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人诗文集中，经常发现以行第相互称呼的例子，后人颇费考索。本书以姓氏笔画和排行为次序，详加考释，是解决上述问题的理想工具。另外还收录了作者的《度全唐诗札记》、《读全唐文札记》和《唐集质疑》三种著作，以备互相印证。

岑仲勉先生（1886-1961）是我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毕生致力于历史学研究，在隋唐史、先秦史、古代文献学、中西交通和民族关系、史地考证等方面，均卓越有建树，为国内外史学界所推重。今本隋书所附十志三十卷，本名五代史志，与隋史五十五卷，各为一书，其年代、撰人均巽。于诸志用功者，如章宗源、姚振宗之隋经籍志取证，杨守敬之隋地理志考证，同为一代名著，无待论矣。

《唐六典》是一部关于唐代官制的行政法典，规定了唐代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关的机构、编制、职责、人员、品位、待遇等，注中又叙述了官制的历史沿革。依照唐玄宗的意图，此书本应按《周官》分为理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六个部分，故书名《唐六典》。因唐代官制与周官大不相同，《唐六典》实际上还是按照唐代国家机关体系进行编纂。此书分三十卷，其篇目为：三师、三公、尚书省；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门下省；中书省；秘书省；殿中省；内官侍中省；御史台；太常寺；光禄寺；卫尉寺、宗正寺；太仆寺；大理寺、鸿胪寺；司农寺；太府寺；国子监；少府监、军器监、铸钱监等；将作监、都水监等；左右卫、左右骁卫、左右武卫、左右领军卫；左右金吾卫、左右监门、左右千牛卫、左右羽林军；太子三师、三少、太子詹事府、左右春坊内房内官；太子家令、率更寺等；太子左右卫诸率府；诸王府公主邑司；府、督护州。
《唐六典》曾否颁布施行，历来学者间颇有争论。参与修书的韦述说，此书于开元“二十六年奏草上，迄今在直院，亦不行用”（《直斋书录解题》）。唐宪宗元和(806-820)初，吕温代郑相公（□）请删定施行六典开元礼状也说，六典“星纪六周未有明诏施行”(《吕温集》)。宋范祖禹也认为“唐六典虽修成书，然未尝行之一日”（《范太史集》）。但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卢杞奏事引用六典，唐宪宗元和中刘肃撰《大唐新语》称六典“迄今行之”。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采取一种折衷的观点，一方面说“唐人所说，当无讹误”，承认韦述、吕温书未颁行的说法是正确的，一方面又说“疑当时讨论典章，亦相引据，而公私科律则未尝事事遵用”，认为六典并非全未实行。近人岑仲勉认为，六典未经朝廷颁布施行无可怀疑，但六典是排比现行令式编成的，现行令式本来具有法律效力，为人遵用，不过其中有一部分，编书时就已改变，或后来改变，因此未能事事遵用。
书名，原题唐玄宗御撰，李林甫奉□注。《直斋书录解题》引韦述《集贤记》注：“开元十年，起居舍人陆坚被旨修是书，帝手写白麻纸六条曰理、教、礼、政、刑、事，令以类相从，撰录以进。张说以其事委徐坚，思之经岁莫能定。又委毋□、徐钦、韦述，始以令式入六司，其沿革并入注中。后张九龄又委苑咸，二十六年奏草上。”唐刘肃《大唐新语》和《唐会要》也有类似的记载。根据这些史籍，可知此书是臣下奉玄宗之命所撰，自奉旨至成书历时十余年，中间曾多次换人，最后经李林甫进奏皇帝。

《通典》专叙历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变迁，从远古时代的黄帝起，到唐玄宗天宝末年止（肃宗、代宗以后的变革，有时也附载于注中），分为九类，以食货居首，次以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每类又各分子目。对于历代典章制度，都详细地叙述了它们的源流，有时不但列入前人有关的议论，而且用说、议、评、论的方式，提出自己的见解和主张。《通典》的作者是杜佑。《通典》的体例仿效纪传体正史中的志书，将断代体改为通史体，是一部专门记载历代政治、经济等制度沿革变迁的典志体史书。《通典》记述了传说中的黄帝，下讫唐天宝末年的制度沿革。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记述历代典章制度的典志体史书，为史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途径。

岑仲勉先生（1886-1961）是我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毕生致力于历史学研究，在隋唐史、先秦史、古代文献学、中西交通和民族关系、史地考证等方面，均卓越有建树，为国内外史学界所推重。

《贞观政要集校》内容简介：贞观政要十卷四十篇，是唐太宗君臣探寻致治之道的一部重要言论集，包括为君之道、政体、任贤、纳谏、文教、务农、刑法、征战、安边以及太子诸王教戒、处理政务的态度和做法，直至如何居安思危、慎终如始，深受唐、宋以来有作为的帝王的重视。

《贞观政要》系“随事载录”而成，凡10卷40篇，约8万字。它以君道、政体、任贤、纳谏、君臣鉴戒等为篇目，分别采摘唐朝贞观年间太宗李世民同大臣魏徵、王珪、房玄龄、杜如晦等45人的政论、奏疏。主要内容包括治国方针、选贤任能、精简机构、申明法制、崇尚儒术、评论历史得失等方面，同时强调统治者的自身修养，如敬贤纳谏、谦逊谨慎、防止奢惰等。
此书约在9世纪传入朝鲜、日本等国，受到重视，也被列为皇家、幕府的政治教本。《贞观政要》国内外现存的古写本有20余种，其中日本所存的18种，均属12世纪以前的写本。现存最早的刻本是明洪武三年（1370）王氏勤有堂本，现藏北京图书馆。唐代河南籍著名史学家吴兢，积极参加唐前期国史修撰，为后世保留了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历史变革的珍贵史料，这都完整地保存在《旧唐书》等“正史”当中。《贞观政要》虽记载史实，但不按时间顺序组织全书，而是从总结唐太宗治国施政经验，告诫当今皇上的意图出发，将君臣问答、奏疏、方略等材料，按照为君之道、任贤纳谏、君臣鉴戒、教戒太子、道德伦理、正身修德、崇尚儒术、固本宽刑、征伐安边、善始慎终等一系列专题内容归类排列，使这部著作既有史实，又有很强的政论色彩；既是唐太宗贞观之治的历史记录，又蕴含着丰富的治国安民的政治观点和成功的施政经验。这部书是对中国史学史上古老记言体裁加以改造更新而创作出来的，是一部独具特色，对人富有启发的历史著作。

《唐代墓志汇编(套装全2册)》是唐代墓志铭录文的总汇。《唐代墓志汇编》除收录前人辑集的铭文拓片处，还录入建国后公开发表的新出土墓志和各地收藏多年的拓片。全部新式标点，书后附人名索引。

由于《唐代唐代墓志汇编》结集较早，1984年后又有大量新的出土墓志问世。为此，由周绍良主持，继续抄录，编辑了新出土唐代墓志，以补充《唐代墓志汇编》的不足。本书共汇集到新出土唐代墓志1564方。编集成《唐代墓志汇编续集》。
《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多采集近来著录及出土品，共辑志文1567通，目录以编年为序，可供从年号检索，后有附录索引，亦可以人名来检得，读者自由翻寻，两在其便。

《新唐书(套装共20册)》的编撰，约开始于北宋庆历四年（公元一〇四四年），到嘉佑五年（公元一〇六〇年）完成，前后历时约十七年，参加编撰的有欧阳修、宋祁、范镇、吕夏卿等人。《新唐书(套装共20册)》包括本纪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列传一百五十卷，共二百二十五卷。完成后，由欧阳修、宋祁分别署名。

“日本化”曾是代表日本制造业水平高超的标志性词汇，是指美欧陷于疲态的制造业竞相采用日本式品质管理方法来生产经营。令人遗憾的是，如今日本已进入老龄化社会，经济长期停滞，“日本化”的意义已改变，完全成了消极意义的词汇。而“中国化”一词近来广为人们热议。
10世纪宋朝时期，中国社会结构发生巨变。当时中国早已设立相当于高级公务员考试的科举制度，不能世袭权势地位的国民可通过自己的实力来获得地位和权力。市场经济渗透整个社会，人们不再受到土地和职业限制，官员也被派往外地。尽管皇帝独揽大权，经济活动却是自由的。从这点看，这种体制确实与如今中国的统治体系很相似。
日本从隋唐起效仿中国统治体系。到了宋代，日本开始采用与此对立的贵族世袭制度，由“中国化”变成“江户时代化”———按家族世袭来固定身份，居住地也受到限制。明治维新时期，日本虽一度采用“中国化”，但最终回到“江户时代化”体制。
当今，世界已开始“中国化”，既得利益群体将被触动，最终国家统治也不再依赖坚守自身利益的地方团体。如今，大阪市市长桥下彻提出建议，要推翻日本“江户时代化”的僵化体系，推行“中国化”体制。这是否意味着日本将放弃目前消极的“日本化”而走“中国化”道路呢？

宋太平兴国间，既得诸国图籍，而降王诸臣，皆海内名士。或宣怨言，尽收用之。置之馆阁，厚其廪饩，使修群书。以修文御览、艺文类聚、文思博要、经史子集一千六百九十余种，编成一千卷，赐名太平御览。
太平御览版本有十几种之多。一九三五年商务印书馆影印宋本出版后，成为二十多年来最流行的本子。中华书局为了供应研究工作者的需要，�定缩印商务影宋本太平御览。他们把影宋本的两页拼做一页，每页两栏。原来要分订一百三十六册，现在匀装做四大册就成了，面字体也并不缩得太小。这样，无论在购买、收藏方面和研究、检阅方面都增加了不少便利。

记录隋末李渊自起兵反隋直到攻克长安、废除隋帝、正式称唐帝为止共357日史事的史书。3卷。唐温大雅撰。温大雅为李渊大将军府记室参军。他随军撰成该书。该书所记史事与《新唐书》、《 旧唐书 》、《 资治通鉴 》有出入。《起居注》说李渊起兵反隋出于本人主意，李世民只是赞助；两《唐书·本纪》归功于李世民首谋，李渊是被迫同意起兵。《起居注》历记李渊雄才大略，两《唐书·本纪》则描述为庸懦无能。该书为清代以前唯一传世的起居注。在流传的几种版本中，以清代缪荃孙的藕香零拾本为最善。1983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经过校点的 《 大唐创业起居注》。

五代后晋时官修的旧唐书，是现存最早的系统记录唐代历史的一部史籍。本书原称唐书，后来为了区别于北宋欧阳修、宋祁等人编撰的新唐书，故称旧唐书。全书分本纪、志、到传三部分，共二百卷。
旧唐书的作者离唐代很近，有机会接触到大量唐代史料，特别是唐代前期的史料。重要的有吴兢、韦述、于休烈、令狐峘等人相继纂述的唐书一百三十卷，它对唐初至唐代宗时期的历史事件叙述比较完整。还有唐高祖至唐文宗的各朝实录。唐代后期的史料则掌握较少，只有武宗实录一卷和其他零碎材料。旧唐书成书时间短促，大抵抄撮唐代史料成书，书中不少地方用了“今上”、“我”等字眼，都是沿袭唐代国史或实录的旧文。“今上”指唐代史官撰述时的当代皇帝，“我”指唐朝。论赞中常出现“臣”字，也是唐代史官当时的称谓。在材料的占有与剪裁、体例的完整、文字的乾浄等方面，后期大不如前。穆宗以后的本纪内容繁琐冗杂；曆志、经籍志叙述仅至玄宗时代；列传中对唐代末期人物缺漏较多；还存在着一人两传、一文複见等现象。这些都说明旧唐书比较粗糙。
但是，旧唐书叙述史实比较详细，保存史料比较丰富，便于读者瞭解历史事件的过程和具体情况，因而受到后代的重视。唐穆宗以后的本纪，虽然内容比较芜杂，为后人所讥议，但也保存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如庞勋起义、黄巢起义，在懿宗本纪、僖宗本纪中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載，由于列传都分庞勋无传、黄巢传简略，这些记載就更为可贵。昭宗、哀帝两纪，对某些藩镇、宦官的嚣张跋扈，叙述颇为详细，反映了唐王朝覆灭时的某些具体情景。宋司马光著资治通鑑的唐纪部分，大抵採用旧唐书，就是因为它记事比较详细明白的缘故。旧唐书还採录了不少富有史料价值的文章。如吕才传、卢藏用传，分别登載了两人反迷信的重要论文。贾耽传登載了他进奏所编地理图志的两篇表。这些都是在中国思想史和地理学史上有地位的文献。又如，在傅奕、狄仁傑、姚崇等人的传中，登載了他们反对佛教的文章，从中可以考见唐代佛教盛行对政治、经济、社会的重大影响，以及世俗地主反对佛教的斗争。这类文章其中有些见旧唐书最早保存下来的。继旧唐书之后出现的新唐书，虽然在史料上作了许多补充，特别是志、表、唐代后期的列传部分比较突出，但新唐书行文和记事往往过于简略，使读者不易瞭解具体情況。对旧唐书登載的大量文章，新唐书有的删去，有的压缩成简短的片段，甚至因厌恶骈文，竟改写成散文，改变历史文献的原来面貌。相形之下，旧唐书在保存史料方面就具有新唐书所不能替代的價值。

辽宁省博物馆藏碑志精粹，ISBN：9787501011858，作者：辽宁省博物馆 编著

【前言】より
唐代史を研究する上で墓誌は貴重な一次史料である。だがそれらの全容や所在を體系的に把握できる態勢が整っていない。もしもそれらを一堂に網羅できるのであれば、研究に資するところは必ずや大きいはずである。そのような個人的な關心と必要性に基づいて、1997年に『唐代墓誌所在総合目録』（墓誌5,482點、墓誌蓋344點の合計5,826點を收載）を出した。幸いなことにそれは一定の評價が得られた上、できれば墓誌檢索の索引もほしいとの要望がもたらされた。そこで2004年に墓誌索引を加え、またその後の情報を盛り込み體裁も改めた『新版唐代墓誌所在総合目録』（6,828點收載）を刊行した。しかしその後も墓誌資料集類は次々と出版されるため、それらの收集や整理を新たに成立した明治大學東アジア石刻文物研究所（2006年4月）の仕事とし、5年という時?の經過をまって、ここに「増訂版」として學界に送り出すことにした。
『新版 唐代墓誌所在総合目録（増訂版）』は、唐代（618～907）の期?中に中國領内で作成された墓誌(銘)を、2008年末までに刊行された關係圖書などから取り出し、年號別、年代順に分類配列して、その所在状況を明らかにしたものである。これにあわせて前『新版』の誤りを可能な限り修正し、また『新版』にならい、卷末には墓誌名索引を用意した。なお情報量の?加と利用の便から、2頁見開きで使用する形式をとる縱型B5版に改めた。上述したように、この『増訂版』は二つの面から情報が追加されている。一つはいうまでもなく從來名前が知られなかった墓誌の所在を掲げたことである。もう一つはすでに『新版』に名前があがっていた墓誌に、さらに所在情報を?補したことである。私たちはこの兩面の情報を同じレベルで重要であると認識し、可能な限り把握に努め收載した。この『増訂版』によって研究の進展に一層貢獻できることを願っている。
ここで參考までに、『増訂版』に新たに追加、?補された墓誌・墓誌蓋の各合計、および本書掲載の總數をあげておくと、以下の如くである。
①新たに追加された墓誌・墓誌蓋：1,909點
②前『新版』所載の墓誌・墓誌蓋に所在データを?補したもの
：1,819點（箇所）
③新たに追加・?補した墓誌情報の總數
：3,728點（1,909點＋1,819點）
④當『増訂版』所載の墓誌・墓誌蓋の總數
：8,737點（新版6,828點＋1,909點）

本书是作为研究北宋汴梁的重要资料而收入《中国古代都城资料选刊》的。195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之诚先生的《东京梦华录注》，到目前为止，是这部书唯一的注本，它提供了不少可以和原著相互印证的参考资料，因此，《选刊》决定采用�注本。在印行前，除对�注的个别条目作了删除以外，其它皆未改动。
本书北宋梦元老撰。他从靖康丙午南徙居东京二十三年，至淳熙丁未始有刊本。全书对北宋汴梁描述颇为详细，对街道、河道、民俗皆有涉及，是研究城市历史地理必不可少的资料。

《剑桥中国史》是剑桥历史丛书的一种。本书为第3卷，论述隋唐时期的王朝历史，作为《剑桥中国隋唐史》的上卷。原书于1979年出版，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国外隋唐史研究的水平。
本书是一部结构来谨、资料丰富、内容充实的断代史，在不少问题上有独特的见解，自成一家可言。相信对这一段历史感兴趣的读者能够从中看到西方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而且隋唐史的研究者也可作为参考。
本书的特点之一是，对隋唐史上有争议的重要历史人物和事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不乏新意，富有创见。特点之二是它填补了隋唐史研究中的不少薄弱环节，乃至空白。特别之三是它在论述隋唐史时，没有局限于隋唐史本身，而是将隋唐史放在中国古代历史，特别是从汉至宋的历史长河中去考察。特点之四是它极其重视史料真伪和专题研究，并且广泛吸取了各国的学术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