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通过对莎士比亚主要的八个历史剧整体系列的综合阐释，通过分析莎士比亚对待这些历史主题所保持的精思熟虑以及他大多数历史剧的精致架构，让人们更加相信莎士比亚是受过教育的，在广阔的智慧和思考的力量上是可以媲美但丁和弥尔顿的诗人；他提升了编年史剧的水平，将编年史剧变成一种独立的真正的戏剧类型，而不只是悲剧的附属品。并且从一开始到最后、在他所有的历史剧中始终对秩序原则有着稳固的意识，并因为这种意识而与同时代那些更具哲学思维的作家们更为接近。
莎士比亚历史剧以史诗的方式表现了他头脑中的中世纪以及他那个时代的生活图景，其中心主题则是被置于庄严而高度道德化语境中的英格兰或国家主题。
在西方文教传统谱系中，不断有学人将莎士比亚与柏拉图并举。莎士比亚戏剧以历史舞台为背景，深涉人世政治问题的底蕴，尤其是王者问题，一再激发后人掂量人性和人世的幽微，为后世探究何谓优良政制、审慎思考政制变革奠定了思想基础——不仅如此，与柏拉图的戏剧作品一样，作为政治哲人的莎士比亚没有学说，他的政治哲学思考无不隐含在笔下的戏剧人物和戏剧谋篇之中。

本书收录巴特的两种著作，前者约14万字，后者2万余字。1952年巴特进入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从事词汇学和社会学研究，在其后的七年间在《新文艺》杂志上发表了许多揭露大众文化迷思的文章，后来集结成《神话修辞术》(Mythologies, 1957)。从此，巴特被公认是关于我们怎样通过语言、服饰、手势相互交流的最有独创性的评论家之一。60年代初期，巴特在社会科学高等学院研究符号学和结构主义，他对传统学院文学理论观点以及大众文学形态作了论述，其独特的观点被称为新批评，引起其他思想家的不满，认为他漠视和不尊重文化中的文学根源。巴特则发表《批评与真实》（Critique et verite, 1966）与其对抗，控诉那种陈旧的、布尔乔亚式的不重视语言细节、刻意忽视其他理论概念（如马克思主义）挑战的批评方式；他热情地呼吁读者要摆脱既成观念，按照现代思想看待文学作品，而文学作品总是先由一种语言与其自身的冲突组成的。

《吝啬鬼、泼妇、一夫多妻者:18世纪中国小说中的性与男女关系》是一本美国人所写的专论中国色情文学的汉学著作，这是一本对迄今在中国仍是禁区的色情文学进行初步探索的文学作品，可以说是一本难得的探讨中国文学作品中性现象和性文化的书籍，弥补了近十多年来从事性别与性现象研究仅仅局限于欧美文化的现状。

《知识拜物教与现代文学谱系》讲述了:现代文学在品质上区别于传统文学，在于它的本质自主性和普遍知识化。而且，这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中国启蒙运动所确立的意识形态知识系统——科学知识系统，不可同日而语。或许正是在科学知识系统作为意识形态知识系统被强力推进的同时，更为古老的自然拜物教知识系统在审美主义人文精神感召下，作为新的文学知识谱系应运而生。同时，科学知识系统的“拜物教”化，诱发了社会经济和现代生活领域深入持久的“商品拜物教”文化异化现象，从而造就了20世纪30年代成熟期中国现代文学中左翼、京派和海派的三足鼎立。
作者深信这一文学史思路的确凿有据和应有的逻辑自明性。从思考“现代文学与现代文化”的关系人手，我不厌其烦地在《知识拜物教与现代文学谱系》“绪论”中从对比“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不同体制和功能出发，推论人的“知识化觉悟”这一现代社会条件下人的新型品质，阐明其文化史价值和意义。由普遍的人的知识化推论文学——社会文化形态的知识形态化和多元化，借用康德三大批判的理论逻辑，沿着其理性批判和知识规划的哲学思路，为现代文化清理出三种最为普遍有效的价值形态系统——知识拜物教系统：科学拜物教、商品拜物教和自然拜物教。

《周作人的是非功过》内容简介：作看以“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的情感态度，对周作人在现代文学史、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作用和地位，文化心态，自我论和宽容论，妇女论，以及“五四”之后的变化。对鲁迅的攻击与附逆投敌等，进行了历史、客观的评价与深刻、透辟的论述。对周作人的散文艺术的解读和阐释，尤为精当，是独具只眼的。
此著充分显示出作者深厚的学养、深邃的眼光、精湛的造诣、敏锐的艺术感受力和细腻的审美鉴赏力。

罗时进教授近年来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文艺研究》、《文艺理论研究》等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明清诗文的论文，主要涉及地域空间、家族文学、制度文化、社会阶层、人际交往、社团集群、文人品格等方面，在海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有些研究具有开辟领域，风气的作用。其中关于明清钓鱼岛文献考述的论文，更被学界与媒体认为“意义重大”。作者将这些论文合为一集，以《文学社会学》冠名，并在《自序》中进行了论证和说明。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文学社会学》研究著作这是*部。本书所收论文本身质量颇高、内容新颖，主题集中，题目醒目，能够推动明清文学和古代文学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也有的典范价值。

奥瑞斯提亚
[英] 西蒙·戈德希尔 (Simon Goldhill) 著 颜荻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8-2
ISBN：9787108060471 定价：42.00元
本书作为西方古典学经典著作，长期用于古希腊悲剧尤其是埃斯库罗斯的研究与教学中，现收入三联书店推出的由甘阳、吴飞主编的“古典与文明”丛书。作者西蒙·戈德希尔是著名古典学家，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现任剑桥大学人文社科研究院主席。
埃斯库罗斯的三连剧《奥瑞斯提亚》是古希腊悲剧的 奠基之作，从马克思、尼采到现代女性主义，此文本一直受到西方思想界的高度重视，堪称经典的经典。但埃斯库罗斯晦涩困难的希腊语使得对此剧的阅读解释相当不易。著名古典学家戈德希尔教授在这本篇幅极小的著作中，围绕《奥瑞斯提亚》诞生时的社会背景与思想状况，通过古典语文学的方法细致阐释剧中关键语词的复杂性和含混性，抓住“我们如何理解正义、复仇、暴力以及人们对社会、对彼此的责任”这样一个核心问题，深入挖掘了作品本身蕴含的能量。

关于科学史的著作已经很多，但在本书作者以前，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没有一部相关的人文学史。作者将不同人文学科的学科历史资料加以梳理和汇聚，做了一次条理清晰的叙述。随着本书的展开，我们发现，作为一个整体的人文学科确实展示出了某种自身独有的模式，继托马斯库恩之后，人文学者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也在不断提高，某种意义上，人文学科一直在进步。尽管本书的涵盖面非常广，但论点和结论却丝毫未流于表面与肤浅，另外，其轻松活泼的行文风格使得本书也适合于大众读者。
【名人推荐】
“特别雄心勃勃的事业……任博德所撰写的并非是一部‘新的’历史，而是有史以来的第一部这类历史。”——诺埃尔﹒马尔科姆，《泰晤士报文学副刊》
“任博德的著作旨在吹响启动一个大工程的号角，把人文学的历史发展为与科学史平行（完全可能密切合作）的一个亚领域，其目标是建构一种更加普遍的知识形成史……任博德的积极开拓很好地证明了研究范畴的变动不居。”——《美国历史评论》
“其著作的旨归不是为了编故事，而是要证明人文学科是关于进步的学科。”——赛斯﹒莱勒，《后中世纪：中世纪文化研究》期刊
“人文学者经常认为，当他们使用经验性的方法的时候，他们是在向科学看齐。任博德对此进行了反思，其结论是他们错了：人文学者使用经验性的方法是在回归他们在十五世纪人文学研究中的历史之根，当时经验性的方法刚刚被发明。”——迈克尔﹒谢尔默，《科学美国人》
“任博德的著作的确引起了轰动，不仅在学术界，而且也在荷兰、英国，以及更加广泛的西欧的主流大报。他不但完成了前所未有的壮举，一部人文学的成文史，而且为此采取了这样一种视野，它特别参照自然科学重新界定了人文学的作用。”——奥利弗﹒格兰兹，《神学院研究》
“任博德令人信服地证明了与自然科学极为类似，自古以来就有人文考察的多种思路，它们探寻支配语言、文学经典或者历史等发挥作用的普遍法则。”——安德里亚﹒博纳科尔西，（意大利）《24小时太阳报》
“任博德恢复了人文学在科学系谱图中的应有地位。”——哥本哈根，《周末报》
“学界关于人文学研究及其支持的绝望和末世预言，尤其是在美国，使得任博德的著作不但读来有趣，而且及时和雄心勃勃。”——《文艺复兴季刊》
“以防阅读本书读者不留下深刻印象，作者在每一项下不但小心讨论了欧洲的发展，而且（适当）讨论了印度、中国和伊斯兰文明的发展。其结果毋庸置疑是令人印象深刻的——而且信息量非常大。”——约翰﹒亨利，国际科学史权威期刊《艾西斯》

《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探讨的不少问题在以往的研究中被忽略，书中不少观点在国内外均属于首次提出。上篇和中篇所采用的把小说家叙事观点与创作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同以往的研究相比有所创新，对英美不同小说叙事传统的对比研究也构成了一种新的途径。下篇清理了后经典叙事理论中相关概念、术语的混乱，纠正了种种偏误。

《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木山英雄中国现代文学思想论集》选收了20余篇论文。即《实力与文章的关系－－周氏兄弟与散文的发展》、《周作人－－思想与文章》、《庄周韩非的毒》等。

本书是一部别开生面的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精彩之作。全书分三部分，分别是：（1）渴望现代：“五四”的西方主义和日本主义；（2）重思现代：京派；（3）炫耀现代：上海新感觉主义。民国时代对现代主义的理解呼唤了一种地区、全球语境相互交织的多元背景。文化争论、政治纷争和社会动乱等不断变化的地区语境塑造了现代主义，同时帝国主义推动下的全球文化经济潮流也参与了现代性的塑造。这种地区/全球连接最为明显的显现即是半殖民地性。这是一种多重外国势力对中国进行多层次占领的政治方式。为了自身的经济和政治目标，这种种的外国势力在中国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 作为我们所处的后帝国主义时代的特征，新殖民时代的标志即是：西方文化霸权将西方自身定位为终极价值的裁定人。同时，新殖民时代的被殖民者又反过来将这种定位内在化，从而使文化霸权的可能性得以实现。无论是在“五四”一代西方主义的现代主义之中，还是在京派的文化普遍主义那里，亦或是在新感觉派这里，都市西方的视角都参与其中。京派思想家发现中国文化复兴在战后欧洲流行的文明话语中占有相当的合法性。与之相区别，西方主义者对中国传统的彻底否定采取了一种更为直接的方式。新感觉派既不号召否弃传统，也不呼唤有限度地复兴传统，而资本主义现代性是唯一需要他们考虑的因素。 在中国作家遭遇西方现代性之时，一旦作家们去除掉传统的保护层，就再也没有其他的东西可被用来代替传统以发挥中介作用。西方主义者通过对自身必能赶上西方的确信来想象一种平等。京派思想家在西方自我批评的基础上对西方进行一种有限度的批评，新感觉派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看做是不可改变的既定现实。这三种与西方协商的模式构成了三种重要的进程。如果被加以利用，它们将在以后的岁月里成为进一步反思中西关系的基础。

注釋，屬於學術基礎建設工作，實際上是一種跨學科的綜合性研究，它涉及到多方面的知識學問。惟有通識，方有卓識。中国古典詩歌，衆體兼備、題材寬廣、寓意深刻、格調高雅，是世界文學發展史上的奇迹。然而，要真正準確讀懂古詩涵義，領悟古詩的意境，則必須從作者的生活經歷、寫作背景、創作意圖、語言風格、訓詁字詞、用典出處、前人注釋、版本考訂等等方面去綜合解讀與賞析。因此，注釋古典詩歌，至少要具備古典文學、古典文獻學、歷史學等各學科知識的基礎與積累。

本课题通过中国与东亚古代诗文中物质事实与文学关系的阐释，第一次提出除了平行比较和影响比较两种方法以外的，第三种比较文学的观念与方法，即文学的考古学方法论。其理论价值在于：目前为止，国内外学术界从来没有提出过第三种比较文学的观念与方法，也没有将第三关系作为研究对象。这是不同于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的新的观念与方法，从学术概念到研究方法都是新的尝试。第三种比较文学的观念与方法不是建立在西方理论的基础上，而是根据其本人20余年来不断积累的个案研究基础上总结提出的，个案的研究实践是第三种比较文学观念与方法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三种比较文学观念与方法的实践性与操作性，就是一种具有实际意义的创新。这种理论源于实践，不是源于西方理论，不是以新的概念包装的旧的知识。

《论边沁与柯勒律治》是有关19世纪英国文学和思想的名著，也是有关这一段文学史的基本读物。在书，穆勒富于创见地将文学家柯勒律治和哲学家边沁相提并论，分析了19世纪英国乃至西欧文学的基本特点和内在矛盾，抓住了功利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冲突，并结合自身的精神发展历程予以评价，语言平易，切中要害，时有新颖之见，备受20世纪各派文评家推崇。

如果在小说史上区分中世和近代，那么中世小说的首要特征，就在于其著作权之不明确。这是因为许多小说来自说话、讲故事那样的口头传承之文艺，而《西游记》亦不例外。它从故事本身的产生和流传，到各种戏曲、小说文本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年月。许多不同来源、形成于不同时期的元素，在此层层积淀下来。如此远离实际的一部幻想小说，怎样产生，怎样成长，怎样发展为呈现于我们眼前的这种姿态，是本书研究的中心课题。

在中国叙事文学的研究里，晚清小说一向不受重视。但不论从历史、美学、意识形态及文化生产的角度来看，此一时期的小说所显现的尖力及复杂面向，都足以让人大开眼界。尤其对治现代文学者而言，晚清小说岂止仅代表一个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阶段；它的出现，还是它的被忽视，本身就已经见证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一端。
本书将晚清小说视为一个新兴的文化场域，撷取晚清小说的四个文类:狎邪、侠义公案、丑怪谴责与科幻奇谈作为欲望、正义、价值、真理四种相互交错的话语，通过这四种话语的重新定与域辩难，呈现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及建构的主要关怀。本书通过对晚清文学历史与理论语境的建构，对被阻碍的晚清小说所包含的多重现代性的挖掘，追寻中国现代文学众生喧哗的起源，没有晚清，何来五四？

回顾刚刚逝去的20世纪文学，冠以经典的盖棺论定或许言之尚早。但吴晓东在经大讲坛上推崇的从卡夫卡到昆德拉这九位小说家，却无疑称得上大师；他在课堂上选作阐释分析对象的九篇作品也已经或终将被证明为不朽。因此，吴晓东对他心仪小说家的独具慧眼的研究、对他欣赏 小说的别有会心的解读，不失为一种对20世纪现代派文学的回顾和盘点。虽然作者无意经营小说史的契约，但其宏阔视野却有助于我们对百年文学脉络的整体关照和把握，进而领悟已经过去的这个“人类有史以来最复杂的一个世纪”对小说家及小说形式的深层影响，以及为什么20世纪的小说令人感到“阅读不再是一种消遣和享受；阅读已成为严肃的甚至痛苦的仪式”。

列文森中国研究书籍奖作品
融合传记、艺术与历史
第一次在文化和历史背景中完整描画丰子恺
丰子恺最大的成就，或许是在变幻无常的时代始终保持了一种自由自在的精神。
——白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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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融合了传记、艺术和历史的作品。讲述了在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的政治动荡中，出现的最有天赋和最重要的艺术家之一——丰子恺的生平。作者在书中呈现了一幅交织并行的图景：作家、画家、翻译家丰子恺的生活和20世纪中国动荡的历史。他考察了丰子恺审美眼光的形成，以及它如何与中国传统及当代的文化背景相联系。
作者认为，丰子恺的写作与绘画根植于自我表达的哲学。难以归类的丰子恺，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一个谜：他同情劳苦大众，并得到很多政治化的知识分子的认同，但也是个浪漫的人；他是虔诚的佛教徒，是自然和儿童的近距离观察者；他的艺术看似温和，却常常传递着强烈的信息。在众多关于丰子恺的著作中，本书第一次检视丰子恺在五四作家和知识分子中的位置，第一次在中国的艺术、宗教和文学传统的背景中讨论他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