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范文先生，是国内外知名的西夏学专家，在研究西夏语言、文字、历史、文化等方面著述颇丰，多次获得地方和国家荣誉奖励；对宁夏文化事业发展有突出的贡献。
《李范文西夏学论文集》收录了李范文先生西夏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文献价值，必将成为西夏学研究的重要资料文库。

《满族的历史与生活——三家子屯调查报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德国汉堡，1984年），是首次对保存现代满语的满族聚居村屯进行系统调查研究的成果，他不仅把满洲尚存的满族村落公之于世，而且抢救了被学术界认为早已不复存在的“活的满语”这一文化遗产。1984译为德文出版，在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
该书为作者金启琮通过实地调查后所写的一份有关满族历史与生活的调查报告，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作者为了了解满族的社会历史情况，于1961年8月随同内蒙古大学中文系所组成的调查满族语言的工作小组奔赴满族聚居的黑龙江富裕县友谊乡三家子屯，进行实际调查，历时十余天，将搜集到的资料，断断续续用了10年以上的时间，经过研究、辨别、选择、整理，又经过三次修改而写成了这部著作。作者在《前言》中说，对调查所得之资料，“都曾与过去有关记载和我个人所知满族风俗、习惯对比印证，然后才写入本书。对已选取的资料，均采取审慎态度，除了作一些必要的加工外，完全忠实地保持当地所见所闻原样。”因此这是一部活的历史资料与科学研究之汇集。该书图文并茂，历史记载与现实调查相比照，传说故事与文献资料相印证。分析、比较、研究、考证融为一体，所以这是一部很有特色的调查研究专著。该书除《前言》外，正文共分五部分。
第一部分为“实物图”，共12项，为三家子屯满族旧式与现实居住之屋舍图，用具（如捕鱼用的“鱼罩”、草辫、摇车）及过去祭祀用的木制香炉碗与拈香碗等。图以白描，线条清晰、明确。并有说明，时有分析、考证。如“满洲式老屋北炕上炕粮的粮炕（在小门内）”图的文字说明：“特点：①小门黑漆，上贴红纸，书黑色‘福’字；②糜子收获后，经过锅蒸，然后贮存于小门内炕上，用炕去湿气。参考：《黑龙江外记》卷八：‘黑龙江土脉宜糜子，糜子粒如谷，子微大，赤黄色，煨以热炕，然后碾食。’”“过去满族祭祀时用的木制香炉碗”，图之文字说明：“满族祭祖祭神例用木制香炉。北京满族因受汉族影响早已改用铜锡五供。惟三家子屯仍沿满俗保存有木制香炉，称‘香炉碗’。过去祭祀时，每香炉中插香三炷。亦与北京不同。”
第二部分为“社会历史概况”。以下分四项，分别介绍该屯之地理位置与形势图，历史与现状、经济生活，以及满族的风俗、习惯。均按历史与现实的比照分析法对调查之内容加以归 纳整理，以去伪存真，突出其科学性。如“三家子屯的经济生活”一节说：“三家子屯的老年人传说：该屯满族很早就以游牧为生。我以为这个传说不很可靠，或者他们指的是牧放马匹。因为：①满族人一向不以游牧为主，与蒙古草原上的蒙古人是确区别的。②三家子屯是由萨布素部下的水师所开辟，移驻的水师后来兼习步兵、骑兵训练和承担驿递事务，户户养马完全可能，而且嫩江沿岸水草丰美也提供了有利条件。所以他们说的游牧，实际上是牧马，后来也养牛。现在三家子屯附近还有当日的马场，也可以用来作为旁证。西清《黑龙江外记》中说：‘齐齐哈尔羊草畅茂，马食辄肥，……故养马最易。’《卜魁城赋》中也说：‘所畜惟何?首重乎马。’就是当地的实际情况。”以确凿的证据订正了调查所得材料之误，足见该书写作之科学与严谨。
当然该书经过悉心调查、整理所载的大量材料还是翔实而可信的，并可补充记载之不足。作者对所调查的材料均经过了分析、研究，因此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并不是僵化不变的材料，而是按着事物本身发展规律进行了动态的处理，即多指出其历史演变，对调查之内容从动态中加以比较观察，这就使得本书的学术价值更高。如在满洲风俗、习惯一节中指出满族房屋之屋内特点是“只有里间的北、西、南三面的围炕（又俗称‘转圈炕’）是今天能看到的惟一有满族特征的实物。”作者叙述大人皆睡在炕上，“惟小孩仍睡摇车”之同时，又指出：“五十年前北京满族尚有摇车，现早已绝迹。”在指出“满族极重族谱，每隔一定年限因子孙增多即修谱一次”。以下列举三家子屯几份族谱情况后，又指出“从调查的情况来看，满族修谱之风早已中断，中断的时间当在东北沦陷初期，有的地方或者还早。”该书清楚地叙述了满族过去信奉萨满，相信萨满可以为人驱逐“家祟”以治病之情况。指出过去萨满年老寻找接替人时，佛满洲和伊彻满洲即老满洲和新满洲之方式有所不同，前者多用跳神仪式来寻找接替人，而后者是萨满死后，由另一萨满从患重病或病疮而久治不愈的小孩中指认，说此孩之病系死去之萨满作祟和纠缠所致，如许愿令此孩当萨满，即可痊愈。于是病孩往往成为死去萨满之接替人。最后作者指出：“三家子屯土改以后，自然废止了这些迷信的传统作法，萨满得到改造已成为生产大队的劳动者。屯中病人也多到富裕镇医院中去看病。”满族摆脱迷信，这是历史的进步，作者客观地评述了这一进步，是很有见地的。
第三部分为“满文、满语”。详细介绍了三家子屯的满文和满语的历史与现状，并将该处满语与北京、爱辉和伊犁之满语作了比较，指出“三家子屯满语较纯粹”。最后分析了三家子屯之所以至今仍能保持说满语之原因。
第四部分介绍了在三家子屯至今仍流传的5个满族的传说与故事。其选录原则是：①纯粹是满族的；②口头流传下来的，而不是从书上听来的；③传说和故事本身有一定的历史价值或说明某些历史问题；④可以和正史互相印证。每篇故事与传说作者均引史料做了印证与比较。
第五部分为“资料”，主要是两份珍贵的家谱资料：《计氏家谱世系表》及《唐氏（他塔喇氏）家谱》内容摘要。另外孟姓所藏清代敕书三道。将历史与现实做了圆满的印证。

收入此书的文章共分为四组。第一组凡七篇，泛论中国历史上的族群认同、国家认同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第二组的五篇，主要聚焦于如何认识历史上的各少数民族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积极贡献。第三组由五篇构成，以蒙古帝国、元朝，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为讨论主题。纳入最后一组的四篇论文，则分别考察族群认同在回族、满族形成和鲜卑拓跋部早期历史的书写之中的作用问题。

吴天墀先生治学，非常强调“目光四射”，他认为，“一个人懂得当前的实际越多，对古代和外国进行研究也将增多了解、大有助益”；史家“若知古而不知今，务外而遗内”，便做不好学问。此书所收论著，则体现了著者这一学术志趣，对于宋史、四川地方史与近代学术史做出了独到的观察，具有真正士大夫的通达识见，言有尽而意无穷，值得学界取径与师法。

10~12世紀にかけ、中央アジアから蒙古一帯に君臨した契丹。草原に展開したこの謎の国では、いかなる文化が築かれてきたのか。遺されたわずかな文献史料をもとに、近年のめざましい発掘成果も取り入れ、豊饒な仏教文化が息づいていたことを詳論。世界史の間隙を埋める力作論考!

《满洲民族共同体形成历程》将人类学在民族界定中最重要的因素，即民族的主观认同意识或自我归属意识纳人满族史的讨论中，考察了天聪九年(1635)“满洲”命名前后直到清朝统治末期“满洲”共同体性格的历史变迁。《满洲民族共同体形成历程》认为，在上述历史时期，满洲共同体经历了从一个来源复杂的征服者集团到对自身来源有着清晰意识的集团的转变。女真诸部在努尔哈赤时期力图建立自己与金、元女真的历史联系，这种努力由于皇太极改称“满洲”和“大清”称号而中断。人关前后的八旗满洲是按照特定的政治一军事制度组织起来的女真语部众。民族意识在他们中间的发育，由于征服初期的清政府刻意在八旗内部和整个中国回避满汉分别而受到抑制。乾隆时期，清朝迎来了盛世的繁荣，与此同时，以“国语骑射”为代表的满洲传统文化却在迅速丧失，在这种背景下，清王朝“构建”满洲历史根源性的努力显著加强。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满洲的历史根源性被重新追溯到金元时期的女真人；二是对满洲主体部分“从龙”(跟随努尔哈赤起家)的集体历史进行了重新塑造。这种有意识构建的具有独特血缘与历史经历的新的满洲共同体表明，满洲共同体在自我定位的主观意识方面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清朝末期，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急剧变化，满族人的群体意识凸现、固化并上升到政治的层面。清朝灭亡后，旗民界限成为一种占支配地位的观念，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识别中，满族身份的确定遂以是蓊具有旗籍为依据。

生动还原八百年前元朝两都间辇路的真实面貌，一本多角度的历史大散文。
一座历史名城大都（今北京）和一颗草原明珠上都（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由这条路相连。
这条路尘封了八百年，当年皇帝仪仗浩浩荡荡、溪流清澈、青草茂美、骏马奔腾。如今已是沧海桑田。八百年前的辉煌，隐没在 平凡的村庄和深山荒草间。
这条路是元代的辇路，是皇帝往返两都之间的专属性道路，设有十八处纳钵。
这里是山川的终点，草原的起点，贯穿长城内外，是自古以来从蒙古高原进入华北平原的交通要道。
享受历史的丰富，探寻生命的意义，重新发现中国。
北大教授罗新，一位中国中古史和中国古代边疆民族史的专家，在华发之年，自北京健德门启程，沿着古代辇路北行，经龙虎台，过居庸关，行黑谷，越沙岭，背着行囊，徒步穿越北京、河北的重叠山谷，进入内蒙古草原，不畏烈日、暴雨、尘土飞扬、山路艰辛，穿行于田垄与山谷间，一步一步走完了从健德门到明德门的四百五十公里山川河流，抵达上都，完成了他十五年前的夙愿。
“我，作为一个以研究中国历史为职业的人，真了解我所研究的中国吗？我一再地问自己。”
作者的叙述平静从容，充满古典气息，给人以思想的启迪，美的享受，读来欲罢不能。在作者的讲述中，历史与现实交错，呈现出迷人的色彩。
大历史与个人小历史在书中错落交汇。
在这条路上，一边是历史，一边是现实。一边是遥远的史书上的沧桑印迹，一边是近处几十年的悲喜人生。年少时不为人所知的暗恋，三十年前的半途而废的远足，二十年前暴风雪中被倒提双脚走出黑松林，风华正茂的女学生突然离世，浅淡之交故人的神奇失踪，记忆里一朵牵牛花的摇曳，都因某一地点某一场景，在路上被恍然忆起。作者五十年的人生，也零星散落在这条徒步之旅上。
后工业时代，当时间和空间被压缩得几乎不值得测量时，徒步是对主流的抵抗。
本书汇集了许多的旅行家对于徒步的思考和意义。所引用的国外旅行家的段落，几乎都出自作者的优美译笔，且金句叠出：
“挣扎多年以后，我们明白了，不是我们成就了旅行，而是旅行成就了我们。”
“旅行就好比婚姻，如果你以为你能加以控制，那必定大错特错。”
本书配以精美手绘插图，以及手绘地图，生动表现沿途历史遗迹和人文风貌。

《多元族群与中西文化交流：基于中西文献的新研究》围绕基督教对于中国少数民族、边疆民族等地区的多元民族社会的作用与影响展开，尤其对近代以来多元民族的中西文化交流作了着重探讨，包括了外籍传教士与中国的边疆地区、近代中国少数民族对基督教的认识、传教士对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等具有代表性的课题。各研究课题以研究深入、史料翔实、论述严谨、观点新颖等见长，较之当前国内基督教研究的现状作了大胆的突破，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基督教在中国边疆少数民族传播史研究的前沿水平，对跨文化、跨宗教的中西文化交流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北庭是唐代边疆的重要军政建置。本书以唐朝与周边政权的关系为背景，对北庭历史文化进行了全面研究，涉及北庭建置前的历史渊源、北庭建置的历史进程和兴废沿革、中央政权对北庭的有效治理及其周边关系、北庭的多元民族、宗教与文化、艺术的兴盛等，并附关于北庭历史的7篇考论及北庭各期的重要人物传略。本书以北庭历史文化为中心，兼及西域史的诸多重大专题，广泛涉猎，广征博引，深入开掘，时有新论。著者文字学、音韵学的考证和训诂，更成为全书论证的一大特点。全书考证精详，图文并茂、自成体系，是至今为止关于北庭专题研究的最重要的成果。
第一卷 北庭故城历史溯源
第二卷 唐安西都護府治下的庭州
第三卷 金山都護府置廢
第四卷 武周朝建立前後的庭州
第五卷 北庭都護府创立
第六卷 唐朝复辟与北庭大都護府

本书是美国学者的一部汉学研究力作。作者研究的是公元前900年至公元前100年之间中国北疆地区的历史，他将中国的历史文本和考古资料相结合，对早期中国与草原游牧民族的对抗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对于众所周知的历史事件进行了新的诠释，其中包括：后来连接成为“长城”的早期各个防御城墙的筑造；世界历史上有第一个游牧民族所建立的帝国——匈奴帝国的形成；致使中国军队征服西北地区，从而开通了一条与中亚的商贸通道的一系列历史事件，等等。

《蛮书》十卷，唐樊绰撰。书中记载自唐朝进入云南的交通路程、云南的山脉河流、重要城镇、六诏和其他民族的概况、当地物产以及农业生产状况、民族生活习惯、特殊制度等，还涉及和南诏毗邻各国的情况，其中对南诏的情况记载尤详。宋代以后研究云南历史，历来重视此书。
《蛮书校注》是向达先生系统整理研究《蛮书》之作，在系统校勘之外，更广参众本进行注释。《校注》以武英殿聚珍本为底本，参考文津阁四库全书本、知不足斋本、云南备征志本、琳琅秘室丛书本、渐西村舍丛书本和卢文弨校本等六种版本；又征引了大量的正史、文集、总志、笔记、游记、金石碑刻等有关资料，对《蛮书》做了精确详尽的校勘诠释。并于书末附简明地图三幅，有利于读者利用参考。
收入“中国史学基本典籍丛刊”。

《先祖阔尔库特书》是15世纪末16世纪初成书的一部突厥语口头文学作品，是古代突厥乌古斯人最著名的英雄史诗。该书语言代表了古突厥语分化为4支后位居最西部的一支——乌古斯语组中世纪的状况。现代土耳其人、阿塞拜疆人、土库曼人等认为这部史诗式他们的文化遗产，同为乌古斯人后裔的中国撒拉族，而且是该史诗中最重要英雄主人公撒鲁尔部后代的撒拉族自然也应该是这部史诗的继承者。元朝初期，撒拉族祖先从中亚迁徙至甘青边界的循化，基本断绝了与中亚地区的各种联系，伴随中国与世界交往的密切，我们发现撒拉族与该史诗中的人物、风俗、社会现象有诸多惊人联系，《先祖阔尔库特书》也因此成为一部连接中国与中亚人民的史诗作品。

《土司制度与西南边疆治理研究》在区域总体史视野下考察了西南边疆治理的特点及其成因。在探讨土司制度推行前中央政府治理西南边疆的基础上对土司制度推行后中央政府对西南边疆的治理进行了重点研究，对我国处理西南边疆地区因土司制度所引发的与中南半岛三国的关系、边疆跨国民族关系、边疆民族社会发展、我国西南疆域的变动、边疆政治安全与稳定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进行了总结，也指出了土司制度在西南边疆安全稳定方面所暴露的政治文化问题。

7世纪70年代前后，吐蕃征服吐谷浑、党项等族，占有今青海省黄河以南、青海湖以西的地区，与此同时又进入西域，联合西突厥贵族争夺唐安西四镇。8世纪初，唐朝以宗室女金城公主嫁给赞普赤德祖赞，双方关系出现和好局面。后因议界不成，吐蕃进扰唐陇右、河西州县，双方战争主要集中于今青海东北的黄河一带。8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吐蕃乘唐朝“安史之乱”，进占河陇二十余州，其中包括沙州敦煌县。吐蕃占领敦煌后，推行民族同化政策，分部落统治百姓，实行计口授田，普遍使用吐蕃语言文字，对敦煌历史与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书利用敦煌西域古藏文文书不断影印出版的条件，对吐蕃统治河陇及西域这一重要的历史问题，作了全方位的研究，是研究吐蕃史和隋唐史的重要论著。

《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是一本在中国边疆史研究领域内由“重新发现”拉铁摩尔到新的“边疆范式”形成的过渡时期的代表性作品。本书通过对两千多年历史时段之内游牧帝国与中原政权之间历史关系的人类学考察，提出了一个解释包括蒙古帝国在内的游牧大帝国兴盛和衰亡的政治和经济组织分析模式，并对中原政权与这些帝国的关系作了贯通性的研究。作者提出了边疆游牧力量在与中原政权接触时所交替采取的“外部边界战略”和“内部边界战略”问题，指出外族王朝对中原北部地区统治的周期律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为一种基于集权化与分权化之上的机制性更替过程。《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为中国边疆史研究贡献了一种不同于专业史学家的新思路。
本书作者托马斯·巴菲尔德出生于1950年，现为美国波士顿大学人类学系主任及人类学教授。

《五色四藩——多语文本中的内亚民族史研究》分上下两编。
上编“多语文本与内亚关系研究”主要是内亚民族史相关的内容，涉及蒙古高原、青藏高原和天山北路卫拉特草原等区域的满蒙、蒙藏和满臧之间的政治关系，从时间上来讲，主要集中在清前期。本编共十一章，由十一篇独立的论文组成，分别为《明朝兵部档所见林丹汗与察哈尔蒙古》、《绰克图台吉的历史与历史记忆》、《康熙皇帝亲征噶尔丹的满文档案及其流传》、《车臣汗汗位承袭的变化》、《清太宗与扎萨克图汗素班第的文书往来》、《康熙初年清朝对归降喀尔喀人的设旗编佐》、《外藩蒙古内扎萨克盟的雏形》、《1705年西藏事变的真相》、《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圆寂的真相》、《噶尔丹与藏传佛教上层》、《图尔扈特汗廷与西藏关系（1643—1732）》。
下编“蒙古历史地理研究”涉及的内容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是明末漠南蒙古喀喇沁、东土默特部的游牧地考证，第二是清初神秘的“察哈尔国”游牧地的考证，第三是17世纪上半叶中亚卫拉特人各部的游牧地考，第四是关于清代蒙古地图文献的点滴。共有六章，分别为《清初“察哈尔国”游牧所在》、《东土默特游牧地之变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地之地望》、《17世纪卫拉特各部游牧地之分布》、《日本天理图书馆所藏手绘蒙古游牧图及其价值》、《清代克什克腾旗的两幅游牧图》。

讨论这些遗存的论文对于我国北方、西北、东北考古学界的发掘和研究工作也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考古类图书虽不是直接面向广大读者，但针对性强主要用于高校师生、研究院所及考古爱好者。目前图书市场很难找到关于蒙古高原考古研究类的图书，本书的出版可以说是填补空白之作，也会取得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普·巴·科诺瓦洛夫著的《蒙古高原考古研究/北方民族史译丛》收入苏联、蒙古、匈牙利考古学家撰写的有关蒙古高原考古的学术论文或学术专著片断，共计25篇。
蒙古高原指现今的蒙古，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南部，我国的内蒙古、宁夏、新疆，哈萨克斯坦东部。蒙古高原考古中发现的各类岩画、鹿石、方形墓、匈奴墓葬和腰饰牌、突厥石雕像、围墙、墓葬和如尼碑铭以及匈奴、回鹘、契丹、西夏蒙古的古城古村，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国北方各民族——东胡、匈奴、鲜卑、契丹、回鹘、突厥、西夏、蒙古等在古代和中世纪留下的遗存。这些遗存对于我国研究这些民族的历史以及社会经济、生活习俗的学者们具有极大的实际价值。
而发现于蒙古、俄罗斯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等地的不同考古遗存，在我国境内北部、西北部、东北部各省区也均有发现。因此，讨论这些遗存的论文对于我国北方、西北、东北考古学界的发掘和研究工作也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卫拉特蒙古是蒙古民族的重要一支，有自己的文字，并用它记载、编写了许多历史文献资料。本书作者对以托忒文书写的卫拉特蒙古历史文献进行了全面梳理与系统研究，考察了这些文献产生的背景、作者、版本等状况，比较研究了其与清朝官方史籍的渊源关系；探讨了托忒文历史文献与卫拉特蒙古史学史的关系，回顾了卫拉特蒙古史的研究状况，肯定了托忒文文献的史料价值；并以托忒文为基本史料，对卫拉特蒙古历史做了概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