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不是科学。我们通过求知领会人生的意义。
哲学解答“什么生活是良好的生活”。要是不知道人这样做那样做的道理，我们就无法理解人类行为；要是不区分有道理的行为和没道理的行为，我们就失去了判别是非曲直的基础。
本书作者陈嘉映被称为中国最有可能接近哲学家称号的人，影响力巨大，铁杆粉丝众多。本书是他的散文结集，分为三辑。第一辑是从社会热点出发，用思辨的方法探寻如何定义自我、认清自我，比如《就黑熊重要吗》一文，就是从救黑熊这个事件发散开来，探究人的价值观。第二辑关注更多的是人的心理层面，比如快乐，比如宗教观念。第三辑主要是一些采访、演讲。
整体而言，本书探讨的问题是为了达到这样一个目的：认清你自己，追寻生命的意义，明白什么生活是良好的生活。
思享家系列：
乡关何处 http://book.douban.com/subject/10569855/
半生为人 http://book.douban.com/subject/10570586/
旧山河 http://book.douban.com/subject/10597973/
问道者 http://book.douban.com/subject/10597972/

《旧山河》是刀尔登的历史文化随笔集。《旧山河》以另类的視角和犀利的笔触，重写历史中的各色人物和轶事，见人之所未见，引领读者去思考中国几千年的文明给中国历史、给国人，乃至对当下带来的影响。《旧山河》作者刀尔登的文风从容、收放有度，不铺张，见好就收，常被误以为是深刻，其实他追求的不是深刻，就是刁。“在平民看来，顺康年间，除了头顶上多根辫子，生活和从前，也没很大的不同，风俗依旧，人伦依旧，豆腐也还是原来的味道”。
“土财主派儿子去念书做官，白胖胖的一个孩子出去，回来已变成儒士”。
“家里有鬼，山上有神，哪个也得罪不起，所以进庙烧香，入观求签，还有几百个杂神，都得磕头，宜乎古人之半月板容易受伤也。”
刘瑜在给《旧山河》写的序中说：“这是难得的不含三聚氰胺的中国历史。岂止无毒无害，里面还加了大量的矿物质和维生素。”“在学历史的人中，刀尔登是少有的学进去又学出来的人。刀尔登能钻进浩渺的史料，又从里面钻出来，用反思的眼光去看待历史的波涛汹涌。所谓反思的眼光，就是重新诠释中国历史中被颠倒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集体与个体的关系、道德与制度的关系。”
思享家系列丛书：
乡关何处:故乡•故人•故事
半生为人
问道者
价值的理由
海报：

尽力去证明上帝是不存在的，不过是许多无神论者的兴趣所在，但是真正的问题不是在于上帝到底存不存在，而是在于一旦假设他不存在，人类将如何自处。《写给无神论者的宗教》主题在于一个人即使是一个无信仰者，但是他也能发现宗教是有用的、有趣的并且给人带来安慰的 。在这部刺激的完全属于作者首创的并且即将面临着争议的作品中，德波顿认为世俗的人们可以从与宗教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道德、艺术和教育等等领域中去学得一些东西。在这本书中，德尽力去淡化和消弥宗教中教条主义的一面，摄取了宗教中能够安慰怀疑论者当下思想的一面，让人们去感受美丽和睿智的东西。

《老饕续笔》是赵珩先生继《老饕漫笔》之后的又一力作。
全书共四十篇，风格依然如《老饕漫笔》，用白描式的笔记体写食话，写口腹之欲，记风物人情，述历史掌故，亲切自然而优雅，流露出作者对精致生活的一份眷念。

饕餮本为人所不齿的“好吃鬼”，但苏轼却曾以之自居，并作《老饕赋》：“盖聚物之夭美，以养吾之老饕。”，从此“老饕”遂成追逐饮食而又不失其雅的文士的代称。这些文士不但善于品味饮食，甚至不乏擅长烹饪者，“东坡肉”、“潘鱼”、“谭家菜”……可谓不胜枚举。古代的暂且不说，现代的梁实秋、王世襄、汪曾祺以及这本书的作者赵珩，皆是此道高手。
《老饕漫笔》是文坛宿将的主题回忆。文笔清淡含蓄，文品平实端庄，颇有“粤菜”之风。书中记录的，或人或事或风物或名胜或花絮或掌故，一概与吃相关。它用平实的语调钩沉与饮食相关的方方面面，却并不拔高，非将口腹之欲升华为文化精粹。

胡子的《胡吃/乱想》对自小开始的吃货生活做了一个阶段性总结。胡子是重庆人，走的是江湖草莽路线，大肉猛炙、倾盆红油之类，从各路野生蓬勃的人物那里学得厨艺。
《胡吃/乱想》在一个满满当当的小厨房中，琴瑟和鸣，刀铲共奏。美好的厨房生活延展开去，包括春夏去蔚秀园的野地菜地里挖荠菜摘南瓜秧、入川进黔背足各类辣椒花椒加地道食材、在巴西惦记去巴西利亚大学砍竹笋，在书房和世界各地追索食物背后的文化生态……

《熊秉明美术随笔》收录关于熊秉明的美术随笔数十篇，用他独特的文字来为你解说一个艺术的世界。宗璞这样说熊秉明：许多书的归宿是废纸堆，略一浏览，便可弃去；部分书的归宿是书柜，其中知识，可以取用；有些书的归宿则在读者的灵魂中。熊秉明的书便是如此。印在那里，化在那里，亮在那里。在人生的行程中，若想活得明白些，活得美些，都应读一读熊秉明。

《猎人们》是朱天心的经典文集，描述了她及家人与猫族共处的生活。作者笔下的猫不是专业卖萌的宠物，而是独立自在的“猎人”，令人对不同生命种族共处于地球这件事，有了全新的看法。
朱家收养流浪猫，始于朱天心出生以前。天心参与和组织流浪动物保护行动，也有二十多年。
本书2005年初版以来，天心又结识了更多街猫朋友，而当年的“猎人们”近况如何，经历着怎样的“猫生”？此次重版，特别收录新作《公猫们》，并附赠作者手写书签，猎人们全家福小照，为了纪念，也为了续写——我们和流浪动物和睦相处的故事。

本书是陆灏“近年杂览闲读所写的读书笔记”，里面充满了这类有趣的中西文史资料，甚至直接就是由“文化八卦”组成的小品，读来让人甚生愉悦——按照“知趣相得”的信条，读书就不妨像陆灏那样。
在本书中，你可以读到：钱钟书和杨绛曾怎样捉弄傅雷，潘光旦巧译希腊美臀爱神名字等谐谑故事，牛郎织女神话经过什么样的解构，赵孟頫代夫人写信到末尾，竟顺笔署了自己的名，《洛丽塔》电影中文译名“一树梨花压海棠”的出处，福尔摩斯是不是以王尔德为模特，西方不少著名文人学者如何不爱惜书籍甚至以毁书为乐，《花花公子》原来刊登过好些文学名家应约写的严肃作品……都是一些妙趣横生、幽趣别具的小文章。

本书由辜鸿铭两篇在内容上有直接关联的著述构成。其中《中国牛津运动之内情》（The Story of a Chinese Oxford Movement）据Shanghai Mercilry Limited，Print 1912版译出。《张文襄幕府纪闻》据庚戊（宣统二年）原刊本校点。
辜鸿铭先生所著的《中国牛津运动之内情》（The Story of a Chinese Oxford Movement）一书第一版的读者众多，供不应求，第二版的推出势在必行。在第一版的基础上，第二版增补了一封辜氏写给《北华捷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的信和一篇关于他对德龄公主的《在紫禁城的两年》（Two Years in the Forbidden City）一书的评论，以及一封由一位著名中国学者写给一位德国牧师的题为《雅各宾派的中国》（Jacobin China）的信。

《外国音乐在外国》是陈丹青之前文集《陈丹青音乐笔记》（2002）的增订版，除增加四篇长文记述欧游音乐观感、删去一篇《多余的素材》已经收录的《钢琴与阶级》之外，另配以精彩图片飨人眼目，全书彩色印刷，纸张柔软细腻，堪称他诸本文集中最为风雅的制作。
2002年，文集初出之际，陈丹青原拟采用内文篇名《外国音乐在外国》为书名，大意是说，人在纽约写给国内读者看，但为编辑改作《陈丹青音乐笔记》，此番再版，恢复原拟书名，不过此时陈丹青已在国内定居十年，谈及书名的变更，他说出另一层意思：“今岁尤其是少说为佳的一年……谈论艺术真是既风雅，又安全……连书名也规避了境内的话题与是非，单说外国音乐在外国。”
1992年，陈丹青受《音乐爱好者》杂志之邀，开始持续写作，遂“开了份宽窄莫辨的旁门左道”。从最初的《灵堂琴声》（1992）到刚刚写成的《在维也纳》诸篇（2009），此书收录文章的写作时间跨度近二十年，堪称陈丹青书写生涯之标本。
此书谈论音乐，以古典为主，兼及流行与民族。作为画家、作家而谈音乐，陈丹青说自己不过是假音乐之名义，而行趣味的批判。他之书写音乐，不单就音乐本身着墨，而是关注音乐所席卷的人生与性命，关注音乐背后的文脉与文化，由此而获致独特的境界与气韵。
此书封面亦由陈丹青亲手设计。原本选择四种颜色，打样以取其一；不过打样出来，颜色均称理想，最后决定，选择三种颜色，制作三种封面，任凭读者选择。此举或为国内首创，虽于发行上有些麻烦，但于读者，却是增加了选择的空间。陈丹青谈及这三种颜色，说是在欧洲建筑中均属常见，而国内却少有使用且用得好的。

《纽约客》最老辣的文字，另类解读两性关系，机智剖析男女交往心理。
詹姆斯•瑟伯让人赞叹的原因恰恰是《纽约客》的特质：针砭时弊同时具有权威的文学性，经典却总以其尖锐走在时代的前端，神来一笔的漫画更是不可或缺。
他对语言有着苛刻的追求，他优雅地把玩文字就像一位腰杆笔直的滑稽魔术师，他的聪明和幽默在字里行间流淌，有时稍不留意就溢了出来——他绝对是一流的“幽默家”。
书中文章选自瑟伯的几本随笔、小说集，文章内容涉及瑟伯对早期家庭生活的回忆、他在日常生活中的见闻和他对一些社会现象的看法，还包括他那几篇著名的短篇小说。这些文章大都在《纽约客》发表，并大受欢迎。其中有不少文章围绕两性关系和男女交往展开，读来乐趣十足。他笔下的男人多陷于困顿而无力应对，女人却凡事具有绝对的掌控权。这本书里的人物，就像瑟伯画笔下的那些人物一样，神情、姿态甚至内心，都栩栩如生、跃然纸上。

《黑暗的声音》是《南方周末》文化记者夏榆的最新随笔集，以作者从矿工到记者的个人经历为主线，记录亲历及耳闻目睹的矿工、打工者、上访者等当代中国草根人群生活原貌，用自救、自律、自足的态度，书写黑暗、真实和封闭的生活。

《东坡志林》可以说是苏轼的“滑稽文学”。作者不但记载了许多的朝野大事，也融铸了许多荒诞不经的传说。涉笔成趣。在很大程度上开启了明代小品文的风格。

From perfectly formed potatoes to adulterous US presidents, and from domestic upsets to millennial fever, Bill Bryson just cannot resist airing his opinions and standing up for his (mostly) law-abiding fellow American citizens. But of course after twenty years in England, he is now back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pond, and is obviously having a little trouble finding his true American self again. After vigorous exercise on the Appalachian Trail comes this edited collection of Bryson’s most splenetic comic pieces culled from his humorous regular column in the Mail on Sunday.

2012年，本身只有二百多年歷史的京劇，入選為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
《信報》前總編輯沈鑒治，生於上海，父親是京劇票友，令他在京劇唱片聲中長大，從三十年代起，在上海、在北京親身經歷了京劇在民國時期的黃金年代。因為生於戰亂時代，即使畢業於名校聖約翰大學，也只能離家來港謀生；在香 港少有機會看京劇，卻沒有妨礙他對京劇的熱愛，多年來他以筆名「孔在齊」撰寫了不少京劇評 論。
去年，沈鑒治應康文署之邀，在文化中心主講六場「京劇欣賞」講座。從現代人對京劇的陌生 感講起，講到京劇的舞台講究，演員的唱念做打內涵，京劇做為產生於民間卻又自然抽像的藝術形式之美，一直講到為什麼會愛上京劇。京劇的魔力在他的精彩講述 中復活。三聯書店將講座改編成《京劇六講》一書，以饗大眾。

本书收录作者近年来在两岸报刊发表的专栏文章，分为六辑：“躁郁时代”、“台湾现场”、“志士修行”、“礼乐文明”、“文化兴邦”、“教育之道”。这些文章从当下社会问题谈起，落脚到回归传统文化的人文关怀上，因目光犀利或直中心怀，遂引起热议，影响不俗；堪称时代人心的明眼洞察，中国文化的入心言说。
本书尤为难得之处在于，作者无论观察社会，针砭时弊，还是描摹世情，兼说文艺，皆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母体出发。他寄身中国传统文化二十余载，终能与之相感相亲；于是他谈传统文化，能真切，能动情，能与生命相激荡，与现实相对应。他还原出中国文化最为光明且亲和的一面，如日出山谷，气象一新；如乡音悦耳，安稳人心。他的文字以士者情怀，允诺了一个安稳的现世，喜气的人间。
台湾的文坛巨擘隐地先生曾赞誉作者文章“绝对大气”，本书同样延续了这个品质，无论对当下浮躁的时代，还是荒失的人心，皆关怀深切，对治有方，具有不可估量的深远意义。
本书附赠《对话与问答》别册，收录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讨论，所谈皆是今人感同身受的现实问题。而作者游刃有余、娓娓道来的对答，不禁令人感叹：唯能解答人们的现实困惑，才见学问之真实不虚。

★直木奖得主山本文绪 心灵疗愈日记
★三十二岁的作者，经历第一段一个人的生活。所有的一切都自由了，却时时陷入不安，所以用一篇篇日记细致描绘每天心中的波澜。
★一个人逛街，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睡觉，一个人工作，一个人旅行，一个人做很多事，这样的“一个人”，在我们身边越来越多，你是这样的“一个人”吗？——《知日》
★一个人工作，一个人看书，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看着电视乐，一个人睡觉。感觉寂寞难耐的，定会找个人同住吧。但我并没觉得寂寞难耐。要说难耐的，反倒是想一个人的时候无法一个人。——山本文绪
三十二岁，我离了婚，又成了一个人。
一个人的日子固然寂寞，但更多时候是因寂寞而快乐。
一整天口也不开，读书、发呆、晒太阳，偶尔也会耐不住寂寞给朋友打电话
极致的幸福，存在于孤独的深海。
在这样日复一日的生活里，我逐渐与自己达成和解。

序
陈冠中
这里是2000年后我在北京写的部份文章。
那时开始我跟国内文化、知识界的朋友连续而紧密的接触，随后若干年来我都在一面补课，追溯、辨识同代大陆读书人的知识宗谱，一面交流、思考他们当前的问题意识，因为我是带着同中有异的“前知识结构”进来的，难免有冲撞也有互补，需要不断对话。
1992年至1994年我在北京待了两年多，然后去了台北六年 -- 令我大开眼界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加上之后在北京，这就成了我长达二十年在知识上的调整補充期，连我笔下的香港都不一样了。
之前大部份的时间我都在香港，借信息自由之便，寻觅到不少在当年香港都算是主流之外的异端思潮和小众趣味：文化上我跟同代的文青一样，在青春期受到英美摇滚民谣、反叛文化、台湾作家和欧陆电影影响；社会立场上我是支持解放、包容和替弱势争权的“进步主义”者；政治思想上则是从马克思主义和七十年代的欧美“新左”（我在1981年出版的第一本书是關於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的文论），转到坚决反对专制的自由主义（哪怕只是罗尔斯、納斯鲍姆一类的正义自由主义、能力自由主义），向往社会民主，同时照样厌恶各种形态的帝国霸权；经济上接受“混合经济”，从八十年代开始就转向“后凯恩斯”观点，支持中国改革开放但是反对市场基本教义派。八十年代的香港还让我注意到城市规划、建筑、设计、文化研究、后殖民、大历史、地球村意识和世界主义的议题。来大陆之前，我认为不管怎么说，自己都该算是左翼的 -- 哪怕只算是中间偏左或自由主义左翼，一种犹豫的、对许多困惑都没有现成答案的但却清晰的反对暴政、讨厌谎言、拒绝残忍的左翼。
到大陆后发觉自己不能认同中国式的“新左派”。
虽然自由主义左翼听上去像是悖论，我觉得有时候也只能用“左翼自由主义者” 这个不理想的说法来识别自己。
这里并没有收集太多我的政论時評，但多篇文章涉及上文提到的关注点，都是2000年以后我在大陆期间，多少带着中国问题意识写的。
感谢徐晓的坚毅策动，张万文的编辑，中信的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