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史记》是邻国朝鲜较早出现的汉文史书，作者是王氏高丽的大臣金富轼。《三国史记》中的《高句丽本纪》专门记载了汉唐时期我国东北地区高句丽政权的历史，由于《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有些内容不见于中国史书记载，因而是研究高句丽历史的重要资料。本书从高句丽政权与中原王朝包括割据政权关系这一侧面对《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与中国史书记载存在的异同进行系统考述，进而对该书的学术价值及作者金富轼的治史态度等做了探讨，提出了新的看法。本书对于高句丽历史的研究，尤其是《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的使用有着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作者在收集、整理吐谷浑史资料的基础上，吸收中外有关的研究成果，撰写了本书。由于我国史籍中有关吐谷浑的资料十分缺乏，而且现存资料大都是出自内地政权汉族封建史家的手笔，他们的记述主要集中在内地政权与吐谷浑的关系上，因而，要完整地论述吐谷浑族本身的历史几乎是不可能的，甚至对象吐谷浑的社会性质这类的重大问题，也难作出明确的回答。这种情况，也恰好说明我国西北古代民族吐谷浑与其它民族及其所建政权关系之密切，研究这种关系对于认识中华民族的形成及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祖国历史，是十分必要的。基于上述情况，本书用了较大的篇幅论述吐谷浑与邻近各民族及其所建政权的关系，并以此作为本书探讨的重要课题。

本书是马长寿先生的遗著，动笔于一九六二年，以后时断时续，到一九六五年，一直没有完成。十年浩劫中，原稿虽几经辗转，但幸运地保存下来，而先生却因精神上备受摧残，不幸于一九七一年五月病逝。
先生一生致力于民族研究，四十多年来，孜孜不倦，勤奋刻苦，著述甚丰，尤其对中国民族史颇多建树。先生学识广博，治学严谨，尤注意亲自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调查，故所著多有创见，自成一家之言。
这部未完成的遗稿，出版社委托我整理出版。我虽从先生学习中国民族史多年，自知能力菲薄，实难担此重任，但又感义不容辞，故忞勉从之。如有不符先生原意之处，自应由整理者负责。

    本本书共收入马先生民族史研究著作3种：《彝族古代史》《南诏国内的部族组成与奴隶制度》《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彝族古代史》论述了至鸦片战争以前，彝族社会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逐步过渡到封建社会的发展历史。《南诏国内的部族组成和奴隶制度》主要论述了公元8世纪形成的南诏国内的主要民族构成及其社会制度。《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是1956-1957年间，在以马长寿先生为主的西北大学师生所作的社会调查的基础上由马长寿先生整理的清代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的历史调查记录。

《阿尔泰语系语言及其研究》由内蒙古教育出版社出版。

本书不是关于长城本体或直接针对历史上的长城战守的研究，也不是关于历史上中原王朝与游牧政权之间关系的宏观叙述，而是尽可能地从生活在长城这个巨大的墙体两侧的人群出发，观察历史上与长城有关的制度、事件如何影响到这些人群的生活，也注意这些人群的生活如何与上述制度、事件一起，共同构成了地方社会的结构。 全书结合田野调查和历史文献考据的方法，利用搜集民间文献、观察仪式活动、进行访谈等研究手段，由地方社会的视点出发，通过对地方社会的历史重构，重新审视相关传世文献以及它们对发生在这里的重大历史事件、制度、人物的看法，试图以此对明清时期长城两侧的族群关系及地方社会的建构提出新的问题。

本书对近年来吐蕃考古新发现资料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对其中吐蕃墓葬、出土棺板画、金银器、马具、丝绸、各地佛教考古遗存、祭祀遗迹、大石遗迹、城堡居室遗址等主要的考古发现结合文献材料进行了专题研究，并对吐蕃考古与吐蕃文明之间的密切关系、出土资料所反映出的吐蕃与中原及其周边地区的文化交流等问题也做了研究论述。本书适合于考古学、民族学、艺术史、藏学等领域研究者以及具有大学文化程度以上、对西藏文化有兴趣者阅读。

中國的多民族國家思想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中國人（包括之後接受中國文化思想的人們）對世界的原初認識，追溯到在這種認識之上的人類與自然之間建立的契約關係，以及為了遵守這種契約關係而形成的關於人與人之間、個人•共同體•社會•國家四者之間、文化與政治之間、權威與權力之間、民族屬性與文化屬性之間關係的認識。只有在這一宏觀認識的基礎上，才能夠正確掌握中國多民族國家的歷史脈絡，理解中國多民族國家思想在各個時代的發展演變，理解各時代的民族關係和各個政權處理民族問題政策的得失，並進而思考近代民族問題發生的原因，找到解構近代民族問題的鑰匙。

本书根据大量鲜为人知的可靠历史资料，系统、全面、深入地论述了唐努乌梁海地区的历史。书中详细论述了唐朝以来中国历代政府对唐努乌梁海地区的统治，其中重点论述了清政府对该地区的有效管辖以及中俄国际条约所确定的唐努乌梁海一带中俄边界线的具体走向，有力地论证了唐努乌梁海是中国领土。在此基础上，本书详细论述了以下问题：19世纪中叶以后俄国在该地区所进行的各种侵略活动，中俄两国政府关于唐努乌梁海问题的交涉，辛亥革命后俄国以“保护”名义侵占唐努乌梁海，俄国十月革命后中国政府收复该地区，20世纪20年代初苏联控制了唐努乌梁海并于1944年将其兼并。书中附有关于唐努乌梁海的珍贵历史资料。
目录
总序
中文提要
英文提要（ABSTRACT）
序一
序二
绪论　清代的唐努乌梁海地区及其居民
第一章　1727年以前中国政府对唐努乌梁海地区的统治
一　清朝以前中国历代政府对唐努乌梁海地区的管辖
二　唐努乌梁海归附清朝
第二章 《布连斯奇界约》与唐努乌梁海北境中俄国界的确定
一　《布连斯奇界约》产生的历史背景
二　《布连斯奇界约》的签订过程
三　唐努乌梁海北境中俄国界的确定
第三章　1727年以后清朝对唐努乌梁海地区的治理
一　编立旗佐设置官吏
二　征收赋税征派差役
三　司法管辖
四　内务民政管理
五　边界保卫
第四章　唐努乌梁海西部中俄边界的划定与阿穆哈河地区割归俄国
一 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的签订与阿穆哈河地区割归俄国
二　唐努乌梁海西境中俄界牌的建立与《乌里雅苏台界约》的签订
三　勘分西界过程中唐努乌梁海人对祖国的贡献
第五章　19世纪60年代以后俄国对唐努乌梁海盆地的渗透
一　掠夺性贸易和商业高利贷资本的渗透
二　掠夺自然资源开采金矿
三　非法移民 占据土地建立俄国村镇
四　清政府对俄国渗透的微弱抵制
第六章　辛亥革命后俄国以“保护”名义侵占唐努乌梁海
一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对唐努乌梁海地区的侵略图谋
二　俄国以“保护”名义侵占唐努乌梁海
第七章　1919年中国收复唐努乌梁海
一　十月革命前的设佐理员交涉
二　1919年唐努乌梁海的光复
第八章　苏联兼并唐努乌梁海
附录
地图目录
附图目录
后记

《蒙古源流研究》是对《蒙古源流》这17世纪蒙文蒙古史书的代表作进行科学整理和研究的学术专著，包括：导论；译文和注释；经过校订的原文拉丁音转写等内容。

全书主体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以丧葬仪礼、墓地设施和葬穴遗迹为框架，集中考述突厥丧葬风俗的基本内容。在这里，笔者广搜正史要籍、方志杂纂、笔记野史以及国内外的考古资料，将极其零星的有关内容从中钩沉出来，尽量反映突厥丧葬风俗的全貌。第二部分则对突厥丧葬风俗所蕴内涵进行层层探讨和分析。为此笔者借用了民俗、宗教等其它学科的基本理论和手段，从突厥人的生存环境（自然的和社会的）、宗教特征（萨满教）、死亡意识几个角度去透视突厥丧葬风俗的内在机理。第三部分，仍然回归到历史研究方法，从时间的角度理顺突厥丧葬风俗的发展线索，上溯其源头，下辨其演化，由此剖析突厥丧葬习俗不断丰富发展的历程以及其中所曾吸纳的中西方文明元素。第四部分，从突厥所曾影响的民族和流散的地域入手，深究突厥丧葬风俗辗转传播和渗透的主要环节，梳理突厥文化在中国乃至欧亚文明发展长河中久被忽略的遗脉和流痕。

嚈哒最初是北亚一个弱小的游牧部族，本书虽然没有涉及嚈哒史上的所有问题，但由于有关嚈哒人活动的重要方面大体上都涉及到了，在内容安排方面也适当考虑了连贯性，在目前国内外学界还没有更全面的嚈哒问题专著问世的情况下，也可以作一部嚈哒史来读。

氐族，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民族。从先秦至南北朝，氐族分布在今甘肃、陕西、四川等省的交界处，大部分集中于陇南地区。魏晋南北朝时期，以氐族为主，先后建立过仇池、前秦、后凉等政权，对当时的历史有重大的影响。南北朝以后，氐族逐渐融合于汉族等民族中。本书论述了氐族的起源、形成、分布、迁徙，与汉、羌等民族的关系，介绍了历代王朝对氐族的统治过程，及前秦、后凉、仇池诸政权的兴亡史，尤其对氐族的社会经济文化及其与羌、汉等族的融合，作了较为系统的阐述，使读者可以比较完整地了解氐族的历史及其在中国民族史中的地位。本书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地研究氐族历史的专著，是民族史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

本書以人類學的游牧社會研究為基礎﹐重新詮釋考古與文獻所見的漢代中國北方三種游牧人群社會――草原游牧的匈奴﹐高原河谷游牧的西羌﹐與森林草原游牧的鮮卑與烏桓――以及他們與漢帝國間的互動。本書說明這些游牧人群﹐為了適存於華夏邊緣形成所造成的新情境﹐而發展各自的專化游牧生計﹐並形成特定社會政治組織﹐西羌的「部落」﹐匈奴的「國家」﹐以及烏桓﹑鮮卑的「部落聯盟」。他們藉此與漢帝國互動﹐在漢代形成不同的北方華夏邊緣﹔後來這三種北方華夏邊緣﹐又不同程度的延續至明清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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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简体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08年12月率先推出，但内中是否有所删节修饰，则留待读者诸君自行比勘了。

本书研究了中国中古时期突厥、吐蕃、回鹘、契丹和蒙古等周边族群的凝聚历程，分析了这些族群兴起的过程中，拜火教、本教、摩尼教以及其他民间宗教等信仰的引入，成为建构本族群历史记忆的重要资源，促进了民族认同和族群凝聚。

刘复生编著的《西南史地与民族》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中国的西南地区(这里主要指司马迁笔下的“西南夷”地区)，居住着全国种类最多的少数民族。从历史上看，除了云、贵、川、渝四省市外，与之山水相连的西藏、桂西、湘西、鄂西等地亦皆少数民族聚居之地，彼此间的交往和流动密切。这就是说，治西南民族史，其范围应该以史实为根据，不应受云、贵、川、渝四省市的行政区划的限制。一部西南古代地方史，几乎任何时候都与“民族”分不开，所以在很大程度上，一部中国西南地方史就是一部地区民族与民族关系的发展演变史。

罗杰·克里布创作的《游牧考古学--在伊朗和土耳其的田野调查(汉译学术名著)》一书，作为“考古学新研究”系列丛书之一，是20世纪后半叶方兴未艾的新考古学大潮中的代表作之一。克里布教授创造性地运用新考古学的中程理论对游牧遗址进行深入解读，为考古调查发现的游牧遗迹和遗物这一静态的现象进行动因的解释。他在研究中大量运用了民族考古学、数理分析及人口统计的方法，同时也指出单纯利用民族学材料进行类比而得出结论是不科学的。该书是 本按照新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对涉及游牧生活方面的问题进行系统研究的著作，自1991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后，迄今已经再版重印12次，可见其在学术界中的地位和得到认可的程度。

本书主要研究、探讨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南缘和中亚地区吐火罗人的历史活动，即上述地区的吐火罗民族发展史。通过考察历史上吐火罗人迁徙活动的情况，说明他们向东发展的过程中曾分布于塔里木盆地南北部。东徙河西走廊的吐火罗人的活动范围曾到达了中国北部地区。此后这支吐火罗人除少数进入祁连山中之外，大部分又经过天山北麓西迁伊犁河、楚河流域，最后越过阿姆河，进占巴克特里亚。在此期间，各地吐火罗人之间相继失去联系，并进而分道扬镳，独立发展，逐渐在塔里木盆地南缘的尼雅至楼兰一线，北缘的焉耆、龟兹地区，河西走廊西部山谷地带及中亚巴克特里亚等地形成几个活动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