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作者曾担任BBC驻印度的记者超过25年，对印度的了解及其深刻。这本书是一则游记，也是一篇报道，旨在向读者展现印度社会的突出问题，试图找到印度发展缓慢的原因。报道内容包罗万象：从印度教的极端主义到童工，苏菲派的神秘主义到水资源的匮乏，贪污腐败的官僚体制到喀什米尔的政教危机。作者带着深厚的人道主义，以刺激而幽默的态度，对近代印度进行了全方位的描写。

終於有一本書，把各種複雜網路背後的驚人原理，用流暢而簡單的文字解釋出來！你是否很想知道，教宗與你中間需要經過多少人的連結？為什麼美國聯邦準備銀行打個噴嚏，全球經濟就會跟著感冒？請來讀這本書。
布侃南在書裡清楚解釋了「小世界」理論，這個理論正是我們身邊各種有形無形網路的根基。
──卡斯提（J. L. Casti），聖塔菲研究院

编辑推荐：自从那位喜欢说大话的威尼斯商人在热那亚监狱里口述了一本游记，700年间西方探险家、传教士、商人、水手、政客、学者，形形色色的人写过各种各样的关于中国的报道。有写实，有虚构；有不着边际的赞美，也有不怀好意的污蔑。有这难以计数的“中国著述”中，真正有影响的，不过那么几本。美国作家亚瑟·亨·史密斯所著的本书就是其中之一。作为美国排行榜的畅销书，本书从作者理解中的中国人的性格入手，真实的、全面的

《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公元990-1992）》是对在近千年里欧洲国家的演化的一个即时的解读和诠释。作者研究的中心问题是关于自从公元990年以来在欧洲流行的国家类型方面的巨大差异。

蒂利教授展示了权力的运用者和资本的操纵者之间相互作用如何导致三种国家的形成，其中每一种都在欧洲流行了很长时期--收取贡赋的帝国、分裂主权的体系和民族国家。他认为，把欧洲国家的发展设想为一种简单的非线性的过程是站不住脚的，而且国家本身之间的关系在它们的形成和演化中是一个重大因素。本书的最后部分接着把这些洞见运用于1945年以来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历史中。

自序
长期以来，政治被视为精英们的事情，困为它从来都是与权力、统治和管理这些公共领域的上层活动联系在一起的。著名政治学家加塔诺·莫斯卡在《统治阶级》一书中就明确指出：“在所有的社会中，都会出现两个阶级：一个是统治阶级，一个是被统治阶级。前一个阶级垄断权力并且享受权力带来的利益。而另一个阶级，也就是人数更多的阶级，被第一个阶级以多少是合法的、又多少是专断和粗暴的方式所领导和控制。被统治阶级至少在表面上要供应给第一个阶级物质生活资料和维持政治组织必需的资金。”这个由精英构成的统治阶级被看成是政治的主体，因此是“政治阶级”，而被统治的底层大众只是政治的承受者，底层无政治--这种精英主义政治观一直影响着人们对当今世界政治领域的分析和判断，也主宰着政治学的研究取向和研究视角。事实上，在精英政治之外，社会底层的政治主张和行为不仅存在，而且对社会政治过程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如果说，精英政治是与国家政权相联系的，并通过有组织力量的国家政治而经常表现为制度或秩序，表现为强制性的手段，以及精英们无论是否掌握了国家权力，都试图塑造自己的合法性并使之意识形态化，那么，底层政治则更多的是底层民众的自发行为，其行为方式也许是隐性的、自发而零散的。“它们几乎不需要协调和计划，它们通常表现为一种个体的自助形式，避免直接地、象征性地与官方或精英制定的规范相对抗。”底层政治的另一个特点是它具有反应性或应对性，它是对现实生活中的困苦或不满寻找解释的方式和解决的路径。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利益诉求都可以成为底层民众进行抗争的诱因。因为，“如果遭受压迫就足够引发民众抗争的话，那这个世界就会到处都是民众的抗争。就东南亚的经验而言，下列情形之一可能会发生：一种情况是，当农民被压迫到饿死的边缘，被迫背井离乡。比方每年都从农民的口粮里多拿走一杯大米，年复一年。也许很长一段时间，他们的生活都没有受到明显影响，但最终会达到一个临界点，那就是他们无法再养家糊口。这个临界点就是他们爆发的门槛。假如村里所有的人都在同一个时间达到这个门槛，爆发就是非常可能了。另一种可能是，农民爆发的时候，农民的境况没有那么严重，而是感觉到精英阶层存在分歧，有些精英支持农民，他们可能从城里下乡来帮助他们，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农民所受的剥削程度较低一些，也可能起而抗争”。当然，在目前的中国，情况也许更为复杂，以社会公平和其他社群为参照而产生的相对剥夺感，以法律规定和意识形态为依据而产生的利益受损感，往往是社会底层进行集体行动的主要原因。
在一定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精英和大众都在追求政治权力，但他们在争取权力时的表现方式不一样。政治精英常常视主导国家政治为其政治权力，知识精英则视社会权利为其主要的政治诉求，而社会底层群体最为现实的诉求目标则是具体的利益诉求。这种利益诉求决定了底层政治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政治场域，它一方面受国家政治和公民社会政治的掣肘，另一方面它又具备自身的内在逻辑。也就是说，在很大程度上，底层政治的直接目标既不是为了夺取统治精英所把持的国家政权，也不是试图主导以知识精英为主体的公民社会，社会底层群体所进行的政治抗争表现为在国家政权主导下，利用公民社会的力量，试图谋求某些具体的利益。在这个意义上，关注真实的民生是底层政治真正的意义。但我并不是说以民生为首意的底层政治不会上升到公民政治、甚或国家政治的层面。在一定条件下，这些是很可能发生的，正如我调查发现的中国农民和工人的抗争那样。
有些政治学家认为，“对于政治过程而言，统治精英的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第一，履行所有重要的政治职能，主要是制定国家和社会的重大决策，并实施某些关键性的决策；第二，引导国家的政治生活，控制意识形态，协调利益集团的矛盾，并且充当象征性的行为者”。在一定的意义上，这样的表述是正确的。但我要指出的是，精英政治对政治过程的这些影响，也要受到底层群体行动的制约，正如底层政治受到精英政治的制约一样。底层政治所产生的制约可能是多方面的：一种可能是在国家政治动荡的时候，精英通过动员和组织社会底层群体的力量来达到夺取权力和掌握权力的目的。在这个意义上，如何动员和组织底层政治群体就成为精英的主要活动。对此，20世纪中国社会的政治发展史给我们提供了充分的说明。这有如詹姆斯·C. 斯科特所说，虽然“底层政治和抗争对一个社会并不总具有重大的影响和作用，但当局势非常不稳，并且精英内部分裂时，底层抗争通常会发生作用。当精英团结的时候，民众运动所造成的政治变化是很小的。也就是说，只有在时局动荡不稳和精英分裂的时候，底层政治和民众的抗争才会出现重大的突破，进而对社会变迁产生关键性的影响”。另一种可能则是，在国家和社会稳定的时候，底层民众的反抗可能会制约到精英政治的选择空间。“农民发起的形式多样、数量众多的小规模反抗，最终会使自诩高明的大人物们在首都构想的政策陷入全然混乱之中。国家会采取多种措施予以应对，它可能调整政策以符合更现实的期待，也可能通过积极鼓励自愿顺从为维持或强化既有政策，当然，国家还可以直接采取更为强制性的方式。无论国家如何应对，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农民的行动改变或缩小了国家可用的政策选项。”事实上，就我们亲身经历的事情而言，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一些社会问题上政策的改变，包括一些大的农业政策和社会政策的出台，与底层人民的反抗是相联系的。比如，农业税的取消，就与农民的抗税相关；土地政策的调整，就与农民的土地维权相关联。
在这个意义上，底层政治实际上是公众参与的一种重要形式。现代社会应该容许有底层政治的存在空间，因为任何制度安排都不可能有效解决大众参与的问题。事实上，“精英与大众之间政治参与的差异是民主的一个主要悖论。从理论、法律上说，政治是对民主政体中所有人开放的。但在实践中，一些人参与得比另一些人更多。由于有着良好教育和经济境况的人更多地参与政治，他们即处于更有利的位置来获取自己的利益”。而且，在许多理论家看来，这种政治参与上的不平等具有相当的合理性。甚至一些标榜客观公正的学者还指出：“低阶层的社会状况，特别是在比较穷的低教育水平国家，使这个阶层往往倾向于把政治看作非黑即白，非善即恶。结果，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条件下，这个阶层比其他阶层更喜欢极端主义运动，因为极端主义容易迅速地对社会问题提出答案，并具有一贯不变的观点。”应该说，这样的评价也许有一定的根据。但如上所述，我要指出的是，底层政治所具有的这些极端主义倾向，它的意义在于扩大了精英政治选择的范围，但它如果不被政治精英们利用，其自身产生的社会危害应是十分有限的。更为重要的是，只有当社会的所有成员特别是底层群体都感到有利益表达的渠道时，并且这种表达是有效的，那么这个社会才是健康而和谐的。
本书收集了我近年来与师友的对话和在各地的演讲，主题是有关中国底层社会和政治的。在这些对话和演讲中，我一直在关注底层群体的社会抗争为什么会发生，怎样发生，在多大程度上对社会变迁发挥作用等等这些问题。多年来，底层群体的冲突性事件是我的关注点和研究重心。对这些“事件”和“底层小人物”的凝视并非出于我的好奇，也绝无哗众取宠之意，正是在这些充满悖论与矛盾的冲突性事件中，我们才可能清晰地看到隐藏在背后的种种微妙因素，它们就构成了我们所正在面对的“社会隐秘”。虽然科塞提出的冲突能导致重新制度化、规则化可能过于乐观，但至少从冲突性事件中我们能够透视现有的结构及其运作逻辑。那些出现在本文集中的小人物，他们本应该属于那些注定要匆匆一世，却没有留下一丝痕迹的千千万万的存在者，本应活在所有话语不及的底层，只因偶然的因素与权力的纠葛而留下他们的身影。在当下，就是那些对边缘弱势群体问题的呼吁，也在一定程度上出于这样一种危机意识：底层生存状况的恶化会影响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对危险警示的精英思维的反应。显而易见，基于“危险”反应的对于底层的关注尚未离开统治的立场、精英的立场或者说是上层利益阶层的立场。底层所获得的关注眼光是自上而下的，是作为治理对象和防范对象而存在的。而真正来自底层的眼光是微乎其微的。要改变这种状况，首先要做的就是要走进他们的生活，从底层群体的处境去理解他们的诉求和行为。事实上，中国社会底层群体维权抗争的基本目标具有十分明确的政治性：它一方面表现为对具体利益的抗争，另一方面它开始从资源性权益抗争向政治性权利抗争方向发展。就农民而言，后一种倾向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 一，抗争的内容具有公共性。无论是土地问题还是环境问题或村民自治问题，均是公共议题。其二，由于上述问题一般都是公共权力机关施政行为造成的，因此抗争对象主要是乡镇一级基层党政机关以及村级组织。在我看来，这种用国家法律来抵制国家最基层政权以求达到农民的维权目标的行为，是一种政治行为。尽管这一观点被某些学者所质疑，但我仍然认为从底层政治的角度来理解当前工人和农民的集体行动是正确的。“这也就是说，农民的集体行动同样也是政治性的，只是他们以一种与精英之为政治性方式不同的方式是政治性的。”
作为一位以政治学研究为职业的人，我认为，政治只是一种社会现象，政治学则是一门科学。对我而言，研究底层政治不仅仅是兴趣所在，也应有职业的要求，还应与政治信仰和政治关怀有关。事实上，无论身处何境，我均以“只议政，不参政，绝不从政”为立身原则。因为，我认为，一个真正的政治学家，只有具有独立的批评精神，而不依附任何政治势力，才能真正洞察到政治的真谛。然而，我却无法在政治学的研究中感到快乐。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有如日本著名政治学家加藤节所说的那样：“应该从政治本身所具有的灰暗的特性中去寻找。说政治灰暗，是因为人作为人．总是希望能够主宰自己的生活；然而政治现象中却始终潜藏着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它对人的这种意志强加扭曲并且把它引向人们自己也始料来及的方向。”更为严重的是，自己曾是社会最底层的这一经历虽然使我有勇气将中国的底层社会作为研究对象，但童年所经受的苦难和亲人们现在还在困苦中挣扎，却一直在影响着我的判断和研究。也许，这将决定我不可能成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学家。
我要感谢与我进行过对话的师友们，他们中有些是世界级的大学问家，在与他们的交流中我学到了许多东西，还要感谢邀请我作演讲的学术机构和个人及所有听众，没有他们提供的讲台和互动，我也许不会意识到我研究中存在的某些问题。
2008年12月8日于京郊东书房

《被解缚的哥特城:纽约黑帮兴衰史》对20世纪美国纽约市有组织犯罪的兴衰史进行了深入分析，对美国联邦和纽约州执法机构打击有组织犯罪的实践进行了详细描述和分析。作者详尽地剖析了黑帮势力渗入纽约主要经济领域的整个过程，以犯罪学的视角解构了在这一过程中政治、经济乃至文化因素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本书是法国著名学者、境遇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瓦纳格姆论日常生活的一部名著。“日常生活的革命”绝对超越了词语本身，因为这一绝对免疫于同化的理由。它抓住了我们所有人（甚至是我们中最愚蠢的人）都意识到但却无能为力的生活的主要问题：一种挥之不去的空虚感，一个应该是“有”的“无”。这是瓦纳格姆的魔力所在。他知道它的真正原因，他正当地指控我们长时间地忽略了社会秩序及其所引起的疏离，他鼓动我们猛烈地反叛，快乐地自杀；首先是要集体革命，来终结所有的孤独与倦怠。瓦纳格姆不仅是一位政治革命者，他也是一位社会学家，一个伟大的诗人，一个投身于词语与行动的人。根本说来，他是他自己，对我们来说，这足以完全彻底地改变我们的生活。瓦纳格姆不需要跟随者，不需要偶像崇拜，他希望每个人真正去要他们想要的东西，在这本热情洋溢的著作中，他引用了大段大段的达达主义与超现实主义主将的言论。

为什么是欧亚大陆人征服、赶走或大批杀死印第安人、澳大利亚人和非洲人，而不是相反？为什么么小麦和玉米、牛和猪以及现代世界的其他一些“不了起的”作物和牲畜出现在这些特定地区，而不是其他地区？在这部开创性的著作中，演化生物学家贾雷德.戴蒙德揭示了事实上有助于形成历史最广泛模式的环境因素，从而以震撼人心的力量摧毁了以种族主义为基础的人类史理论，因其突出价值和重要性，本书荣获1998年美国普利策奖和英国科普书奖，并为《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作品。
本书是理解人类社会发展史方面的一个重大进展，它记录了现代世界及其诸多不平等所以形成的原因，也是一部真正关于全世界各民族的历史，是对人类生活的完整一贯的叙述，娓娓道来，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自由宪章》(精装)的作者哈耶克是在当下中国知识界最富赞誉和最有影响的自由主义思想大师。他的每一著述都涉及到哲学、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等广泛而重要的问题。而他对人类自由的探索和对扩展秩序（extend order）的诠释是他思想和著述中以一贯之的“道”。

民族和民族主义是什么？其本质是什么？它们在历史上是怎样出现的，又经历了怎样的变迁？为何它们能够在今天拥有如此深刻的情感上的正当性？这些都是研究民族和民族主义问题的学者们试图要解答的问题。本书的作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以“哥白尼精神“独辟蹊径，从民族情感与文化根源出发探讨了不同民族属性的、全球各地的“想象的共同体“，力图提出一个解释上述关于民族与民族主义问题的新的理论典范。安德森将民族、民族属性与民族主义视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的人造物“，将民族定义为“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 他认为这些“想象的共同体“的形成主要取决于以下因素：宗教信仰的领土化、古典王朝家族的衰微、时间观念的改变、资本主义与印刷术之间的交互作用、国家方言的发展等。通过比较史和历史社会学的方法，安德森对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进行了论证：他否定了多数学者所认同的民族主义起源于欧洲的观点，认为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南北美洲殖民地独立运动才是“第一波“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经由美洲而散播至欧洲，再到亚洲和非洲。安德森百科全书式的欧洲史素养与当代东南亚研究权威的背景，以及他对东西方多种语言的掌握能力，使得他的论证更具说服力。《想象的共同体》独辟蹊径的研究视角令它已经成为当代研究民族与民族主义的经典著作，其影响所及几乎横跨所有人文与社会学科，是当代文史社会科学学生必读之书，同时也是理解人类社会诸多现象时，不可或缺的指引。

本书在批判地介绍和分析西方经典社会学理论流派对社会运动（集体运动、社会运动、革命）的解释与解读之后，提炼出了影响和决定社会运动之产生和发展的三要素：变迁（各种社会变化）、结构（国家与社会）、话语（被社会运动所认可的）。作者认为，一些发达国家都有对社会运动比较强的制度化能力，而对于中国来说，亟待提升的正是这种制度化的能力。

“海国图志”书系之宗旨是“以图言志”。对万国法律，尤其是万国地理、万国历史的精深研究是书系的骨髓所在。本丛书的血脉虽取自先人魏源，但就性格和目的而论，这些年轻的作者并不自感“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召唤。
《海国图志丛书》之《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缘起于一篇本来没想过要发表的文章或者说是书的写作提纲。

伏尔泰、歌德、马志尼、赫尔岑、马克思、顾拜旦、德工威廉二世，哈耶克、以赛亚·伯林……这些欧陆不同时期在政治、思想和文化领域的标志性人物，因为一个共同的特征而被伊恩·布鲁玛组织到一起；他们或是深切的“崇英者”，或是“仇英的崇英者”。光荣革命后的英国有着令人歆羡的自由贸易、远征探险、自由和理性的政治理念和社会制度，还有教育“特产”公学及其培养的“英国绅士”。三百多年来，崇英风尚吸引了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欧洲个国的自由主义者，“英国性”成了一个说不尽的话题。然而作者也指出，英国迷心目中的英国往往只是想象的产物，因而，“他们中的大多数，尤其是那些充满幻想的，最终都会发现自己的梦想因幻灭而暗淡了光彩。

《社会运动(1768-2004)》展现了当前世界范围内的社会运动正在如何变化——涵盖了新技术和全球化的影响，磨砺了人们对于上述影响是否为“新”以及怎样为“新”的认识；追溯了社会运动的创建与演进历程，伴之以对社会运动何以丧失活力的检讨；探索了诸如“民主化何以真正发生？”等根本性的问题；考察了社会运动与身份、公民权及资本的关系，并对社会运动能否生存于威杈主义国家进行了思考。

《中国民意与公民社会》研究当代中国公众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的形成和对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作用。作者在第一章中首先对中国政治环境与西方政治环境的区别进行了描述，然后在第二章中讨论民意调查在中国的实施和问题，第三章讨论中国公众对政权的支持度，第四章研究媒体对公众政治态度的影响，第五章谈中国的人际关系对公民社会形成的影响。接下来的部分讨论公民政治行为，包括第六章公民表达意见的程度和渠道，第七章有关职工政治参与和解决劳动纠纷的研究，第八章关于知识分子对社会变革作用的讨论。在第九章结论中，作者总结了民意在中国XX主义政治制度中影响决策和公民社会发展的特点。上述研究发现，即使是在中国目前的政治环境下，民意有可能向公民社会发展，也可以影响政府决策和中国的政治变迁。
作者从三个大的理论方面探讨中国民意的形成，即现代化与市场经济，文化传统，政治制度，结果发现现代化和市场经济对民意的影响最大，文化传统其次，政治制度最少。这一发现与西方主流政治学派的观点不同，西方政治学认为，中国的民意是被政府操纵的，而且无法影响政府的决策。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本书是在西方政治学中研究中国民意的一次突破。
《中国民意与公民社会 》在研究当代中国政治方面的另一个突破是它的实证性。这是第一部从全国范围研究中国公民政治态度和行为的英文著作，它包含了对几万人的民意调查数据，时间从1987年到2004年，其中198X年5月和10月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的中国城市调查，更是记录“XXXXX风波”绝无仅有的科学依据。
很显然，作者关心的不是中国如何在一夜之间民主化．而是关心民意如何向公民社会发展。在一个公民社会中，百姓应当有参与的愿望，团结合作、互相尊重的精神，忍让和容忍不同意见的风格，以及独立思考的能力。有了公民社会，民主才可以运转和持续，没有公民社会，再好的民主制度也无法实施。

《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以政治社会学和法律社会学视角，讨论中国乡村社会的权力分布、角色性质及其与国家政治的关系，并用此解释乡村冲突的结构来源和政治后果：一方面，基层权威道德的、管辖的合法性下降，以其为中心的社会整合变得越来越困难；另一方面，其离间社会和国家之联系的作用越来越明显。这一研究意在质疑在学术界颇有影响的、用“国家政权建设”解释中国基层秩序的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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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不论是选民还是投资者，是客户还是经理人，似乎都相信宝贵的知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认为精英们做出的决策更加聪明，很少有人相信“乌合之众”也能像专家那样做得如此出色。
但《纽约客》杂志著名的专栏作家詹姆斯•索罗维基却认为我们要么是低估了群体的智慧，要么是高估了精英或者专家们的作用。例如，在搜寻美国沉没的核潜艇“天蝎号”时，缺少信息的大众做出的方位预测精确度超过了军事专家；美国的艾奥瓦电子市场更是准确预测出了施瓦辛格当选州长；好莱坞证券交易所也依靠群体的智慧预测电影的票房收入。
这是一个群体智慧的时代，信息业和传媒业的发展让彼此之间的距离变得不再遥远。只要掌握了激发群体智慧的原则，我们就能在这纷繁的世界自如地生活着。群体的智慧能让著名时装生产商zara始终把握潮流，能让股票投资趋于理性。当然，群体的智慧也能告诉你：为什么会塞车？为什么一家受到顾客青睐的酒店不会人满为患？有什么好方法让你赢得竞猜节目的大奖？

您知道社会学在您的生活中扮演何种角色吗？其实，社会学是一门包罗万象的科学，它不但涵盖性别、种族、阶层、年龄等议题，更是许多生活化知识的积累。它试图解开是什么因素使得工作机会从美国转移到中国，评估计算机与网络技术的普及对社会的影响等关系到您日常生活中方方面面的问题。简言之，社会学是结合人类、环境、政策、时代等生活中所有一切的学问，所以您不能不思考社会学与您的生活的关系。
简洁分明地定义与分析社会学基本概念和研究方法，注重功能理论、冲突理论和互动理论的平衡阐释，强调社会学家检验与质疑人们日常生活行为的独特方法，教导读者如何运用社会学的想像力来探讨自己生活情境中的社会议题。在全球化的视野下使用跨文化的实例说明性别、年龄、种族、族群和阶级等社会区隔及其影响，并提供最近几年来社会学重要议题的最新研究成果。

《社会学何为?》的两份索引系作者根据原书索引改编而成。个别译者注以括号形式随附在正文当中。这本《社会学何为?》的书名特别译作“何为”，而不是字面上的“雄心”（女性主义者又可以从中看出某种歧视来）或者“抱负”，这正反映了后经典时代某种明确的暧昧。《社会学何为?》中所论的“ambition”可恢宏可局促，可卑微可高远，到了后经典时代的许多理论，甚至于根本就放弃了“宏大”、“未来”与“道德”指向的欲求，视之为某种知识暴力，斥之为“宏大叙事”的欺诈。但这正是两位作者写作的居心所在：在这个无论是外部社会生活还是内部知识生活都高度专业化、理性化的时代，重新将社会生活与道德生活关联起来。中译者也想以这样的译名，扣合诗哲们面对四月荒原般的时代风景发出的追问：社会学家何为？

作者在1986-1990年对山东省三个村落的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系统分析了各个社区对改革作出的迥然不同反应，并详尽地剖析了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对北方农村妇女地位、生产活动及社会关系的深刻影响。这一研究表明，尽管在家族领域甚至在家庭企业中妇女的境遇已大为改观，但在更广阔的社会舞台上，尤其是在村政府和村级集体企业中男性仍垄断了几乎所有的主要职位，从而令人信服地揭示了社会。性别与权力关系在婚姻家庭、就业、参政、社会组织与网络等诸多私人和社会生活领域的运作与流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