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s book is about the central figure of our contemporary, 'liquid modern' times - the man or woman with no bonds, and particularly with none of the fixed or durable bonds that would allow the effort of self-definition and self-assertion to come to a rest. Having no permanent bonds, the denizen of our liquid modern society must tie whatever bonds they can to engage with others, using their own wits, skill and dedication. But none of these bonds are guaranteed to last. Moreover, they must be tied loosely so that they can be untied again, quickly and as effortlessly as possible, when circumstances change - as they surely will in our liquid modern society, over and over again. The uncanny frailty of human bonds, the feeling of insecurity that frailty inspires, and the conflicting desires to tighten the bonds yet keep them loose, are the principal themes of this important new book by Zygmunt Bauman, one of the most original and influential social thinkers of our time. It will be of great interest to students and scholars in sociology and in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generally, and it will appeal to anyone interested in the changing nature of human relationships.

《千高原》是法国哲学家吉尔·德勒兹和菲利克斯·加塔利合著的作品，也是二位作者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本书即是对此一经典著作的导读。
在书中，尤金·W. 霍兰德首先概述了《千高原》的成书背景，并对《千高原》的主题作了深入浅出地介绍；在本书最重要的部分“文 本阅读”中，作者将《千高原》中的十五座高原所提出的“问题”分解为五类，并逐一对之进行了详细阐述，书中不时穿插对原书段落的引用，展现了作者对此的独到解读。
德勒兹与加塔利声称，构成《千高原》的诸多高原可依任意顺序阅读。任何一次对全书的阅读都可能产生某种线性阅读，正如每一次依和弦表所做的即兴演奏都会带来诸多可能的演绎中的一个线性的演绎。因此，让我们跟随本书作者的指引，开始即兴阅读《千高原》。请记住，这一阅读只是众多可能的阅读中的“一种”，不是意在提炼出《千高原》的意义，而是要表现并阐明它的某些潜质。
《千高原》是一部非凡之作。按德勒兹与加塔利的话说，它是如根茎般写就的。《千高原》中的十五座高原所提出的“问题”可以分解成五类：
1 认识论问题。思想该如何运作才能与宇宙共思，而不是去思考宇宙，因而就能加速我们栖居之所的相对解域，有时足够幸运的话，甚至达到绝对解域的无限速率，或者“纯粹的内在性”？“根茎”高原、“ 平滑与纹理”高原最直接地处理这一“问题”，“游牧学”高原的一些部分处理皇家科学与游牧科学以及公理体系和问题体系之间的差异。其目的是要发展出一种最适合通过生成来把握存在，通过潜在来把握现实的思想图像。
2 本体论问题。宇宙以及其中的生命如何能够以这样一种方式存在：它们既是变化的结果，同时又总是对未来的变化敞开怀抱。 我们怎样才能依据生成来理解存在，依据差异而不是同一，来将存在理解为开放系统的一个动态的功能？最重要的是，如此这般地理解世界到底有什么好处？它怎样给我们的社会变化带来更好的前景？最直接而又全方位地处理这个“问题”的是“道德地质学”高原与“迭奏”高原——前者主要处理无机层的问题，而后者则主要处理异质成形层的问题。
3 人类学问题。第三类问题可以被称作人类学问题，但仅仅在结构主义（反人文主义）的意义上关涉“ 象征秩序”：人类的生命形式是怎样以象征的方式占据异质成形层的；人类的社会自我组织是如何通过符号来实现并在符号中获得反映——怎样通过语言、货币与图像来实现的？ 在此，相关的高原是“ 语言学公设”、“符号的机制”、“颜貌”和“捕获装置”高原。
4 伦理问题。人类个体要如何自我组织，才能与他人一道尽可能地实现既有成效又愉悦的去层化？ 这里最切题的显然是“怎样使自己成为无器官的身体？”高原； 但“一匹狼还是一些狼”、“三则短篇小说”和“生成”高原也同样处理伦理“问题”。
5 政治问题。我们要如何把人类生命形态理解为社会性的自我组织，才能使它既能解释畜群行为又能解释集群（猎群）行为，既能解释压抑的专制暴政又能解释外向扩张的经济帝国主义，既能解释严苛层化的约束又能解释去层化的逃逸？“游牧学”、“微观政治与节段性”高原最为直接地处理这个“问题”，当然其他许多高原也会处理这个“ 问题”，只是不那么显而易见罢了。

简介：
本书论证现代民主的起源，品评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卢梭等启蒙思想家的意图及其得失，考察当代美国心智与德国思想之间的联系，批判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盛行的虚无主义及文化相对主义，揭示出民主政治之下高等教育的危机。
导读：
高等教育如何导致了民主的失败
如何导致今日大学生心灵的枯竭
《美国精神的封闭》是最动听、最精致、最博学，而又最危险的传单。
——本杰明·巴伯
这部书对人们大有启示作用。最重要的是使我们认识到：民主体制本身并不是一切，它的运作必须另有一种健全的文化精神与之配合。
——余英时
无论人们是否同意它的结论，它提供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讨论指南。它不仅是对传统的概述，也是一份表述得十分清晰准确的历史大纲，是对民主美国高层次精神生活的发展值得信赖的概述。
——索尔·贝娄
序
布卢姆教授做事有自己的风格。他在谈论美国的高等教育时，并不考察所谓学术共同体（这通常是它的自称）的形态、传统和仪式。但他的资格是无可挑剔的。他写过一本论述莎士比亚政治观的大作，翻译过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卢梭的《爱弥尔》。那些恼羞成怒的同行想不拿他当回事都难，虽然很多人都想这样做，因为他目光犀利，勇气可嘉，而且博古通今，是门肯刻薄时所说的“高级学问”的大观察家。
但是，布卢姆教授既不是专揭老底的人，也不是讽刺作家，他思想的严肃性使他超然于学界的立场。他主要不是对教授们说话。他当然欢迎他们听听——他们肯定会听的，因为他们正处在猛烈的火力之下。他把自己置身于一个更大的共同体之中，更多地援引苏格拉底、柏拉图、马基雅维利、卢梭和康德，而不是我们的同代人：“在所有自相矛盾的共同体幻影中，真正的人类共同体是那些寻求真理者、那些潜在的智者的共同体，……全体渴望求知者的共同体。事实上，这只包括很少的人，他们是真正的朋友，就像在对善的本质有分歧时柏拉图是亚里士多德的朋友那样。……他们在探讨这个问题时绝对心心相印。按柏拉图的观点，这是唯一真正的友谊，唯一真正共同的善。人们不顾一切寻找的密切联系正是这里建立起来的。……这便是那个不可能的哲学王之谜的意义所在。哲学王们拥有真正的共同体，它是其他所有共同体的楷模。”
对现代读者来说，这种语气也许会因为那些古板的老词——“真理”、“智者”、“善”、“人”——而不受用，但我们不能否认，在我们反对这种语言的背后，有着对我们现代人关于“价值观”的浅薄、常常是琐屑无聊的言论的负疚感。
上面那段话引自布卢姆这本书的结语。他不顾自己读者的好恶，道出了肺腑之言。在讨论专业经济学家的势力、现代科学同先于它出现的“自然哲学”的分离、人称“文化相对主义”的现象或MBA（工商管理硕士）真实的基本含义时，他下笔别具一格。他时常一脸愠怒，咄咄逼人，不怀好意。谈到人文学科在大学中的地位，他称其为“久已沉没的大西岛”，我们重新回到那儿，力求“找回别人都已放弃的自我”。“人文学科就像古老的巴黎大跳蚤市场，眼力好的人方可从一堆堆破烂中找出被人丢弃的宝贝……”还有，“人文科学就像难民营，被不友善的当局剥夺了工作赶出家园的天才们，在那儿闲荡。……大学的另外两个部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对历史毫无用处……”当他不忙于研究善的本质时，他能够运用人文学科的精华（或许我应该说，用其糟粕）发起猛攻。身为学者，他想给我们启蒙；身为作家，他从阿里斯托芬等人那里了解到，启蒙也应该是快乐的。在我看来，这不是一本教授写的书，而是出自一位思想家之手，他愿意承担作家才经常承担的风险。在一本讨论观念的书中，用自己的声音说话是很冒险的，但它也提醒我们，最真切的真理一向是源自个人的内心深处。布卢姆告诉我们：“贯穿全书，我始终在参照柏拉图的《理想国》。对我来说，它是独一无二的教育之书，因为它确实解释了我作为一个人和作为教师所体验到的一切。”学界中人，即便是那些自称为存在主义者的，也很少把自己作为个体、作为个人公开坦诚地呈现出来。可见，布卢姆教授是我们这个时代精神之战的前线战士，所以他特别投我的脾气。（既然他能个性十足，我认为自己也没有理由继续充当无名氏一般的评论者了。）
布卢姆在最后几页谈到了一名学生；这名学生读过柏拉图《会饮篇》以后说，如今很难想象那种神奇的雅典气氛了，“那时人们友善和睦，富有教养，生气勃勃，彼此平等，既开明又自然，大家聚在一起畅谈自己的渴望的意义。但是（布卢姆补充说），这样的体验一向是可以得到的。其实，这些令人心旷神怡的讨论，是发生在一场雅典注定要失败的可怕战争期间，阿里斯托芬和苏格拉底至少能预见，这意味着希腊文明的衰落。可是，在如此险恶的政治环境中，他们并没有陷于文化的绝望，他们忘我地沉浸于自然的愉悦之中，证明着人类最出色的能力，即不屈从于命运和环境的摆布。我们感觉自己太依赖于历史和文化了。……任何柏拉图式对话的本质就在于，它几乎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重现。……这或许就是这种思考的全部意义所在。这正是我们逐渐做不到的事情。它就在我们鼻子底下，几乎不可能发生，却一直存在着。”
我非常严肃地看待布卢姆这一番话，被它深深打动，并且从中看到了我的生命赖以成长的种子。我出生在美国中西部，父母都是移民，所以我早年就认识到，我的犹太血统，我的环境（恰巧以芝加哥为背景）和我所受的教育，会在多大程度上左右我的人生历程，取决于我本人的决定。我不想完全依赖历史和文化，若是完全依赖，肯定意味着我不过是个玩偶。在我们这个时代，文明世界最常见的说教可以简单地表述为：“告诉我你的来历，我就能告诉你你是怎样一个人。”虽然我那一大家子渴望美国化的人一致同意，但芝加哥还是没有机会把我塑造成它的形象。在我能够清晰思考之前，我就对它的物质影响采取了顽强抵制。我说不清楚我为何不想让自己成为环境的产物，但我从未被利益、功利、审慎和生意所俘获。我母亲曾想让我当个小提琴手，不行的话就做个拉比。我可以自己挑选是在帕尔玛饭店的晚宴上拉琴，还是在犹太人集会上布道。有正统信仰的传统家庭都会教小男孩翻译《创世记》和《出埃及记》。所以，如果这个大千世界，这个花花世界，不是那样诱人的话，我也许很容易继续拉比的生涯。但是，虔诚恭敬的人生不适合于我。毕竟我在早年就开始了广泛的阅读，这使我很快脱离了古老的信仰。十七岁那年父亲勉强允许我进了大学，我是个热情（狂放）、乖戾、不愿随俗的学生。如果我报名选修本科二年级的经济学课程，我肯定会把时间都用在看易卜生和萧伯纳上。如果我注册了诗学课程，我很快就会对韵律和诗节生厌，转而去看克鲁泡特金的《一个革命者的回忆录》和列宁的《怎么办？》。我的趣味和习惯是一个作家的趣味和习惯。我宁愿自己去读诗，也不想从讲授韵律停顿法的课堂上获益。为了放松因阅读而疲乏的双眼，我就到男人俱乐部去打台球和乒乓球。
我很快意识到，依照先进的欧洲思想家的见解，一个来自粗俗的物质主义中心——芝加哥——的年轻人，他的文化抱负是必定要归于失望的。组成这个城市的屠宰场、钢铁厂、货栈、简陋的工厂平房，还有灰暗的金融区、棒球场和拳击场、机器人般的政治家、不准打群架的禁令，把所有这些东西凑在一起，你就会看见一张文化射线穿不透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坚硬黑幕。根据高雅的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和意大利人这些现代艺术代言人的判断，那是个毫无希望的地方。对这些外国观察家中的某些人来说，美国与欧洲相比有许多优势，它更有效率，更生机勃勃，更自由，基本上未受病态政治和毁灭性战争的影响，但是说到艺术，正像温德姆·刘易斯所言，就算生为爱斯基摩人，也要强过一个想当画家的明尼苏达长老会教友。文明的欧洲人中能够摆脱本国阶级偏见者鲜有其人，他们会把自己不能完全支配的偏见带入一切自由的美国。无人能够预见到的事情是，所有的文明国家注定会降格为平庸的世界主义，古老文明各个支脉的衰落令人扼腕，但它会提供崭新的机会，使我们摆脱对历史和文化的依赖——这是隐藏在衰落背后的好处。这固然会导致野蛮的表现，但也可能产生独立的新形式。
在这方面，正像美国人时常说的，我发现自己“处境尴尬”。欧洲的看客有时把我列入杂交怪物，既不是地道的美国人，也不是十足的欧洲人，脑子里塞满了哲学家、史学家和诗人的语句，这是我在中西部自己的小窝里生吞活剥的成果。当然，我是个自修者，现代作家也一向如此。一位勇敢的新人，19世纪的小说家，曾大胆地进行猜想、冒险和推测。独立思想结出了硕果。巴尔扎克宣称：“这个世界属于我，因为我理解它。”布卢姆教授的书让我担心，这本通过自修，从事了大量研究而写成的讲述世界的书，会遭到“有学问者”的封杀，他们正在筑起舆论的高墙，把整个世界挡在外面。
美国读者站在不同的立场上，不时指责我的书有外国味。我提到欧洲作家时有点儿盛气凌人，似乎是在摆架子。我乐于承认，我的作品中或许有一些让人读起来吃力的地方，随着公众中无知之人的增加，我的书可能越来越难读。评估自己读者的智力一向不是件容易事。如果人们还打算看书，即便只是出于对书的尊崇，或只是装装样子，那么有些事情他们是本应知道的。所以，假设他们熟悉20世纪的历史超出了能够客观证明的程度，这并没什么不妥。另外，某些精神上的一致性也被作家们视为理所当然。“从本质上说别人跟我相似，我大体上也跟别人差不多，只是有些小小的差别而已。”一部作品就是一件祭品。你把它献上祭坛，希望得到接纳。你祈祷自己至少不会因为遭到拒绝而发怒，变成该隐。你也许很天真，炮制出自己心爱的宝贝，把它们不加区别地堆在一起。那些现在没有认识到它们价值的人，以后也许会明白。于是你觉得自己不是在为同代人写作。也许你的真正读者还没在这里，而你的书会让他们现身。
有时我很喜欢拿有教养的美国人开玩笑。譬如，我想把《赫索格》写成喜剧小说：一个毕业于美国一所不错的大学的博士，妻子为了另一个男人离他而去，他变得失魂落魄。他迷上了书信体写作，写一些悲伤、尖刻、讽刺、放肆的书信，不仅写给自己的朋友和熟人，而且写给一些伟人，那些塑造他的观念的思想巨人。在这种危机时刻，他又能做些什么呢？从书架上取出亚里士多德和斯宾诺莎的著作，怒气冲冲地从字里行间寻找慰藉和建议？这个遭受打击的人，他想让自己重新振作起来，想给自己的遭遇找个解释，让人生重新具有意义，他逐渐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努力的荒唐。他最终还是向自己的荒唐处境屈服了，他写道：“这个国家所需要的只是一句价值五分钱的花言巧语。”这是在跟威尔逊总统的副手马歇尔先生学舌，大概是在那场大战时期，他曾经说过“这个国家需要的是一支价值五分钱的上等雪茄。”《赫索格》的一些读者抱怨此书难读。他们可能对这位既不幸又滑稽可笑的历史教授报以同情，但也会不时被他那些卖弄学问的冗长信件搞得不胜其烦。有些人觉得，自己是在被迫参加一场思想史概论课程的艰苦考试，认为我是把同情与智慧跟晦涩和迂腐一锅煮。
然而，我是在嘲笑书生的迂腐！
有人回答说：“如果这是你的目的，你可就彻底落空了。有些读者会认为你是在跟别人过不去，布置类似于障碍赛的任务，或是门萨协会会员玩的高智商字谜游戏。”有些人会从中获得虚荣心的满足，另一些人却会憎恨被人测试。人们把自己最好的智力留给自己的专业，其次是警觉的公民面对的大事——经济、政治、核废料的处理，等等。忙完了一天的工作，他们想放松一下，他们不明白为何不能让娱乐简简单单地进行。在某些方面我同意这种意见，因为我本人在阅读蒙田的著作时，也情不自禁地想绕开那些古典名著的冗长引文，它们使我觉得高中学的拉丁文不够用，再把自己送回高中并不好玩。
在《赫索格》的结尾部分，我想表达这样一种观点，“高等教育”为遇到麻烦的男人提供的力量是多么有限。到头来他会领悟到，在应付生活方面，他根本没有受过任何教育（在大学里，谁会教他如何对待情欲、女人和家庭呢？），用体育比赛的话说，他又回到了起点——或者像我写书时提出的，回到了平衡的原点。赫索格的迷惑太放肆。是的，可他又能怎样呢？有时，他借助于自己的喜剧感是能够做到自持的。最大的迷惑中也依然有一条通向灵魂的幽径。也许它很难被发现，因为在人生的中途，周围已是杂草丛生，其根源便是我们所说的我们的教育。然而，那条幽径一直就在那儿，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保持它的畅通，以接近我们内心的最深处——接近我们的内心对一种更高层次的意识的清醒认识。我们借助于它做出最终判断，把一切理出头绪。这种意识有着不受历史噪音和我们当下环境干扰的力量，它的独立性便是人生奋斗的真谛。心灵为了找到并固守自己的地盘，要同各种敌对势力抗衡，这些势力有时表现为否认心灵的真实存在，并且看起来确实经常想把它彻底干掉。
19世纪的浪漫诗人和一些好为人师的理论家，在一件事上搞错了——诗人和小说家从来不是人类的立法者和导师。如果必须把艺术家的事业解释成有目的的，那么诗人——艺术家——应当赋予人类新的眼光，使他们能够从不同的角度认识这个世界，转变僵化的经验模式，这就堪称雄心大志了。训练有素的无知在无情地四处蔓延，以及不良思想的膨胀，使艺术家的这项事业举步维艰。若是还事物以本来面目，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思想世界中，而思维的运行确实糟得很。因此，艺术家，无论他是否把自己视为知识分子，都被卷入了思想斗争。思维本身永远不能治愈他的痛苦，任何一个艺术家都应该感谢朴素的魅力，这使他无需苦心思索。在我看来，大学一向是个卸去伪装的地方，我在摈弃不良思想的艰巨工作中，可以从这儿找到帮助。正是在大学中，我开始了对现代意识形态的研习，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心理学、社会理论和历史理论，当然还有哲学（包括逻辑实证主义、自然主义和存在主义，等等）。我甩掉多余之物，使自己的精神机体恢复呼吸能力，我维护植根于生活的朴素，但我从不把大学看作逃避“外部世界”的圣殿和避难所。远离喧嚣的大都市，在一个刻板的学术村落里过日子，对我来说是一种折磨。所以，我从来不是“激进的”中欧小说家所称的“校园作家”。恰恰相反，我训练自己去辨识激进派和右派那些变化无穷的话题，这使我能够（不是什么令人羡慕的技能）嗅出百年来革命词藻散发出的那种未经处理的污浊恶臭，或从另一个方向分辨出最近戈尔·维达尔“原创的”地缘政治学不过就是赫斯特的《星期日副刊》的“黄祸”主题，其气味并不比20世纪30年代更令人愉快。在这极具煽动性的“激进”作家的狂暴姿态中，根本就没有什么新鲜东西。倘若他们也能拿出自己的观点，大学就保不住在知识生活中的垄断地位了。
布卢姆教授的核心观点是，在一个受舆论控制的社会里，大学过去一直充当着思想自由的岛屿，所有的观点都能无拘无束地进行研究，慷慨大度的自由民主制度使其成为可能。但是，由于大家都想让大学在社会上扮演积极的或“正面的”参与角色，这使它淹没在了社会“问题”的逆流之中。全神贯注于健康、性、种族和战争问题的学术界名利双收，大学成了社会的概念仓库，常常起着有害的作用。针对通识教育提出的任何改革都是难以想象的，它有可能使大学陷入与全美国的对立之中。“圈内人”的欲望和动机日益变得跟“圈外人”一模一样。这就是我对布卢姆的言论的理解，如果他只是说了些有争议的话，那么对它置之不理很容易。本书之所以成为一部极为严肃的著作，在于它不但有论证，而且伴有对历史背景的准确说明。他运用对政治学说令人赞叹的把握，揭示了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现代民主源自何处，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卢梭和另一些启蒙哲学家的意图及其得失。
左右两派的争论在过去十年里变得异常火爆，让文明对话的习惯受到讪笑。对手们似乎不再倾听对方的意见了。如果聪明的对手只因兴趣索然而不读布卢姆教授这本书，那将是非常遗憾的。该书的陈述十分重要，值得细细研究。无论人们是否同意它的结论，它提供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讨论指南。它不仅是对传统的概述，也是一份表述得十分清晰准确的历史大纲，是对民主美国高层次精神生活的发展值得信赖的概述。
索尔·贝娄
前　言
这本书，作为对我们的心灵、尤其是年轻人的心灵以及他们所受教育的沉思，是从一个教师的视角写成的。这是个得天独厚的视角，虽然它有很多局限，包含着危险的诱惑。教师，特别是从事通识教育的教师，必须始终盯住人类完美的目标，同时也要把握自己眼前的学生的禀赋。他得不断地认识前者，评估后者达到这个目标的能力。关注年轻人，摸清他们的渴望和领悟能力，是这一行的本质。必须探测和找出这些渴望。不能对切实的需求做出回应，就算不上真正的教育；缺了这一条，再多的收获也无足挂齿。每一代人的状况，要从他们与人类的永恒关切的关系中才能找到，而这种关切又能从每一代人的情趣、娱乐尤其是愤怒（这在以冷静自觉而著称的年代尤为真切）中找到。尤其能够揭示真相的就是专门勾引年轻人的各路骗子。这些文化贩子有着投年轻人所好的强烈动机——所以他们也是引导我们进入时代精神迷宫的有益向导。
教师的观点不是随便想出来的。它既不完全取决于学生想成为什么人或他此时此地恰好成了什么人，也不屈从于特定的社会需求或变幻无常的市场。人们费了很大力气，想证明教师一向只是这些力量的代理，但事实上不管他愿意与否，他都是受一种意识或预见的引导，他认为确实存在着某种人的天性，他以帮助实现这种天性为己任。他不是用抽象思维或复杂的推理做到这一点，而是从学生的目光中看到它的。学生只有潜能，但潜能可以超越自身，这就是希望的源泉，虽然几乎总是让人失望，但这种希望仍在不断复活：人并非全然是偶然的产物，被他出生时的特定洞穴束缚和塑造。助产术认为，一个鲜活的婴儿降生人间，不是因为有助产士，而是出于自然。用它来描述教育过程要比“社会化”一词强多了。一个健壮孩子不靠助产士的帮助而诞生，是老师的真正欢乐。这种喜悦对他的激励作用远大于任何乏味的道德责任感，他的基本经验是，沉思要比任何行动更使人满足。凡是真正的老师都不会怀疑，自己的使命是帮助学生抑制世俗和偏见的扭曲力量，使人性臻于完美。对人类天性的洞察力有可能受到遮蔽，教师多少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他的行为是由他本身以外的因素引发的，同时也为他提供了评判学生能力和成就的标准。另外，没有哪个真正的教师在实践中不相信心灵的存在，以及通过授课影响心灵的魔力。所以，老师们肯定认为，在教育起步时，或许要从外部对心灵给以奖惩，以便给它注入活力。但说到底这种活力是它自身的收获，它是自给自足的。
这有助于解释一个成年人愿意跟青年而不是同辈相处的怪癖。他喜欢充满希望的“或然”胜过喜欢有缺陷的“实然”。这个成年人会受到很多诱惑——尤其是虚荣和夸夸其谈而不传授知识的欲望；这种活动也具有重讲课轻求知的危险，即迎合学生，只教那些他们能学或愿学的东西，只用学生的眼光来认识自己。
由此可见，教育能威胁到哲学，因为哲学思考是孤独者的探索，追求它的人切不可盯着听众。但是，要求所有的老师都成为哲学家，那是太过分了；多少附和一下听众也在所难免。只要有所防范，坏事也能变好事，能鼓励哲学思考。对学生着迷，可以使老师认识心灵的不同类型，认识他们的学习能力以及把握真理和谬误的能力。这种经验是探讨“人是什么”这个大问题的前提条件，它关系到与人的低级日常需求相对的最高志向。
通识教育的确切含义是，它帮助学生对自己提出这个问题，让他们明白答案既非一目了然，亦非无从寻觅；不去持续地关注这个问题，严肃的生活就无从谈起。尽管旁门左道应有尽有（本书会讨论其中的一部分），但每一个年轻人提出的“我是谁？”的问题，以及我们人人内心固有的遵从阿波罗神殿上的神谕“认识你自己”的强烈冲动，都意味着“人是什么”是个第一位的问题。我们长期缺乏确切的答案，所以才去了解各种可供选择的答案，并对它们进行思考。通识教育使我们得以了解这些选择，其中很多有悖于我们的天性和我们的时代。受过通识教育的人能够抵制那些唾手可得和受人追捧的答案，这并不是因为他固执己见，而是因为他知道另一些答案更值得考虑。相信书本知识就是教育的全部固然愚蠢，但书本知识总是不可缺少的，在一个高尚人格缺少活榜样的时代，就更是如此。书本知识是教师所能给予的大部分——但要在一种与生活有着合理关系的气氛中适当地加以调理。他的学生得面对生活。他的最大愿望就是他所传授的东西与生活息息相通。大多数学生会满足于我们的现状所看重的事情；还有一些人会怀有热情，他们因为家庭和个人志向而另有所求，这种热情也就靠边站了；只有极少数人会献身于追求独立精神。通识教育就是专为最后这些人而存在的。他们会成为人类运用自己的伟大才智的典范，从而也能使我们大家受益，这并不取决于他们做了些什么，而取决于他们是什么人。缺了他们（也许应该补充说，缺了他们值得敬重的表现），没有哪个社会能被称为文明社会，不管它多么富裕，多么舒适，也不管它有多么精湛的技术或多么温情脉脉。
可以理解，我是从教师的角度用三十多年的时间怀着浓厚的兴趣观察学生，倾听他们的观点。他们怀着激情、好奇、渴望，尤其是早年的经历带给高等教育的一切，都已发生了变化；教育他们的任务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我在这本书里希望能为理解这代人做出一些贡献。我不想说教；我既不想做盲目的乐天派，也不想杞人忧天。这本书首先应当被视为发自前线的报道。读者可以自己去判断事态的严重性。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问题，我不认为过去的一切都很精彩。我描述了我们现在的处境，我不打算与过去做任何比较，以此来赞扬或贬低我们自己，我只是想阐明什么对我们有价值，以及我们的处境有何特点。
关于这项研究的“样本”，在此聊缀数语。它是由数千名学生组成的，他们有着较高的智商，物质优裕，思想自由，在他们有幸成为大学生的几年里，几乎可以做他们想做的一切——总之，他们是就读于美国最好的二十或三十所大学的学生。还有各种类型的学生因为这样那样的环境限制，不能自由选择接受通识教育。他们有着自己的需求，而且很可能有着非常不同于我这里所描写的性格。我的样本不管有什么局限性，也有其优点，它集中体现了那些最有可能利用通识教育的优势，从道德和思想上对国民发挥最大影响的学生。时常有人说，这些处境优越的年轻人不需要我们过多的关注和资源投入，他们拥有的东西已经够多了。可是切莫忘了，他们最需要教育，因为最伟大的才智是最难获得的，而且，天性越复杂，就越容易堕落。
教育的重要性是无需证明的，但也应当指出，对于从各方面运用理性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国家，并且以此作为基础的现代国家来说，作为理性家园的大学的危机，也许是它们面对的最深刻危机。
这本书凝聚了我对一生教学经验的思考。我的职业生涯异常幸福，每念及此，感激之情油然而生。所以我得感谢自己的全部经历而不只是这本书所得到的帮助。首先得感谢我的全体学生，他们使我有幸在三十多年里讲授经典文献，尤其是那些我逐渐熟稔了的学生，透过他们，我对这里讨论的问题有了深入的了解。
他们中间有些过去的学生，如今已是十分独立的思想家和我的朋友了，他们向我讲述自己的经验和观察，帮我理清了思路，他们是：布鲁内尔（Christopher J. Bruell）、弗拉德金（Hillel G. Fradkin）、尼科尔斯（James H. Nichols Jr.）、奥温（Clifford Orwin）、潘格尔（Thomas L. Pangle）、舒尔斯基（Abram N. Shulsky）、塔科夫夫妇（Nathan and Susan Tarcov）。尤其是博洛廷（David S. Bolotin），他对我的主题做出回应，并且让我对它的严肃性有了信心。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以其独特的方式激励和诱导着我的热情。吴（Michael Z. Wu）以其敏锐的见解和批判精神给了我极大的帮助。
在同我一起教学和探讨问题的同事中间，我得提及索尔·贝娄和唐豪瑟(Werner J. Dannhauser)。前者以其特有的豁达心胸，深入了解我的思想，鼓励我在过去从未涉足的道路上走下去；后者一直是我成年后的思想伴侣，他一如既往地阅读我的手稿，透彻的眼光和真诚都让我受益匪浅。
在编定手稿的过程中，切尔尼克（Judy Chernick）、德诺夫（Terse Denov）和阿伦森（Erica Aronson）令人放心地投入工作，就像忠贞不二的朋友一样，他们使图书生产过程中最乏味的阶段也变得令人兴奋。我同自己的编辑、西蒙舒斯特出版公司的亚沙纳(Robert Asahina)以及朱利亚出版社的弗洛斯(Berdard de Fallois)也相处愉快，他们先是敦促我写这本书，然后又花费大量时间进行编辑，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埃尔哈特基金会（The Earhart Foundation）和奥林基金会（John M. Olin Foundation）长期资助我的教学和研究，在此对它们的官员深表谢意。
最后，我要向辛德勒（Allan P. Sindler）表达敬意，他为我树立了一个无私的大学教师的榜样。他用一生的品行证明，干事业依然可能，而且是值得的。
我必须申明，而且不是为了走形式，我提到这些人，绝非暗示他们赞同我的观点。
艾伦·布卢姆
芝加哥，1986年5月

地鐵路線彷彿攤開的手掌，每一條相互錯綜交疊的折痕分別代表了家庭線、工作線、感情線，這些關於地鐵的個人回憶交織出一個城市的前世今生；擁有不同掌紋的每位乘客彼此互不交集，僅以模糊的面目，孤獨地朝向不同方向移動……
在現代社會，人們經常移動，在到達下一個地點的路徑之間，時常短暫停留在車站月台、機場大廳。當人們身處這種空間時，需要倚賴各種符號指示以完成在該空間的目的；當那些指示被替換，該空間對人們的意義也隨之改變。馬克．歐傑稱這種性質浮動的過渡性空間為「非地方」（non-lieu）。非地方的意義可不斷被重置，所以非地方並不承載歷史，在非地方的人們也不具面孔，僅以信用卡或車票作為身分識別。持著車票當作認同的人們，在非地方中以個體為單位被處理，由此產生了孤獨。
巴黎地鐵的規模龐大、路線交錯複雜，交通網絡從市區核心延伸到近郊，而路線與地鐵站的增長恰恰標誌著這個大都會區的擴張歷程。馬克．歐傑是個道地的巴黎人，巴黎地鐵在他生命中的各個階段從不缺席，彷彿「可用地鐵站名填寫履歷表」。他從兒時回憶說起，地鐵因他的個人記憶有著不同的意義，但路線和站名並不只是地理的指涉，更承載著集體的身世和整個城市的歷史脈絡。他以人類學家的眼光，在日常生活的地鐵空間中進行民族誌的田野調查：所有移動的乘客和短暫停留的流浪漢、扒手、小販等族群都是他觀察的對象。他以自身的觀察穿針引線，串起各方人類學和社會學的相關論述，闡明概念、提點思考。在這個快速擴張的現代社會中，每個個體都在進行孤獨的移動，因為孤獨，我們感受到群體，並在地鐵這樣的空間中和群體建立起似有若無的連結，或在交匯的移動中，與空間建立起不同以往的關係。
本書作者是法國當代最重要的人類學家之一，在涂爾幹、牟斯、李維史陀等影響之下，提出許多影響深遠的新穎論述。其許多關於當代生活、全球化社會以及城市空間的著作已成必讀經典，也被後進大量引用。他拋開遙遠、原始、嚴肅的人類學研究包袱，率先以這本書展開關於地鐵的人類學論述，開啟了「近在身邊」的人類學研究。
《巴黎地鐵上的人類學家》承襲了法國學者的優美書寫傳統，帶有濃濃的文學氣息。在感性親切、平易近人的文字，相隔30年的巴黎地鐵經驗也變得輪廓鮮明。本書採取散步隨筆的形式，份量輕薄，接近小說的散文風格甚至被法國出版社歸為文學類。這也是馬克．歐傑第一本被引進台灣的著作，它不只是一本深度挖掘的都市民族誌，也是一本流暢易讀的文學創作。
閱讀這本書，我們「非地方」的捷運經驗於是連結起30年前的巴黎，讓每天百萬人次的孤獨得以有文字描述、有一個理解的框架。我們與城市、身邊的人、目的地（或出發地）的關聯，也找到幽微的線索：一張交疊著地理、記憶、孤獨與群體的移動地圖。
名人推薦
龔卓軍　南藝大藝術創作理論所副教授
胡晴舫　作家
鍾文音　作家
「城市日常生活的觀察家，最細緻的地鐵遊盪報告」──France Culture法國文化廣播電台
「原創觀點，深度挖掘，談論移動的經典」──法國亞馬遜網站
「他的散文寫作風格賦與地鐵觀察一種自由風格，充滿彈性的個人節奏，生動表達他在地鐵裡的親身體驗，更加再現地鐵裡人群來去無常的現象。深入地鐵的哲學思考，重新觸及現代社會隱藏的混亂不安。」──Liège大學文化報

四年前，尤瓦尔•赫拉利的《人类简史》横空出世，颠覆了我们关于人类进化的认知。2016年，他的《未来简史》再度惊艳四座，刷新了我们对未来的想象，掀起了全球关于人工智能讨论的新思潮。现在，“简史三部曲”收官之作《今日简史》推出，将目光聚焦到当下，直面今天关乎我们每个人命运的问题和挑战。
尤瓦尔•赫拉利认为，智人之所以能够崛起成为地球的主宰者，主要原因在于其具备了虚构故事的能力。然而，在当前这样一个分化的世界，我们对旧故事已失去信心，对新故事亦远未达成共识。
《今日简史》提出，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着科技颠覆、生态崩溃和核战争三大挑战。“国家”这一身份认同已不足以应对今天的挑战，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独立解决全球性问题。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正在颠覆原有的社会结构和分配方式，数据成为最重要的资源。
当数据巨头比我们更了解自己，当“在线”成为一种生存方式，如何规范数据的所有权？能否建立起一个维护人类自由和平等的全球社群？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已使人类掌握了重塑和重新设计生命的能力。我们该如何运用这种能力，上演另一出全新大戏？
在一个信息爆炸却多半无用的世界，清晰的见解就成了一种力量。对于关乎人类命运的种种议题，尤瓦尔•赫拉利在《今日简史》中没有简单给出答案，而是引发了我们进一步思考。

本书是瓦尔特·本雅明德“拱廊研究计划”的几篇完成稿，德国著名思想家、文艺理论家本雅明受阿拉贡小说的启发，决定通过对大城市异化景观——巴黎拱廊的研究，来展现19世界“资本文化盛事”的风景。在这几篇完成稿中，他用自己独特的叙述风格对波德莱尔的诗歌进行了诠释，同时又敏锐地发现了拱廊在空间上给人类社会生活带来地新变化。通过本书，你可以了解到19世纪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人与自身异化所做的斗争。

“如果你幸运，你可以一辈子不需要呼叫警察，你可以一辈子不呼叫消防员，但是你每一天都需要环卫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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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最大的城市生产废物的速度真是飞快——每天平均11000吨。不过纽约人对此关注甚少。他们把垃圾丢在路边或扔进垃圾桶，之后马上忘记。为什么要记住呢？按照一个准得不能再准的时程表，总会有人来拿走它们的。不过，那些人到底是谁？为什么那些人那么默默无闻？
人类学家罗宾·内葛花了十年时间与纽约城市环卫部的各层级男女员工一起工作。从访谈者到局内人，她开着笨重的大卡车，看到含糊的规则，听到隐晦的行话和难忍的伤痛。继而，按时间顺序，记录了纽约与垃圾斗争的四百年历史，从曾经的污秽满街到现在的井然有条，追溯了纽约的废物管理历史，也改变了我们审视周遭城市的方式。

"Matt Taibbi's genius is in untangling complex stories and making us care about them by providing striking moral clarity and a genuine sense of outrage. He has become among the most read journalists in America, leading the dialogue with epic Rolling Stone pieces that offer an "almost startling reminder of the power of good writing" (Washington Post). In this new work, he once again takes readers into the biggest, most urgent story in America: a widening wealth gap that is not only reshaping our economic life, but changing our core sense of right and wrong. The wealthy 1% operate with near impunity, while everyone else finds their very existence the subject of massive law enforcement attention: from stop-and-frisk programs and the immigrant dragnet to invasive surveillance and the abuse of debtors. Driven by immersive reporting, this is a stunning look into the newest high-stakes divide in our country: between a lawless aristocracy of hyperwealth and the rest of us, living under the shadow of an incipient American police state"-- Provided by publisher.

《老后破产：所谓“长寿”的噩梦》是NHK特别节目录制组的采访过程全记录，也是已经有良好口碑的“译文纪实”系列的第28本。NHK特别节目录制组以“金钱问题”为主轴，揭露“老后破产”在居住、生活、医疗、人际关系等面向中的各种影响。“老后破产”在日本是热门话题，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如何养老也成为避不开的话题。
有存款，有房子，有年金，为什么还会“老后破产”？
长寿，这个幸福社会的象征，将成为压垮老后生活的最后一根稻草。
建筑公司的老板娘在独子过劳死、丈夫病逝之后顿失依靠，有病痛不敢看病，只求节省开销……
宠物店老板关掉店铺专心护理重病的母亲，送走母亲后却无法再次就业，只能卖掉与母亲共同生活的房子以维持生计……
中年失业的子女，仰赖双亲的养老金过活，最后却两代人双双破产……
NHK特别节目录制组以“金钱问题”为主轴，揭露“老后破产”在居住、生活、医疗、人际关系等面向中的各种影响。案例中的每一位老人，年轻时都与你我一样认真工作，做好了退休后的储蓄计划，却从没想过老后生活如此孤独辛苦，甚至失去求生欲望。
“老后破产”问题不只冲击65岁以上的老人，更进一步蔓延至工作人口。经济衰退、收入减少、物价上涨的危机纷至沓来，年轻人就业困难，中年失业的上班族难以再次进入职场……如果不能认清现状，寻求解决之道，那么，不管你现在几岁，都将成为“老后破产”的预备军。

等级是什么？它不仅是你的职业，不仅是你居住的地方，不仅是你的餐桌举止，也不仅是你有多少钱或者你能挣多少钱。等级是一系列细微事物的组合，你很难说清楚，正是这些细微的品质确立了你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作者通过敏锐的观察力，独特的视角，鞭辟入里的分析，机智幽默的文笔，把美国社会中的社会等级现象和三六九等人的生活品味了细致入微的对比。

本书曾被誉为“当代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是美国社会学家大卫·理斯曼在同事的协助下完成的一部经典学术著作。
本书主旨是讨论美国人社会性格的形成及演变。作者根据传统导向、内在导向和他人导向的社会性格类型对具体的社会阶层——美国中产阶级的性格形成和演变进行了全面阐述。理斯曼认为父母、家庭、学校是性格形成的主要原因，而社会性格最终体现为一定的生活方式，在工作、娱乐、政治生活和子女教育等活动表现出来。
作者着重探讨了19世纪美国占主导地位的内在导向性格如何被20世纪中叶的他人导向性格所取代的过程，研究了这一取代的原因、过程以及对美国当代主要社会生活领域的影响。
本书有助于我们了解、掌握美国人的心理动态和人际关系特点，对研究美国人的性格变动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福山以观察入微的笔触，逐一分析了美、法、德、意、日韩以及华人文化传统及其经济活动特色，详尽而细密地考察了社会信任度在各国经济生活上的角色，读者可以从中清楚地了解文化对经济发展的真正重要性。经济行为是社会生活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它由各种习俗、规则、道德义务以及其他各种习惯连缀在一起，塑造着社会。本书将会证明，一个国家的繁盛和竞争力是由某一普遍性的文化特征所决定的，即社会本身所固有的信任程度。对于想了解经济而又能体会经济乃是大社会文化之一环的人来说，这本书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经济学研究方向。

《势利－当代美国上流社会解读 》是作者发表于2002年的著作，当年即荣登纽约时报书评畅销榜行列，这是一部对美国上流社会及其仰慕者也就是中产阶层极尽调侃、讽刺的辛辣之作，但通过其阅尽人情世故后的另眼，反而更真实地描绘出了如何进入上流社会的秘辛。全书共分24章，分别从教育、职业、消费、艺术、文化乃至饮食、穿着等多个方面讲述了如何运用势利这一另类的分辨术，来达到高人一头的愿望。

理想国外文纪实001，《纽约时报》年度选书，美国名记丽贝卡·特雷斯特直击单身女性群体。
★一部单身的通俗史，三十位女性的故事——单身并不是我们这代人的“发明”。特雷斯特将单身女性纳入美国近代史的脉络中：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她们投身医疗救护、工业生产，女权运动浪潮中她们积极争取投票权、堕胎权益。长久以来，单身女性的故事就是这个国家的故事。
★“勾搭”文化、“波士顿婚姻”、冻卵……时代变迁，（单身）女性“见招拆招”，发出自己的声音——为什么在十九世纪的美国会有大量女性之间缔结伴侣关系的现象？现代女性为何选择情爱上的“小打小闹”，而拖延/拒绝进入婚姻？单身女性又要在何时生育、如何生育？她们的快乐烦恼，她们的生活经历，都在这本书里。
★不是“独身宣言”，也不为向传统婚姻“抖机灵”——特雷斯特提醒我们：女性命运不再是简单的“二选一”（不结婚就养猫），在她们面前会有更多的选项、更出彩的人生。结不结婚，女性都需要一种保持单身的能力，在思想上自主、经济上独立。由此我们将无可避免地迎来一个单身时代。
【内容简介】
《我的孤单，我的自我：单身女性的时代》是一部关于21世纪美国单身女性议题的纪实作品。作者特雷斯特聚焦这一群体，从近百个原始访谈中选取了约三十位女性的故事。当中有叱咤职场的女强人，有兼两份零工的单亲妈妈，有敢爱敢恨的女大学生。尽管她们的肤色、族裔多样，生活环境与教育背景不尽相同，但这些单身女性积极争取自身权益（选举权、堕胎权益），影响经济、文化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单身女性正在这个本不是为她们设计的世界里，逐渐占据一席之地，是时候开启一个“单身时代”了。
【媒体推荐】
这本书来得正是时候。对于任何想要深入了解美国历史进程中这一关键时刻的人——而不仅仅是单身女性——它都是一部具有教育意义的、发人深思的作品。
——《纽约时报》
从阶级、种族和性向等视角切入，辅之史料、访谈与趣闻轶事；特雷斯特向我们展现了美国当代单身女性的生活群像。
——《波士顿环球报》
对于那些整日唠叨女性何时结婚的好事之人，用这本书让他们保持安静！
——英国《卫报》

《经济观察报》2018春季好书（文艺类）上榜！
从维庸到热内,
从萨德到普鲁斯特,
从提香到毕加索,
一架自如穿梭时光的哲思云梯，一段生动、辉煌的艺术文学史，一次“原样派”的先锋之旅
《品味之战》是一部颇具先锋气质的文艺史，它挑战了传统的年份叙事安排，以文学和艺术中的“情色”为基点，重新发现并分析了那些持有自由思想的 文学先驱者和引领当代潮流的艺术家们的内在联系。索莱尔斯的用意在于让现代人重回经典，通过构建一段真实、生动、分类清晰的艺术史与文学史，以此 对抗当下不断平庸化的“品味”潮流。

1789年法国人以从所未有的最大努力，将自己的命运断为两截，把过去与将来用一道鸿沟隔开。但他们不知不觉中从旧制度继承了大部分情感、习惯、思想，他们利用了旧制度的瓦砾来建造新社会的大厦。因此，若要充分理解大革命及其功绩，必须去考察那逝去的、坟墓中的法国。
法国大革命有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似乎要摧毁过去的一切；第二阶段要恢复部分已被遗忘的东西。旧制度有大量法律和政治习惯在1789年突然消失，几年后重又出现，恰如某些河流沉没地下，又在不太远的地方重新冒头，使人们在新的河岸看到同一水流。
这部《旧制度与大革命》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新东西，发了什么前人所未发的新意？托克维尔开宗明义就指出，他从事的是“关于法国革命的研究”，而不是写另一部大革命史。既是“研究”，就要提出问题。从各章题目就可以知道作者要解决的是哪些问题。从方法论说，这也可以称为后来“年鉴学派”创导的问题史学。例如，托克维尔企图说明：何以全欧洲几乎都有同样的政体，它们如何到处都陷于崩溃？何以封建特权对法国人民比在其他地方变得更为可憎？何以中央集权行政体制是旧制度的体制，而不是大革命或帝国的创造？何以18世纪的法国的人们比其他国家人民更彼此相似，同时又彼此分离，漠不相关？尽管文明不断进步，何以18世纪法国农民的处境有时甚至比13世纪的农民处境更恶劣？何以18世纪法国文人成为国家的主要政治人物？何以法国人宁愿先要改革，后要自由？何以行政革命先于政治革命？路易十六时期是旧王朝最繁荣时期，这种繁荣如何加速了革命？等等。每一个问题几乎都可写成专著。
与19世纪一些思想家、哲学家——从斯塔埃尔夫人到基内——不同，托克维尔不是凭空“思考”法国革命，而是扎扎实实地依靠对原始材料的分析研究得出结论。他阅读、利用了前人从未接触过的大量档案材料，包括古老的土地清册、赋税簿籍、地方与中央的奏章、指示和大臣间的通信、三级会议记录和1789年的陈情书。他是第一个查阅有关国有财产出售法令的历史家；他还努力挖掘涉及农民状况和农民起义的资料。根据这些史料，他得以深入了解、具体描绘旧制度下的土地、财产、教会、三级会议、中央与地方行政、农民生活、贵族地位、第三等级状况等，并阐发自己的论点。

本書寫的是一群「拉拉」（也就是所謂的女同志）在四川成都一個冬天的生活，但故事重點並不在於一般女同志書寫的感情或情慾。她不同情、不悲情、不煽情也不濫情，毋寧說是冷眼、忠實地反映出中國都會年輕女子在當地社會與環境中的處境、經歷與價值觀。而作者便用四兩撥千斤的輕盈、甚或自我嘲諷的筆觸，描繪出她盡量抽離，不帶預設的誠實觀察。
這些住在成都的女孩們，面對她們的原生家庭、父母、交友圈、男性與女性、社會與非社會處境，或反抗，或順從，或逃避，或等待，但在時間的推進下她們又免不了找到或無可避免地走向最後出路，過程當中激發了對過去的回憶，對未來的暢想，或是對當下的逃避面對。在描寫當中我們不難嗅出同志與非同志、中國與台灣人的異中之同、同中之異。
……後來我放棄了故事上的跌宕起伏，我想用我迷信的文字，絮叨冬天裡的一場豔遇、一場等待、一場出走、一場隨遇而安。
據說成都是中國同性戀人數最多的城市，我不知道這是否有科學的統計。不過我住在成都的六、七年裡，確實認識了好多出櫃或不出櫃的同性戀朋友，有段時間我甚至被他們戲稱為「拉拉與GAY之友」。最初想寫這個題材，也是因為在二○○六年冬天，聽了幾個失戀的拉拉朋友傾訴她們的故事，頗受震動。不管妳喜歡的對象是同性還是異性，最後發現大家在日常生活中都會遇到雷同的困擾，無人倖免。
在我看來，在目前的中國社會，同性戀群體處於一個奇怪的狀態之下，並不單單是弱勢強勢的問題，也不單單是寬容與接納的問題。在小說裡我並不試圖獵奇，也沒能力關懷，我只是講述我當時有限的了解和感受。

A relation of cruel optimism exists when something you desire is actually an obstacle to your flourishing. Offering bold new ways of conceiving the present, Lauren Berlant describes the cruel optimism that has prevailed since the 1980s, as the social-democratic promise of the postwar period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has retracted. People have remained attached to unachievable fantasies of the good life—with its promises of upward mobility, job security, political and social equality, and durable intimacy—despite evidence that liberal-capitalist societies can no longer be counted on to provide opportunities for individuals to make their lives “add up to something.”

Arguing that the historical present is perceived affectively before it is understood in any other way, Berlant traces affective and aesthetic responses to the dramas of adjustment that unfold amid talk of precarity, contingency, and crisis. She suggests that our stretched-out present is characterized by new modes of temporality, and she explains why trauma theory—with its focus on reactions to the exceptional event that shatters the ordinary—is not useful for understanding the ways that people adjust over time, once crisis itself has become ordinary. Cruel Optimism is a remarkable affective history of the present.

《掩饰》是作者第一本书，融合了有力的法律论证和诚恳的自我剖析。该书于2007年获得了由PublishingTriangle颁发的RandyShilts奖，被誉为年度著名同性恋非小说类书籍。
该书结合个人经历和学术观察，作者提出，社会对待同性恋者往往有三个阶段的态度：首先把它当成病，予以治疗；随后，社会不再强迫这个群体改变自己，前提是他们必须在很多场合冒充成“正常”的异性恋；如今，这个群体不再被矫正，很多时候也不需要伪装，但社会仍然要求他们淡化自己的某些特质，保持低调，作者称其为“掩饰”。事实上，每个人都因种种顾虑，需要在不同场合掩饰自己。作者以有色人种和女人为例，进一步说明了掩饰如何阻碍我们充分实现公民权利。最后，作者并提倡一种跳出身份政治的新民权范式，让每个人都能更真实地做自己。

First published in 1951, Arnold Hauser's commanding work presents an account of the development and meaning of art from its origins in the Stone Age through to the 'Film Age'. Explor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art and society, Hauser effectively details social and historical movements and sketches the frameworks in which visual art is produced. This new edition of a classic work provides an excellent introduction to the work of Arnold Hauser. In his introduction to the four volumes of The Social History of Art , Jonathan Harris demonstrates the importance of the work for contemporary art history and visual culture and suggests reasons and strategies for reading. In addition, an introduction to each individual volume provides a synopsis of Hauser's narrative and serves as a critical guide to the text and signposts major themes, trends and argu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