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书系“世界汉学论丛”之一种，是日本当代著名汉学家清水茂的汉学论文选集。内容侧重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涉及语言、文学、诗、词、赋、书评、人物评价等诸多方面，论述细密，角度新颖，内容丰富，对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文化史等均有重要参考价值。

本雅明是一位情理并重的“读者”。在从文字里探索世界、解读文明的过程中，他既是一位冷静的智者，本着辩证理性的思维将历史、现在与未来纵观眼中，更是一位饱含深情的观察者，用细致入微的目光丈量着文字、文明世界里种种人、事、物的深度与广度。他对文字中世界的蛛丝马迹兴趣盎然，对文学折射的世界尤为情有独钟。循着他的目光，钟爱文字的读者们总能在文学作品中发现惊喜，体会乐趣，斩获独特的美学享受。本书的思考思接千载，文字有着深切的痛感，让人无法释然。

在西方和中国，都有源远流长的文本解释的传统。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学术的发展，就是一个不断地对经典文本的阐释的过程。本书分为十讲，所讨论的不是哲学层面的所谓“本体论阐释学”，而是文学批评层面的“方法论阐释学”。故书中着重介绍中国自先秦以来的关于文学作品解释的传统，力图将文学阐释的观念、方法与诗歌的注释形式、文集的编纂方式结合起来考察，从中见出某种共同的“阐释学眼光”。

《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增订本)》主要有“小说界革命”前的叙事耆声口、《风月梦》与烟粉小说、中国19世纪的传教士小说、论第一部汉译小说、早期《申报》的翻译小说、吴趼人与叙事者等内容。

19世纪的法国，大革命远没有穷尽其动力，革命的激情和幻想萦绕在几代人心中，而与此同时，旧制度复辟的危险时刻存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上演了一场百年战争。
在《小说鉴史》中，作者奥祖夫通过分析法国19世纪9位作家的13篇小说，呈现了旧制度与大革命在19世纪的交锋，考察了新旧原则走向和解的艰难历程。奥祖夫想通过重新阅读在19世纪具有界标作用的小说再次呈现那个世界。她从斯塔尔夫人的小说读起，以阿纳托尔·法朗士的小说结束，中间经过巴尔扎克、司汤达、乔治·桑、雨果、巴尔贝·多尔维利、福楼拜和左拉的作品。在阅读的过程中，她辨认旧制度遗留给现代法国的遗产，她讲述旧制度继续滋养的希望和幻想，她阐释民主工作孕育的活力、承诺和个人成功，但同时也讲述旧制度隐匿的平庸俗气、千篇一律，有时是幻想破灭。本书考察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之间漫长较量最终以妥协收尾，虽有德雷谏斯事件的曲折，但人心所向，大势已定。
革命·女性·文学三部曲：《革命节日》《女性的话语》《小说鉴史》
革命，女性，文学。三个主题、三本书放在一起，可以让读者更清楚地理解，自法国大革命这一基本事件以来民族特性是如何建构的。在革命节日这个个案里，人们是通过革命者的意志主义教育学，通过消除相异事物的热火朝天的事业来进行这种建构。在另外一些情况下，人们反其道而行之，通过抵制这种事业来从事这种建构。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妇女或文学所扮演的角色：二者体现的不再仅仅是统一，而是多样性。

從晚清到五四前後，是近代中國的思想巨變期之一。在這個巨變期中，「戊戌」、「辛亥」、「五四」是三個高峰，其中「五四新文化運動」更是一個改變思想氣候的晴天霹靂，影響之廣大、深遠，在整個中國歷史中少有能及。
本書收錄作者王汎森橫跨二十年的五四研究文章，圍繞討論「五四新文化運動」，除了講五四本身，同時也儘量涉及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前」、「後」、「左」、「右」；「前」指的即是與「起源」有關的部分，「後」指的是五四之後「主義時代」的來臨，探索「主義時代」如何為當時失去方向、感到茫然困惑的青年人提供一套新的藍圖。而所謂「左右」，則是指這個運動本身在實際歷史中擴散、浸染、薰陶，在生活、氣質、心態、人生觀、時間觀，乃至習癖、偏好，或對於事物優劣好壞的判斷等各方面的影響。作者冀能透過本書，探索這個巨變時期的心靈世界中，各種思想元素交互錯綜的意義。

《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研究》一书中收录了C.S.路易斯十三篇引人入胜的论文，其中一半是路易斯有生之年没有出版过的。书中前三篇论文对中世纪文学做了一个总体的介绍，其余转向研究渚如但丁(《神曲》)、马洛礼(《亚瑟王之死》)、斯宾塞(《仙后》)和弥尔顿(《科马斯》)等重要作家的作品。路易斯富有洞察力和亲切感的写作，足以吸引每位对中世纪及文艺复兴文学感兴趣的研究学者。

本书是对现存晚清日报小说、期刊小说以及单行本小说做一个较全面的搜集与汇编，其中期刊小说1141种，日报小说1239种，利用各大图书馆原件和缩微胶卷编制，单行本小说2593种则多利用前人成果，是对日本学者樽本照雄《新编增补清末民初小说目录》的极好的补充。

1898年，舍斯托夫第一部哲学著作《莎士比亚及其批评者勃兰兑斯》发表。在这部著作中，舍斯托夫主要反对泰恩的实证主义和勃兰兑斯的怀疑主义，主张理想主义和高尚道德，提出了贯穿他后来全部哲学创作的中心问题：当个体存在露出可怕的情景时，是俯首听命客观规律还是诉诸圣经信仰？可以看出，舍斯托夫明显对思辨哲学的必然性体系不信任，反而把具体的人生及其悲剧等问题放在首位。舍斯托夫晚年在其纪念胡塞尔的文章中对该书评价很高：“在某些人看来似乎很奇怪，我最初的哲学老师居然是莎士比亚，是他的谜语般的、不可理解，带着威胁性的阴郁的话语：‘这个时代纷乱无序’。当时代纷乱无序时，当存在露出其可怕的情况时，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能做什么呢？”。
本书是一部充满思想张力的学术名著。它既被认为是二十世纪文论的一部经典，也被解读为作者后来哲学思想的一个秘密来源。舍斯托夫以其惯有的激情，雄辩地论证了他从莎士比亚戏剧人物身上所看到的世界图景。他极为天才地，并且可以说是非常富有洞察力地预见到了他所处时代的动荡与纷乱，并且极力通过他所理解的人类精神世界的奥秘，来为这个动荡的世界寻找一个安顿灵魂的秘方。

本書以上古以來極為重要的「引譬連類」這個概念為核心，
透過詩經、楚辭、漢賦乃至於晚清仍創作不斷的舊體詩，
體現一個「文─類─物─詞」相互聯繫的譬喻框架，而在現代語境下，
重新活化與詮釋這個在天人、身心與言物之間不斷越界與引生的人文傳統。
鄭毓瑜教授的《引譬連類：文學研究的關鍵詞》探討傳統抒情詩學「引譬連類」的特徵和在文學、文化史中深遠的影響，藉著「引譬連類」的研究，再次提醒中國「文」學渾厚綿延的體系：記號──樣式──文飾──文化──學問──著作──文學。她尤其強調「情」與「物」兩者之間的交錯關係，從體氣到感通，從興發到格物，千絲萬縷，相互融成。
──王德威（美國哈佛大學東亞語言及文明系Edward C. Henderson講座教授）
《引譬連類：文學研究的關鍵詞》以「文」「明」發端，為「譬類」世界追溯其建構的最根源；繼而詳細論述中國上古書寫中包含身／心、言（文）／物的跨類連繫，以及言詞、句式與段落組塊的重複圖示式，以說明兩個甚或多元類域間，如何跨越或相互貫通的蹤跡；再者，透過「替代」與「類推」，來呈現上古文學傳統如何在「比興對應」以及「類聚輻輳」上交互編織，從而被認定、評述，而為後代所謂「文學（史）」、「文類」以及「文學評論」等建構出關鍵性的第一步；最後，以「類物（或類應）」體系作為古典詩文最具交集性而得以超越時間的「物」背景，並選取晚清黃遵憲的《日本雜事詩》為例，由其中反覆牽引與融合的傳統神話、月令物候與政治象徵，說明傳統並不專屬於「古代」，而往往具有對應處境的「現代」意義；同時，正是由於典故成詞所在的認知或思考框架也進行了「重複」之外的「重設」，基於古典類應體系的舊體詩因此竟也可以被挪借翻轉而為新世界代言。
本書以六章專論作為六種探討的門徑。第一章討論「體氣」與「抒情」，指出抒情的修辭功能會意形聲，與身體鬱悶或舒緩、充盈或匱乏形成微妙的震蕩。其他各章更討論諷誦的愉悅、勸誡、乃至醫療功能；《詩經》以降的「重複短語」所投射的風土地理經驗與延伸譬喻；「替代」與「類推」所置換排比、堆疊輻輳而成的歷史、倫理關係網絡；「類」與「物」構造的知識論。本書的第六章則以黃遵憲詩歌為例，討論晚清知識分子如何援用、變化「舊詩語」以為理解甚至掌握「新世界」的方法。從抒情傳統的兩端──遠古與近代，本書勾勒千百年來「引譬連類」如何在身體、文化、知識等層次，不斷重塑也延伸讀者感時觀物的現象。

“文化诗学”仍然是“诗学”（广义的），保持和发展审美的批评是必要的；但有是文化的，从跨越科学的文化视野，把所谓的“内部研究”于“外部研究”贯通起来，通过对文学文本的分析，广泛而深入地接触和联系显示仍然是发展文学理论批评的重要机遇，“文化诗学”将有广阔的学术前景。

第一卷·立法的哲学基础：《法义》研究
本书致力于阐述柏拉图《法义》涉及的根本性法哲学议题：法是什么，立法的目的及其哲学基础，立法与帝国、政制、德性、宗教之间的关联等。这一研究努力打破学科界限，可更好地看清西方法哲学思想的源头，进而返观现代法哲学的内在困境。本书在翻译《法义》希腊原文及相关英德法文详细笺注的基础上展开深入研究，代表了当今西学研究的新范式。
第二卷·《法义》译文
依据希腊原文翻译《法义》，并参照各校勘本和西文译本。译文紧贴原文，注重信实和通达，术语保持连贯，附规范行码。
第三卷·《法义》笺注
广泛采纳英、德、法文笺注，详细注解文本表述、文化背景及相关文本的互参互证，疏通义理，亦具古典语文学分析，有机结合考据与义理。

《神话叙事与集体记忆》秉承了笔者一贯的研究风，集中呈现笔者近年来的跨学科思考，围绕着目前活跃于学界的几个学会——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中国神话学会等进行研究，力图从神话历史新视域解读中国文化的原型编码，从而呈现出具有规模性的人文研究和国学研究的创新成果。

该书集录作者迄今所撰有关苏轼、苏辙之论文，所见有关二苏之新资料，以及少数讲座稿。分为五个部分，一是对于苏轼诗歌、禅悟与人生态度的概说，二是对苏轼传世尺牍的考辨，三是对新发现的北宋审刑院复议“乌台诗案”文件的研究和叙录，四是对孔凡礼《苏辙年谱》阙误之处的纠补，五是对苏辙诗文的研究和辑佚。全书兼具考证和论述，多为二苏研究的前沿成果，单篇发表后在学术界都具有一定的影响。

《中国"人文主义"的概念史(1901-1932)》采取概念史的研究方法，探讨“人文主义”这个概念在近现代中国逐步生成的历史。《中国"人文主义"的概念史(1901-1932)》并不是从学界已有的“人文主义”定义出发，追溯这个观念的发生和演变，而是以概念的词汇形式为主要关注点，力图回到近代中国的原初历史语境，探索晚清以来对“humanism”这一西方概念的翻译过程和多重理解。
《中国"人文主义"的概念史(1901-1932)》将“人文主义”的涵义分为“史学概念”和“哲学概念”两种，前者意指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文化运动，而后者则表示与“人”有关的普遍的思想观念。作为史学概念的“人文主义／humanism”与中国西方史学中对“文艺复兴”的叙述密切相关，它本身生产的历史能体现汉语西史叙述的建构性。而作为哲学概念的“humanism”最初被译为“人道主义”。到了民国初年，“人道主义”的涵义逐渐转向“humanitarianism”。后来的学者创制出新的“人文主义”概念，正是基于对“人道主义”的批判，而这一新概念也很快与学者对中国传统的再诠释结合起来。

本书评述了20世纪50-90年代的中国大陆文学，内容包括：中国当代文学的生成；当代文学的分期和时期特征；文学体制和文学生产方式；文学思潮的演化；各时期的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文类的状况；对当代文学主要作品的评述等。

本书为日本汉学泰斗斯波六郎的代表作，选取“孤独感”这一关键词，遵循时代顺序，对中国文学史上重要的作家作品进行细密的解说。尤为重要的是，斯波六郎通过细腻的文本解读，以敏锐的艺术感受力，对不同作家风格殊异的“孤独感”进行了对比，并且阐发了中国文学在这个历史进程中不断演变的过程。附录《中国文学中的融合性》通过中日文学对比，对中国传统文学的特质进行了深入阐发，是一篇备受赞誉的佳作。

本书关注一个“非法”的“社会事实”：在充满盗版和抄袭的环境下，网络时代的文学生产爆发出前所未有的生命力，正日益成为娱乐文化生产的总源头，进而影响公共想象和意识形态的形成。如何理解这种法律视野中的“悖谬”，以及悖谬背后传统的法律想象与新技术生产之间的张力？本书通过对网络文学发展的整个进程的梳理，探究了著作权之于个人自由和社会繁荣的影响，法律与社会运动背后的焦虑，以及制度讨论的社会建构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