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紀末的維也納，空氣中瀰漫著對於社會與政治將形解體的震顫，時下的思想創新者——表現在音樂與哲學上、經濟學與建築上，當然還包括了精神分析——都想與那些曾培育他們成長的十九世紀自由主義文化劃清界線。
本書作者卡爾•休斯克運用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來析論十九世紀末維也納的文學家、建築師、畫家、音樂家從童年到成年的成長經驗，研究他們的作品（詩、小說、建築、畫作、音樂）中所透露的感傷與期望。休斯克發現，十九世紀末的維也納知識分子呈現出一種驚人的同質性，他們都在「反叛父親」。反映在政治上，是反對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秩序；在文化上，則是反對資產階級庸俗的文化。他們從政治界退縮，轉而投入於藝術面來寄託自己的靈魂。
休斯克就是想從這些人轉變時所呈現出的「共同特質」，來看出一個「歷史趨勢」，那就是從十九世紀中葉到二十世紀初，整個奧匈帝國的政治氣候與文化氣氛。

该书不仅对早期现代主义在政治环境下的诸多方面做了精彩的探索，更体现出最具才干与雄心的巨匠研究思想史这门学科所用的方法，同时面对现代主义有关历史早已过时的轻蔑所指，对史学自身做出了有力维护。——David A. Hollinger，《史书俱乐部评论》
七个单独的专题，均可分别阅读……然而各专题构思之巧妙、结合之完备，如若依次读来，又会折服于本书的浑然一体以及有力论证。——Gordon A.Craig，《新共和》
一部有关现代思想史上重要一章的深刻著述。——H.R.Trevor-Roper，《纽约时报书评》头版
对社会历史学和政治历史学专家，以及关注艺术的人们，此书具有无可衡量的价值。——John Willett，《纽约时报书评》
一部在归纳汇总与学术研究上均属原创的著作，实在引人入胜。——《新闻周刊》
本书作者运用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来析论19世纪末维也纳的文学家、建筑师、画家、音乐家从童年到成年的成长经验，研究他们创作的诗歌、小说、建筑、画作、音乐中所透露的感伤与期望。作者发现，19世纪末的维也纳知识分子呈现出一种惊人的同构型，反映在政治上，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秩序；在文化上，则是反对资产阶级庸俗的文化。作者试图把握这些转变过程中所透露出的 “历史趋势”。

《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以广阔的视野全景式地展现了从宋代到清中叶中国书籍的生产、发行、阅读、流传，而重在探究书籍与士人文化之间的关系，是近年来西方学者研究中国书籍史和书文化的一部力作。书中对印本与手抄本的兴替、中国古代藏书文化与“知识共同体”，以及中西书史比较的论述，尤为精彩。《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反映了近年来西方中国史学界兴起的书籍史研究热的最新成果，是读者了解西方学者以社会史、文化史方法研治中国书籍史的理论、方法、动态的一个极佳窗口。《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是一部体例严谨、取材广泛、创见迭出的学术著作，同时笔触生动、细腻，深入浅出，娓娓道来，雅俗共赏，引人入胜。

《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美）刘子健著，赵冬梅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北宋与南宋之间，中国文化发生了一次重大的转型，即从外向的汉唐文化转向内向的宋明文化。对这个转型，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给予了不同的诠释，美国宋史研究学者刘子健教授在他的《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一书中，对转型的诸多问题作了新的诠释。首先，关于两宋之际文化转型的性质。美国早期汉学家曾普遍把宋代中国成为“近代初期”，其根据是这一时期出现了欧洲近代前夜的一些特征，如大城市兴起、市民阶层形成、市民文化繁荣、手工业发展、贸易发达、纸币出现、文官制度成熟等。但作者不同意这样的看法，认为形同而实异，那些被描述为近代化的东西不仅没有导出近代化，而且新的意识形态——新儒家文化凝结为一种顽固的文化类型，成为后期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因此，宋代以后的中国文化只是在旧的基础上发生新变化，这本身又成为传统的一部分。

其次，关于两宋文化转型的根据。作者对两宋文化的转型不满足于仅作思想史、文化史的分析，而是从历史变化的层面寻找其根本原因。他认为，两宋文化转型的基本原因是专制权力的扩张与强化，而这种扩张和强化是通过君相关系的一系列变化来实现的。在北宋及以前，君主专制往往通过被称为股肱大臣的宰相团队来实现，但是，这种情形在南宋高宗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女真人的入侵面前，主降派首领秦桧把另一位宰相赵鼎搞下台，而使自己成为唯一的宰相，由他一人向高宗负责。这样，君主的权力空前膨胀，体制上不再有任何形式的约束。从此，知识分子意识到，政治必须从影响君主开始，其余皆为其次。所以，新儒家的泰斗朱熹对皇帝强调“格物”以“致知”，进而达到“正心”、“诚意”。既然君主绝对专制的局面已经形成，君主的道德观念、思想意识就决定一切，在这种情形下，为了实现治国、平天下，就只有让君主皈依儒家学说“内圣”的一面。这样，中国的文化逐步转向内向。

再次，关于两宋文化转型的影响。新儒学原本是少数知识分子挣扎和奋斗的产物，它经历了争论、被宣布为异端、最终上升为国家正统思想意识的过程。但是，从历史的发展来看，新儒家的胜利是一场得不偿失的胜利。由于新儒家从“外王”转向了“内圣”，造成了他们对现实的隔膜与生疏，“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成了他们的生存状态与真实写照。伴随着这种变化，在宋以后，宗法、贞节、孝道等观念大行其是，科举时文占据了士人的精神生活，这些导致中国政治文化长期处于稳定与停滞状态。也正因如此，起于明末清初的实学思潮成了一股文化解放思潮，在主流文化的压抑之下艰难地发展着，以致早期睁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都要上溯顾（炎武）、黄（宗羲）。

由于刘子健主要从历史的角度诠释两宋文化的转型，对发生这种转型的内在文化理路较少顾及，宋代民族矛盾导致文化的巨大顿挫也是构成文化转型的重要因素。北宋以儒治国，号称“半部《论语》治天下”，但北宋被异族逐出中原、皇帝被异族所掳、割地输银的惨酷现实不能不在儒士心理上发生巨大震撼，对所信奉的儒家文化作出深刻的反省，其结果走向内向。

这点与该书结合起来看，对两宋文化的转型就会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

刘子健认为不是专制政体而是新儒家提供的改变社会的方式——个人的道德修养构成两宋文化转型的根本原因的观点，改变了惯常的有关中国文化的叙事方式，其学术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本书为“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之一。 （王保顶）

《细说民国大文人:那些思想大师们》主要介绍了金岳霖、冯友兰、傅斯年、马寅初、李叔同、马一浮、熊十力、梁漱溟、蔡元培、胡适等民国时期著名的文学作家。思想卷单列十位思想者，涉百余位民国著名人物。笔者希冀用逸事的路径、轻盈的笔法、笔记的形式、尊仰的灵魂，来对其人其事进行梳理，重现三千年不遇之大变局下，那些唾珠咳玉、环佩锵鸣的大师们：他们的欢笑、挺拔，他们的雷鸣、呼啸，他们的自负、骄纵，他们的狂狷、怪癖，以及终归悲悯和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时代命运。他们是生逢其时的一代，又是生不逢时的一代，只祈愿风流终不被雨打风吹去，大浪淘沙后，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1793年英国使者马戛尔尼到访中国，这次出使在历史上最大的争论是：英国使者有没有向乾隆皇帝下跪磕头？…… 本书作者佩雷菲特从世界史的角度，将此次出使作为东方与西方的首次撞击来考察，于是，视野开阔了，可供思考的素材也就相应丰富起来。
在作者眼中，这次英国人的出使实质意味着当时的“天下唯一的文明国家 ”面对“世界最强大的国家”…… 本书以详实的史实，有趣的细节，精彩的笔致，揭示中西文明巨大差异和冲突。
二百年前，大英帝国从给乾隆祝寿为名向中国派出了马戛尔尼勋爵率领的庞大使团，英国此举意图同清政府谈判以改善两国的贸易，而中国方面由于文化背景与政治观念不同，认为英国里仰慕中华文明才遣使臣远涉重洋为皇上祝寿的，这场聋子之对话尚未开始就注定失败了。学术界争论已久的马戛尔尼觐见时是否下跪的问题并不单纯是一场礼仪之争，而是两种文明的撞击，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 法国作家阿兰·佩雷菲特先生就这一主题在1989年5月出版了《停滞的帝国》一书。该书一出版就进入畅销书行列，半年内就售出了20万册。

《中国人史纲》是柏杨在九年零二十六天的监狱岁月里“埋头整理中国历史”而成的一部皇皇巨著。说它是巨著，一是就篇幅而言，全书近八十万字，从盘古开天地的神话时代一直讲到二十世纪叶满清王朝末期最不堪的那段屈辱岁月；二是就影响力来说，《史纲》自出版以来，一直是广大读者了解中国通史的首选书籍；还有第三，那就是《史纲》的成就代表了作家写史的一种高度，在将历史写得精彩好看又不乏深刻洞察力方面，柏杨做出了杰出的成就。
《中国人史纲》的写作特点包括洒脱自在、游刃有余的表述。对历史事件和人物持有鲜明的态度。每章最后的“东西方世界”一节，别具匠心和视野。特有的以世纪分章和以问题分节，不以帝王年号而以普遍的公历算法来纪年，和将一个世纪分成十个年代来分别表示，等等做法，都使得全书脉络清晰，重点主题一目了然，大大地方便了阅读。

作者不偱惯例，不以王朝起讫为统一的始终，不以定论成说为立论的依据，反观纷扰的昔日天下，立足真实的历史疆域，用凝练的笔触，厘清统一与分裂的长度，诠释统一与分裂的标准，穿透千年的时空隧道，追寻中国历史的分分合合。

《往事和近事》的主要内容包括：序；中国历史疆域的再现；炎黄子孙之我见；长城的价值；天堑何曾限南北；古来北京知多少；天涯何处罗马城；永恒的矛盾：追求与现实之间；汉魏故事：禅让的真相；江陵焚书一千四百四十周年祭；乱世的两难选择：冯道其人其事；十一世纪初的天书封禅运动；重读《明史·海瑞传》；要是世界上只有中文；世界上不止有中文；悠悠长水；“开风气者”与“为师者”；浩劫中的忘我追求；长水琐忆；最忆康桥风雪时；科举、考试与人才等等。

《世界文明史》是世界著名哲学家、文化史专家威尔·杜兰特历时四十余年写就的旷世巨著，是举世公认的传世经典，作者因此荣获1968年美国普利策奖和1977年自由勋章奖。这套书总共11卷，记载了人类发展史上的种种文明成果。涵盖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宗教、文化、哲学、历史、教育、艺术，音乐等诸领域，极具可读性。
作者对于“世界的”“历史的”这样的宏大叙事选择了从思想的角度切入，用文明的线索贯穿。奥斯卡·王尔德说：“任何人都能创造历史，却很少有人能记录历史。”杜兰特这两样都做到了。他所有的作品都是为了体现文明的发展对人类进步的推动这一主旨。因此，《世界文明史》绝对不是有关历史的时间、人物、事件的一种堆积。杜兰特以文明的流变作为考察历史的方式，向我们描绘了一幅横跨诸多世纪的波澜壮阔的文化图景，而历史也就在这样的举重若轻中赫然呈现。杜兰特用他那简练而富有诗意的文字讲述了一个事实：许多往昔的文明留下来的财富是人类的珍贵遗产，是历史进程中最闪亮的主线。
杜威说，这是一套很有用的书。季羡林说，这是一套把无羁的热情和横溢的才华完美结合在一起的文化史的不朽巨著。
本书为该系列之《文艺复兴》分册。

知道了，是皇帝批閱大臣奏摺的常用語，意思是說，所奏之事「朕」知道了。本展覽手冊，是以康熙皇帝御筆書寫滿、漢文「知道了」為標題，目的在介紹清朝皇帝是如何利用「奏摺」知曉天下訊息，又如何利用「硃批」運籌帷幄，治理天下。

本书初版于1923年9月，是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中国通史。虽是一部学术性的专著但预设的读者对象却是青年学生，史识丰富，笔调流畅，数年内不断重印再版，是二三十年代发行量最大的一部中国通史。《白话本国史》的史分期最有特色：周以前上古史，秦朝统一到唐朝全盛为中古史，从唐朝安史之乱至南宋为近古史，元朝至朝中叶为近世史，西力东渐以后为最近世史。作者认为：春秋战国“是三代以前和秦汉以后社会的一个大界限”，而西力东渐是传统社会与现代历史的另一个大界限，其间的历史，只是承平—致乱—再复承平的不断重演，而无本质上的变化。但就政治形势和民族关系而论，汉唐和宋元明清又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唐中期安史之乱可以作为中古史和近古史的一大界限。这种从史实出发、突出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大关节目的历史分期，更为平实中肯、接近史实。
《白话本国史》规模宏大、视野开阔。与现今各类通史专著总是先政治、经济，后文化、外交的叙述顺序不同，吕先生的叙事往往都是有横向态势的展开，由大到小，由远至近，将所叙述的事件置于一个宽阔的时空范围，高屋建瓴，四方周赡，以获“通方之见”。该书除了叙述历代的政治制度、经济组织、宗教文化、社会情形之外，尤其关注与中国历史关系密切的东南洋、中西亚各国、各民族的历史，诸如“近代的蒙回藏”、“近代的西南诸族”、“近代的后印度半岛”、“中西交涉的初期”、“藩属的丧失”、“俄蒙英藏的交涉”等内容，都有专门的章节加以叙述。这些与现代中国休戚相关的问题，多为后来通史著作所缺失。书中包含的大量的知识原点，许多涉及历史、地理、语法、训诂、辨伪等方面的知识，都是工具书里不易查到的。而开列的参考阅读书目，为进一步的学习、研讨指示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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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典範的故事──為我們所景仰，由我們所繼承
＊淬鍊的故事──從不曾忘記的台灣歷史
＊堅韌的故事──大家引以為榮的台灣經驗
這是馬英九的第一本「本土論述」，具體闡明這塊土地的原鄉精神。他選擇以說故事的方式，用三個主軸──「典範」「淬鍊」「堅韌」──呈現真實的台灣。
擔任公職二十餘年，馬英九於二○○七年二月因台北市長任內特別費案遭起訴，辭了國民黨主席，之後他選擇與人民「作伙」繼續向前行。他以「族群團結」「民主」「理性」「人權」等思考重點，從過去為台灣犧牲奉獻的先烈先賢們的歷史裡，理出一條傳承之路。
踏上這條傳承之路，馬英九要以「全球思考，在地行動」，發展「以台灣為主，對人民有利」的作為，期待為台灣政治注入一股安定、發展的動力。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中下)(精装)全书分上中下三册。1987年，为纪念「七七」全面抗战爆发五十周年，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史料编辑部、研究室和《民国档案》杂志编辑部合作编辑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专题档案资料。其主要内容有：（一）国民政府的对日作战方针与计画部署；（二）战略防御阶段的主要战役的战况；（三）战略相持阶段的主要战役的战况。但因当时时间紧迫，只辑录了正面战场中中国陆军抗战的有关史料，对中国海军和空军参加抗战的作战史料，未予收录。有鉴于此，在纪念抗战全面胜利六十周年之际，补充了中国军队海军抗战史料，其主要内容有：海军抗战部分，包括封锁江阴要塞、粤海军抗战纪实、长江布雷作战、中国海军抗战纪实等及空军抗战部分，包括空军抗战概要，中苏、中美空军联合抗日经过，空军常德、中原、长沙、衡阳、桂柳、湘西等会战经过等。

《利维坦空气泵:霍布斯、玻意耳与实验生活》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经典之作，作者回到十七世纪的英格兰，从知识生产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情境出发，重新考察了传统科学史认为已成定论的“实验科学的诞生过程”，揭开了玻意耳－霍布斯之争的历史黑箱。《利维坦空气泵:霍布斯、玻意耳与实验生活》对科学史和政治史兼具启发意义，“利维坦”与“空气泵”的并列出现暗示着如下主张：消除真空，就是避免内战；解决了知识秩序的问题，也就是解决了社会秩序的问题。

《历史法学派的基本思想(1814-1840年)》内容为：本着取法人际或取法自然的理念，当代德国法学名著译事拟系统全面地翻译当代德国法学具有代表性的学术成果。因为德国法不仅为可取之一方法律，而且还与当代中国法制有着特殊的关联。事实上，当代中国内地与台湾地区的法制是基于清末民初之际的法律改制发展而来。当时采纳了欧洲大陆法系法制模式，而其中又以汲取德国法律，特别是民法、刑法居多。不仅如此，20世纪以来中国法制和法学的发展还颇受德国法制和法学的影响，现今中国法制和法学的不少思路实际都与后者有关联。因而，中国法制建设和法学进步自然更容易从德国法制与法学中获得启发。此外，由于近代德国历史法学派和学说汇纂学派对罗马法和罗马普通法的系统研究与整理，近现代德国法学形成并获得了其本身独有的特色，其丰富成熟的法律理论与教条，恰恰是目前乃至21世纪我国法学与法制建设所迫切需要的。

辛亥：一盘很大的棋
2011年，辛亥百年冲击波，海峡两岸盛典迎接，要下一盘很大的棋。新年1月开始，超千万人气教授张鸣首发力作《辛亥：摇晃的中国》，聚焦大清王朝最后岁月、民国肇造第一篇章，领衔角色有袁世凯、冯国璋、黎元洪、张宗昌、谭延闿、汪精卫、张彪、吴禄贞、荫昌、瑞澂、良弼、载穆、端方，等等，好似一部从晚清到民国的百年动作大片。研究这一类历史人物，本书以了解之同情的态度认为，制造过量的英雄，结局是没有英雄。
《辛亥》：一部揭开百年真相的国史读本
正如今天维基解密和阿桑奇的背后故事，真相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辛亥：摇晃的中国》潜心研读原始资料和真实案例，开门见山解析武昌起义真相，为什么能成功于一次偶然的事件，当初这个看似必败的起义局面，何以居然使得中华帝制大停摆？追寻历史的真相，永远是这么重要。人说右派文笔喜欢说真话，说经过思考的真话。细看辛亥革命全景图，晚清民国大变局，历史成败关键也许只有1%，今天读懂辛亥你会明白100%。
辛亥：一段精彩不输三国的历史
百年中国，回望辛亥——农民：不许革命；学生：学堂不能碰；女人：战争不让女性走开；帮会：赶个革命的热闹；陕西：一省六都督的故事；山东：艺人活演“打登州”；浙江：咱们商人有力量；江西：假印章、破机枪和大都督；湖南：白条儿封官记……去脸谱化的历史，检讨国民复杂人性；讲细节性的故事，重寻百年变局源头。革命者、立宪派、保皇党、投机客，虚虚实实，停停涨涨，教科书上呆板的人被这些琐碎撑起来，就有血有肉，活了。
《辛亥》：一本书读懂尚武中国
清末时髦之一，就是提倡尚武精神，号召士人弃文从武。人们到了日本，寻找日本强大的原因，说是西方乃至日本之所以强大，就是因为有这尚武精神。《辛亥：摇晃的中国》独家奉献1911年日本绘制的武昌起义地图，特别附录理解晚清民国的二十个关键词，首义、情势、会党、尚武、军国、留日、八旗、殉节、商团、学堂、辫子、旗帜、暗杀、炸弹、报禁、新军、国会、选举、军费、税金，读懂这些微博摘录，要比说一句万恶的旧社会管用得多。
一场低烈度的革命，一个大变局的中国。
1911年，岁在辛亥，10月10日夜的零星枪响，将一个疲态尽露的老大帝国摇晃得如泰山之崩。武昌发生的那些事，是一场意外，意外里的意外。这场意外，毁了一个王朝，像扳道岔一样，把古老的中国，扳到了另一个轨道上。在中国，第一次出现了没有君王的政治，在亚洲，第一次有了参众两院的民主共和国。
百年激荡，回望辛亥。大革命，过场的都是大角色，一大堆左右了历史的灿烂群星。都督的样儿，党人的棒儿，名士的案儿，侠客的范儿，八旗的枪儿，新军的弹儿，帮会的堂儿，暗杀团的胆儿……生旦净末丑，神仙老虎狗，发挥得好与孬，都在改变着历史。其中惆怅低徊与一拍三叹，直追三国与先秦。
本书化繁为简，以老辣笔法，全景勾勒晚清民国大班底，追踪这场中国内部的革命，呈现革命的创世记与诸神谱，讲述对我们有特殊价值的一种重要真相。尚武中国，丛林之争，枪杆与笔杆，暗杀与炸弹，造反与经济，革命与保皇，立宪与新政，科举与学堂，里里外外，再现原态。
真相，总在历史最深处。

“她”字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所发明的一个影响深远的女性新代词。它的诞生、早期书写实践和社会认同的过程，蕴涵着丰富多彩、生动曲折的历史内容。揭示这一过程，对于认知汉语的现代变革、新文艺的起源、女性意识的强化与渗透，以及中外文化交流互动的意义等，都具有独特的历史价值。
《“她”字的文化史》是作者长期研究近代中国新名词的一个典型个案，很是系统完整。其所发掘出的材料让人感到惊奇。全书为“她”字作“传”，构思新颖，讨论深入，图文并茂，集历史叙事、史实考辨、分析评论于一体，融语言、文学、性别、观念和跨文化交流的多维视野于一字，是对反对“她”字的史学大师陈寅恪“凡解释一字，即是做一部文化史”理念的自觉实践。

大概距今約一百年張之洞作《勤學篇》，內中提及「圖救時者言新學，慮害道者守舊學。舊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這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理論上的根據。

一百年後我們的食衣住行，對人態度、社會習慣，以及日用辭彙，都與晚清末年有了至大的差別，看來接受西方經驗多，全部因襲於傳統的有限。這並非我提倡應當如此；而是實際的發展確已如此。

況且我們所引用的「體」與「用」也與前人所敘不同。在我看來，體是組織結構，對一個國家來講，包括政府行政系統，及於修憲與選舉，軍備與預算等。就此看來，今日也仍是受西方的影響大，保留舊有的習慣少。即是今日之懸國旗唱國歌，參加國際會議與競技比賽，都與體制有關，也都與西方習慣銜合。惟獨「用」乃是精神與效能的發揮，反可以保持中國人的習慣與長處，做到張之洞所謂「知本」。

一百年前若有人預知今日中國效法西方之程度，必定會蹙首長嘆。這也是標榜「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所作界限之用心。殊不知我們所謂「西學」，大概不過現代的思想與技術，絕大部分只在近五百年內發源於西方。即是西方每一個國家從「朝代國家」改造而為「民族國家」的過程中，亦即從中世紀社會進展到現代社會的過程中，也都要經過一段折磨，也都曾在棄舊從新的過程中感受到體與用間的徬徨。既然如此，我們早已經無庸為著「華夷之分」而躊躇。今天父母送孩子上學，也必叮嚀他們注重外交，接受西方的自然科學不算，還要在政治學、經濟學、心理學諸方面迎合西方的新思潮。

《剑桥中国明代史(1368-1644年)》(上卷)是《剑桥中国史》第7卷的中译本。由国外研究明代历史的专家执笔，吸取了中国、日本和西方的研究成果，也对一些问题进行了创造性的探索。主要论述明代的政治史，结合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进行分析。《剑桥中国史》的第8卷则对明代的制度、国际关系，以及社会和经济史、思想史、思想和宗教史进行详细的论述。 20多年前最初规划《剑桥中国史》时，当然计划从中国历史最早的时期开始。但是，出版这套丛书是在多年以前提出的，在此期间，由于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并从70年代早期以来不断增强势头的大量考古发现，我们关于中国史前史和公元前一千年间的大部分年代的知识都已发生变化。这种源源不断的新资料一再改变了我们对早期历史的看法，而且还没有对这种新证据和传统书面记载得出任何普遍认可的综合。尽管一再试图筹划并出版概括叙述我们对早期中国的认识现状的一卷或几卷，但到目前为止已经证明不可能这样做。对所有这些新发现从事有希望具有持久价值的综合，很可能还要10年才能证明是切实可行的。因此，我们勉强从最早的两个帝国政权，即秦和汉的政权的建立开始《剑桥中国史》的叙述。我们知道，这留下至少一千年有记载的历史要在别处、别的时间予以处理。我们同样知道这样的事实，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事件和发展为我们将要叙述的中国社会及其思想和制度奠定了基础。秦和汉的制度、文学和艺术的发展状况、社会形态以及思想和信仰的体系牢牢扎根于过去，对更早的历史没有相当认识，是不能通晓的。既然现代的世界越来越相互地联系在一起，历史地认识它已经变得更加必要，历史学家的工作也已变得更加复杂。在原始资料激增和知识增加时，论据和理论也相互影响。尽管单单总结已知的东西也成了令人望而生畏的工作，但认识的事实基础对于历史的思考却越来越重要。 近来，西方学者更加充分地利用了中国和日本丰富的有关历史的传统学术，不但大大地促进了我们对过去事件和制度的明细的了解，而且还大大地促进了我们对传统历史编纂学的批判性的认识。此外，当前一代西方的中国史学者在继续依靠正在迅速发展的欧洲、日本和中国的研究的扎实基础的同时，还能利用近代西方有关历史的学术的新观点、新方法以及社会科学新近的研究成果。新近的有关历史的事件，在使许多较旧的看法成为疑问的同时，又突出了一些新问题。在这众多方面的影响下，西方在中国研究方面的剧烈变革正在不断增强势头。 1966年最初规划《剑桥中国史》时，目的是为西方的历史读者提供一部规范的有价值的著作：由于当时的知识状况，定为6卷。从那时起，公认的研究成果的涌现、新方法的应用以及学术向新领域的扩展，已经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史的研究。这一发展为以下的事实所表明：《剑桥中国史》现在已经变为计划出15卷，但还必须舍弃诸如艺术史和文学史等题目、经济和工艺的许多方面以及地方史的所有丰富材料。 近10年来我们对中国过去的认识的显著进展将会继续和加快。西方历史学家对这一重要而复杂的学科所作的努力证明是得当的，因为他们自己的人民需要更多更深地了解中国。中国的历史属于全人类，不但由于正当而且必要，还由于它是一门使人发生兴趣的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