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毛姆是二十世纪英国最重要、也是最知名的作家之一。本书对于女性陷入婚姻与自由两难时的矛盾与追求自我的勇气有极其深刻动人的描写。《百年孤独》的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说，毛姆是“我最喜爱的作家之一”；《1984》及《动物农庄》的作者乔治·奥威尔承认毛姆是“现代作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其《月亮与六便士》、《刀锋》、《寻欢作乐》都是经典畅销作品。

毛姆的这些文章虽然内容严肃，但他却是用他擅长的闲谈笔调来写的。他文笔老练，简洁明快而又委婉动人，读来就如他坐在你对面侃侃而谈，时不时地还会说上一两句俏皮话，对你眨眨眼或者微微一笑，让你觉得仿佛在和一位长者促膝谈心。可惜的是，有些精妙之处很难能汉语译出，我虽尽了力，但仍不十分满意。好在毛姆的文章本身都很精彩，我想你读过之后肯定不会失望的。

本书是一项跨学科研究，涉及1750年至今的广阔时段，考察了风景在历史阶级关系和民族认同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全书分文化表达、政治内容和民族志三部分，论及风景区的立法史、风景进入权与政治进入权的冲突或互动、交通运输体系与景区环境保护的关系、围绕景区开发和土地使用展开的博弈、隐匿在风景里的权力关系等。多重视角相映成趣，在学术视野和方法上都具有启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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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Richard Maxwell.

The epic battle between man and monster reaches its greatest pitch in the famous story of Frankenstein. In trying to create life, the young student Victor Frankenstein unleashes forces beyond his control, setting into motion a long and tragic chain of events that brings Victor himself to the very brink. How he tries to destroy his creation, as it destroys everything Victor loves, is a powerful story of love, friendship …and horror.

《哲学研究》讲述了：在西方哲学史上，维特根斯坦是唯一创造了两种不同哲学而又各自产生重大影响的哲学家。前期以《逻辑哲学论》为代表，后者则以《哲学研究》为象征。《哲学研究》告别了传统西方哲学以理想语言为基础、试图探索语言本质的静态逻辑构造论，重新将语言哲学捡回到日常语言中，将语言的实际运用、语言的功能作用作为出发点。他所提出的“语言游戏”和“家族类似”对语言哲学的发展贡献基本。《哲学研究》译者陈嘉映为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译者。《哲学研究》直接译自维氏的德文原本，因而是迄今中国最贴切、最准确的这一哲学名著的译本。

“品位”是种什么东西，我想那是个花钱且麻烦的游戏。我从来没有奢望拥有游艇、赛马或男管家对那种纯黄铜饰物和密码锁的鳄鱼皮包，也提不起兴趣。更别说玩味那些“妙到毫巅”的生活细节，比如，纯粹的喀什么米尔羊绒、手工缝制的科尔多瓦皮鞋，用苏特恩清蒸的肥鹅肝……我得承认，有时候，这些诱人的“品位”极其美好，而且可能一试上瘾，这种感觉，就是你在尝过真正的鱼子酱子之后，那种伴随绝望的迷醉，我艳羡，我欣赏，也有一点渴望，假如没有了这偶尔享用的盛宴，生活又会变成什么样。
书中除了专谈有意放纵挥霍的文章之外，作者也加入了一两篇谈非自主性花费的文章，以作对照。最后，我们想告诉您——比品位更重要的是品质！

本书作者、分析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英国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是当代西方最知名和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也是最为中国读者所熟知的西方哲学家之一。他在数理逻辑的研究领域曾作出过开创性的贡献，同时他还是一位社会活动家和政论家。由于他多方面的成就，他一生曾获得过多种荣誉，包括1950年的诺贝尔奖。在哲学上，他的观点大抵早期是属于新实在主义的，晚年逐渐转向逻辑实证主义。本书是他早期的最后著作之一，书中较全面地阐述了他对许多哲学问题的论点，可以代表他早期哲学思想的一个概括性的总结。
在本书各章中，我主要限于谈论那些我认为可以发表一点肯定的和建设性意见的问题，因为单纯否定的批判似乎是不适当的。为了这个缘故，本书中知识论所占篇幅就比形而上学更多些，而哲学家们讨论得很多的一些论题，倘使加以处理，也处理得非常简略。

在他人眼里，我是怎样一个人？我是个成功者还是失败者？每个人的内心，潜藏着对自身份的一种难言的“焦虑”。可有谁曾真正的审视过这种身份的焦虑呢？睿智的德波顿做到了，他首次引领我们直面这一人心深处的焦虑“情绪”。德波顿援引艺术家、思想家及作家的观点与作品，抽丝剥茧地剖析身份 焦点的根源，并从哲学、艺术、政治、宗教等各个角度探索舒缓和释放这种焦虑的途径。
这本书并非一本充满学术语言的“高深”著作。它用通俗、有趣的语言，为现代人解读了“身份”的前世今生，以及我们为什么会为“身份”而焦虑。“身份”这个词在这本书中更多的还是指一种社会地位，一种当代人追求的功名利禄。为什么我们渴望得到别人的认同？是什么让我们变得“势利”，对于金钱和时尚的欲望之壑为何总也填不满？我们到底怎样才能克服这种身份的焦虑呢？在阅读这些文本的时候，一方面，你会惊叹于德波顿广博的知识，那信手拈来的典故和风趣的点评，为你从多个视角展现了人类的“身份”观念；另一方面，你会渐渐审视自我，发现许多已经在你脑海里根深蒂固的东西，开始动摇和解体。

序 言
梁白泉
马克思在讲到一般意识形态和德国哲学时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说到历史，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人类自身的历史。
什么是我们自身的历史？一般将其理解为以文字记录的历史文献。可是，无论中外，自古以来就有人对此持怀疑的态度。
“疑”字多义。《诗·大雅·桑柔》：“靡所止疑”，毛传“疑，定也”；《仪礼·士相见礼》：“凡燕见于君，必辨君之南面，若不得，则正方不疑君”，注“疑，度也”；《逸周书·王佩解》：“时至而疑”，注“疑，犹豫不果也”；《说文解字》：“疑，惑也”，“惑，乱也”；宋《广韵》：“疑，恐也”、“不定也”。
《后汉书·桓谭传》：“数从刘歆，扬雄辨析疑异”；《曹褒传》：“互生疑异，笔不得下”；《郑玄传》：“闻玄善算，乃召见于楼上，玄因从质诸疑义”；陶渊明《移居》中的名句：“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南宋朱熹在《近思录·致知》中指出：“学者先要会疑”；近代胡适也提到，“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
在西方，17世纪的笛卡尔（René Descartes,1596—1650）认为以怀疑方法可以找到不容置疑的真理，对“怀疑论”（skepticism）的影响很大。
历史是什么？从认识论出发，当今的史学家如詹京斯（Keith Jenkins, 1943— ）等，大力鼓吹“后现代”（postmodern）史学。后现代史学家的观点有：历史是“一门科学或一门艺术”，“历史可说是一种语言的虚构物”，“其内容为杜撰的与发现的参半”。人们因而要问：历史在多大的程度上是可信的呢？
今天，我们历史学的工作者习惯于把历史学的组成分为三个基本部分：一是历史文献，如我们的《二十四史》、《二十五史》等等；二是民族学（ethnology）、民族志（ethnography），特别是15世纪以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等西方殖民国家在世界各地调查、记录下来的那些原始土著居民的现状和知识，如摩尔根（L.H.Morgan, 1818—1881）的《古代社会》等等；三是18世纪中叶以来因发掘意大利庞贝古城、埃及陵墓、美索不达米亚和小亚细亚遗址而建立起来的考古学，其中著作很多，举不胜举，例如柴尔德（V.G.Childe, 1892—1957）的《青铜时代》、《工具发展小史》等等。
关于历史文献，人们大多深信不疑。因为列强侵略，西方思潮涌入，学者反躬自省，对古文献的价值产生怀疑。近代梁启超指出：《二十四史》不过是一部“帝王家谱”，是帝王家族的“相斫书”。上世纪30年代，以胡适、顾颉刚、钱玄同等学者为首的“古史辨派”曾对我们的古史全面质疑。冯友兰又提出“信古、疑古、释古”三阶段的历史划分。
西方16世纪启蒙思想家、怀疑论研究者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 1533—1592）告诫人们，不要“知之最少，信之弥笃”。
克罗齐（B. Croce, 1866—1952）指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意思是说一切历史都必须从当代出发，历史总是后人或别人的论述，只反映了后人或别人的历史观。
英国古典学者、历史学家伯里（J. B. Bury, 1861—1927）提出了严厉而苛刻的要求：“历史是一种科学——一点不多也一点不少。”
于是詹京斯在他的《历史的再思考》一书中感叹“我们永远无法真正知道过去。”
民族学记录的原始民族或处于母系或父系社会，或处于奴隶制或农奴制社会。民族学家说：他们或多或少地证明了今天先进民族曾经经历过的历史阶段。但这只是推测，只是可能，只是“例子”，而不是“证据”。列宁（V. Lenin, 1870—1924）说过：“例子不是证据”，例子只是类似的可资比较的东西，证据是事物的全体或局部。
看来，只有考古学，由于遗址、遗迹、遗物的直观性，具体性，原生性和生态性，才能比较好地帮助我们认识“历史”。考古学并非万能。第一，由于自然、人为的原因，先人的遗存已经大量消失，仅存者难以展示他们生存的全貌；第二，它需要多学科的专家参与进来，共同认识和解读；第三，正如我们认识、解读古代文献一样，存在着类似“六经注我”还是“我注六经”的问题，做到完全的客观和准确仍是非常困难的。
我国的考古学从西方输入，百年来成果辉煌，证明了我们的古史基本可信，我们仍然需要继续引进西方的成果。
本书作者保罗·巴恩（Paul Bahn）是英国著名考古学家、翻译家和考古节目主持人，1979年获剑桥大学考古学博士学位，发表论著四百多篇，出版专著八部，其中部分被列入大学考古专业的参考书目。他善于把高深、艰涩的学术概念用通俗、活泼、有趣的文字表达出来。他说：“如果考古学不能给人们带来快乐，那它就一钱不值。”在今天这个繁忙喧嚣的社会中，这非常符合读者的需要。不少诺贝尔奖的获得者都强调学习要尽量与兴趣相结合，且要持之以恒。本书为你打开了一扇古老的门，请你不要轻易将此门关上。
希望本书的阅读过程能够给你带来快乐！

《不平等的痛苦:收入差距如何导致社会问题》内容简介：为什么英国人比日本人更不信任别人？为什么美国少女的怀孕率高于法国？为什么美国新奥尔良市在卡特里纳飓风过后会发生严重的骚乱？什么使得瑞典人比澳大利亚人瘦？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不平等！基于30年研究的这部著作，在对比了世界上最富裕的23个国家和美国50个州在人们相互信任、寿命预期、青少年怀孕、精神疾病、犯罪率、社会流动性、教育等方面的大量数据后，提出了一个突破性的观点：不平等是各种社会问题的根源；那些最健康最快乐的社会有一个共同点：社会成员之间较为平等。
社会不平等影响到人们之间的相互信任。一项在欧洲的调查发现，平等程度最高的瑞典有66％的人觉得他们可以信任别人，而平等程度低的葡萄牙只有10％的人认为可以信任别人。.严重的不平等状况和较高的暴力犯罪率之间存在清晰的关联。凶杀和攻击事件与收入不平等状况联系最为紧密，抢劫和强奸次之。
较平等的社会人们更健康。美国人均寿命与瑞典差3年，葡萄牙和日本的人均寿命差5年。
在较不平等的社会中，穷人通过自身努力提高社会地位更加困难。社会迁移性低，社会结构更为呆板。
作者由此指出，在物质生活水平的继续提高对人类生活质量、幸福程度的进一步提高的贡献越来越小的时候，降低社会不平等程度是改善社会环境，从而真正提高每一个人生活质量的最佳途径。

奥地利经济学派的100年历史中，承上启下最为重要的一个人物就是米塞斯，他被公认为战后奥地利学派的教父和精神领袖。任何一部经济学工具书都公认，他是20世纪最重要，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他也是哈耶克的老师。研究了解米塞斯的思想，是了解该学派核心价值和主要理论必不可少的前提。通过阅读和研究米塞斯的思想，可以加强对社会经济生活规律的认识，读米塞斯的著作，其效果就相当于读哈耶克的著作，后者偏重于政治法律，而米塞斯主要是在社会经济领域。米塞斯是思想的先行者，也是古典经济学价值观的解释者和坚守者。米塞斯去世后，其影响非但不衰，反而增强，美国有专门的米塞斯研究所和研究期刊，聚集着众多的学者和经济学爱好者研讨其思想，还有一所米塞斯学校，专门举办培训班讲解其思想，研读其著作。在美国之外也有一些国家设立了米塞斯研究所。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人心和不可动摇，中国研读米塞斯和奥地利学派的思想和著作的专业或非专业人士也多起来，对他的热情，甚至已经超过了主流经济学家。
关于米塞斯的传记主要有两种，一是其夫人在米塞斯去世后写的回忆录，另一本即本书，是其思想学说的介绍，是了解米塞斯学术的惟一的系统专著。作者是米塞斯的学生，也是1995年罗斯巴德去世后奥地利学派的掌门人，著名的经济学家。他是米塞斯思想最权威的诠释者，他写的这本书在学术上最有价值，一般学术界都以这本书为了解米塞斯思想的标准。本书篇幅很小，但要言不烦，只有深刻把握米塞斯和奥地利学派思想的大家才能做到。
本书除了简单介绍其生平、主要著作和思想学说，也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米塞斯虽然处于非主流经济学的位置，却为美国的主流思潮提供了基本的思想基础和方法。米塞斯一直是思想的先行者和社会生活真相与本质的揭示者，也是各种谬误和混乱思想的纠偏者。他堪称一位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理性启蒙的导师，也是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潮的一面镜子。

一个全面的概述，从我们看不到的，亚原子的粒子的微小的运动到漫天星斗的运行。在物质的世界与用以解释和描述它们的微妙的数理概念之间存在一种关系，揭示这一关系中所呈现的美是作者接下来要做的事。在此基础上，作者又进而对现有的理论加以思考。依着这一思路，他在此书讨论了大量的问题、争论以及现象，不仅是前面提到的相对论，还包括正诱惑着科学家们智慧的膜理论等。作者彭罗斯早已为中国读者所熟悉，他曾于1988年与霍金共同分享当年授予物理学家的沃尔夫奖。他的作品《皇帝新脑》《时空本性》（与霍金合著）此前曾在我国翻译出版。来自《星期天泰晤士报》的评论说，彭罗斯的书揭示了纠结在自然与人类想象力之间的美与精妙之处。

本书的基本论点是，历史命运之说纯属迷信，科学的或任何别的合理方法都不可能预测人类历史的进程。本书这个论点可以追溯到1919-1920年冬天。它的基本大纲完成于1935年前后；1936年 1月或2月，它作为一篇题为《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的论文在布鲁塞尔我的朋友阿尔弗雷德·勃朗塔尔家中举行的一次私人会议上第一次宣读过。在这次会议上，我以前的一位学生对那次讨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叫卡尔·希尔弗丁，不久他就成为盖世太保和第三帝国历史决定论迷信的牺牲品。出席者还有其他一些哲学家。其后不久，我在伦敦经济学院F.A.冯·哈耶克教授的研讨会上宣读了一篇类似的论文。这篇论文的发表耽误了好些年，因为我投稿的那家哲学期刊拒绝接受我的稿子。第一次分三部分发表于《经济学》N·S．1944年第11卷，第42、43期，1945年第12卷，第46期，自从那时以来，意大利文译本（米兰，1954年）和法文译本（巴黎，1956年）相继以书籍形式问世。本版的正文已作了修改，并有若干补充。

平等还是精英，ISBN：9787538247510，作者：（英）巴特摩尔（Tom Bottomore）著；尤卫军译；斐池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