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伟大改革，把中国带入了有史以来最为刻也最为广泛的变革时期。在这场变革中，中国社会的一切领域，无一例外，都在经历着空前的巨变！经过20年的无畏探索和艰苦卓绝的努力，在经济领域，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蓝图已经十分明确，剩下的仅仅是如何尽快地使这一蓝图成为现实的问题，或者说是时间问题；在政治领域，尽管改革依旧任重道远，但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的改革方向也已经确定；只有在社会领域之中，改革的方向和蓝图都还十分模糊。然而人类的实践一再表明，没有一个健全的社会领域的支持，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都无法有效进行。可以说，时至今日，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如果没有社会领域的深刻变革，那么市场化改革和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进程都将受到影响。也就是说，社会领域的变革已经成为制约中国整体改革事业的关键因素。
现代社会的社会组织可以分为三大类，即政府组织、营利组织和非营利组织，它们分别是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的主要组织形式。所谓“第三部门”就是非营利组织的集合。由于社会领域的状态主要取决于第三部门的状态，所以说有效的市场体制和民主政治离不开发达的第三部门的支持，而研究第三部门的发展并通过这种研究推动第三部门的发展，已经成为今日中国面对的最紧迫的“时代任务”之一。
我们组织这项研究的目的，不仅仅在于增加几部有关第三部门研究的出版物，更为重要的是，要为这一新兴的研究领域积聚队伍、积累成果、涵养资源，为中国第三部门研究领域的开拓和长期发展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
对于中国的学术界来说，作为理论研究的对象，“第三部门”还是一个极为陌生的领域。通过这项研究，我们吸引了一批国内第一流的学者投身这一领域的研究，其中一些学者在海内外享有较高的声誉，拥有很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对于中国青基会来说，资助和组织高水平的、超前性的学术研究活动，既是一项重要的组织职能，也是一个长期的组织目标。今后，本着对社会的整体利益和长期利益负责的原则，中国青基会还将继续支持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意义的学术研究活动，继续资助建设性的国际交流活动。

“90后”或许他们曾被视为不可靠的一代，或许他们曾迷茫，但随着批“90后”快到而立，却发现他们早已在前进的路上做好准备。本书从原生家庭、成长过程中的坚持、不惧困难追梦、面对生老病死等四个方面，展现“90后”不掩饰的真实生存状态。“90后”能清晰地看到眼前那座山的山峰———理想就在那儿，看得见，也走得到。他们哭泣、微笑、奋斗，他们独特而又正直的成长。不知不觉间，具有多面性的“90后”已经更丰富、更完整、更强韧，准备好肩负起未来。
追星和数学在她的身上不是硬币的两面，更像是两根绳子彼此握紧、缠绕结成一个更丰富、更完整、更强韧的个体。 ——{饭圈} ｎ {女数学家} ＝平行宇宙另一个我
他要制作更多怪兽铠甲，这个世界上只有英雄是不够的，毕竟怪兽才是生活的本质。 ——《怪兽才是生活的本质》
真正走到光谱的两个极点，“很有理想” 和“很现实” 反而会产生交汇: 如果一份理想是你人生中很相信的东西，那你会很“现实”地、不择手段地去实现它……暂且把这类人称为“很现实的理想主义者” 吧。 ——《“名嘴”追梦千百计》
你觉得爱情和婚姻很好，你问我不恋不婚会有遗憾吗？那我问你，我觉得出家很好，你不出家不感到遗憾吗？ ——《和尚枯荣》
“人在塔在”，岑栋梁知道自己的“塔”在上海，他的“人”绝不会轻易撤离战场。 ——《穿过大半个城市去“搬砖”》
正是生产和养育后代让我们这种凡、庸的人从生之虚妄中解脱出来，找到了信仰。 ——《全职爸爸的微观世界》

首都北京的长安街两侧何以有这些建筑物？这些建筑又是以何种观念为基础设计建造的？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长安街的建筑发生着怎样的变化？在长安街的发展与北京城的改造过程中，政治显然担当了主角。但是，政府制定的文化方针又不得不通过建筑师和工程师们得以物化实现。想对北京的现代化建设有一个全面而平衡的理解，就有必要将政治议程纳入建筑的大叙事之中。

作者延续《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中最后一卷的问题意识，将“有关中国革命及其意识形态的历史分析”作为全书的研究宗旨，致力于将中国20世纪的思想和历史建构为思想的对象。全书共三部，主题分别为：第一部“世纪的诞生：中国革命与政治的逻辑”；第二部“世纪的多重时间：帝国、革命与跨体系的运动”；第三部“世纪的绵延：重新政治化与齐物平等的哲学”，展现了他长期以来对“短20世纪”的中国从时间到空间、从历史到社会、从政治到信仰之巨变的宏大研究。
本书为第一部。开篇即开宗明义，对于“世纪”这一新时势概念的“诞生”和20世纪中国的历史地位进行了宏阔又纵贯的阐释与分析，其余篇章主要聚焦于从“世纪诞生”时期的系统性断裂与置换、民族国家危机、“一战”与“亚洲觉醒”、五四启蒙运动、十月革命与中国革命等重大的历史事件与结点中寻找“中国革命与政治的逻辑”，探讨民族国家如何在传统帝制中艰难地脱胎而出，其间国家与政治、文化与政治、大众与政治，尤其是革命与政治之间上演了怎样的分合缠斗，又如何共同塑造了20世纪中国在世界历史中的独特面貌，诚如作者所说：“这是一个不断变革与革命的世纪；是激烈反对旧世界也激烈反对着自身的不断自我否定的世纪；也是将他者的历史纳入自身内部，同时将自身的历史置于全球范围内的世纪。‘短世纪’和‘漫长的革命’构成了20世纪中国最显著的特质。”

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有一句名言：“古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本书所涉及的，就是“其表在政”的部分，包括近代的制度、人物与史事，它们是世运盛衰的直接表征。书中收录的20篇文字，内容跨度百余年，从嘉道年间到1919年底，阐释晚清君主的早朝、召见活动时君臣的互动、中枢机构的运作、皇帝如何批示文书、官场的机密通信，尝试从制度的视角，重新解释影响历史走向的诸多政治事件，包括辛酉政变、皇族内阁、清帝退位、辛亥革命前后的政权继承，也勾勒了光绪帝的生父醇亲王奕譞、驻美公使陈兰彬、驻英公使汪大燮、风云人物康有为、外交总长陆徵祥在重大历史事件中的表现，揭示这些人所熟悉的史事、人物背后一些幽微的线索，希望给读者带来一些新的启发。

汪曾祺饱受生活的苦难和挫折，受过各种不公正待遇，尽管如此，他始终保持平静旷达的心态，并且创造了积极乐观诗意的文学人生。
他的文字给了我们一种生活态度——不管在什么环境下，永远不消沉沮丧，无机心，少俗虑，兴致盎然地生活。
用顶风迎雨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致每一个在凡世间用心生活的人！
汪曾祺所著的《我在西南联大的日子（汪曾祺散文27篇）》收录了作者的数篇散文作品。

《六朝文明》是美国斯坦福大学丁爱博教授的代表作。丁爱博先后就读和就职于美国多所著名大学，学术兴趣涉及中国历史与语言、内亚历史与文化，但以六朝历史与考古学为主要研究领域，是一位非常有影响的西方汉学家，本书是他集三十年之功完成的一部六朝研究力作。
《六朝文明》以考古出土实物为基础，对照传世文献对六朝社会作了全面的考察，内容包括城市发展、建筑形式、丧葬礼俗、手工艺品、宗教以及衣食住行等各方面，既有对六朝政治与社会的宏观阐述，也有对六朝日常生活的微观观察，以较新的视角为我们阐释了变迁中的六朝社会，展现了灿烂的六朝文明，是一部视野开阔，又不乏深度的历史考古学专著，堪称六朝研究的经典之作。

这是著名剧作家陈白尘的一部长篇叙事散文。1969年底，作者以“黑帮分子”的身分，被遣往文化部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在那里生活了整整三年。在本书中，作者真实而生动地记录了当时典型环境中的种种人生相和社会相；他回忆了他的房东，他的茅舍，他周围的人，以及艰苦繁重的劳动。

本书的起因，乃是有一位朋友提出一个问题：“我”究竟是谁？这个问题不是一言两语可以解决的。本书的陈述，从新石器文化开始，结束于帝制皇朝退出历史。这漫长的时距，不下于一万年，乃是概括我们这一个复杂文化共同体演变的过程……在这几千年来，世界第一次走向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审察自己的归属和认同，也审察族群归属和认同的原则，应是非常严肃的课题，庶几我们不被狭窄而偏激的族群狂傲挟持，迷失了自己往前走的方向。
——许倬云
许倬云教授以系统论的方法，围绕着“中国究竟是什么，我们究竟是谁”这个问题，从新石器时代谈起，一直到清朝结束前夜，讲述“华夏/中国”这一个复杂的共同体是如何不断演变的。
本书的结构体例、行文风格，均属于“大历史”的范畴，没有铺陈细节，也没有繁琐的论证，而是选择每个时代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的关键点，以及相互间的互动，来勾勒出各个时代的面貌，其中多有令人击节的真知灼见，也不时流露出作者对中国文化和当代社会的深切关怀。

《中国乡村：19世纪的帝国控制》是萧公权先生的学术代表作之一，考察了19世纪清王朝统治中国乡村的政治体系，包括理论基础、措施和效果。
全书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乡村地区自然的社会组织划分和基层行政体系，即村、集市、乡镇的划分，保甲和里甲的行政分配和结构特色；第二部分考察国家控制乡村的统治体系，涉及保甲监控、里甲税收、社仓等灾荒控制以及乡约等思想控制系统的设置情况；第三部分讨论乡村控制的合理性及其效果，以及乡村对它的回应。本书附录有关里甲、粮仓等制度的珍贵资料。

在成为著名电影导演之前，他曾有过怎样的人生？陈凯歌亲自执笔，直面他的少年时代。他敢于面对，勇于审视自己，并承认曾经犯过的错误。他的回忆与思考，既富于自省和批判精神，又具有相当的思想深度和历史的鲜活性。深刻的思想、优美的文笔、个人的视角，对成名之前生活、思想、艺术积累的小结，能够启迪我们许许多多的人。

《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典藏版）》荣获1997年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东亚历史学奖、荣获1997年新英格兰历史学会图书奖。书中以义和团为例向人们解说了认识历史的三条不同途径，即历史的三调：事件、经历和神话。本书的主要目的不在于讲述义和团的历史，而在于探讨与历史撰述有关的一系列问题，“义和团只是这项工作的‘配角’。”因此这本书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部史学理论著作，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历史的方法。

《春山》生动再现了诗人王维的晚年生活，他与裴迪的日常与复杂情感，他与一二友人的交往，以及他不为人知的内心世界。诗与禅是探究王维内心宇宙的两把钥匙，它们包裹着王维的内心，令其呈现出诗意与哲学的光芒，生命由此获得了滋养、圆融与升华。这同时也是窥视中国文人在历史磨难中一路走来的一条门隙。

◎《传统十论》是著名历史学家秦晖治学经历中对“传统社会”（近代以前的社会）研究第三阶段的产物，自问世以来，多次重印，备受读者推崇。
◎本次再版，增加增订版序言及两篇附录（《关于“西儒会融，解构法道互补”的讨论》，作者对瑞士“森林州”地区进行考察后写作的《瑞士之路》），有助于读者加深对相关重要问题的理解。
◎《传统十论》曾被列为法国国家汉语水平考试的参考书。
名家点评：
《传统十论》让我理解中国传统文化有豁然开朗之感。
——刘瑜
内容简介：
本书收入的系列文章，其中有对于“反封建”“平等”这类“关键词”在历史文化进程中演变过程的分析，但更主要的是对传统社会与文化本身的结构性研究。笔者不满于过去流行的“租佃神话”和“宗族神话”，主张在社会—经济分析与思想—文化分析的综合与融会中把握传统时代真正具有规定性的那些规则，跳出“反儒”与“尊儒”对峙的传统观之争，在社会结构上摆脱大共同体本位的传统桎梏而走向公民社会，在文化—象征符号体系中主张“西儒会融，解构法道互补”，以“穷则兼济天下，达则独善其身”的人格资源与民主宪政—人权保障的现代制度安排来消除那种专制制度下强权—犬儒互补的人格弊病。
《传统十论》此次再版，在原有的基础上，新增了增订版序言及两篇附录（《关于“西儒会融，解构法道互补”的讨论》《瑞士之路》）。

China's one-child rule is unassailably one of the most controversial social policies of all time. In the first book of its kind, Susan Greenhalgh draws on twenty years of research into China's population politics to explain how the leaders of a nation of one billion decided to limit all couples to one child. Focusing on the historic period 1978-80, when China was just reentering the global capitalist system after decades of self-imposed isolation, Greenhalgh documents the extraordinary manner in which a handful of leading aerospace engineers hijacked the population policymaking process and formulated a strategy that treated people like missiles. Just One Child situates these science- and policymaking practices in their broader contexts--the scientization and statisticalization of sociopolitical life--and provides the most detailed and incisive account yet of the origins of the one-child policy.

《题写名胜》是商伟“重读唐诗”三部曲的第一部，在学术讲座的基础上整理写作而成，从诗歌内部进入批评分析，注重文本细读，不落古典文学研究的窠臼，集中体现了作者融通中西、多年沉淀的见解和学识，既能着眼于具体个案，探索重建中国古典诗学的可能，也能从耳熟能详的唐诗作品入手，阐发新意，给广大喜爱唐诗的普通读者带来启发。

本书依托丰富的实物及图像、壁画、墓俑等形象资料，与相关的文献记载互见发明，为三千年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发展绘出清晰的轨迹，于此可以考见民族文化的演绎和各兄弟民族间的互相影响，历代生产方式、阶级关系、风俗习惯、文物制度等，有极好的史料价值。

2021年第十六届文津图书奖获奖图书
在《谁在看中国画》这本书中，作者讲述了中国及其他国家的观看者如何无可争议地塑造了“中国绘画”这一伟大的艺术传统。他认为，中国境内的观看者对“中国绘画”的演变至关重要。通过考察描绘观看绘画的场景的作品，他向读者介绍了观看者的理想类型：士绅、帝王、商贾、民族和人民。在讨论中 国艺术观看者的变化时，柯律格强调，中国文化中意象的多样性，使我们无法明确概括出“中国绘画”的构成。探索艺术作品与观看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将使我们对“中国绘画”这一概念的形成和变革产生新的认识。
--------------------------------------------
★从全球史看200余幅传世画作，中国画的观看之道。柯律格以纵贯500年、横跨东西洋的广博识见，从士绅、帝王、商贾、民族和人民五类观看者的理想类型出发，探讨不同观看者对“中国绘画”的形塑。他不打算为“中国绘画”下定义，正相反，他揭橥“中国绘画”在跨文化、跨国交流过程中内涵与实践方法的变动不居。
★士绅、女性的观看如何塑造中国画。对明代士绅来说，“中国绘画”不是一种艺术实践，而是观看、欣赏的文人雅好；是他们的观看创造了“中国绘画”，而不是画家。与士绅不同，十八世纪后，女性不仅观看、欣赏“中国绘画”，更创造“中国绘画”。
★帝王凝视下的“豪横风”。不同于士绅观看“中国绘画”的社会性集体雅好，帝王是“中国绘画”单独的观看者。帝王的凝视威严专横，他声称自己是“中国绘画”的创造者。此外，在中国艺术史话语中，绘画一旦被认定有西方风格，如郎世宁的作品，如广州的外销画，它们通常会在“中国绘画”的话语中销声匿迹。
★雅好变商品，商贾眼里的中国画。中外商业活动不仅将士绅阶层的“中国绘画”带入明、清商贾之家，带入日本、朝鲜、美国，以及欧洲诸国的市场，更将西方的新技术，以及西方绘画的理念、媒材、技法等带入“中国绘画”。
★浮夸危险的观看者：近代以来的中外民族主义者。晚清、民国动乱频仍，对于“中国绘画”，中外民族主义者成为虽赤诚创新，但浮夸危险的观看者。
★新中国新变化：人民创造的中国画。观看“中国绘画”，从未把你我包括在外，一部共有的“中国绘画”史。
--------------------------------------------
纵观长时期各种媒材的嬗变，《谁在看中国画》一再暴露意料之外的讽刺，打破人们对中国和欧洲艺术传统的轻率预设。通过这项创新工作，柯律格为全球艺术史设定了一个新标杆。
——包华石（密歇根大学中国艺术史荣休教授，两届20世纪前列文森中国研究著作奖得主）
以优雅热情的对话文风、清晰明确的论辩，本书探索“中国绘画”这一现代概念的生发演变。在本书中，柯律格匠心独具，将他渊博的学术造诣、对研究对象的精深识见，以及对艺术市场的历史和中国艺术收藏情况的把握熔于一炉。
——白瑞霞（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艺术史荣休教授）
这本书提供了一个适用于绘画史所有领域的研究方法。以此，任何领域的艺术史学家都或许可以恢复无法言说的艺术史。
——裴珍妮（多伦多大学中国艺术史教授）
他眼中的中国艺术史是世界性的领域，不是西方论述里的附属品，自然也不专属于中国。研究者若也将中国艺术史视为世界性的领域，则柯律格在本书所意识到的问题，自然难以回避。
——刘宇珍（台北故宫博物院书画处助理研究员）

本书是宣传概念的历史，也是宣传观念的历史。为了回答什么是宣传、它为什么会存在、大众为什么会容忍宣传等问题，本书追溯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宣传概念的产生、美国20世纪初宣传与民主的争论、俄国革命的宣传观念、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宣传观念、二十世纪后期的新宣传等宣传观念发展的重要环节，并以此为背景，重点研究了中国宣传观念的产生、国民党及共产党宣传观念的建立、知识分子与宣传、1949年之后中国宣传观念的变迁等问题。本书以理性中立的笔调，详细描述了二十世纪以来各种宣传观念和话语的交锋，展示了一幅国家与个人、控制与自由、思想与身体等观念相互冲突的全景图像。本书提出的问题值得每个深受宣传影响的中国人思考。

This lively study explores how social and economic changes to Chinese society create new cultural values and forms of inequality. Amy Hanser examines changes to a particular set of jobs—service work, in this case salesclerk work—and the nature of the social interactions involved. It argues that a new "structure of entitlement," which makes elite groups feel more entitled to public forms of respect and social esteem, is constructed in settings like new, luxury department stores. The book not only shows how this change involves increasingly unequal relations between clerks and customers, but also demonstrates how marketplaces have become sites where social differences—and inequalities—are recognized and justified. The study's importance lies in its attention to ethnographic detail, its application of cultural theories of inequality to China, and its contribution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contemporary China. Unlike other studies of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 this book takes a unique setting—the marketplace and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customers and salespeople—and a unique approach—the author herself worked as a salesclerk in three settin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