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简介：这是一九四五年二月我题拙作《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的一首旧诗，没有什么诗味，权且用来作个话头。这本小书，原是我研究院毕业论文，属稿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的一九三一年，脱稿于国民党反动政府与日寇签订卖国的“塘沽协定”的一九三三年，诗所谓“十年前”，便是指的这段悲惨的时候：“十年后”，是指我将论文修改出版的一九四三年，也就是抗日战争已进入最后阶段的第六年，那时我在昆明西南联大，为避日机轰炸，住在城南二十里的跑马山，没有电，没有煤油，真是一如豆。为了一家生活，我有课即兼，不论大专中小，也不计远近高低，全凭两条腿，生命也胡的悬诸奔走的。于今已是四十年了。在这四十年中，我们多灾多难的祖国，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在连续取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之后，建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一切都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我呢，也居然活到七十多岁，而且还要继续活下去，继续工作下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添砖加瓦，还居然能看到本小书的重版发行。所有这些，都是我当时不敢也无从梦想的。
对于先师黄晦闻先生，我是服膺的，也是感激的，但并非单纯地为了他的学问和对个人的私恩。有这样一件事：“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不久的一天下午，黄先生从城里来上课，他平素从一迟到早退，可这天却突然中途辍讲，宣布下课，掩卷而去。老称生出于爱国的愤激心情，我们能理解，但反应如此强烈却也令人惊讶。第二天我去有看他，他写了两首七绝，题目是《书愤》，其中有“眼中三十年来事，又见虾夷入国门”和“老去此忧无可寄，不从今日始伤神”之句。我这才明白，原来老先把三十几年前曾经目击的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那次侵华战争（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之战）和当前的“九一八”事变联系在一起，而他又看不到人民的力量和祖国的前途，这就难怪他的心情特别沉重了。“国必自伐，然后人伐之。”因此，黄先生在另一首题为《我诗》的七言律诗中，痛斥当时国民党反劝政府为”群贼”：“伤心群贼言经国，敦谓诗能见我悲！”（此诗不见于他的《兼葭楼诗集》，当为当路者所删。）黄先生的这一行事，对我和我的论文写作都很有影响，我说的“未欲一字苟”，并不仅在文字之间。本书虽名为《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其实就是汉魏六朝民间文学史，说得更确切点，也就是汉魏六朝乐府民歌史，因为从数量到质量，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从对当代到对后世诗人的积极影响，府民歌，尤其两汉乐府民歌，都占有非常重要的主导地位，在诗歌史上开创了一个新局面。遗憾的 是，《汉书》的作者班固没有把这些乐府民歌记录下来，这实在是一个无法弥补的莫大损失。不过，班 固也做了两件好事：一是比较具体全面地记载了当时乐府采诗的范围和数量，计采自全国各地的民歌
凡一百三十八篇 （未标明产地的《杂歌诗九篇》等尚未计在内）。二是对这一百几十篇乐府民歌的艺术特色和政治功用作了很好的概括和评价，这就是他说的 “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足以观风俗，知 薄厚。”（均见《汉书·艺文志》）用现在的话来说，也就是真实地反映现实的现实主义精神。从乐府诗的传统角度，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如果没有“缘事而发” 的汉乐府民歌，便不会有曹操诸人的“借古题而写时事”的拟古乐府，也不会出现所谓 “建安风骨”和 “五言腾踊”的局面。数百年后，由杜甫开创的 “即事名篇”的新题乐府，以及由白居易倡导的以 “诗歌合为事而作”为号召的新乐府运动，也都无从产生。唐代是诗的黄金时代，成就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五、七言绝句之特见繁荣，显然也受到南北朝小乐府的影响。鲁迅先生说：“旧文学衰颓时，因为摄取民间文学或外国文学而起一个新的转变，这例子是常见于文学史上的。”（《门外文谈》）汉魏六朝乐府民歌便是其中最明显的例子。
关于本书的写作意图，我在 “引言”中已有所说明，这里需要略作补充的有两点：第一，本书自草创以至出版，十余年间，正当国家民族危急存亡之秋，故篇中于叙及民族矛盾时，往往不免流露出一种传统的狭隘民族观念，然非甚有碍者，亦不加点窜。第二，此书系已出版过的旧著，为了保存原样，不拟多所更张。凡此次增补之材料，一般均用按语加括符以示区别。
本书，抗日战争期间曾由中国文化服务社出版，但印数甚少，纸张亦劣。解放后，由于同志们的关怀，每以 “重予付梓”相敦促，并谬有所称引和评介；今承人民文学出版社大力支持，修订重排发 行，刘文忠同志并对全书作了细致的核校。

触动我心灵的那些课，阅微讲堂，让生命打开。“阅微讲堂”系列丛书，专注于从全球范围内寻找那些既给予我们各种“新知”，更给予我们“智慧”，充满洞见与生命激情、触动心灵的课。
《苏轼十讲》，主讲人：《苏轼评传》作者，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朱刚。主讲地：复旦大学。
苏轼一生“如鸿风飞，流落四维”，仕途几经浮沉，一代文坛盟主的影响力却未见消减；与禅门僧人、方外道士过从甚密，兼采佛道之修养；壮浪纵恣于儒释道三家思想，其心灵世界博大宏丰，兼擅诗、词、文与书法、绘画，乃至经学、史学、医药、水利等，在众多领域达到一流水准；最后“湛然而逝，谈笑而化”，走向最好的生命完成。苏轼可谓穷尽了中国士大夫的一切可能性。
本书以十个主题串联苏轼的生命历程，并将苏轼置于历史与文化的洪流中，上下观照，在作品与文献中捭阖出入，并作精妙讲解，一部披沙拣金的“苏轼新传”粲然可见。

这是一本全景式描写日本文学史的专著，讲述了日本推理文学中的各种流派和他们的演变，填补了国内关于此类研究的空白，具有一定的开拓性的和创新性的意义。无论是侦探小说的提法也好，还是推理小说的说辞也罢，都是伴随着近代大众文学的勃兴而产生的专业名词。美国文豪爱伦·坡于1841年发表了《莫格街凶杀案》，被视为推理文学的发轫，不过，即使是在英美，推理小说通常被定义为“侦探小说”。作者由此展开，讲述至今的日本推理文学演变。

剖析晚清到五四現代化歷程中，「小說」成為主流文學類型、發揮社會影響力的歷程；亦回顧和反思林紓等時代中文化人的命運。
本書立足詳實的文史資料，探討中國從晚清到民國初年，中國古代「小說」一詞，如何經翻譯而置換了中國古代小說概念，從道聽塗說、不能登大雅之堂的稗官野史的意涵，轉譯成現代西方的“the novel”之意。
全書以晚清以降，具代表性的現代中國小說理論家梁啟超、呂思勉、魯迅等及其小說理論，抽絲剝繭，分析他們文論中演繹的「小說」概念，如何通過存「形」、保「音」、易「義」這種偷天換日的手法，承載了經東洋傳入的西洋小說觀念，讓「小說」這個漢語詞彙，慢慢成為了像「文學」、「社會」、「存在」等的「翻譯語」。從而促成了新文學的出現，沿用至今。直至今日，「小說」都是富有藝術價值和社會價值的主流文學類型。
理論探討之外，作者又以專門分析晚清作家吳趼人及翻譯家林纾的文學實踐例，描繪這一「小說」現代化歷程中的東西交匯、新舊激盪、明暗難辨，引發我們對文學、歷史批判性的審讀和思考。

本书是美籍意大利学者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的一本代表作。本书批判性地全面审视了17世纪至今的翻译活动，介绍了在各种翻译策略中通顺的策略如何占据了主导地位，并形成英语中外国文学的成文规范。对外国文学作品中反映这一时期英语国家价值观的种族主义及帝国主义文化后果，作者提出了质疑。在追溯翻译历史的过程中，作者发现并指出那些与通顺策略相对的翻译理论和实践，这些理论与实践质在传达而不是消除不同语言和文化间的差异。作者还援引英美及欧洲国家的一些文本和译文，细致阐述了把翻译作为一个差异集合体进行研究和实践的理论及批判依据。

埃涅阿斯是古罗马之神，维吉尔所写的长诗《埃涅阿斯纪》是罗马文学杰出之作。《埃涅阿斯纪》以荷马史诗为范本，前半部分写漂泊，与《奥德赛》相似；后半部分写战争，与《伊利亚特》雷同，因此后人往往称它为罗马的荷马史诗。但是，它又不是荷马史诗的简单仿作，而是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民族特征，是罗马民族的史诗。W. A. Camps这部导论，是以初次接触罗马史诗的读者为对象，讨论涉及多种主题，全面反映了史诗的整体面貌。书后提供了五篇附录，介绍维吉尔生平信息以及同时代人有关他的评论。

近代对明末以来到中国传教的耶稣会教士的研究，多聚焦在交流史、科技史或传教史上，很多人认为，这一阶段之所以有部分中国人改宗天主，是由于欧洲科技凌驾中土。而本书研究的重点则在于明末传入中国的天主教西洋古典证道故事，除《圣经》之外，耶稣会传教士极好地使用欧洲神话、动物寓言、传奇和历史逸事证道，这是最早传入中国的欧洲文学。作者分别就文学、哲学、修辞学和传教学考察他们训练的谱系及实践，不仅钩稽其源流，且着重文本分析，填补了十七世纪中、欧文化交流研究工作的重要空白，是这方面的开山之作。

20世纪的文学与文化史，基本被“启蒙”与“革命”两大现代性范式所主导。本书另辟蹊径，一方面通过抒情话语对此两大范式重做检讨；另一方面则对“抒情”做系谱学阐释，认为西方美学话语和中国传统诗学，共同铸就了抒情现代性从古典过度到现代的艰难途径。
作者细致分疏沈从文、林风眠、台静农、费穆、梅兰芳、何其芳、冯至等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他们如何在20世纪中叶那个革命的“史诗时代”，以自己的才情和思想乃至挫败和苦难，与时代相撞相生，共同谱就了令人嗟叹回味的“抒情声音”

本书为书影式版本目录，是以书影的形式呈现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年表。收录1920年至1950年三十年间较为重要的近七百种书籍的封面及版权页，图片两千余幅。每书包括封面、版权页、版本简介、目录等必备内容，还适当选录插图、扉页、环衬、题辞、作家签名等。选录的标准主要依据其在文学史上的重要性，同时兼顾版本某一方面的特殊价值。按照中国现代文学史发展的脉络，采用编年的方式，每一年又按文体编排，其中包括理论与批评、合集、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翻译等。

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对汉语的认识构成了西方现代知识的一部分。本书从世界文学的思想谱系出发，论述了语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主要考察西方汉语观形成、发展、传播和扩散的过程及其在思想史上的意义，尤其重点关注它在西方思想史内部的承续，以及对现代中国语言、文学和思想的影响。通过将西方汉语观与中国语言文字改革运动联系在一起，作者发掘了现代语言思想和知识话语体系之间的联系，说明中国语言改革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并不是孤立的、完全本土化的社会实践，而是具有世界意义的现象。汉语成为西方现代学术与现代中国文化之间接触的纽带和媒介，这就是“汉语的意义”。

本书是一部关于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研究专著。作者在古今浩繁的相关资料中爬梳抉择，经过严密的分析论证，认为后人对李清照一代才女形象的认知和看待她的立场经历了层累性的改变，几乎所有关于李清照的惯常言论都是经过精心阐释的产物，只有经过传统这一棱镜的折射后，李清照才为正统文化所接受。后人为了强化她的传统形象，在明代结集的李清照的作品中，甚至混杂了后起的拟伪之作。作者将数世纪以来外加于李清照的累赘层层剥离，以重构一个接近本来面貌的李清照的形象，揭橥数世纪以来颇富趣味的李清照接受史。

本书是瑞士著名学者麦克斯·吕蒂（Max Lüthi，1909—1991）的代表作和“奠基性著作”，它不仅是世界民间文学研究界公认的名著，而且被誉为伟大的成功之作和20世纪文学科学的基本著作。
该书采用现象学方法研究了欧洲童话的形态学特征和形式本质，在世界童话研究领域独树一帜，它采用的研究方法和提出的“含世界性”“形式意志”“一维性”等概念被广泛称引，其划时代意义在于：不仅使欧洲童话研究大为改观，也从根本上转变了人们关于童话的常识和印象。
该书在语言上的明快、犀利，在分析上的深入浅出以及在哲学洞见上的敏锐直觉，都不亚于任何一部现象学的哲学著述。吕蒂的研究不仅是欧洲童话本体研究的集大成，它在系统性、完整性和创新性方面有所建树。

17世纪初，一位曾经参加过战争、已经瘸腿、头发灰白、牙齿快掉光的老兵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写的是一个落魄贵族的故事：因为读了太多有关骑士精神的书，他的头脑已经有些不清醒了，他幻想自己是一名游侠骑士，于是踏上了一段让人啼笑皆非的冒险旅程……
这个老兵就是米格尔·德·塞万提斯，他写的这本书就是《堂吉诃德》。自从面世以来，该书的销量超过了除《圣经》以外的其他图书，其作者塞万提斯也因此成为人类历史上非常有名气的作家之一。不过，塞万提斯所做的，不只是写出了一本畅销书，他还发明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写作方法。《发明小说的人》介绍的就是塞万提斯如何发明了我们现在所说的小说，以及小说这种新的写作方式如何改变了世界。

这三姐妹踏出约克郡教区那片文明飞地，进入无人保护的世界，她们被迫成为家庭教师，把自己所受的教育作为商品兜售。她们身上记录了文明与粗蛮的冲突、教养与劳作的冲突、自我表达与自我压抑的冲突，无处不彰显出社会存在的新形式。
这是当时我所写过的最有理论雄心的一本书，尽管它关注的是经典作家，但我觉得它在理论上是有突破的。
——特里·伊格尔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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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的神话》是英国著名批评家伊格尔顿关于勃朗特姐妹的几部为人所熟知的作品——《简·爱》《呼啸山庄》《谢莉》《教师》《维莱特》《艾格妮丝·格雷》的解读。伊格尔顿从小说文本和勃朗特姐妹所生活的历史背景与家庭环境出发，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在勃朗特姐妹的小说和她们所处的社会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勃朗特姐妹生活在18世纪与19世纪之交，也即从田园牧歌式的浪漫主义，向英国工业资本主义开始转型的时代。一方面，身为牧师的女儿，她们有机会接受体面的教育，却因为迫于生计不得不做家庭教师，寄人篱下；另一方面，当工业革命正在她们家的门口如火如荼地展开，大规模的劳工运动也就此复兴。这种时代的交替在她们身上留下明显的烙印，“对异见者既同情又恐惧，对当局既心存不满又满怀敬仰”，恰如其分地体现了她们作为中低阶层在转型时代所特有的一种摇摆立场。
站在新时代的端口，在迈向城市化的英国社会里，人们正在学习新的感受方式，压抑、顺从和形塑自我；人们也有新的主体模式，既热情不断又挫折不断，既孤立无依又聪明自立，此般分裂式的处境在她们的小说中有充分而自由地展现。
当然，勃朗特姐妹的个性迥异，这也造就了她们的小说内容的不同发展趋势。相比夏洛特·勃朗特的“适度妥协”，艾米丽·勃朗特的性格则更显“激烈决绝”，正如他们的主人公在《简·爱》和《呼啸山庄》中表现出来的一样。
本书于1975年在英国首次出版，当时这种把作品放到作家生活的历史背景中去看的眼光还是独到而先锋的。哪怕是经历过1968年巴黎文化运动的年轻人，对他们来说，《权力的神话》也还是一种不成熟的构想，犹如政治疾风中的一芥稻草。到了1988年再版时，这本书引起了众多人的重视，女性主义者已开始批评伊格尔顿的作品忽视了勃朗特姐妹的性别特征。2005年又出了30周年纪念版，伊格尔顿在序言中坦陈女性身份的特质确实应作为重要因素考虑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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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有趣了！本·布拉特这本书充满魅力，利用数学技巧解答文学风格的问题，梳理了诸如悬念、副词、美国人比英国人“写作嗓门”更大等观点。（没错！我们就是嗓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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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运用现有的统计技巧，加上自己设计的适用方法，所有调查与实验都原创亲自执行，读者不需特殊数学知识也可以轻松理解得出的结果。作者将发现以清晰幽默的语言、充满说服力的视觉呈现，提供了一个认识经典作家作品——不论是其中隐含的模式结构，或者令人难以忘怀的词藻——的全新观点，对写作者而言也能有所启发。

《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是文学批评领域的经典著作，全景式地研究了欧洲文学与中世纪文学之间的关联，前所未有地发掘了二者之间的连续性。库尔提乌斯认为，以往标准的“古典——中世纪——文艺复兴——近代”的文学划分方法，割裂了这几个时期文学的连续性，对于很多文艺复兴时期及后来的欧洲文学，如果我们无法通过惯用语、隐喻、表达方式、主题等阐释它们同中世纪拉丁文学的关系，就不可能充分理解它们。因此，库尔提乌斯将中世纪拉丁文学，视为古代文学与后来各民族文学之间不可或缺的过渡，如此一来，便将从荷马到歌德的欧洲文学整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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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尔提乌斯的《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代表了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上半叶欧洲历史语言学、文学史和文学批评最优秀的研究成果，是一部在西方学界享有盛誉的学术经典。作者以博洽的学识、丰富的材料，以及对历史脉络的准确把握，展示了欧洲文学从古代到近世的演变，尤其阐明了拉丁中世纪在当中所起的纽带和桥梁作用。这部煌煌巨著现在不仅有了中译本，而且译者参照几种译文，补译了德文本第二版增加的内容，是目前最完全的译本。此书中译本的出版，不仅能加深我们对西方学术研究的了解，而且对提高中国学者的研究水平，也能提供一种典范，给我们以激励和启发。
——张隆溪，香港城市大学讲座教授，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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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的作者，论的是欧洲文学，心怀的却是拉丁中世纪；谈的是诗文类型、修辞形式和主题套式，其忧心之处却在人文传统、信仰根基和欧洲未来的命运；用的是古典学探幽索隐的方法，却在瞩望涵容天下的境界。
——胡继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

本书通论中国古代文学体裁，共分绪论、原始型二言、四言诗、楚辞、赋体、乐府体诗、古体诗、骈体文、近体律诗、其他诗歌、曲、文章各体等12章。初版于1984年，此次增订做了较大增补。

《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运用新的方法进行儿童文学的类型学研究，打破了体裁、题材、风格、流派这些通常的划分类别的界限，富于创意地将儿童文学作品划分为“爱的母题”、“顽童的母题”和“自然的母题”，深入阐释了这三类“元主题”的美学特征，开辟了一种言说儿童文学的新格局，在一定程度上勾勒出了儿童文学的整体面貌。
《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既有完整的理论框架，又有对作家和作品的深切的体验与阐发，现已成为中国儿童文学界公认的重要论著，是儿童文学专业学生的必读书，更是许多年轻学者一读再读的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