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的英文原版初版于1974年。作者以明实录、明人奏疏笔记、明代地方志等史料为基础，充分吸收了中国大陆、台湾以及欧美、日本的研究成果，对十六世纪中国明代的财政与税收进行了详尽的分析，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黄仁宇是对明代财政政策作出全面说明的第一人，对许多新发现的细节性材料进行了全面的历史性透视。

1894年清日的战争，清朝用干支纪年的甲午年命名“甲午战争”；日本命名“明治二十七八年战役”；欧美命名“First Sino-Japanese War”。 依据国际上对战争命名的惯例，明确作战当事国的主宾关系，本书题为“清日战争”。清日战争已过百年，在中国人内心深处留下了伤痛和耻辱。从那个时代开始， 外来侵略接踵而至，在中国近代史上，当西方文明和明治维新与古旧的清朝体制发生猛烈碰撞时，战争的失败也催生了中国新的历史纪元。
作者将从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国立公文书馆、外务省外交史料馆、防卫省防卫研究所等处馆藏历史文献中收集了大量华语史学界难得一见的史料和大量弥足珍贵的图片，爬梳整理，按战争经过、战争背景、战争、战时、战地各种局部、战争影响、大事记、图记、表记等编纂出一部崭新巨著。书中对甲午战争历史的深层挖掘和剖析，力图站在中间立场分析战争的胜败得失，有助于读者更多地认识战争的背景，客观思考战争胜负的原因，及对中国社会的深远影响。
本书各部分均采用清日两国对比手法写作，全面对比双方的军、政、经、民等各方面因素，清晰直观，一目了然。较之以往单纯纪事或编年手法的突破，有利于对清日两国之间战斗力等军事能力现状的了解。

《建国方略》是中国近百年来野心最大的一本书、《建国方略》由辛亥革命遗产，杨天石、杨奎松、傅国涌、谢泳联袂推荐。

这是第一部用西方语言写成、对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文学家和知识分子柳宗元（773—819）进行全面研究的著作。它探究了柳宗元的重要的生活经历和主要作品，涉及的方面包括：他的家庭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他和中唐的“古文运动”和新经学的关系，他的社会评论和政治评论，他对儒教学说的一些观点，他关于个人领域的感触和思考等等。
但本书中的研究超出了这位重要的思想家的“生活和创作“的范图。作者着重强调了柳宗元的思想和中唐思想变迁之间的联系，以此为主，作者提供了对唐宋思想演变根源的一种新的解读。传统观念认为，韩愈(768—824)和柳宗元领导的中唐儒学复兴是宋代新儒学之发端。通过对比柳宗元和其他主要儒学思想家的观念，陈弱水先生修正了这一观点。他提出；中唐的儒学运动主要是儒学旧有形式的复兴，柳宗元的思想有力地表达了这种倾向。但是这场复兴运动中出现了一些新的元素，尤其是韩愈及其追随者秉持的观点，最终促成了宋代新儒学形而上学和道德哲学的萌发。

本书分为五卷，分别从中国古代的科技、文学、宗教、哲学、教育、外交等几个领域，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一一进行了阐述，这些题目是作者的原创性研究成果，书中所引用的材料完全取自中文典籍。让中国沟通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实现中西文化全方位的交融，这是作者撰写此书的目的。
在第一卷论述中国的古代技术和科学的章节里，尊崇孔孟之道的丁韪良告诉世界，中国的孟子早在公元前400年就已经提出了进化论。这一卷还论述了中国人的“四大发明”、中国人的炼丹术对西方化学工业的影响。
第二卷论述了中国文学的发展渊源，详细介绍了李白等重要文学家。
在第三卷中常常使用对比的手法，阐述中国的儒、道、佛三教，以及中国人的祭祖行为。
第四卷论述了中国的教育，着重介绍了他所青睐的中国科举考试制度，并指出：西方世界若能采用这一制度来选拔人才，必将取得巨大的成就。
在本书的第五卷，作者对中国的历史和史官、国际关系和外交等议题进行论述。值得注意的是，丁韪良是第一个将国际法——《万国公法》译成中文，并由清政府拨专款付印出版的人。

本书故事时间，从王阳明出生的明成化六年（1472）至章学诚去世的1801年，凡二百余年，跨越明中叶－晚明、清初－清中叶这三个阶段的社会历史时期。本书选择了王阳明、黄宗羲、张苍水、全祖望、章学诚等人物为个案，试图从时代和个人生活的铺陈中，呈现出16至18世纪江南文人思想、学术的嬗变轨迹和各自的精神肖像。 在本书中，读者可以看到一代代江南文人之间精神与思想的传承，也会看到他们或以身殉道，或在书籍与学术中销磨终生，或在现实世界的失败中寄情于感官世界的声色，或在人生的中途低徊于内心世界的成长与衰败，无一不在道德与人性的冲突与纠缠中扮演各自的角色。

Why did modern states and economies develop first in the peripheral and late-coming culture of Europe? This historical puzzle looms behind every study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is analytical and comparative work Eric Jones sees the economic condition forming where natural environments and political systems meet: Europe's economic rise is explained as a favoured interaction between them, contrasting with the frustrating pattern of their interplay in the Ottoman empire, India and China. For the third edition Professor Jones has added a new Preface and Afterword.

《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以从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约半个多世纪的中国为主要舞台，以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思想轨迹和精神世界为主要课题。在这半个多世纪中，中国的对外关系由朝贡体制转换为条约体制，而且面临着被瓜分的威胁。同时，这一时期也是中国的政治体制从王朝体制到共和体制转换的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的政治变动和社会变动，其规模之深广是不难想象的。生活在这种激荡的旋涡中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是如何认识所处环境的变化以及他们想使中国如何变化，是《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所要解决的主题。《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以凝练的笔法、独特的视角，分别从“万国公法观的变化”、“法国革命观的变化”、“体制选择”这些不同的角度，来分析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世界认识的转换过程，以及他们各具特色的心路历程。

科学文化普及等方面的优秀著作。这些著作，对我国百余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积极的影响，至今仍具有重要价值，是中国读者必读、必备的经典性、工具性名著。大凡名著，均是每一时代震撼智慧的学论、启迪民智的典籍、打动心灵的作品，是时代和民族文化的瑰宝，均应功在当时、利在千秋、传之久远。“中国文库”收集百余年来的名著分类出版，便是以新世纪的历史视野和现实视角，对20世纪出版业绩的宏观回顾，对未来出版事业的积极开拓，为中国先进文化的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贡献。
大凡名著，总是生命不老，且历久弥新、常温常新的好书。中国人有“万卷藏书宜子弟”的优良传统，更有当前建设学习型社会的时代要求，中华大地读书热潮空前高涨。“中国文库”选辑名著奉献广大读者，便是以新世纪出版人的社会责任心和历史使命感，帮助更多读者坐拥百城，与睿智的专家学者对话，以此获得丰富学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中在中国的千年帝制时代，清高宗弘历可谓是空前绝后的一人，然而在乾隆盛世达到登峰造极的时候，整个大清的政治与社会生活却被一股名为“叫魂”的妖术搅得天昏地暗。在1768年从春天到秋天的那几个月里，这股妖风冲击到了半个中国，百姓为之人心惶惶，官员为之疲于奔命，皇帝为之寝食不宁。在讲述叫魂故事的过程中，《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重在讨论这背后的历史意蕴。叫魂故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传统中国政治和中国社会的一些基本问题。

本书主要由“琴棋书画”图：雅与俗的交汇和分流、马和之诗经图、从《闸口盘车图》到《山溪水磨图》、物中看画、山水有情、物恋等文章集成。人各有所长，人各有所短，诚如作者所说，她自己“无论读诗还是读画，我都缺乏敏锐的文学艺术感受力，也完全没有理论的指导，所关注的只是诗中与画中的‘物’。缺乏者，自然是‘短’；关注者，勉强可以算作‘长’罢。”这本书，不啻为作者自己所短与所长的自白。

“江南”在哪里？不同时期指不同的地域。而在明末清初鼎革之际，“江南”有着特殊的涵义，地理上是指相邻的经济上最富庶的地区，即苏、松、常、镇、杭、嘉、湖七府之地，而文化意义上，在文人心目中更像是一幅色泽不变的心灵地图，是汉文化的核心区域。南明小王朝就在这个地域与大清对峙。满清入主中国，并建立起自己的统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这个核心文化区域的成功改造和治理。本书探研了清朝“正统观”建立的复杂背景和内容，考察了江南士人在与清朝君主争夺“道统”拥有全的过程中，如何从“道统”的拥有者，最终成为“大一统”的协从者。

本书是关于中国清代与民国期间的法律与司法实践的研究专著。全书共三部分：导论；第一部，从清代法律到国民党法律；第二部，清代与国民党民事法律制度的比较。其中，第一部分为三章，介绍国民党民事法律的产生到成形过程，第二部分为七章，从典、田面权、债、赡养、婚姻等几个方面对清代与国民党民事法律制度进行了比较，最后的第十一章是结论。本书有两条线索：一是回答从清代到1949年，中国民事法律制度经历了怎样的变与不变；二是通过对清代与民国时期司法实践的考察，否定了“好人不见官”的传统看法，明确指出在此期间多数老百姓是使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并且多数县令、法官也是依法行事。

近百年来中国虽然在法律理论和条文层面上缺失主体意志，但在法律实践层面上，却一直显示了相当程度的主体性，今天可以明确并认可这种抉择，而不要陷于完全盲从西方现代主义霸权话语的心态之中。本书提倡实践历史的研究方法的目的，正是为了摆脱那种心态，是为了确立本书所涉及的法律实践所体现的传统法律的现实性以及立法精神上的主体性，由此来探寻中国自己的现代法律。

《中国现代小说史》是一部有相当影响、也是有相当争议的中国现代小说研究的学术著作，可以说，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以还的治中国现代文学的专家、学者几乎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过这部著作的影响。当然，由于该书作者系美籍华人，长期在美国工作，其理论立场、观点、思想倾向和我们不尽相同，因而该书的观念和批评标准也与我们不同。为了繁荣学术研究，扩大学术交流，出版一些不同思想、不同观点、不同倾向的学术论著是很有意义的。

《白崇禧将军身影集》，白崇禧之子、著名作家白先勇为父亲编著的最重要一部著作。共分两卷，上卷《父亲与民国》（1893—1949），下卷《台湾岁月》（1949—1966）。
全书以白崇禧戎马生涯为主线，涵盖北伐、蒋桂战争、建设广西、抗日、国共内战、二二八事件后赴台宣慰……记录从1927年至1949年白崇禧前半生的军政活动，大起大落，澄清白崇禧与蒋介石、李宗仁等人分分合合的历史误区，以及1949年后在台湾十七年的交游、信仰、弈棋、狩猎等暮年活动，淡泊自适，表露白崇禧作为儿子、丈夫、父亲的生活点滴。
精选珍贵照片五百余幅，记录诸多历史关键时刻。其中，白崇禧作为历史上华南领兵攻入北京的第一人、最后完成北伐大业的一组影像，更是弥足珍贵。
上卷看点——关系北伐成败的龙潭之役，直鲁军残败之后的奉军易帜，未被采纳的建议西北国防电文，最不应该发生的蒋桂战争，声名大噪的“三自三寓”政策和“三民主义模范省”，给予日军“近代史上最惨烈之挫败”的台儿庄大捷，“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的抗日最高战略，中日战史上最惨烈的攻坚之战昆仑关大捷，抱憾终身的东北四平街会战，渡江战前促请蒋介石下野的《亥敬》与《亥全》电报，等等。
下卷看点——台湾岁月，包括二二八事件后衔命赴台宣慰，与本地族群的交流；作为协会理事长，鼓励回教改革要受现代教育；嗜好围棋，资助林海峰成就“世界棋王”¬¬；喜爱狩猎，与“理论狩猎者”叶公超惺惺相惜；受情治人员长期监控，跟胡适、宋子文、“飞虎将军”陈纳德、邵氏老牌明星洪波等人交游。家族亲情，讲述马太夫人九十大寿，父亲母亲患难相敬，母亲是家中擎天一柱，还有大姐先智、二姐先慧、三姐先明、大哥先道、二哥先德、三哥先诚、四哥先忠、六弟先刚、七弟先敬以及先勇，十个兄弟姐妹的照片故事。

“我们今天生活的方式中有某种根本性的谬误。”托尼·朱特在本书中揭示了我们如何陷入这种危险境地，指引我们直面社会弊病，并为所在的世界承担责任。朱特重新激活了我们的政治对话，使我们可以想象一种新的统治方式和更好的生活。
这部精练的作品凝结了托尼·朱特一生的思索，将他对历史和现在的洞悉嘱托给后世。
我们知道各种东西的价钱是多少，但对它们的价值几何却一无所知。我们不再质疑一项司法判决或立法行为：它善吗？公平吗？正确吗？它会带来一个更好的社会或更好的世界吗？这些问题曾经是根本的政治问题，尽管它们不能轻易回答。我们必须再次学习提出这些问题。
作为一个自由社会的公民，我们 有责任批判性地看待我们的世界。但是，如果我们认为我们知道错在哪里，那么，我们必须根据这个知识行动起来。众所周知，哲学家迄今为止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关键是改变世界。
——托尼·朱特

《殷海光‧夏君璐書信錄》這本書，既是純真深刻的愛情書寫，亦是兩個人相互扶持的真情紀錄。當然，由於殷海光的歷史身分及其時代背景，它更是珍貴的「私文書」一手史料。
《殷海光‧夏君璐書信錄》共收錄了殷、夏之間的信函共二百二十二封，依時序排列，最早一封是1946年1月2日，最晚一封是1955年6月8日。本書夏君璐的〈序言〉，交待了兩人相識及十年通信的背景，這篇文章平實而動人，是讀者必須要先讀的部分。夏君璐曾在1955年時，對兩人的通信如此形容：看看我倆的信，從重慶到武昌，到鄉下，到南京，到湘潭，到廣州到臺灣，簡直可以代表中國現十幾年的變亂。
確實是如此，在那個戰亂不停、動蕩不斷的時代，殷、夏兩人能長久維持通信，本身就是件不容易的事：有時通信的地點沒有「門牌和街名」；有時沒錢買郵票，信封起來後再拆開；有時寄一封信竟要超過「一百萬圓」。兩人往來的信函，歷經戰亂，由大陸而臺灣；殷海光去世後，這批信函又隨夏君璐到美國，並歷經搬家15次，得以保留至今並結集成為《殷海光‧夏君璐書信錄》，收入臺大版《殷海光全集》第十八冊。這是多麼難能可貴的一件事。
在那個不平靜的時代，或許每一對情人的愛情故事，都有其曲折動人之處，也可能留下了紙片隻字。但這一本《殷海光‧夏君璐書信錄》不一樣。不一樣的地方有兩個：第一、本書出版前，殷海光與夏君璐之間的信函，公布的非常少。本書收錄的信函，絕大部分都是第一次呈現在讀者眼前。內容上，僅由編錄者殷文麗刪節了小部分，其他都以原貌呈現。第二、殷海光後來成為著名的「自由主義者」，但研究殷先生的人總因沒有足夠資料對他在大陸時期的思想、生活面貌不甚了了，亦無法探知他「反公權力」鐵漢形象背後那柔情的一面。本書的出版，彌補長久以來這兩方面的不足。讀者可由本書中看到殷海光非常少見的手繪圖；看到殷海光可寫出極感性的浪漫語句；看到殷海光因在「第一號偉人」面前毫無「示弱」，而自豪之心境；知道殷海光在共軍南下時，要「參加游擊隊」，和共產黨周旋到底。此外，殷海光早在大陸時期就已寫文章惹禍，他所寫的〈趕快收拾人心〉那篇文章，使「天下大悅」卻因「處處指摘蔣某，龍顏大怒」（此篇文章收入臺大出版中心即將出版的《政治與社會‧上》一書中）。
本書信函內容，大致可分為三個時期：一是大陸時期，1946年至1948年底。第二是臺灣時期，自1949年初殷海光來臺後到1953年10月兩人結婚止。第三個時期，因殷海光到美國哈佛大學訪問，兩人乃重新通信，時間是1955年的1月至6月。三個時期的客觀環境不同，因此讀者閱讀這三個時期的信函時，會發現各有各的起伏，各有各的況味。
本書也收錄了多幅珍貴照片與信件的手稿圖，絕大多數的照片第一次公諸於世。其中，本書結尾處的那張照片，將兩人拍得頗為傳神，與信函文字風格相對應，別有意思。
率真之筆，終能寫出至真之情。不論是哪時期的信函，不論是兩位作者文字風格有何不同，然而貫穿本書且自始而終不變的是：殷、夏兩人長相斯廝守的信念與承諾。這個信念與承諾，一如殷海光與夏君璐都很喜歡的一段話：
人間最高的約法就是愛。人間沒有了愛，什麼約法都歸於無用。可不是嗎？許多的約法最多的空間，就是最不適於生存的地方。人間有了愛，什麼約法都用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