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商周至隋唐历史上的鬼方、丁零、高车和铁勒，为同一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称谓。本书上起鬼方，下迄公元七四四年回纥汗国建立前夕，分列三编（《丁零篇》、《高车篇》、《铁勒篇》）十四章，叙述此民族约两千年的历史。
学术界一般都认为，丁零、高车、铁勒是今日维吾尔民族的先民，丁零、高车、铁勒的历史是今日维吾尔民族远古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书根据史籍、考古材料并参照前人研究成果，证明鬼方是丁零的族源。集鬼方、丁零、高车、铁勒历史于一书，阐明其源流和历史，以显现维吾尔民族远古史的全貌，这不仅是个饶有兴趣的学术问题，而且具有现实意义。
本书参照和吸取了上述诸家的研究成果。这里特别向已故的突厥史学家岑仲勉先生表示感激之情。岑仲勉先生学识渊博，著作特丰。他不仅对隋唐突厥史有精湛的研究，而且对突厥、铁勒史籍和碑文进行了独到的规模宏大的考订和注释，将我国突厥、铁勒史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本书虽然在许多问题上不尽同意岑仲勉先生的看法，但下编《铁勒篇》的撰写，还是比较多地利用了岑先生的研究成果。

《中华民族早期源流》内容简介：“中华民族”包括当今中国境内56个民族多元统一体的实体。这56个民族从历史上形成了他们之间既互相斗争、又互相依存统一，而又不能分割的整体。从远古的历史上看，在“中华民族”出现以前，中原及其周围地区，星罗棋布似的居住着无数的不同种姓的氏族和部落。

本书广泛辑集散见于大量汉文古籍中的有关突厥的史料，包括正史中的突厥本传、与突厥关系比较密切的其他诸部落的传记、突厥人的碑志、列传等等。此外，还收载了古突厥碑铭的汉译文，以及外国学者的论著选译。内容丰富，篇幅甚巨，达八十馀万字。上册为突厥集史编年，按系年先后或类别连贯编次；遇叙说有异同者，则加以考证。下册则为突厥本传、突厥部族传记以及汉文、突厥文之碑铭的校注。并附译文和论文多篇，足供研究突厥史者参考。

位處中原西陲的吐蕃
崛起過程中，建構吐蕃天下體系
整合青康藏高原之部族
促使各部族於文化、語言、宗教、生活方式等各方面均吐蕃化
使得中原西陲原本為分裂割據，且相互盜抄的人文生態
為之一轉而統合於吐蕃化的浪潮之中。
今天包括西藏、青海、西康、甘肅、雲南、四川等地之2500公尺以上地區，即地理上所謂青康藏高原的區域，大部屬信奉藏傳佛教，飼養犛牛，種植青稞，以糌粑為主食的特色文化區，凸顯中國之多元文化特徵，就是吐蕃以其建構之天下體系，將其所控弦之地，予以吐蕃化所打下的基礎。更因吐蕃於唐代所展現強盛輝煌的武功，打遍天下無敵手的史實，永垂於中國史，令後代子孫印象鮮明，而於民間留傳中國西部的藏傳佛教世界，永遠是一個武功高深且神秘不可測的世界。君不見金庸小說中吐蕃高僧的龍象神功，武林第一，且性格詭譎難測。民間所有涉及宋、蒙元時期以還的武俠電影，凡是來自西方的喇嘛，個個武功高強等等，凡此，均為唐代吐蕃於中國歷史上所留下雪泥鴻爪的結果。
《玉帛干戈：唐蕃關係史研究》係林冠群教授以其所習得閱讀藏文史籍的能力，遍覽敦煌古藏文卷子、吐蕃時期的碑刻、吐蕃簡牘等唐代吐蕃第一手史料，以及歷代藏人所撰寫的史籍等為基礎，從中理解吐蕃本身對唐朝的概念、立場與策略，以及歷代藏人對唐蕃關係的見解，以之與中原王朝所書寫的吐蕃史與唐蕃關係等記載，作比較研究。林教授經年累月地就唐蕃關係，反覆思量、考索，並詳參中外學界相關的論著，經三十年的積累，終破解世所難詳的唐蕃關係，完成一本三十六萬字之專著，貢獻一家之言。

Shao-yun Yang challenges assumptions that the cultural and socioeconomic watershed of the Tang-Song transition (800–1127 CE) was marked by a xenophobic or nationalist hardening of ethnocultural boundaries in response to growing foreign threats. In that period, reinterpretations of Chineseness and its supposed antithesis, “barbarism,” were not straightforward products of political change but had their own developmental logic based in two interrelated intellectual shifts among the literati elite: the emergence of Confucian ideological and intellectual orthodoxy and the rise of neo-Confucian (daoxue) philosophy. New discourses emphasized the fluidity of the Chinese-barbarian dichotomy, subverting the centrality of cultural or ritual practices to Chinese identity and redefining the essenc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its purported superiority. The key issues at stake concerned the acceptability of intellectual pluralism in a Chinese society and the importance of Confucian moral values to the integrity and continuity of the Chinese state. Through close reading of the contexts and changing geopolitical realities in which new interpretations of identity emerged, this intellectual history engages with ongoing debates over relevance of the concepts of culture, nation, and ethnicity to premodern China.

六世紀突厥繼柔然之後稱霸北亞草原，它不但對中原農業朝廷，尤其是隋、唐朝有重大的影響；也與西方發生諸多關係，故突厥的研究素為國際學術界所重視，可惜我國對此方面的研究不多，作者在國內外研習突厥史，並於國立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教學近二十年，係採歷史學、民族學及邊政學的角度，積其研究成果合成十二篇論文，取名「突厥研究」，希望能繼岑仲勉先進之後，對我國突厥研究有所貢獻。

《五溪苗族古今生活集》，原名即《五溪蛮图志》，又曾名《五溪苗族风土记》，分“五溪图案”、“五溪风土”、“五溪诗文”、“五溪兵事”，共四集。《五溪蛮图志》，系明成化（1465—1487）初，昆山（今江苏省苏州市地）沈瓒任辰州（治今湖南省怀化市沅陵县）教谕时初撰，然未刊。近300年后，清乾隆十六年（1751），由时官辰州的“沅川”（应为今湖南泸溪县地）李涌重加整理，但仍未刊行。陈心传；基督教传教士，作了考校重编，以平时在湘西民族地区传教时所作笔记，即自己实地所见所闻的资料为依据，见所载事迹不足之处“增补之”，见其所记风土与“近年异同处”，则“以案语证明之”。并将增补重编稿初定为《五溪苗族风土记》，后改为《五溪苗族古今生活集》。

本书以《新唐书·吐蕃传》为纲目，根据藏、汉文有关史料，对其所记的西藏吐蕃王朝（第七世纪至第十世纪）的史实，包括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加以增补或考证，对史实的出处加以笺注，对其讹误加以修正。内容以汉、藏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及吐蕃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为重点。

★ 汉民族是什么时候、如何形成的？
★ 一个不同于秦汉社会的“中华帝国”是如何在与诸民族互动形成的？
★ 东亚大陆形成的统一帝国对周边民族与国家会产生什么影响？
【内容简介】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内外诸民族间的抗争与流动，足与西方日耳曼民族大迁徙时代相匹敌，甚至超过其规模。与中原王朝的接触使周边民族逐渐“汉化”，同时中原王朝内部也出现了“胡化”“蛮化”现象。这种双向的“中华化”让一个迥然异于秦汉社会的“新的中华”最终形成。
汉民族乃世界上最大的民族，川本芳昭一直关注其形成过程极其与周边诸民族的互动关系。上至汉唐，下至辽、金、元，川本芳昭从比较史的视角出发，考察鲜卑、乌丸等北方民族，獠、羌等西南民族，以及朝鲜与倭国的“中华化”，以宏大的视野展现了东亚古代的民族与国家。
【本书突破】
① 从“中华帝国的构造”的观点来看，北朝与辽、元、汉代彼此间在国家体制上具有同质性的一面（本书第1篇第4章）；
② 朝鲜、日本的古代国家体制也可以看到与上述类似的发展历程（第2篇第1章）；
③ 当东亚大陆形成统一帝国时，周边地域（如古代云南、日本等）也会产生同样的波动，这一波动又与周边地域的自立化相互关联，从而呈现出与大陆同样的发展轨迹（第3篇第1章）；
④ 北魏史研究中的发现，在辽、金、元甚至清代的研究中也可以看到同类现象，且这种类似性绝非仅仅因为同是非汉民族入华而产生的（第4篇第4章）；
⑤ 所谓汉民族的形成，要等到解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问题后才能得以实现，此时的汉民族已是个较秦汉时期进一步扩大、深化了的概念（第3篇、第4篇第1章）。

由于突厥最早来源于丁零，而丁零在魏晋南北朝时称为高车（敕勒），敕勒在隋唐时称为铁勒，而突厥、回纥、薛延陀都是属于铁勒的分支。丁零、高车既与突厥有民族渊源关系，而回纥、薛延陀的历史又与突厥的历史错综复杂，关系密切，故本书把丁零、高车、回纥、薛延陀各族的历史也略为涉及，以便把突厥族的历史面貌描绘得更为分明。
本书为继拙著《匈奴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7年出版，1979年再版）之后，第二本关于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的著作，故撰写体例大体上与前书同。
突厥史一如匈奴史，是一门所谓“世界性”的学问，世界上一些主要的国家都有人在专门研究它，并成为世界突厥学的一个内容。但在传统上，外国突厥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大多侧重于突厥语言、文字，因此对于突厥史，特别是六至八世纪活跃在我国历史舞台上的突厥族的历史，远远不如研究突厥语文那样兴盛，研究成果也不如突厥语文方面那样多。

《蒙古民族基督宗教史》采用了历史研究和田野调查结合的方式，描述了从蒙元时期开始一直贯穿到20世纪的前后八百多年间的蒙古民族基督宗教史，内容涵盖了基督宗教在蒙古民族和蒙古地区传播的历史，也涉及基督宗教与蒙古民族及蒙古统治者关系的历史。书中广泛地引证了《蒙古秘吏》、《史集》、《世界征服者史》等历史文献，在系统梳理历史的同时，对蒙元以来的西方宗教各派如聂思脱里派、耶稣会、遣使会等派别在蒙古民族和蒙古地区传播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精神交流、文化冲撞和社会变迁等现象，也作了客观的分析和研究。

本书从实证的角度对《蒙古秘史》进行了文献上的考据。 1.《秘史》的成书过程。梳理前人关于《秘史》写作时间之主要观点的基础上，参核《元史》《史集》以及元人文集，比勘对元太祖、元太宗事迹的不同记述，归纳《秘史》在史实叙述上存在的问题，藉以考求《秘史》的成书过程。 2.《秘史》的文献著录。综挹自洪武刻本问世以来历代官私书目、艺文志就《秘史》的著录文字，钩沉明清学者引录《秘史》，用之于探究史实之事例，论述其庋藏状况和影响。 3.《秘史》的版本。作为物化形式的《秘史》，其版刻之多，流传之广，久已创下蒙古文献中的最高记录。该专著分别阐述了洪武刻本和《永乐大典》抄本的产生、流传，并重点总结了多年以来访求、搜集诸版本的收获，简要评述现今庋藏于国内外的诸版本之优劣，为学术界整理出一部精校本提供版本依据。 4.《秘史》名物考证。《秘史》作为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其中提到的名物众多。在此主要撷取"礼答""罟罟"以及官名等，重点加以考证，阐发这些名物出现在《秘史》中的历史渊源。

随着时移世易，卫拉特蒙古在近代逐渐被边缘化，其声名不再显赫，事迹不为人所熟知，但他们的后人仍生活在今天中国、俄罗斯和蒙古国境内，延续着他们千百年来所独有的文化与习俗。
班布日、孛儿只斤·苏和著的《卫拉特三大汗国及其后人》将系统地介绍卫拉特蒙古的历史，以及对后世影响巨大的三大部落——和硕特、准噶尔、土尔扈特的源流，以飨读者。由于杜尔伯特部现居住于蒙古国境内，因此未纳入本书内容之中。

吐蕃王朝时期的对外战场，按照地理单元的自然地理特征和唐行政区划对吐蕃军事部署的影响，特别是吐蕃军事进程的地域性特征和军事区划特征，划分为河湟、西域、河西、关陇、剑南西川、西洱河、吐蕃南部疆域七大区域。吐蕃军事设置由初期的三勇部、下勇部、中勇部分别对应西域战场、河湟战场和西洱河战场，之后逐渐演变为所谓“四方戍边元帅”统帅的“四方”之军区——“吐蕃东境五道节度”、“吐蕃中节度”和吐蕃在西域的同一级军事机构。
西域绿洲地理条件限制了吐蕃军事军事进攻的路线，而在绿洲西域盆地内部则以控制绿洲及其之间的交通命脉、密集防戍点来显示其军事优越性。河湟地区汇聚了多条吐蕃向外掠夺扩张的军事交通线路，是吐蕃军队突破唐军防线的重要地点。针对河西走廊，吐蕃军队以祁连山纵谷为主要通道，采取点对点的攻击方式构建军事攻防体系。在关陇战场上，吐蕃军队受草场季节变化影响较大，战事目的性强、重掠夺。在剑南西川战场，特殊的地理地貌和艰险的交通条件迫使吐蕃军队放弃旧有的快速游动作战战术而改行城防攻守的作战战术。西洱河地区地形复杂，诸蛮部落众多，吐蕃设立都督府，以统治神川铁桥两岸的诸蛮部落，而纯粹的军事行动则主要在磨些江以北。吐蕃在南部疆域的军事受山地交通条件的限制，发展空间较小。

本书稿的主要内容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主要探讨蒙古部落到部族的形成和演变发展历史，特别是蒙元时期至清代的部族形成及其构造，包括喀喇沁、阿苏特、和硕特、扎鲁特、东土默特、喀尔喀蒙古等著名部族的兴替和变化。共分七章，前三章的内容涉及蒙元时期外来人口形成的三个蒙古部在北元和清代的演变，四至七章探讨北元时期南、北和西蒙古若干部的形成与构造。下编为蒙古文化史研究，前三章探讨了16世纪蒙古人接受藏传佛教格鲁派信仰后的西藏文化影响及其表现，第四至第七章谈了藏传佛教影响下南、北、西蒙古佛教政治文化和宗教文化的片段，第八、九章考述两位清代蒙古文人的事迹，第十至十二章关乎畏吾体蒙古文文字遗产及其研究的点滴。这些内容虽不足涵盖蒙古文化史的各方面，但运用珍贵少数民族语言文献，对于蒙古部族宗教、历史、语言文字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和全新的探讨，具有重要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