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已成为当代人类学反思的经典理论著作，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在出版后的20年里，它成为国际人类学界引用得最多的一《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并且在人文科学及其他社会科学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简介：
本书由六个个案研究构成，分别研究威尔士的民族服装、苏格兰的典籍再造、英国皇家仪式变迁、英国统治下印度庆典礼仪的变化、非洲民族对英国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模仿，以及1870—1914年英、法、德三国民族节日和大众文化方面的变化。作者用翔实的材料与生动的叙述向我们揭示，传统不是古代流传下来的不变的陈迹，而是当代人活生生的创造；那些影响我们日常生活的、表面上久远的传统，其实只有很短暂的历史；我们一直处于而且不得不处于发明传统的状态中，只不过在现代，这种发明变得更加快速而已。
导读：
这是本年度我们看到的最有激发力的史学著作。
——《今日史学》
这本书的核心论点是:目前欧洲人所热衷的那些传统,至多只能追溯到十九世纪末。像苏格兰的格子呢、英国王室的浮夸等等,这些现象远没有传说的那么古老,它们只能追溯到维多利亚时代。更有趣的是,许多备受赞美的传统竟然是舶来品。
就算如此,这样一种对“传说”真理的发现又有什么意义?它会使我们不再珍视我们的传统吗?不会。传统当然不全是真理。许多传统的确含有谎言的成分,但是不断和重复会使它们变得珍贵与崇高。关键不在于它们曾经是谎言,而在于它们从谎言变为传说的过程。
———亚马逊评论

在本书中，斯考切波要揭示的是，国家结构、国际力量和阶级关系这三种要素是如何结合在一起，共同导致了社会革命转型的起源与成就。从18世纪90年代的法国到20世纪70年代的越南，社会革命虽然很少发生，但却在现代世界历史上具有无可否认的重要性。《国家与社会革命》提供了一种新的参照框架，以分析这种革命的原因、冲突和后果。而且、该书对三个主要的案例进行了深入而严肃的比较历史分析，这三个案例是：从1787年到19世纪初期的法国革命、从1917年到20世纪30年代的俄国革命和从1911年到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革命。    作者认为，现有的革命理论，不适合用来解释革命的实际历史模式。因此，作者力促我们采用一种新的分析视角。她主张进行结构性论而非意志论的分析，强调跨国性世界-历史背景对国内政治冲突的重要作用。首先，她坚持认为，国家应该被看成是一套行政和强制组织、在阶级控制和阶级利益面前具有潜在的自主性，因此，在解释社会革命时，必须把国家置于核心地位。    为了解释法国、俄国、和中国旧制度的导向革命性政治危机的内在矛盾，斯考切波主要集中考察了国家在两个方面的基本关系：一方面是国家的统治者及其官员与国际竞争者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是国家的统治者及其官员与支配阶级之间的关系。在解释革命的后果时，她着重关注的是，在阶级冲突和反革命军事威胁的背景下，革命领导集团建立新国家组织的方式。在革命政权得以巩固之后，她强调的是国家权力被用来改造社会的方式。在社会革命转型的模式方面，法国、俄国和中国被当成是基本类似的案例。对那些把法国革命当成是典型的资产阶级革命、或者是把俄国革命基本上看成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家而言，作者的这种观点必然会引出激烈的争论。

《纽约时报》《今日心理》《早安美国》美国国家公共电台知名作者的窥探学经典
全球畅销书《异类》《引爆点》作者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盛赞的心理学发现
桌上的物品会泄露你的想法吗？餐厅的装饰会展现你的个性吗？过去的十年来，优秀的心理学家萨姆·高斯林（Sam Gosling）一直在研究我们是如何表达（和保护）内在自我的。作为该领域极具创新性的研究者之一，他派遣了几组专业的窥探者去窥探他人的卧室和办公室，去检查iPod，去偷看个人网页——试图简单地通过查看我们的物品来了解我们。他的发现令人感到惊讶：当这项研究触及我们个性中最本质的地方——从亲密、柔韧到直率、原始——我们的物品以及我们布置它们的方式甚至比我们最亲密的交谈还能展现我们的个性。
在这本刺激而又充满智慧的书中，萨姆•高斯林连同新一代研究者揭露的证据一起，与读者分享了他的发现，并给予你掌握窥探艺术的工具。比如说，如果你知道寻找什么线索，你便能通过检查男友的药柜，了解他的可信度；或者通过分析合作者的寝室，了解其对工作的投入度。融合独创性研究和大量精彩故事的《窥探术》定能增加你对自己的了解并加深你对他人的认识。它是一本令人着迷的指南，指引着我们进入到那些看似神秘的自我空间。
简要目录————————————————————————————
第1章 窥探陌生人
踏进陌生人的房间
身份标签：海报、照片、饰品
情感调节器：录像、CD和书
行为痕迹：桌上、床上和地上
私人空间里的线索
第2章 测试你的性格类型
古代的性格分类
大五人格
列奥纳多——开放性
机器战警——责任感
比佛利山超级警探——外向性
罗杰斯——宜人性
伍迪•艾伦——神经质
第3章 如何开始认识一个人
了解个性的长期过程
身份：自我的内在故事
个性之谜
第4章 所有物测试：评估卧室里的物品
比利时方法：整合各种线索
为什么在房间里留下痕迹
是侦探，也是心理学家
超越直觉的窥探
第5章 日常行为背后的个性
跳跃方式、墨迹测试和开幕致辞
从肢体语言看透你
网络照片会暴露你
刹车痕迹与握手力度
电邮是写着个性的名片
第6章 私人空间的诊断
熟悉度测试：你认识多少人
卧室能提供可靠信息
一条毛巾的正确位置
看似很好VS看似真实
个人网页是一种欺骗吗
你如何隐藏自己的个性
看穿自恋者的伪装
第7章 关于常识的争论
我们依靠常识做判断
地域对人格的影响
人格地图
判断房主的神经质程度
传统观念的雷区
歌单前10首歌
慎用常识的4个要点
第8章 当好的判断引发错的结论
卧室实地窥探指南
窥探储藏狂
办公室实地窥探指南
区块分析：窥探不同的地方
第9章 做一名特级窥探者
障眼法1：轻易被不寻常的信息影响
障眼法2：看法多于零散信息的总和
障眼法3：忽视看似与目标无关的线索
障眼法4：遗忘线索之间的差异
障眼法5：窥探者的专业素养
第10章 窥探ABC主持人的办公室
走进吉布森和巴兹的办公室
有想法，没行动”的现象
吉布森：挂画中的内心世界
巴兹：照片里的情感世界
第11章 设计“心仪的家”
令你心仪的房屋设计方案
我的迷盒旧时情怀
建造满足我们个性的空间

《富裕社会》的前几版通篇都在明确表述对通货膨胀的担心。通货膨胀一直对社会基本福利构成威胁。要么出现通货膨胀，要么是大量失业。现在情况已经变得不再这么泾渭分明。当时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是工资和价格的交互作用。管理者和工会进行谈判，工资提高了，部分原因是过去价格提高所致，接着价格出现了补偿性上升，而价格提高又产生了增加工资的新要求。这个过程周而复始，出现了工资和价格的螺旋式上升运动。货币和财政政策只有在能够控制投资者和消费者的支出时才能充分发挥作用，进而会减少产出，增加失业，最终限制工资需求，导致价格上涨。这种解决方案明显要比问题本身更糟糕。
在《富裕社会》中，加尔布雷思以“富足社会”与“传统智慧”扩展了经济学的语言，指出了现代富足社会背后隐藏的严重问题，如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标准间的资金与行动分配不均，以及环境问题的重要性。

简介：
本书是雷蒙·阿隆在冷战初期,针对当时法国特别是法国知识界的情况而作的一本法国人反思法兰西病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作者对偏爱走极端的法国知识分子本身进行了剖析和批判,研是究法国现代思想史的重要参考资料,也是知识社会学的名著。在许多情况下,深刻的思想往往采取片面的姿态,左派的作品是这样,右派的作品也是如此。所以,即使在时过几十年之后,我们再来阅读阿隆的这部著作,仍会为其间的清醒与尖利惊叹。
导读：
《知识分子的鸦片》出版说明
雷蒙·阿隆(1905—1983)是一位享誉当代世界的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同时也是20世纪法国首屈一指的社论撰稿人和专栏作家。他在长达数十年的风风雨雨中,多次战胜从政的诱惑,坚持以学者和记者的身份观察着20世纪的风云变幻。作为记者,这位以“介入的旁观者”自居的新闻评论家,在近四十年的记者生涯中写了四千余篇社论和无以数计的专栏文章。由于这些文章无不表现出学者的睿智和政治家的敏锐,因而不时在法国乃至整个西方的读者中引起强烈的反响。作为学者,他无论在执掌教鞭还是在著书立说方面均取得巨大的成功。他曾任教于巴黎大学、国立行政学院等法国一流名校,并经常应邀赴其他欧美国家的著名学府讲学,而且还在1970年入选著名的法兰西学院;他不仅著述甚丰,而且这些涉及多种领域的著作几乎每一部都在相关学科乃至整个思想界产生非同寻常的影响。当雷蒙·阿隆在1983年因心脏病突然发作撒手人寰时,人们痛悼法国失去了20世纪最后一位思想导师。当时的法国总统密特朗公开发表声明,向这位“主张对话、信念坚定、学养深厚的人”致敬。向来把阿隆视为自己导师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得悉这一噩耗时,惊叹:“没有雷蒙·阿隆,世界将感到更孤独,而且更空虚。”法国所有的著名报刊都做出了反应:《解放报》以“法国失去了自己的教师”作为标题;《世界报》为纪念这位“清醒和睿智的教授”拿出了整整三个版面;《新观察家》与《快报》两大周刊则分别发表了大量悼念这位“超凡出众的知识分子”的文章。
雷蒙·阿隆的著作涉及历史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国际关系等诸多领域,其中主要有《历史哲学导论——论历史客观性的局限性》(1938)、《大分裂》(1948)、《连锁战争》(1951)、《知识分子的鸦片》(1955)、《阿尔及利亚的悲剧》(1957)、《工业社会18讲》(1962)、《各民族间的和平与战争》(1967)、《阶级斗争》(1964)、《社会学思想的各个阶段》(1967)、《难觅的革命》(1968)、《克劳塞维茨——思考战争》(1976)、《为没落的欧洲辩护》(1977)、《介入的旁观者》(1981)和《回忆录——五十年的政治思考》(1983)。这些著作中目前已有多种在我国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如《社会学思想的各个阶段》、《回忆录——五十年的政治思考》、《阶级斗争》。此外,还有不少其他著作的片段亦已分别译成中文在相关刊物上发表。在雷蒙·阿隆的众多著述中,《知识分子的鸦片》堪称是最重要的之一。该书从问世之日起即受到广泛的关注,而且其影响力很快就超出了六边形的国土。据不完全统计,它至今已被移译为近二十种文字。
《知识分子的鸦片》是一本写于半个世纪以前的著作。它是作者在冷战初期,针对当时法国特别是法国知识界的情况而作的。换言之,它主要是一本法国人反思法兰西病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作者从法兰西的特定国情出发,特别援引了盎格鲁—撒克逊传统,对偏爱走极端的法国知识分子本身进行了剖析和批判。当然,它又不仅是一本论战性的书,还充满了许多有关基本理论的阐述(如对整体、因果、偶然等问题),所以也是知识社会学的名著。由于阿隆本人在20世纪法国思想文化领域的特殊地位,这本书本身构成了研究法国现代思想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自德雷福斯事件以来,法国知识分子向以左倾和激进著称,加之在二战结束后的最初三十年,法国左翼知识分子风光无限,以至于不少人,尤其是不少对法国左翼知识分子推崇备至的外国知识分子,往往将“法国左翼知识分子”视为“法国知识分子”的同义词。但事实上,在法国本土,却也自有平衡他们的派别,否则法国的社会就不可能健全地发展了。应当说,我们国家在译介同为文化大国的法国的近现代思想家、作家作品的过程中,向来具有一种宏大的气魄,并对法国所谓的左右两派不偏不倚。然而,具体到雷蒙·阿隆著作的翻译问题上,情况却不容乐观。例如,迄今为止,雷蒙·阿隆的许多重要著作仍未被译成中文,相形之下,他的辩论对手如萨特、梅洛—庞蒂等人的著作的中译本却要更多一些,比如人民文学出版社前不久甚至出版了七卷本的《萨特文集》,由此,萨特、梅洛一庞蒂等人的著作更广为国人所熟悉,而阿隆的著作则没有这样的“幸运”。上述现象至少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们的学术信息严重不全。也正因为这样,我们这次的翻译将对纠正这种偏颇有所助益。例如,它将会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审视、更加客观地评价发生在萨特这位法国左派知识分子领袖与雷蒙·阿隆这位法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寨主之间的“三十年战争”。
在许多情况下,深刻的思想往往采取片面的姿态,左派的作品是这样,右派的作品也是如此。所以,即使在时过几十年之后,我们再来阅读阿隆的这部著作,仍会为其间的清醒与尖利惊叹。尽管雷蒙·阿隆在字里行间透露出,他也曾尽量希望使思想显得更加辩证一些,但毋庸讳言,由于他往往不能区分苏联的具体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理论,所以他肯定对共产主义学说没有好感,甚至把这种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批判理论,说成是一种变态的或者世俗化的宗教。这正是此书标题的立意所在。不过,如果我们设身处地地考虑,就会发现他的主要批评矛头,毕竟还是针对着当年苏联实践中的巨大弊病。其实,正是那种弊病在几十年以后无可挽回地导致了苏联的解体,也正是类似的弊病,促动着中国人民在文革过后的严峻历史转折关头走上了“改革开放”的伟大道路。有鉴于此,当下的中国读者在读到雷蒙·阿隆这部著作中一些具有“先见之明”的论断时,一定会生发出更多的感慨。
大凡对近几十年来的中法关系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中法关系较为融洽的时期往往适逢被人们视为右派的戴高乐派及其传人执政的时期。对于这一现象,人们可能有多种多样的解释,但这一现象至少昭示人们,对新中国持友好态度的法国“右翼”人士不乏其人。诚然,按照法国的传统划分,雷蒙·阿隆当属右翼人士。但就是这位右翼人士,在书中提到中国的时候,其口气要缓和与委婉得多,这与他提到苏联时的态度大相径庭。甚至作为坚定的“大西洋主义者”,他在很少批评美国的情况下,一旦提到美国拒不承认新中国的问题时,也马上毫不含糊地指出那是美国犯下的几乎惟一错误。然而另一方面,这并不是说,他主要针对法国知识界的情况所发出的议论,就跟中国包括当代中国没有关系。事实上,中国的国民性跟法国有相近的一面,就连没有到过中国的韦伯都认为如此。所以他从右派的特定角度出发,针对法国左派的许多剖析,甚至对于我们更全面地观察目前学界的某些热点问题,仍然有相当的参考价值。毕竟,学习西方既需要有鉴别地吸收,又需要全面地了解。如果我们考虑一下法国与柬埔寨之间的当代文化交流史,发现那些在法国原本无害的左翼思潮,如何被那些留法归国者传播和误读成了整个民族的灾难,对此就会理解得更加深入和迫切些。
对任何书都要“会读”,对于已成为“经典”的书更是如此。毋庸讳言,这是一本产生于冷战特定背景下的学术名著,没有人希望替它明显的偏激态度辩解。然而,如果我们也并不希望别人仅仅记住我们当年对“帝修反”之类的激烈批判,从而使得在国际交往中仅仅保留仇恨,那么对于这位早已作古的历史人物,我们也同样不要太过计较他当年的激烈言辞。阅读的关键,还在于去看他对于当年法国社会,尤其是知识界风气的反省,对于我们总结过去和开拓未来有没有帮助,对于我们一心一意搞建设有没有帮助。改革开放事业发展到现在的地步,各种信息高速传递的方式,一方面使得任何信息堵塞都显得无聊和失效,另一方面也锻炼得读者自会有鉴别地汲取,对此我们应有充分的信心。
序 言：
在这几年里,我有机会写了多篇文章。这些文章更多涉及的不是共产党人,而是“亲共人士”(les communisants),即那些虽未入党,但对苏维埃世界予以同情的人。我决定把这些文章汇编成册,并动手写了一篇导言。这本文集后以《论战》为书名问世,而那篇导言则发展成本书。
知识分子对民主国家的缺失毫不留情,却对那些以冠冕堂皇的理论的名义所犯的滔天大罪予以宽容。我在力图解释知识分子的这种态度的过程中,首先遇到了这些神圣的词语:“左派”、“革命”和“无产阶级”。对这些词语的批判促使我对“历史”的崇拜进行了反思,继而又对社会学家们本应关注,却尚未予以关注的一种社会类别——知识分子——进行了考察。
由此,本书一方面探讨了所谓的左派的意识形态的现状,另一方面则探讨了法国以及世界上的知识分子的处境。本书试图解答除了我本人,其他人亦必定曾经提出过的以下问题: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在法国这样一个其经济演进已不符合其预言的国家会重新流行?为什么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会在工人阶级人数较少的地方反而取得更大的成功?在不同的国家里,究竟是什么样的环境在支配着知识分子的言论、思想与行动的方式?
在1955年初,关于右派与左派、传统右派与新左派的争论再度流行。在不少地方,人们皆在思忖着是否应该把我归入传统右派或现代右派。对于这些范畴,我是否定的。在议会中,各种阵线会根据所讨论的问题的不同而划定不同的界线。在某些情况下,人们会严格地区分右派和左派。如果人们愿意的话,赞同与突尼斯或摩洛哥的民族主义者和睦相处的人是左派,而赞成予以镇压或维持现状的人则是右派。但是,如果说绝对的国家主权的捍卫者是左派,那么,难道对赞同超国家组织的欧洲予以支持的人就是右派吗?人们完全能够以同样多的理由把这些术语颠倒过来使用。
面对苏联时的“慕尼黑精神”既存在于眷恋马克思主义的博爱的社会党人当中,同时又存在于心头萦绕着“德国的威胁”或未从正失去的伟大中得到慰藉的民族主义者当中。戴高乐派分子与社会党人的联盟是围绕着“民族独立”这一口号进行的。那么,这一口号究竟是来自莫拉斯的“完整的民族主义”(le nationalisme intégral),还是来自雅各宾派的爱国主义呢?
法国的现代化、经济的扩张是摆在整个民族面前的任务。有待实现的各种改革会遭遇一些障碍,而这些障碍并非仅仅是由托拉斯或温和派选民造成的。那些紧紧抓住过时的生活形态或生产方式不放的人,并非统统都是“大领主”(des grands),他们亦经常投左派的票。雇用的方式更不会从属于某个阵营或某种意识形态。
就个人而言,我是个对自由主义有点惋惜的凯恩斯主义者;赞同与突尼斯和摩洛哥的民族主义者和睦相处;确信大西洋联盟的巩固是和平的最好保证。但是,根据人们所涉及的问题的不同,如分别涉及的是经济政策、北非或东西方关系,我既可能被列为左派,又可能被列为右派。
只有抛弃这些模棱两可的概念,人们才可能在法国式论战的一团乱麻中理出一些头绪。只要人们对现实进行观察,只要人们坚持客观立场,他们就会看到这些政治—意识形态大杂烩的荒谬,而这些政治—意识形态大杂烩是由那些忠心耿耿但头脑浅薄的革命者以及急于成功的记者们玩弄的。
如果超越了关于形势的争论,如果超越了变化多端的联盟,人们或许会区别出一些精神家族。每一个精神家族,不管其拥有哪些成员,均会意识到他们的“有择亲和性”(les affinités électives)……但是,当写完这本献给我所出生的家族的书后,我倾向于与之一刀两断。这不是因为我热衷于孤独,而是为了在以下两种人中选择我的同伴:一种是那些知道不带仇恨地进行战斗的人;一种是那些拒绝在“论坛”上展开的斗争中寻找人类命运的秘密的人。
1954年7月于圣西吉斯蒙德
1955年1月于巴黎

序
这部著作于1850年12月出版时，按其原来形式，名为《社会静力学：或，人类幸福基本条件的说明，及其中首要条件的详细论述》。经过了好几年——我想大约10年——这一版售罄，因为需求似乎不太大，没有理由重排新版，决定由美国进口一版——当时在美国，本书已用铅版印刷。在这一版售出后，第三版也是同样进口的。
这时我已摒弃由原来制定的第一原理引出的某些结论。此外，虽然我仍旧信奉这项第一原理，但作为提出它的根据之一也已被我放弃。因此在接连几版前面我都附加声明，表示某些原来宣布的理论需要修改；但我却没有做这些需要做的改动，因为如果做这些改动，我就不得不搁置更加重要的工作。终于，已经变得很明显的是，我的预先声明没有阻止别人对我后来的信仰产生误解；因此，10年前，在第三版书全部售完后，我决定不再用进口来满足仍然存在的需求。
可是，既然已经阐述的基本思想和许多推论仍然存留在我心里，我就一直想把它们用一种永久性的容易查找的形式保存下来；于是在1890年，我在暇时把这部著作通读了一遍，删去某些部分，压缩另一些部分，对全书进行了一次仔细的文字上的修订。其完全自成体系的部分现在被《伦理学原理：公正》一书的第四部分代替了；在这一部分里原来以不完善形式阐述的伦理学说，不再那么粗糙，而成为科学的有连贯性的了。但是《公正》一书既没有包括《社会静力学》一书内建设性部分之前的讨论，也没有包括在快结尾时指出政治上含义的一系列章节；而这两部分似乎都是值得保留的。
我也希望保留某些段落。它们包含了自1850年以来已经有很大发展的一些思想或思想的萌芽。这些段落具有一种传记—历史的重要性，因为它表明了思想发展的各个阶段。其中比较重要的见第27—28页、30—32页、117—118页、143—144页、173页、196—198页、235—236页、240—243页、257—260页。
这部著作的后一部分，多处引述了当时的重大事件和写作时还存在的机构；由于随后40年中社会的变化，它们已不那么切题，或者变得毫不相干了。但是似乎最好还是让它们照原样保留下来；这部分是因为虽然它们根据的资料已经改变，那些论证却仍然有效；部分是因为如果代之以别的例证，就需要我付出比目前我能付出的更多劳动；部分是因为即使把例证改为切合当今现实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很快又会变成陈旧的。
我最初想把这本书，或更确切地说，一本书的一部分，称为《社会静力学片断》，后来又想称为《社会静力学选编》。可是这两个书名所表示的似乎都是若干部分的集合体，远未反映它实际所包含的连贯性。另一方面，称之为节略本也会引起误解，因为这个词不能表明若干大的、结构上重要的部分已被删去。然而没有一个书名看来是恰如其分的；最后我判定还是《社会静力学，节略修订本》这个书名不恰当的程度最小。

1892年1月于伦敦

《社会实在问题》包括三个部分：社会科学方法论；现象学与社会科学；符号，实在和社会。本书具体阐述了在采取韦伯意义上的“社会行动”过程中，个体的主观意义的产生和形成机制，对主体间际理解和沟通进行了系统深刻的学术探讨和说明，从而为当代社会哲学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学术参考框架。

《身份认同的困境》内容简介：我是何人？我们又是谁？谁来定义“我们”呢？我们认定“他们”是什么人？界定“他们”的基础是什么？每个人都有多重身份，无论是在社会、机构和组织中、还是在跨国空间内。在此意义上，“欧洲”这个不明确的概念构成了一个绝好的身份认同之因素相互交织的例子。
经历部分由个人记忆决定，但更主要的是由家庭、学校和媒体传递所谓的“集体记忆”所决定，这些传递的影响铸就了各种身份。身份概念影响到人类群体构思和组织其未来的方式，即对政治事务的组织。在当前身份问题日渐凸显之际，对此进行思考显得尤为可贵。
随着全球化、欧洲一体化和移民潮的发展，身份认同问题越来越困扰社会、国家、民族、社群和个人，并成为一个热门话题。《身份认同的困境》基于欧洲对这个问题的辩论而出现的种种疑惑，从政治身份、个人身份、集体身份、欧洲身份及价值观身份等方面来探讨身份的多样性和认同的变迁，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某些趋势，加深对欧美社会和舆情的了解。

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政治实体，无论在帝国时期还是在现代，都有很大的地区文化差异，并且经过了很多繁复的兴衰周期。它是怎样维系着人民共同的想象的呢？基于这个问题，作者从中国宋至清代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制度开发出发，以制度变迁为主线，兼顾经济开发与文化及身份认同，描述了贵州西北部地区整合进传统中国大一统结构的历史过程，并试图分析这一过程在学理方面所蕴含着的启示。

基于三十多年的观察，罗伯特·杰维斯在这本引起争论的书中推断，许多社会科学理论，尤其是政治学理论，其基础是错误的。从复杂理论的视角出发，作者观察到，我们生活在一个事物相互联系的世界中，我们行为的非故意后果是不可避免和难以预测的。这本书所引入的富有说服力的新概念，不仅有益于国际关系理念家，而且有益于所有对比较政治学和政治理论感兴趣的社会科学家。
利用形形色色的学术研究和大量富有启示的实例，罗伯特·杰维斯向人们表明，“系统效应”是社会和政治生活中重要但又常被忽略的部分……他的洞见也会激发那些对其他社会问题感到困惑的人的想象力……从总体上看，《系统效应》的寓意使人清醒而又富有价值。
——斯蒂芬·M.沃尔特 《大西洋月刊》
《系统效应》是一部重要和适时的著作，这几乎没有疑问。不仅外交官，而且所有面对决策任务而又无法确知替代行动后果的人都应该仔细研读这本书——这些人实际上构成了一个非常大的读者群。
——齐格蒙·鲍曼 《泰晤士文学增刊》

香港的樓價一再飇升，令不少中產階級怨聲載道，抱怨沒有能力買樓。究竟香港樓價長時間高企的原因何在？
《地產霸權》作者潘慧嫻，曾任新鴻基地產集團創辦人郭得勝的私人助理達八年，其後加入嘉里建設，負責土地及物業的估價與收購。藉其從事地產發展業的專業經驗，配合詳盡的資料及數據，深入剖析香港地產業的運作與結構，縷述樓宇供應數十年來如何由數大地產財團壟斷。她
作者更從地產業延伸，認為「地產霸權」已擴展至公用事業及零售服務業，成為香港貧富懸殊、民怨沸騰的罪魁禍首。作者支持自由市場，在書中建議特區政府應立即改善政策，以保障市場公平，不應再縱容地產財團壟斷各大行業，阻礙香港經濟進一步發展。
本書英文原版 Land and the Ruling Class in Hong Kong 於2007年獲「加拿大書評年鑑」編輯推薦書籍。中文譯版《地產霸權》經作者重新修訂內容，加入2010年的最新分析及資料，從樓價飛升、高鐵爭議，以至政府修改樓宇強迫拍賣比例等，均作出深入探討，讓讀者透徹掌握香港當前的政經局面。
「潘慧嫻從事地產業多年，難得她有這樣的勇氣，撰書論述地產市場及公用事業市場的種種不公平的現象。書中所述的，正是她多年來從事地產業的親身經驗和體會，絕非紙上談兵，可讀性極高。筆者在此誠意向讀者推薦此書。」
─ 林本利 香港理工大學會計及金融學院副教授
「經濟學上有所謂『自然壟斷』(natural monopoly)，如水、電等，是壟斷下有最大的經濟效益，但其利潤便要受到管制。究竟香港的地產商是否壟斷呢？無論你同不同意本書的結論，看完本書後，你肯定會有更深刻的看法。」
─ 黃元山 中文大學全球政治經濟碩士課程客席講師
「本書把土地政策連上權力結構，解釋了香港如何出現了一個「親發展商」的政府 ， 進而論述發展商把王國從物業開拓至公營事業，令本地經濟高度集中，因而衍生連串後遺症。作者視野廣濶，帶引讀者從另一個新角度分析土地政策，是一本值得推薦的好書。」
─ 陳景祥 《信報》總編輯
「這兩三年，社會對高地價政策衍生出來的問題表現出前所未有的怨憤……要對抗少數精英支配大眾的失衡局面，民眾教育是重要的一步，本書定是不二之選。」
─ 易汶健 獨立媒體特約記者
「The first thing that struck me is that your book is much more serious than the superficial and sarcastic stuff from Sub-Culture (to be more precise, mere destructive caricatures without any constructive and progressive ideas). There is just nothing in Chinese that deals with the subject that your book does. If there were, I would have recommended that publisher.」
─ 宋以朗　著名網誌東南西北（ESWN）作者
本書賣點
# 深入分析各大地產商的運作模式，以及政府的政策如何有助他們進一步擴張勢力，導致目前樓價高企，是香港第一部以詳盡數據及資料引證地產業壟斷情況的專書。
# 以地產業作為出發點，深入分析香港貧富懸殊、經濟難以進一步發展的原因，讓讀者對香港的政治、經濟、民生局面有宏觀的掌握。
# 內容適合各類對香港時事、社會民生問題感興趣的讀者，包括政策研究者、新聞從業員、學生等，更適合作為大學社會科學及中學通識科的參考資料。

简介
“舍生取义”，常常被用来赞美自杀的忠臣义士，但这决不意味着，只有“舍生”才能“取义”。毕竟，需要舍生的场合很少，但“义”却是每个人在生活日用、揖让进退之间都该看重的。作者通过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田野研究，在现实语境中重新思考中国文化中“生命”和“正义”的问题，从家之礼、人之义、国之法几个层次理解现代中国人的幸福与尊严。书中的基本主张可概括为“缘情制礼，因礼成义，以理成人，以法立国”。
前言与鸣谢
在我们家乡的方言中，“过日子”被称为“过晌”。我大概5岁的时候，跟着我姥姥到她的娘家村去服侍她的母亲。当时我姥姥刚过70，我的太姥姥96岁。我总是听姥姥说“过晌”、“过晌”的，就禁不住问，到底什么是“过晌”呢？面对这样幼稚的问题，大人们自然会哄堂大笑，却也难以给出一个让我满意的答案。我的困惑自然不会打消，不过时间久了，这个词听得多了，好像就忘了我的疑问。直到开始这项研究的时候，我忽然又想起了当年的那个问题，这个时候，我的姥姥也和当年的太姥姥一样年纪了。
在日常生活中，总是有一些司空见惯的词汇和说法，我们从来不去思考它背后的意义，因而也不会觉得有什么探讨的价值。但我们一旦认真对待这些词，就会发现，恰恰是这些看上去最平常的词，才有着巨大的力量。“过日子”和“做人”都是这样的词。我在2002年要下田野的时候，姥姥身体还非常好，没有什么病，知道我要到农村去作研究，就会和我讲起老家很多很多的事，使我恍惚间回到了二十多年前。到了农村里，我母亲不断帮我克服一个一个的困难，帮我理解一个一个自杀背后的理由，我也在不断品味着姥姥给我讲的那些事情和道理，“过日子”这个词就在我脑子里逐渐清晰了起来。我最终决定把它当作理解自杀问题的最重要的概念工具，因为它使我能最好地理解这些普通人的生与死。
因此，面对那么多自杀者的悲惨故事，我一直在以我姥姥的人生当作参照系；甚至在理解西方思想中的人生理论时，姥姥的一生都成为我最根本的思想源泉。但没想到，在我回国半年后，姥姥病倒在了床上；就在我的书写到最后关头的时候，她未能等到看一眼，在自己99岁生日前几天，就驾鹤西去了；而且，最为遗憾的是，我女儿的出生竟然与此凑到了一起，使我无法抽身赶回，只能在妇产医院旁边的十字路口烧一点纸钱。
在研究和写作当中，我以前一直觉得很平凡的姥姥，却显得那么伟大起来。姥姥于1908年出生在一个读书人家，经历了两度江山易主，以及日本侵华、大饥荒、文化大革命这些灾难。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丈夫和公公相继辞世时，她五十多岁，带着五个未成年的女儿，我母亲是老四。我的太姥爷，也就是她的公公，走前的最后一句话是，一定要让几个女孩子读书。当时正是六十年代初，生活状况很不好，但她牢牢记住了这句话，变卖家产，甚至卖掉了祖上传下的珍宝，宁愿让邻里讥嘲她不过日子，也要使自己的五个女儿都读书成才。
姥姥一生虽遭际坎坷，而言谈举止未尝逾礼，乐观豁达，宠辱不惊，侍奉翁姑尽心尽力，教育后辈有张有弛，在远近乡里更是扶危济困，善名远播。最终求仁得仁，福寿百年。一个世纪的沧桑变幻，在她和她的家庭面前都变得苍白无力，烟消云散。中国人过日子的方式究竟有怎样的力量，在这位普通农妇的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我姥姥生病的这一年多里，我母亲就慢慢写下了姥姥的一生。我之所以要把她写的一些内容附在本书的最后，不仅是为了纪念老人家，更重要的是，希望能从正面，而不仅仅是自杀者这样的反面，来窥见现代中国人过日子的智慧和境界。之所以说是现代，是因为，虽然姥姥在我们看来还是太传统了，但她面对的问题完全是现代中国的问题；我们要解决自己的问题，一定可以从她那里学到很多。
正是因为姥姥对我的思考的重要意义，我违反了一般鸣谢的惯例，把自己家的人放在了最前面而不是最后，希望读者能够谅解。人到中年，在经历了一些事情，读了一些书之后，才会慢慢体会到中国思想的深厚，才知道日常生活是一部最值得读的书。希望此书在终结了我对自杀研究的同时，开启对“过日子”的更多思考。
当然，如果没有这些年读书的经验，特别是西学的思考，那些日常生活的力量还是很难显露出来的。在我的过日子和做人的过程中，诸多师友的提携与警醒都是必不可少的。正如本书中一再表明的，除了亲人之外，我们还需要师友和国家，才能为自己建构一个立体的人生格局，才能为过日子添加更多的味道。因此，我必须把崇高的敬意献给我的老师：慷慨豪爽的凯博文（Arthur Kleinman）教授和她的夫人凯博艺（Joan Kleinman）、温文尔雅的曼斯费尔德（Harvey Mansfield）教授、随和宽厚的屈佑天（James Watson）教授和他的夫人体贴的华屈若碧（Rubie Watson）教授、博学的卡顿（Steve Caton）教授、和蔼的古德（Byron Good）教授，使我在康桥的日子充满了各种色彩；而杜维明教授不仅直接为我提供了经济支持，也让我深深理解了中华文明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困难。国内的王守常教授、刘小枫教授、甘阳教授、王铭铭教授、杨念群教授、萧国亮教授、景军教授则使我的一切思考都无法和中国问题割舍开来。
若是一一列举给过我帮助的朋师友，势必成为一个极为冗长的名单。但我还是要提到，李猛一如既往地和我一同深入对每个问题的思考，如果没有他，这本书的完成是不可能的，应星、王利平、徐晓宏则曾经和我同下田野，与我一起体会了实地研究的艰难与收获。吴增定、渠敬东、赵晓力、周飞舟、毛亮、强世功、汪庆华、郭金华，张跃宏、李诚等与我作了多次讨论，帮我修正了很多问题。此外，不得不提到的是，与我一同赴美的同学胡宗泽和我共同渡过了初到美国最艰难的阶段，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而林国华和郑文龙二兄使我没有陷入美国专业教育的泥沼中，也令我感激不尽。我特别还要感谢我的师妹何江穗。她曾经费尽辛苦，帮我将我姥姥口述的十几盘磁带录成文字。
回国之后，北大哲学系的赵敦华、陈来、张志刚、孙尚扬、尚新建、李四龙等教授为我新的研究和教学生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更重要的是，初为人师的我逐渐开始进入一种新的伦理关系。得天下英才而教之已经成为我生活中极大的快乐。能够让学生们有所收获，已经成为我现在继续研究的主要动力。感谢我所有学生的理解和支持。
此外，还要感谢哈佛－燕京学社、弗里德曼基金会、香港中文大学研究基金、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中国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对我的研究的经济支持。
本文中的一些章节陆续在一些刊物上发表过，在此感谢这些刊物允许此处重刊：1.1以“自杀中的‘正义’问题”刊于《社会学家茶座》第十八辑，2.1和2.3以“论‘过日子’”刊于《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 6期，4.2以“夫妇之礼与家庭之义：一个个案分析”刊于《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文集（三联书店，2007）。
吴 飞
2008年7月于北京

2002年，中国的高自杀率向全世界披露，从此自杀成为一个被广泛关注的社会问题，本书意在透视自杀问题，以反思中国文化中的生命观以及当代中国的文化处境。作者通过梳理西方自杀思想的传统，理解当代自杀学背后的文化假设；要理解中国的自杀问题，不能靠搬用那些自杀学理论，而要寻找中国文化中的相应观念。要解决自杀问题，也不能仅仅铆在自杀这一个现象上，而要通过它来反观更重要的思想文化问题。由此，我们可以理解现代中国的处境和问题，并慢慢找到应对现代性的中国方式。

本书为“思想与社会研究系列”之一，对自杀行为作了深入的研究。全书共分古典德性的极限追求、上帝面前的神性和罪性、现代自杀问题的诞生等三个部分。本书内容丰富，分析透彻，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这本书并不是一本严格的历史或思想史的梳理。近些年来，对西方自杀历史的研究已经相当丰富。本书所要达到的目的，并不是将欧美学界的这些成果介绍到中国来，也不是全面勾画出自杀思考的哲学史。就本书叙述的时段而言，很多惊心动魂的讨论还根本没有开场。本书所触及的时段，有很多自杀问题相关的人与事，作者也并未谈及。这本书所要做的，是选取古典、中世纪、英国现代早期这三个时段，看其中的人们对同一个问题的不同思考和处理方式，由此勾勒出他们对待美好生活、人性善恶，以及政治建构的相互勾连但又非常不同的思想脉络。

《物体系》分为功能性系统或客观论述，非功能性系统或主观论述，后设及功能失调体系，物品及消费社会——意识形态体系四部分。介绍了摆设的结构，气氛的结构，边缘物——古物，边缘体系，收藏等。

内容提要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是当代文
艺思潮之一，本世纪60年代在美国和法国兴
起，不久波及德国、日本，在前苏联及其它国
家也有所反应。一般认为它与自19世纪后半
期以来盛行了近一个世纪的现代主义不同。有
人认为是对现代主义的反驳，有人认为是现代
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是进入信息社会、新技术
革命时代资本主义制度各种危机的产物。后现
代主义问题涉及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和
西方及前苏联文化、文学倾向的认识和评价，
是一个有关全球文化处境的问题，因此引起人
们的关注，我们对它也应该有所了解。
让一弗朗索瓦・利奥塔是当代法国后结构
主义哲学的重要代表，曾任巴黎第八大学和美
国加州大学哲学教授。主要理论著作有《利比
多经济学》（1974），《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
的报告》（1979），《公正》（1984）和《多元
共生的词语》（1986） 等，《后现代状况》一
书，曾经在80年代初引起西方哲学界有关后
现代主义问题的深入论争，至今仍被认为是研
究这一课题的经典著作之一。
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中着重探讨当代
西方后工业社会中的知识状态嬗变，试图以语
言应用学（Pragmatics）观念与方法解释当代
资本主义社会变异和文化症状。与其他几种后
现代主义理论阐释不同，利奥塔既不像丹尼
尔・贝尔那样从社会系统论角度去说明后工业
社会的“文化矛盾”和信仰危机，也不像尤根・
哈贝马斯那样提出“晚期资本主义合法化危机”
并企图重建理性的交流沟通理论，又疏离弗莱
德里克・詹姆逊将后现代文化生产叠合于资本
主义经济逻辑的整体论思维，他从语言资讯
（competance）及其运用规则的差异着眼，深
入论证作为西方文明维系网络与认知基础的元
话语（metadiscOurs）的衰竭枯萎，以及因此
产生的“叙事危机”与知识非合法化局域。这种
强调知识“不可通约”和开发不同语言岐见的后
结构主义观念，虽然同西方马克思主义、新保
守主义思潮对于后现代主义的解释多有冲突纠
纷，毕竟作为重要的歧见给这场论争供述了新
的话语内容。同时，利奥塔的后现代主义哲学
话语对于西方文学及其批评理论的影响颇大。
至今，由他所激发的关于“艺术表征危机”的论
争，仍在“众声喧哗”的氛围中持续进行。

虽然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以其对美国政治的出色洞察力，对1789年革命之前法国社会的分析而广受赞誉，但对大多数读者而言，他仍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人物。他之所以为人所知，主要因为他的巨著《民主在美国》，这部对美国社会的分析著作是他在1831－1832年与他的朋友古斯塔夫·德·博蒙一起巡游美国之后写成的，而那次出游的表面目的是要去考察美国的监狱制度。《旧制度与大革命》和他关于1848年革命及其后果的《回忆录》有时出现在大学的阅读书目名单上。不过，作为一个学者，他与任何现代分类范畴都不完全契合。作为一位写下了一部具有持久影响力的分析美国政治的著作的政治学家，一位十九世纪法国最富鉴别力的历史学家，一位现代社会学家的先驱，一位曾当选众议员并被任命为外交部长的务实的政治人物，托克维尔让每个人都可以有所借鉴。然而，要想把所有这些方面都融为一体却并非易事。
这部书信选集与以前的相比，提供了一幅更为全面的托克维尔的画像。本书是20世纪出版的他的第一部内容广泛的书信选集的英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