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精选刘浦江教授在宋辽金史领域的学术论文，按照主题排列，以见其学术格局。刘浦江教授以文献考据见长，并能娴熟运用辽金石刻材料及契丹、女真语文资料，将历史学与考古学、语言学、文化人类学紧密结合，解决了诸多悬而未决的重大疑难问题，将宋辽金史研究推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本书收集了刘浦江教授以正统论、华夷观透视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系列论文，本书突破断代史的藩篱，敏锐地抓住历代正统论、德运说、华夷观念等涉及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及思想观念变迁的核心问题，进行长时段的系统研究。论证精审，眼光独到，表现出恢弘的学术器局和广阔的学术视野。另外收入刘浦江讲授去世前集中发表的四库学论文，皆选取典型案例做深度挖掘，与寻常的文献学研究相比气象迥然不同。

《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是一部研究6-7世纪北方游牧的突厥汗国与同时期的内地农业政权的政治关系的著作。突厥汗国的兴起，改变了欧亚内陆地区的政治格局，也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作者通过对卷帙浩繁的汉文史料的考辨，对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上聚讼不已或未及引起重视的问题，如突厥汗国的征服与分裂，隋朝对突厥汗国的政策，东突厥汗国对唐朝初年平定北方割据势力的影响与制约，唐朝对东突厥降部的安置，西突厥汗国对唐朝初年在西域活动的决定性影响等，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见解，并在此基础上梳理出6—7世纪突厥汗国与内地政权交往的历史线索，将作为国际显学的突厥史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为认识南北朝后期至唐朝初年中国历史的变迁提供了新的思路。

《华夷之间：秦汉时期族群的身份与认同》在引入人类学的主位研究法、文本解析方法等相关理论及对传统华夷之辨、秦汉天下结构进行重新阐发、现实关照的基础上，采用理论与具体论证相结合的方式，考察了秦汉族群、地域间客观存在的身份差异与不同族群或地域彼此互动的轨迹及其关系结构，对秦汉社会华夏边缘族群的身份与认同进行了探讨。

西域自古以来是中外经济、文化、科技交流的枢纽广在我国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西域研究因此成为海内外学术界长期关注的焦点。作者在四十年的考古工作中，足迹及于帕米尔高原、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阿尔泰山麓、伊犁河谷及天山内外。先后主持、直接参与的重要考古工作达二十多项，如吐鲁番阿斯塔那、交河沟西、伊犁河流域乌孙墓、盐湖元代墓葬、天山阿拉沟、罗布淖尔楼兰古城、古墓沟墓地、尼雅精绝遗址调查发掘及康家石门子调查。作者通过其考古实践开拓了新的考古研究空间，在实践基础上提出的诸多研究成果，为西域研究学界所推崇。《西域考古历史论集》充分吸收最新的考古发掘成果，结合丰富的中外文献，内容涉及西域兵要地理、农业、棉织物、干尸、青铜器、玉器、生殖崇拜岩画和塔克拉玛干沙漠城镇的历史变迁，披露大量重要的古文化遗存和珍贵遗物，辅以精心选择的图片，为读者形象地展示出西域大地的独特魅力，堪称我国西域研究领域的重要成就，对于保护该地区的历史文化和生态环境具有积极意义。

名号制度是在北族政治发育过程中，从政治领袖的称谓名号所发展出来的一整套既复杂又多变的政治制度。本书通过对中国中古时期北方诸民族的政治名号制度的分析，特别是对这些名号的结构、功能、性质与变迁的分析，揭示中古北族政治发育及制度发展的阶段性与连续性，并强调在起源意义上有着明确连续性的政治名号，随着政治题的演变发展而向广义上的专名方向辐射，由此为深入认识中古北族历史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60年》内容简介：今年是新中国建立60周年，全国人民都在为60年的伟大成就而欢欣鼓舞。各出版社也在为出版反映60年成就的新作而忙于组稿。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早在去年初就向我组稿，要我主编一本反映中国民族语文工作60年成就的专著。当时，出版社云峰社长和莫福山总编辑亲自登门约稿。他俩都是我的老朋友，1997至1999年，我们曾经为编辑出版大型五卷本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而共同度过了无数艰苦而愉快的日子。虽然这一时期我手上还有好几个活儿要做，但这本专著的价值以及与两位出版社领导曾经有过的友情，使我欣然应允。
1996年6月，《二十世纪中国语言学丛书》编辑出版委员会约我主编《二十世纪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一书。我领回任务后，就约请各分支领域的老将一起来做。这些在新中国建立后曾经长期驰骋在民族语文领域的专家们，都有丰富的经验，又有长期冶炼出的严谨学风。所以任务分配下去不到一年半的时间，这本书就于1998年7月由书海出版社出版，与读者见面了。11年过去了，这本反映二十世纪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成果，在教学、科研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当年的老将如今都增添了白发。今日要再编写一本反映60年成就的成果，资料多得不得了，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查阅，因此我就不好再约请他们了。怎么办？我决定动用年青一代来做，主要是一批年轻的教师和研究人员，还包括几位在读博士生。

本书的论题，是由唐代两个著名混血儿的一场讥讽性对话引发出来的。《新唐书•哥舒翰传》给后世留下这样的记录：
禄山谓翰日：“我父胡，母突厥；公父突厥，母胡。族类本同，安得不亲爱?”翰日：“谚言‘狐向窟嗥不祥’，以忘本也。兄既见爱，敢不尽心。”禄山以翰讥其胡，怒骂曰：“突厥敢尔!”
安禄山和哥舒翰的身世，以缩影的形式反映出一个广阔的种族文化背景，即中亚绿洲城邦文明与漠北草原穹庐文明的接触和交融。自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沙畹在圣彼得堡刊布《西突厥史料》以来，昭武九姓与突厥汗国在中古时代的互动关系及其渗透现象，已经越来越多地受到中外学人的关注。当代粟特学和突厥学的研究成果日新月异，不断地推进本世纪初沙畹孤明先发的学术导向。
本书之作，并无“预流”之心，只有“拾遗”之意。以下三编，谈胡说蕃，兼及胡物在汉地的命运。略人所详是显而易见的，至于能否详人所略，那就有劳读者慧眼的鉴定了。

《历史民族地理(上下)》对中国历史民族地理学的基本概念、学科性质、研究现状、研究方法等诸多问题提出初步的认识与研究构想。内容包括：先秦民族地理，秦汉三国民族地理，两晋南北朝民族地理，隋唐民族地理，元明民族地理等。中国历史民族地理学，是中国历史人文地理学的一个分支。

书从新的民族社会学理论入手，对靺鞨族群的来龙去脉进行了系统的、创新性的梳理，同时对靺鞨族群的两大支系——粟末靺鞨、黑水靺鞨的兴起、发展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较前人更为深入地阐明前者建立渤海国的历程，渤海国内的族群问题及演化；后者的两次勃兴及其与女真族群的关系。

Ethnic Identity in Tang China is the first work in any language to explore comprehensively the construction of ethnicity during the dynasty that reigned over China for roughly three centuries, from 618 to 907. Often viewed as one of the most cosmopolitan regimes in China's past, the Tang had roots in Inner Asia, and its rulers continued to have complex relationships with a population that included Turks, Tibetans, Japanese, Koreans, Southeast Asians, Persians, and Arabs.
Marc S. Abramson's rich portrait of this complex, multiethnic empire draws on political writings, religious texts, and other cultural artifacts, as well as comparative examples from other empires and frontiers. Abramson argues that various constituencies, ranging from Confucian elites to Buddhist monks to "barbarian" generals, sought to define ethnic boundaries for various reasons but often in part out of discomfort with the ambiguity of their own ethnic and cultural identity. The Tang court, meanwhile, alternately sought to absorb some alien populations to preserve the empire's integrity while seeking to preserve the ethnic distinctiveness of other groups whose particular skills it valued. Abramson demonstrates how the Tang era marked a key shift in definitions of China and the Chinese people, a shift that ultimately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emergence of the modern Chinese nation.
Ethnic Identity in Tang China sheds new light on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eriods in Chinese history. It also offers broader insights on East Asian and Inner Asian history, the history of ethnicity, and the comparative history of frontiers and empires.
"The author has ranged far and wide, plucking nuggets of material from dynastic histories, gazetteers, contemporary scholarly treatises, memorials to the emperor, poetry, and artwork. This is a groundbreaking book."—Peter B. Golden, Rutgers University

《努尔人》一书通过对非洲部落政治制度的田野研究，提出了一个挑战性的问题：在一个没有国家和政府统治的群体中，社会是如何组织起来的？
本书是现代人类学史上最著名、最具有代表性的典范作品之一。《努尔人》的经典性一方面体现在其主题上，它开创了一部民族志专门讨论个主题的先河；另一方面体现在其方法论上，它集中在一个具体的社会里展开结构分析。这两方面均对今后人类的研究范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西突厥史料》一书内容分绪论、西突厥列传、关于西突厥之其他史料、西突厥史略等4篇。书末附《西突厥史料补》（沙畹辑释、冯承钧校补）、《西突厥史料正编补编索引》。本书也是民国时期西学汉译书籍中的一部。对当时研究世界历史和各国历史学提供了很多的参考。

本书是一本羌族民族史，也是一本羌族民族志。羌族主要聚居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东南隅与北川地区，即汶川﹑北川﹑茂县﹑松潘﹑理县等地。
本书希望通过 “羌” 之历史，说明华夏（自觉的）西部族群边界变迁，以及其如何贡献于近代中华民族之形成。这项研究是基于一个简单的思考架构，即“羌” 曾是古华夏心目中的西方牧羊人或西方异族概念，它代表古华夏自觉的我群西方边缘（the sense of otherness）。因此探索华夏历史记忆中 “羌人” 概念的转变，便是探索华夏自觉的（或主观认定的）我群西方边缘之变迁。不只如此，在公元7世纪以后，青康藏高原东缘华夏心目中的诸羌部落又成为吐蕃（与后来的藏族）之政治﹑宗教﹑文化与族群之边缘（朵康）。这样的历史发展终使得青康藏高原东缘之广大地区及其人群，在近代时成为汉藏间一个模糊的边缘。这也是本书书名《羌在汉藏之间》用意所在。

目录
自序
关于金朝开国史的真实性质疑
金代的一桩文字狱——宇文虚中案发覆
试论辽朝的民族政策
金朝的民族政策与民族歧视
渤海世家与女真皇室的联姻——兼论金代渤海人的政治地位
说“汉人”——辽金时代民族融合的一个侧面
关于契丹、党项与女真遗裔问题
金代户口研究
金代猛安谋克人口状况研究
金代户籍制度刍论
金代土地问题的一个侧面——女真人与汉人的土地争端
金代“通检推排”探微
论金代的物力与物力钱
金代杂税论略
辽金的佛教政策及其社会影响
关于《契丹国志》的若干问题
再论《大金国志》的真伪——兼评《<大金国志>校证》
《契丹国志》与《大金国志》关系试探
《三朝北盟会编》研究
范成大《揽辔录》佚文真伪辨析
附录一 本书征引史料版本备览
附录二 本书作者学术档案

《中国西南民族象形文字资料集(上下)》，主要内容包括：纳木依人巫图和象形文字、耳苏人巫图和象形文字、摩梭人象形文字、纳西族东巴画和象形文字等。

本书为英国学者巴克尔著，向达、黄静渊翻译。在书中，作者介绍了匈奴、鲜卑、蠕蠕、突厥、西突厥、回纥、契丹等七个北方游牧民族的历史概况，这对后人深入研究诸部族的历史具有一定的帮助。

所谓中古时的“胡族”或“胡人”，自秦汉以来就有广义和狭义的指称：先秦至秦汉，狭义的“胡人”一般专指北方蒙古草原的匈奴族，隋唐时则一般专指西域胡人(今新疆、中亚、西亚、南亚等古代民族)；广义的“胡人”则还包括属“东胡”的乌桓、鲜卑等族，以及继匈奴之后的漠北柔然、铁勒、突厥、回鶻，属“西戎”的氐、羌诸族；可以说，广义的中古时的“胡人”基本上是泛指北方的各少数民族。本书所探索的相关中国中古时的“胡族”即是上述广义的胡族。
本书第一章辑北朝时有关胡人墓志考释的论文五篇：《大唐西市博物馆入藏北朝胡族墓志考》、《吐谷浑晖华公主墓志与北朝北方民族关系》、《北周莫仁相、莫仁诞父子墓志释解》、《杨文思墓志与北朝民族及民族关系》、《新出土柔然王族墓志汇释》；第二章辑有隋唐时有关胡人文物墓志研究论文四篇，即《隋虞弘墓志释证》、《乞伏令和夫妇墓志证补》、《故突骑施王子志铭补考》、《甘肃榆中出土慕容氏墓志释证》。第三章辑隋唐时出土相关胡人的文物及“六胡州”、丝绸之路起点研究的论文共5篇，即《青海都兰暨柴达木盆地东南沿墓葬主民族系属研究》、《吉尔吉斯斯坦阿克别希姆遗址出土唐杜怀宝造像题铭考》及有关六胡州的“兰池都督府与兰池州”的辨析，以及有关丝绸之路起点唐长安城的三大标识的论文。第四章还辑录了笔者从相关胡人墓葬中出土中的“乐舞图像”研究唐代音乐、舞蹈的论文两篇，即《六至七世纪中国相关粟特人墓葬出土乐舞图像研究》和《唐韩休墓“乐舞图”探析》。最后，附录中收入了笔者多年年研究魏晋南北朝时北方诸胡族及其相互关系的论文，即《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民族与民族关系研究》。

契丹民族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建立过辽王朝，在世界历史舞台上亦曾扮演过重要角色。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出土之初无人能识，解读这种死文字号称绝学。传拓碑刻亦是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国粹。
本书详细叙述了契丹文字碑刻陆续出土的原委；全面实录了作者数来历经千辛万苦寻访并传拓这些碑刻的历程；生动记载了作者经史学大师翦伯赞先生点拨，通过自学踏入职业研究契丹文字领域的心路历程以及作者与赝品打交道的经历。附录《已经释读的契丹小字语词》将已释读的契丹小字与汉字语义对应，为初学契丹小字者提供门径。
这是一本学习拓碑技术的入门书，一块初学契丹小字的敲门砖，一本甄别辽代文物的参考书，一部契丹文字绝学重光的学科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