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制度经济学这门学科声誉目隆。因为标准的经济学解释往往不能把握当代许多重大的政策问题，如在发展国家中进行的经济改革、在社会主义指令经济中发生的转变、新兴工业经济中的控管问题。制度经济学家指出，规则体系在解释这些问题上至关重要，而要想在这些问题上找到能经得起考验的解决办法，关键在于制度创新。制度必须为日趋复杂的人际交往奠定坚实的基础，因为人们的交往和合作有赖于纤细脆弱的信任链条。
这本重要的著作为尚在发展的制度经济学方法和有关私人产权及其竞争性应用的核心问题提供了一份易于理解的引论。本书将根据有关人类认识和动机的基本前提展开论题。它包括下列具有政策取向讨论：
●制度的逻辑基础以及制度的重要性：
●为国内市场和国际贸易奠定基础的各种制度安排；
●奠定商务组织基础的各种制度安排；
●政府的职能、私人选择和公共选择相对优点，以及对机会主义地运用政治权力的行为施加控制的办法
●在深爱政府管制却必须应储新竞争者挑战的成熟经济中所能实施的改革；
●社会主义制度体系问题的原因；
●在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全球化对制度发展的影响。

《思想录》是帕斯卡尔的代表作，而该书又被法国大文豪伏尔泰称为“法国第一部散文杰作”它文思流畅，清明如水，作者在此书中以一种浪漫思维的方式来谈问题，处处闪现思想的火花，更有许多提问和警句发人深省。

本书作者、分析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英国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是当代西方最知名和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也是最为中国读者所熟知的西方哲学家之一。他在数理逻辑的研究领域曾作出过开创性的贡献，同时他还是一位社会活动家和政论家。由于他多方面的成就，他一生曾获得过多种荣誉，包括1950年的诺贝尔奖。在哲学上，他的观点大抵早期是属于新实在主义的，晚年逐渐转向逻辑实证主义。本书是他早期的最后著作之一，书中较全面地阐述了他对许多哲学问题的论点，可以代表他早期哲学思想的一个概括性的总结。
在本书各章中，我主要限于谈论那些我认为可以发表一点肯定的和建设性意见的问题，因为单纯否定的批判似乎是不适当的。为了这个缘故，本书中知识论所占篇幅就比形而上学更多些，而哲学家们讨论得很多的一些论题，倘使加以处理，也处理得非常简略。

本书收录康德于1784—1797年间（60岁至73岁）所写的论文8篇，包括康德有关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的全部主要著作在内。
18世纪末的德国比起同时期的西方先进国家来，仍然是个分裂、落后的国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虽然已在发展，但仍苦于封建制度的严重束缚。这就决定了德国中产阶级的特殊软弱性。当英国已经和法国正在采取革命行动推翻封建制度的时候，德国还只采取理论的形式。因此在论及由康德奠基的德国古典哲学时，经典作家指出：“在法国发生政治革命的同时，德国发生了哲学革命。这个革命是由康德开始的。”
18世纪的70年代以前，康德从事多方面自然科学的研究，具有唯物主义倾向和辩证法因素；特别是1755年的《自然通史和天体理论》（或作《宇宙发展史概论》）一书，运用牛顿的经典力学原理，提出了关于太阳系演化的学说（即星云说），对长期以来在科学思想上占统治地位的僵化的自然观“打开第一个缺口”。这个学说于1796年被拉普拉斯（1749—1827年）重新提出，开始产生广泛的影响，所以又被称为康德－拉普拉斯学说。

在他人眼里，我是怎样一个人？我是个成功者还是失败者？每个人的内心，潜藏着对自身份的一种难言的“焦虑”。可有谁曾真正的审视过这种身份的焦虑呢？睿智的德波顿做到了，他首次引领我们直面这一人心深处的焦虑“情绪”。德波顿援引艺术家、思想家及作家的观点与作品，抽丝剥茧地剖析身份 焦点的根源，并从哲学、艺术、政治、宗教等各个角度探索舒缓和释放这种焦虑的途径。
这本书并非一本充满学术语言的“高深”著作。它用通俗、有趣的语言，为现代人解读了“身份”的前世今生，以及我们为什么会为“身份”而焦虑。“身份”这个词在这本书中更多的还是指一种社会地位，一种当代人追求的功名利禄。为什么我们渴望得到别人的认同？是什么让我们变得“势利”，对于金钱和时尚的欲望之壑为何总也填不满？我们到底怎样才能克服这种身份的焦虑呢？在阅读这些文本的时候，一方面，你会惊叹于德波顿广博的知识，那信手拈来的典故和风趣的点评，为你从多个视角展现了人类的“身份”观念；另一方面，你会渐渐审视自我，发现许多已经在你脑海里根深蒂固的东西，开始动摇和解体。

A・阿德勒一生著作丰富。《自卑与超越》一书，成书于A・阿德勒思想最为成熟的时期。自从心理分析大师弗洛伊德以泛性论为基础，主张人类的一切行为均可溯源于“性”以来，便有许多继起的精神分析家纷纷提出不同的意见，对弗氏的泛性论作种种修正。这些新的观念统称为“新心理分析学派”，A・阿德勒却以“自卑情结”为中心思想，创立了“个体心理学”，并成为一个学派的创始人。他认为人类的行为都是出于自卑感及对自卑感的克服与超越。这就是《自卑与超越》的主要思想内容。在该书里，作者以平易轻松的笔调，描写了自卑感的形象、对个人行为的影响。以及个人如何克服自卑感，将其转变为对优越地位的追求，以获取光辉灿烂的成就。

A.阿德勒（1870-1937）是有世界性影响的奥地利心理学家、神经精神病学家和社会教育家。他所开创的个性心理学在心理学领域中独树一帜，影响十分深远。直到今天，在心理学领域和神经精神症领域，仍有不少人沿用阿德勒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研究和治疗。至于他所提出的自卑情绪、补偿机制、权力追求等概念，更是深深渗透到现代西方文化和一般人的科学常识之中。
本书分“人的行为”和“性格科学”两大部分。作者运用个性心理学的原理，对人的性格进行了科学的剖析，着重强调人的社会性和社会感，强调个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在形成性格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本书倾注了作者对人的爱心与关注，其基本观点建立在作者自己多年来从事心理治疗、社会教育所积累的大量实际观测与调查的基础之上，因此具有极强的可读性和积极的现实意义。

作者雷德侯是海德堡大学东亚艺术史系教授，西方汉学界研究中国艺术的最有影响力的汉学家之一。本书一经面世即引起西方汉学界及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书中的观点被广泛引述。
作者从多个方面，既依照历史的线索，技术发展的过程，也按照、艺术的门类，材质工艺的区别，深入到中国文化 与审美观念的层次，分析了中国艺术与工艺，揭示出中国艺术史中最为独特、最为深厚的层面。作者说明了中国的艺术家不似他们的西方同行，他们不寻求忠实地再现自然物象，而是探索代替模仿的方式，直接地创造出成千上万甚至无限的艺术品。他也为读者指出，模件的思想如何贯通了中国人官本位的文化，中国宗教以及关于个人自由的思想。

Chinese workers in the third century b.c. created seven thousand life-sized terracotta soldiers to guard the tomb of the First Emperor. In the eleventh century a.d., Chinese builders constructed a pagoda from as many as thirty thousand separately carved wooden pieces.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China exported more than a hundred million pieces of porcelain to the West. As these examples show, the Chinese throughout history have produced works of art in astonishing quantities - and have done so without sacrificing quality, affordability, or speed of manufacture. How have they managed this? Lothar Ledderose takes us on a remarkable tour of Chinese art and culture to explain how artists used complex systems of mass production to assemble extraordinary objects from standardized parts or modules. As he reveals, these systems have deep roots in Chinese thought - in the idea that the universe consists of ten thousand categories of things, for example - and reflect characteristically Chinese modes of social organization. Ledderose begins with the modular system par excellence: Chinese script, an ancient system of fifty thousand characters produced from a repertoire of only about two hundred components. He shows how Chinese artists used related modular systems to create ritual bronzes, to produce the First Emperor's terracotta army, and to develop the world's first printing systems. He explores the dazzling variety of lacquerware and porcelain that the West found so seductive, and examines how works as diverse as imperial palaces and paintings of hell relied on elegant variation of standardized components. Ledderose explains that Chinese artists, unlike their Western counterparts, did not seek to reproduce individual objects of nature faithfully, but sought instead to mimic nature's ability to produce limitless numbers of objects. He shows as well how modular patterns of thought run through Chinese ideas about personal freedom, China's culture of bureaucracy, Chinese religion, and even the organization of Chinese restaurants. Originally presented as a series of Mellon lectures at the National Gallery of Art, "Ten Thousand Things" combines keen aesthetic and cultural insights with a rich variety of illustrations to make a profound new statement about Chinese art and society.

序 言
梁白泉
马克思在讲到一般意识形态和德国哲学时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说到历史，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人类自身的历史。
什么是我们自身的历史？一般将其理解为以文字记录的历史文献。可是，无论中外，自古以来就有人对此持怀疑的态度。
“疑”字多义。《诗·大雅·桑柔》：“靡所止疑”，毛传“疑，定也”；《仪礼·士相见礼》：“凡燕见于君，必辨君之南面，若不得，则正方不疑君”，注“疑，度也”；《逸周书·王佩解》：“时至而疑”，注“疑，犹豫不果也”；《说文解字》：“疑，惑也”，“惑，乱也”；宋《广韵》：“疑，恐也”、“不定也”。
《后汉书·桓谭传》：“数从刘歆，扬雄辨析疑异”；《曹褒传》：“互生疑异，笔不得下”；《郑玄传》：“闻玄善算，乃召见于楼上，玄因从质诸疑义”；陶渊明《移居》中的名句：“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南宋朱熹在《近思录·致知》中指出：“学者先要会疑”；近代胡适也提到，“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
在西方，17世纪的笛卡尔（René Descartes,1596—1650）认为以怀疑方法可以找到不容置疑的真理，对“怀疑论”（skepticism）的影响很大。
历史是什么？从认识论出发，当今的史学家如詹京斯（Keith Jenkins, 1943— ）等，大力鼓吹“后现代”（postmodern）史学。后现代史学家的观点有：历史是“一门科学或一门艺术”，“历史可说是一种语言的虚构物”，“其内容为杜撰的与发现的参半”。人们因而要问：历史在多大的程度上是可信的呢？
今天，我们历史学的工作者习惯于把历史学的组成分为三个基本部分：一是历史文献，如我们的《二十四史》、《二十五史》等等；二是民族学（ethnology）、民族志（ethnography），特别是15世纪以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等西方殖民国家在世界各地调查、记录下来的那些原始土著居民的现状和知识，如摩尔根（L.H.Morgan, 1818—1881）的《古代社会》等等；三是18世纪中叶以来因发掘意大利庞贝古城、埃及陵墓、美索不达米亚和小亚细亚遗址而建立起来的考古学，其中著作很多，举不胜举，例如柴尔德（V.G.Childe, 1892—1957）的《青铜时代》、《工具发展小史》等等。
关于历史文献，人们大多深信不疑。因为列强侵略，西方思潮涌入，学者反躬自省，对古文献的价值产生怀疑。近代梁启超指出：《二十四史》不过是一部“帝王家谱”，是帝王家族的“相斫书”。上世纪30年代，以胡适、顾颉刚、钱玄同等学者为首的“古史辨派”曾对我们的古史全面质疑。冯友兰又提出“信古、疑古、释古”三阶段的历史划分。
西方16世纪启蒙思想家、怀疑论研究者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 1533—1592）告诫人们，不要“知之最少，信之弥笃”。
克罗齐（B. Croce, 1866—1952）指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意思是说一切历史都必须从当代出发，历史总是后人或别人的论述，只反映了后人或别人的历史观。
英国古典学者、历史学家伯里（J. B. Bury, 1861—1927）提出了严厉而苛刻的要求：“历史是一种科学——一点不多也一点不少。”
于是詹京斯在他的《历史的再思考》一书中感叹“我们永远无法真正知道过去。”
民族学记录的原始民族或处于母系或父系社会，或处于奴隶制或农奴制社会。民族学家说：他们或多或少地证明了今天先进民族曾经经历过的历史阶段。但这只是推测，只是可能，只是“例子”，而不是“证据”。列宁（V. Lenin, 1870—1924）说过：“例子不是证据”，例子只是类似的可资比较的东西，证据是事物的全体或局部。
看来，只有考古学，由于遗址、遗迹、遗物的直观性，具体性，原生性和生态性，才能比较好地帮助我们认识“历史”。考古学并非万能。第一，由于自然、人为的原因，先人的遗存已经大量消失，仅存者难以展示他们生存的全貌；第二，它需要多学科的专家参与进来，共同认识和解读；第三，正如我们认识、解读古代文献一样，存在着类似“六经注我”还是“我注六经”的问题，做到完全的客观和准确仍是非常困难的。
我国的考古学从西方输入，百年来成果辉煌，证明了我们的古史基本可信，我们仍然需要继续引进西方的成果。
本书作者保罗·巴恩（Paul Bahn）是英国著名考古学家、翻译家和考古节目主持人，1979年获剑桥大学考古学博士学位，发表论著四百多篇，出版专著八部，其中部分被列入大学考古专业的参考书目。他善于把高深、艰涩的学术概念用通俗、活泼、有趣的文字表达出来。他说：“如果考古学不能给人们带来快乐，那它就一钱不值。”在今天这个繁忙喧嚣的社会中，这非常符合读者的需要。不少诺贝尔奖的获得者都强调学习要尽量与兴趣相结合，且要持之以恒。本书为你打开了一扇古老的门，请你不要轻易将此门关上。
希望本书的阅读过程能够给你带来快乐！

《不平等的痛苦:收入差距如何导致社会问题》内容简介：为什么英国人比日本人更不信任别人？为什么美国少女的怀孕率高于法国？为什么美国新奥尔良市在卡特里纳飓风过后会发生严重的骚乱？什么使得瑞典人比澳大利亚人瘦？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不平等！基于30年研究的这部著作，在对比了世界上最富裕的23个国家和美国50个州在人们相互信任、寿命预期、青少年怀孕、精神疾病、犯罪率、社会流动性、教育等方面的大量数据后，提出了一个突破性的观点：不平等是各种社会问题的根源；那些最健康最快乐的社会有一个共同点：社会成员之间较为平等。
社会不平等影响到人们之间的相互信任。一项在欧洲的调查发现，平等程度最高的瑞典有66％的人觉得他们可以信任别人，而平等程度低的葡萄牙只有10％的人认为可以信任别人。.严重的不平等状况和较高的暴力犯罪率之间存在清晰的关联。凶杀和攻击事件与收入不平等状况联系最为紧密，抢劫和强奸次之。
较平等的社会人们更健康。美国人均寿命与瑞典差3年，葡萄牙和日本的人均寿命差5年。
在较不平等的社会中，穷人通过自身努力提高社会地位更加困难。社会迁移性低，社会结构更为呆板。
作者由此指出，在物质生活水平的继续提高对人类生活质量、幸福程度的进一步提高的贡献越来越小的时候，降低社会不平等程度是改善社会环境，从而真正提高每一个人生活质量的最佳途径。

奥地利经济学派的100年历史中，承上启下最为重要的一个人物就是米塞斯，他被公认为战后奥地利学派的教父和精神领袖。任何一部经济学工具书都公认，他是20世纪最重要，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他也是哈耶克的老师。研究了解米塞斯的思想，是了解该学派核心价值和主要理论必不可少的前提。通过阅读和研究米塞斯的思想，可以加强对社会经济生活规律的认识，读米塞斯的著作，其效果就相当于读哈耶克的著作，后者偏重于政治法律，而米塞斯主要是在社会经济领域。米塞斯是思想的先行者，也是古典经济学价值观的解释者和坚守者。米塞斯去世后，其影响非但不衰，反而增强，美国有专门的米塞斯研究所和研究期刊，聚集着众多的学者和经济学爱好者研讨其思想，还有一所米塞斯学校，专门举办培训班讲解其思想，研读其著作。在美国之外也有一些国家设立了米塞斯研究所。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人心和不可动摇，中国研读米塞斯和奥地利学派的思想和著作的专业或非专业人士也多起来，对他的热情，甚至已经超过了主流经济学家。
关于米塞斯的传记主要有两种，一是其夫人在米塞斯去世后写的回忆录，另一本即本书，是其思想学说的介绍，是了解米塞斯学术的惟一的系统专著。作者是米塞斯的学生，也是1995年罗斯巴德去世后奥地利学派的掌门人，著名的经济学家。他是米塞斯思想最权威的诠释者，他写的这本书在学术上最有价值，一般学术界都以这本书为了解米塞斯思想的标准。本书篇幅很小，但要言不烦，只有深刻把握米塞斯和奥地利学派思想的大家才能做到。
本书除了简单介绍其生平、主要著作和思想学说，也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米塞斯虽然处于非主流经济学的位置，却为美国的主流思潮提供了基本的思想基础和方法。米塞斯一直是思想的先行者和社会生活真相与本质的揭示者，也是各种谬误和混乱思想的纠偏者。他堪称一位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理性启蒙的导师，也是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潮的一面镜子。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米塞斯和哈耶克为一方，以兰格等社会主义计划手段的支持者为另一方，就社会主义经济计算之可能性展开了一场意义深远的大辩论。奥地利学派的思想家们卓越的理论洞识，推动了新的分析工具的形成，在学科内外都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如今应该没有多少人还会怀疑这一结 论：中央计划经济不能解决资源的合理配置问题。然而在经济问题频现的时代，或对于在发展中的转型国家，政府的经济刺激措施、宏观干预政策仍屡屡回潮，对这场论辩做出全面的评估仍是十分必要的。
本书是当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重要著作，是对米塞斯企业家才能理论和哈耶克知识理论的拓展和应用。德索托完整地回顾了论辩始末，并对兰格的思想历程进行了详尽的考察和批判性研究。他揭示了各种形式的国家干预主义的危害，并深刻地指出“自由”、“道德”与“效率”的内在一致性，认为“对企业家才能的抑制，将阻碍经济计算所需的信息的产生，从而将导致社会的失调”。

本书是对李维《罗马史》前10卷的评注。是一本怀古的、品德高尚的共和派手册。马基雅维里在本书中涉及了他关于政治、道德、命运和必然性等重大观点。
在本书中他告诫共和国的公民、领袖、改革家和奠基人如何自我治理，如何捍卫他们的自由，避免腐败。书中讨论了古代与现代的共和主义，在这里我们尤其可以看到他与亚里士多德政治主张的密切关系，也涉及了他对基督教的批判，显示了他本人对自己时代世俗化与现代性的看法。
《论李维》无疑是西方政治思想传统中最为重要的作品之一，被哈林顿说成是为中世纪后的欧洲恢复和应用基本上是古典意义的政治自由所做的最为重要的尝试。

研究法国大革命的著名历史学家孚雷尝言，大革命的历史学家都是有色彩的，他们在陈述观点的时候必须事先作出自己的判断，阐明他们自己的思想渊源与所属的政治阵营。这种标签化不仅是针对历史学家个人的，也是针对整个思想界和思想流派的。本书收录的内容就出自其中一个影响深远的思想家，贡斯当的讨论。他在本书中讨论了自由、政治权利和大革命等重要问题，这些文章不仅详细阐述了作者本人对以上问题的看法，还向读者展示了当时思想界存在的一些基本的政治思想对话和交锋。

这本书主要翻译了莫里斯·哈布瓦赫的重要作品《记忆的社会框架》中重要的部分，以及研究《新约》空间基础结构的《福音书中圣的传奇地形学》的结论部分。

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就是追寻科学本身的原动力，或曰追寻其第一推动。同时，科学的这种追求精神本身，又成为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一种最基本的推动。
科学总是寻求发现和了解客观世界的新现象，研究和掌握新规律，总是在不懈地追求真理。科学是认真的、严谨的、实事求是的，同时，科学又是创造的。科学的最基本态度之一就是疑问，科学的最基本精神之一就是批判。
诺贝尔奖获得者埃尔温·薛定谔的《生命是什么》是20世纪的伟大科学经典之一它是为门外汉写的通俗作品，然而事实证明它已成为分子生物诞生和随后DNA发现的激励者和推动者，本书把《生命是什么？》和《意识和物质》合为一卷出版，后者也是他写的散文，文中研究了那些自古以来就使哲学家困惑迷离的问题，和这两篇经典著作放在一块的是薛定谔的自传。通过对他一生的回顾和引人入胜的描述，提供了他从事科学著作的背景材料。

本书是著名科学家、物理学奠基人艾·爱因斯坦和著名科学家利·英费尔德合著的科普名著，主要介绍了物理学观念从伽利略、牛顿时代的经典理论发展到现代的场论、相对论和量子论的演变情况，其中选择了几个主要的转折点来阐明经典物理学的命运和现代物理学中建立新观念的动机，从而指引读者怎样去找寻观念世界和现象世界的联系。全书不引用数学公式，文字通俗，举例浅显，编写体裁别开一面。

一个全面的概述，从我们看不到的，亚原子的粒子的微小的运动到漫天星斗的运行。在物质的世界与用以解释和描述它们的微妙的数理概念之间存在一种关系，揭示这一关系中所呈现的美是作者接下来要做的事。在此基础上，作者又进而对现有的理论加以思考。依着这一思路，他在此书讨论了大量的问题、争论以及现象，不仅是前面提到的相对论，还包括正诱惑着科学家们智慧的膜理论等。作者彭罗斯早已为中国读者所熟悉，他曾于1988年与霍金共同分享当年授予物理学家的沃尔夫奖。他的作品《皇帝新脑》《时空本性》（与霍金合著）此前曾在我国翻译出版。来自《星期天泰晤士报》的评论说，彭罗斯的书揭示了纠结在自然与人类想象力之间的美与精妙之处。

《异端的权利》讲述的是欧洲大陆在灿烂黎明之后重新沦为黑夜时的一个小故事。宗教改革英雄加尔文此时已经是日内瓦君临一切的最高统治者和暴君。而温和的充满人道主义气质的学者卡斯特利奥，以“苍蝇战大象”式的勇气，对加尔文的倒行逆施展开了英勇的对抗。如果不读茨威格的这本书，加尔文在人们心中完全是概念化的、光辉的形象：改革家、反封建斗士，他站在历史的一个阶梯上，与无数长袍长髯的伟人排在一起。如果不读茨威格，谁也不能那么明白地知道，就是这个因怀有理想而受迫害、遭追捕、不得不亡命他乡的新兴资产阶级，一旦登上权力的宝座，对那些曾是、甚至依旧是他的朋友和同志的人，会表现出那样的常人难以置信的专横、残忍与卑劣。这些人根本没有丝毫觊觎他的权势的念头，不过想就几个纯学术问题与他商榷――货真价实的商榷，因为文稿是在未发表之前，就寄给了“亲爱的兄弟”敬请指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