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水的论〈金瓶梅〉，要我们读者看到绣像本的慈悲。与其说这是一咱属于道德教诲的慈悲，毋宁说这是一咱属于文学的慈悲。即使是那些最堕落的角色，也被赋予了一种诗意的人情；没有一个角色具备非人的完美，给我们提供绝对判断的标准。我们还是会对书中的人物做出道德判断——这部小说要求我们做出判断——但是我们的无情判断常常会被人性的单纯闪现而软化，这些人性闪现的瞬间迫使我们超越了判断，走向一种处于慈悲之边缘的同情。

本书不仅探讨梁朝的文学作品，更旨在检视梁朝文学生产的文化语境，就此提出一系列具有内在关联的文化史和文学史问题，重新评估和挑战对这一时代文化史以及文学史的现行主流观点，并探索究竟是何种原因导致了中国文化传统中历来对梁朝的忽视与贬低。在这一意义上，作者希望本书对于梁朝的讨论，不仅会加深我们对于中国中古时代的理解，而且更重要的，是促使我们反思现当代中国国学研究乃至海外汉学研究中的“文化政治”问题以及意识形态取向。

《他山的石头记（宇文所安自选集）》是美国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有关中国古典文学的论文集，由哈佛才女田晓菲选编而成。《他山的石头记（宇文所安自选集）》所选的17篇文章，论述范围从上古文本如《诗经》、《左传》一直到五四时期有关文学史的重写，以及传统文化与全球主义之关系等问题。这些文章不是某个“理论”或“学派”的产物，而是思想之精要、学术之心得；它们源于激情，也是苦心经营的结果。各篇的研究方法，不为一门一派所囿，而是体现了兼容并蓄、融会贯通的精神，体现了一种丰富的历史想象力。

《作为方法的中国》包括了：考察“中国近代”的视角、关于近代中国像的重新探讨、中国的“封建”与近代、天下与国家、生民与国民、作为方法的中国、津田支那学和今后的中国学、法国支那学、日本汉学和中国哲学、写在“儒教复兴”之际等内容。

在中国历史上，有两个时期因各自不同的原因而发生与外部世界（异域）的频繁遭遇，进而相互影响并导致剧烈的文化转型。第一个时期是南北朝，因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兴盛而导致对中亚、南亚、东南亚的“发现”，求道的僧人如法显等等远行印度求法，居外十四年，途径三十余国，归国后除带回经文外，还有记录个人经历的游记《佛国记》传世；而当时还被北方高门显贵视为化外蛮夷之地的长江之南，随着东晋被迫南渡后精英士大夫的重新“观看”，变成了陌生又新鲜的“风景”，王羲之等的“兰亭雅集”和谢灵运的山水诗应运而生。
另一个时期是19世纪的晚清，西方的船坚炮利带来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西学东渐，也让国人对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生出无穷的遐想和行动，进而开启了一个世纪轰轰烈烈的文化转型和社会巨变，这是我们更为熟悉的。

先秦是中国思想史上群星灿烂的时期，它奠定了文化的基本性格和此后发展的基本格局，并因此成为世界性的永恒研究焦点。作者史华兹教授为欧美中国研究界的一代大师。他既渊博、敏锐又灵动，从不随波追逐任何成见或时髦，被学界誉为柏林式的“反潮流”人物。在这部集晚年功力之大成的著作中，作者从中西比较的研究视角，对先秦的思想世界进行了分析性重建。作者坚信人类思想可以通过文化符号系统进行交流沟通，并以此项研究挑战了当代文化人类学的相对主义倾向及其相关预设。本书曾荣获Phi Beta Kappa的Ralph WaldoEmerson Award和美国历史学会的James Henry Breasted奖

本书为列文森最重要的著作，也是美国中国学研究的代表作。在饱含思辨的流畅叙述中，作者从哲学思想、官僚制度、政治文化、社会心理和理想人格等层面，生动分析了儒家文化的精神特质以及儒家社会与政治的本质特征，重点论述了儒家文化在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角色与命运，洞见迭出。在书中，作者提出了一系列深刻的命题，如传统与现代、历史与价值、保守与激进、东方与西方、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等，在本书之后的众多甚至是任何一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著作中，都可见到对这些问题或明或暗的回应。而列文森的价值早已超出了著作本身，他的思考与写作方式，他提出问题的角度，至今仍启发着一代又一代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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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是一个普通的研究者，而是一个创造的天才，后来者必须努力跟上他的脚步……作为老师，我为此而自豪。 ——费正清
对我而言，他不仅是一位亲密的友人，更是一个不会枯竭的思想灵感的源泉。与他的交谈也不仅是令人愉快的，并且能够不断地刺激你产生新的视域与观点。 ——史华慈
很自然，列文森对于官僚—君主制的描述已经且将会被后来的学者所修正，但是，其尼采式的暗示——人们可能将自我的局限强加于他人以服务于自身权力——将作为其论述的核心长存下去。如其许多洞见一样，官僚—君主制这一概念也将继续提醒人们，悖论旨在揭示真理的一个未知片段。
——魏斐德
《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是一个天才人物写的一部天才的著作，一部现代经典，西方“中国研究”一个时代的象征。很少有哪一部著作能够引发如此普遍的关注，如此持久的讨论与争论。尽管70年代以来批评之声就不绝于耳，人们却始终无法回避它所提出的问题。
——杜维明

《廿二史札记校证(订补本)(套装上下册)》是清代史学家赵翼的一部著名的读史札记，为史学工作者必读书之一。《廿二史札记校证(订补本)(套装上下册)》对各朝正史的编撰得失作了系统的论述，并结合分析考辨订正了重要的史实。王树民先生所作《校证》，对其书中引用的资料逐条校核，纠正了不少错误。自一九八四年出版后，受到国内学术界的欢迎。这次重印，整理者又对全书的内容作了修订补充。

汪精衛詩詞集，包括注釋、補遺、題解等。余英時作長序，葉嘉瑩審訂作序。全面介紹汪一生的詩詞藝術成就。
余英時長序不但分析汪的詩詞，也引證大量歷史資料，剖析汪的心態。全書註釋深入，附錄不少輔助資料，有助讀者領會。

《廿二史考异》100卷，附《三史拾遗》5卷、《诸史拾遗》5卷，是清代著名学者钱大昕的原著。钱大昕18岁有志读史，从《史记》到《元史》22部正史，他都反复精读，详加比勘，读书所得，随时用别纸写出。40岁开始撰写《考异》，历15年而草成初稿，复陆续修改并刊刻，至70岁而全书刻毕。从积累资料到全书刊成，历时52载。钱氏考史，主张实事求是，强调史家记人、记时、记地的真实性可靠性。《考异》的成就，梁启超比之于王念孙、引之父子在群经考订方面的名著《经义述闻》。本书的校点认真严谨，值得向史学界郑重推荐。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是尼采假借查拉图斯特拉之名说出他自己的哲学思想，也可以说是一本查拉图斯特拉的说教集或者说是查拉图斯特拉的行藏录，又有点像圣者传一类的书，但这位圣者并不是宗教的圣者，而且本书并不像一般宗教书那样枯燥乏味，却是具有极高文学价值的散文诗。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是尼采的里程碑式的作品，几乎包括了尼采的全部思想。全书以汪洋恣肆的诗体写成，熔酒神的狂醉与日神的清醒于一炉，通过“超人”查拉图斯特拉之口宣讲未来世界的启示，在世界哲学史和诗歌史上均占有独特的不朽的地位。

淮南子据道家的“无为自然”说，概略地解说天文、地理等自然现象，以及政治、军事等人世间的百般事物。然而，也混杂了很多儒家、法家、阴阳家的学说，在思想上没什么创新之处。但是，本书引用了许多传说、神话、寓言，文章富于变化，饶有趣味。更保存了许多已散佚的神话片段，及机智幽默的民间言谈。

这部《沈约集》校笺，严格说是一部重辑的沈集校笺。

参照古文献学史的分期，本书分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及近代七章。除第一章外，其馀每章第一节为概述，分专题介绍本章所含朝代古文献学的概况，其馀各节论述该时期有代表性的古文献学家，以求点面结合，得以反映每一时期的概观。同时注意前后照应，以期反映古文献学发展的脉络和规律。

《宪法学讲义》尝试将世界宪政的普遍原理和中国宪政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以中国和西方宪政国家的重要宪法判例为主线，系统讲解宪法学原理。《宪法学讲义》共24讲，涉及宪法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宪法的制定与修改、宪法的实施与解释、基本人权的宪法保障、选举和政党制度、政府组织结构、中央和地方关系等内容。在方法上，《宪法学讲义》奉行“问题中心主义”——以实在和具体的宪法问题为中心，通过个案阐述宪法学的基本原理和知识。在形式上，《宪法学讲义》以各国经典判例为主线，采取叙述、议论和实例相结合的多样化方式，力求做到生动而不失准确。全书内容翔实、体例新颖、深入浅出、博采众长，适合作为大学生宪法学教材或教学参考书。

本书讲述的，是六个深藏于故纸堆中的明代基层政治事件。
作者从明代的一系列罕见民间档案文书里，挖掘出这些尘封已久的故事。这些档案是中国历史中绝无仅有的奇迹，它们着眼于平民的政治生活，而且记录极为详尽。在这里，我们能看到朴实的百姓诉求、狡黠的民间智慧、肮脏的胥吏手段、微妙的官场均衡之术，从无数个真实的细节里，展现出一幅极其鲜活的政治生态图景。
这六个事件聚焦于一府一县乃至一村之内，记录的是最底层平民的真实政治生活：当遭遇税收不公时，他们如何愤起抗争；当家族权益受到损害时，他们如何兴起诉讼；当政治利益与商业利益发生矛盾，他们如何与官府周旋博弈；当朝廷要求整顿户籍，他们又是如何从中造假牟利……
《学霸必须死——徽州丝绢案始末》：万历年间，一项不公正的税收政策在徽州府引发了旷日持久的混乱。乱民、县官、州府、户部、首辅、皇帝等诸多利益集团的博弈之局。
《笔与灰的抉择——婺源龙脉保卫战》：婺源县一场持续了六十四年的经济争端，反映了一个县级官员，是如何在重大议题上平衡一县之利害的。
《谁动了我的祖庙——杨干院律政风云》：歙县一桩民间庙产争夺案。诉讼双方在这场绵延八年的官司中各展所长，用尽心思，上演了一场精彩绝伦的嘉靖法律大戏。
《天下透明——大明第一档案库的前世今生》：一个坐落于后湖（玄武湖）中的冷门机构——大明黄册库从建立到衰败的全过程。了解明代的基层统治，是如何一步步垮掉的。
《胥吏的盛宴——彭县小吏舞弊案》：一件小到不能再小的官司，却引来了无数贪婪蚊虫的叮咬。胥吏之恶，被刻画得淋漓尽致。
《正统年间的四条冤魂》：四个无辜的清白老百姓，是如何裹挟入朝廷斗争的。
作者力图以冷静克制的零度叙事，替那些生于尘埃、死于无闻的蝼蚁之辈作传，转述他们湮没于宏大历史中的声音。
想要读懂大明，想要读懂中国古代政治，不可只注目于朝堂，亦要听到最底层的呐喊。在一个个普通人的遭遇中，才蕴藏着最真实的规律。

《經韵樓集(附補編·兩考)》，本书内容包括：经韵楼集、经韵楼文集补编、周礼汉读考等内容。

本书收入了余英时的6篇文章：《曾国藩与“士大夫之学”》《王僧虔〈诫子书〉与南朝清谈考辨》《评关于钱谦益〈诗史》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脉络中的医学观念》《试说科举在中国史上的功能与意义》《方以智晚节考》。这些都是作者对历史人物及其著作和历史真实进行考证的成果。作者旁征博引，力图通过校勘、推理、比较、对隐语进行解读等多种手段挖掘历史真相。

本书选收了余时英近年来讨论文化和思想问题的一部分文字。这些文字先后发表在台北和香港的报刊上，特别是《中国时报》、《联合报》、《当代》和《明报月刊》。
本书定名为《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是有原由的。1985年6月，董桥先生为《明报月刊》计划了一个“中国的情怀”专页，坚邀我参加一份，因此我便写了那篇《常侨居是山，不忍见耳》，此文现收入本书之中。但是全书涉及“中国情怀”的仅此一篇，为什么这四个字竟成为书名的一部分呢？这是因为本书所收的文化评论的文字都是在“中国情怀”之下写成的。我可以毫不迟疑地说，如果不是由于我的“中国情怀”在暗中作祟，这部书是不可能产生的。从前人都说，陶渊明的诗中，篇篇有酒，我这部集子中则篇篇都有“中国情怀”。

本卷收入了作者关于中国现代文化危机、文化认同、文化冲突与融和、中国文化的重建等方面的文章。这些文章既有很强的学术价值，又饱含对民族、对文化的深切忧思；在当时有很强的针对性，到现在亦有发人深省的现实意义。如作者所言，“所谓‘中国情怀’其实便是一种中国文化的情结”， “远托异国，昔人所悲；望风怀想，能不依依”，这首引自李陵答苏武书中的古诗，充分表达了作者心系中国的赤子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