗马教会的腐败黑暗、剥削领婪的种种丑行劣迹，从而神的圣洁尊崇，教会的威严神秘，已经在霍布斯的笔下黯然失色。

本书是探究西方政治文明内在理路的尝试。作者以17世纪英国政治哲人霍布斯的经典著作《利维坦》为研究对象，旨在探询以霍布斯为代表的西方近代政治哲学的道德基础。全书从政治秩序的构成和政治秩序的道德基础两个方面展开论证，前者主要论述主权与国家，后者主要论述正义与自然权利。本书可作为理解《利维坦》的重要导论，同时也为霍布斯研究提供了扎实的文本依据和清晰的理论进路。

《论民主》这本书，从民主的起源、理想的民主、现实的民主、民主的条件和民主的前景等方面，为人们理解民主提供了一个指南。全书第一部分着重论述了民主的起源；第二部分重点论述了理想民主的状态，包括民主是什么、为什么需要民主以及政治平等的相关问题；第三部分着重介绍现实民主的状态，包括大型民主所需的政治制度，各种规模的民主，以及不同规模的民主所需的宪法、政党和选举制度；第四部分重点阐述了民主的有利和不利条件。

虽然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以其对美国政治的出色洞察力，对1789年革命之前法国社会的分析而广受赞誉，但对大多数读者而言，他仍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人物。他之所以为人所知，主要因为他的巨著《民主在美国》，这部对美国社会的分析著作是他在1831－1832年与他的朋友古斯塔夫·德·博蒙一起巡游美国之后写成的，而那次出游的表面目的是要去考察美国的监狱制度。《旧制度与大革命》和他关于1848年革命及其后果的《回忆录》有时出现在大学的阅读书目名单上。不过，作为一个学者，他与任何现代分类范畴都不完全契合。作为一位写下了一部具有持久影响力的分析美国政治的著作的政治学家，一位十九世纪法国最富鉴别力的历史学家，一位现代社会学家的先驱，一位曾当选众议员并被任命为外交部长的务实的政治人物，托克维尔让每个人都可以有所借鉴。然而，要想把所有这些方面都融为一体却并非易事。
这部书信选集与以前的相比，提供了一幅更为全面的托克维尔的画像。本书是20世纪出版的他的第一部内容广泛的书信选集的英译本。

作者大胆地将系统整体研究方法运用到历史研究中，从中国封建社会延续两千余年与每两三百年爆发一次大动乱之间的关系入手分析，提出中国社会是一个超稳定系统的假说，并用这一套模式去解释中国社会、文化两千年来的宏观结构变迁及其基本特点。由于本书观点在中国产生很大的影响，在海内外学术界也普遍受到关注，一般认为是中国十年改革时期重新诠释中国历史的最重要理论著作之一。

《大同书》汲取了孔子的大同说和耶教、佛教“平等”等教义，也接受达尔文进化论、柏拉图乌托邦以至傅立叶、欧文等空想社会主久的影响。康有为游历各国，博览群籍，写成此书，立意高远，文辞丰赡，不愧为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的名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