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607年第一块英属美洲殖民地的建立，到1788年《联邦宪法》的正式批准，大西洋两岸的不列颠人和美洲人始终面临一个巨大的宪制困境。这个困境用埃德蒙·柏克的话来说就是：强大的主导权力对于维系一个庞大、不相连、极其多样化的帝国是非常有用的，但它究竟该如何与边缘的自由和安全 相协调？
史学泰斗杰克·菲利普·格林研究指出，中心与边缘之间权力分配的难题不仅困扰着大英帝国的治理，还同样考验着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不论是独立革命还是南北战争，历史经验仿佛表明：中心与边缘之间的权界争议，似乎始终摆脱不了分离、武力或威胁的命运。
【名家推荐】
格林教授的名著《边缘与中心》在学术创见上，应与伯纳德·贝林的《美国革命的意识形态起源》和戈登·伍德的《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齐名。他是跨大西洋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从17世纪英国宪制结构及其演变入手，抽丝剥茧，清楚地梳理出自北美殖民地建立到美国革命前夕这一时段英国政体与殖民地政体之间的“权力”博弈和“权利”消长，凸显了“权力”与“权利”之间极为微妙的转换，不仅为美国革命的发生提供了令人信服的宪政解释，而且也一针见血地说明了早期美国宪政的核心内容。该书见解独到，思想深邃，是了解美国宪政起源与传统的必读之书。——王希（宾州印第安纳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北京大学历史系长江讲座教授）
历史学家眼中的法律史和法律人眼中的法律史呈现为不同的图景，这种因学科分野而造成的对完整历史的手术化切割妨碍着人们对历史自身逻辑的完整理解。作为一位历史学家，格林摒弃了门户之见，从约翰•菲利普•里德等法学界的法律史家那里汲取了许多真知灼见，从而对美国革命和建国做出了极富洞见且很有说服力的解释，勾勒出了宪法形式在革命前后的连续性，分析了这种藕断丝连对于美国建国之后的政治稳定性所具有的意义。在英国本土不成文宪法传统、殖民地宪法传统和英帝国宪法传统这三重结构中，格林敏锐地看到：随着英帝国疆土的拓展，试图加强向心力的帝国宪制对英国本土宪制的核心价值造成了挤压，从而导致殖民地政治力量诉诸英国本土宪法价值的抗争。1787年美国宪法恰是借助联邦制，解决了英帝国着手发展但未及完成的宪制构想。制度因革，损益可知，本书堪称英帝国史、美国建国史和法律史领域的一部杰作。——郑戈（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上海高校“东方学者”特聘教授）
对习惯于将美国革命理解为一场巨大历史断裂的读者来说，格林提供的是相当新颖且引人入胜的历史连续性叙事。他将帝国史的眼光贯穿始终，证明了北美殖民地镶嵌在大英帝国的宪法结构之中，并受到帝国内部宪法争论的深刻影响，甚至革命与立宪的制度想象也深受这一背景的影响，并最终产生了一个新的“共和帝国”。——章永乐（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北大法治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本书为国内法国史专业近期前沿作品集，由该领域内的顶级学者李宏图和沈坚教授主编，内容丰富，涵盖广阔，思想深邃，发人深省，其中关于法国大革命、第三共和国等宏大叙事有了新的观点和创新的视角，而在一些之前被忽视的层面，比如巴黎郊区农民的信仰变迁和旺代叛乱时的贸易等，都是全新的被发掘出来的领域。同时，本书的题材范围也从之前的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思想史拓展到了心态史、知识分子史以及与人类学交叉的领域，可谓不断推陈出新，将历史学研究持续推向前进。因为本书的历史属性，注定了其具有的相当的可读性，一个个精彩的故事呈现给读者一幅幅生动的画面，本书实属近期难得的集思想性、可读性于一体的史学大作。

《关键词》是对文化转变中的语言的一种精彩考察与探究。这是一本影响深远的书，是历史语义学、语言社会学及文化研究的重要著作。
作者考察了131个彼此相关的“关键词”，追溯这些语词意义的历史流变，并厘清这些流变背后的文化政治：当其所处的历史语境发生变化时，它们是如何被形成、被改变、被重新定义、被影响、被修改、被混淆、被强调的。这些语词不仅引领我们了解英国的文化与社会，也帮助我们了解当代的文化与社会。
本书从撰写到付梓，历经二十多年，《新左派评论》把它所激发的知识效应称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威廉斯一生的知识工作与文化唯物主义息息相关，《关键词》无疑为此提供了详尽而有系统的注释，也为他的“文化与社会”的方法提供了实际有用的工具。

《凤凰文库•人文与社会系列:政治创新与概念变革》是一本纯粹探讨政治学概念的经典之作，遴选了16个具体概念，如宪法、民主、国家、权利、政党、意识形态、革命等，进行了刨根问底式的历史追溯和细致入微的意义探究，展现了具体概念在特定历史环境中发生的变化过程。《凤凰文库•人文与社会系列:政治创新与概念变革》将政治视为语言的构成活动，在此视角之下，由政治信念和政治行为构成的概念随着历史进程也具有变化着的意义。《凤凰文库•人文与社会系列:政治创新与概念变革》通过构建概念史来思考概念变化的政治维度和政治革新的概念维度。基于语言的概念构成了政治世界，概念变化本身又是一种政治革新。这相互依存的两者在批判与创造之中改造着社会。了解政治概念的来龙去脉，意在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可借用作者的一番话来概述本书内容：“本书是对柏克生平与思想的一种个人化解释，侧重于我本身作为一个实践型政治家在哲学与经验上的自有背景。本书不仅呈现了作为普通人的柏克，并将其生平追溯至十八世纪社会绚丽丰富的图景之中，而且阐述了作为政治家和思想家的柏克……本书在结构上分为两部分，分述柏克之生平与思想，以便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赏读其生平叙事，并在已然掌握柏克生平与社会的更宽广语境下进入对其思想的理解。”

本书是狄金森先生的代表之作，主要考察了十八世纪英国的民众政治文化。全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审视了英国人民影响现存政治机构或利用他们的既有权力的四种主要途径，通过考察英国人民在议会选举、压力集团、当地城市社区、民众示威集会的作用，探讨他们是如何利用现有的权力来影响政治制度的；第二部分探讨了英国人日益政治化的方式以及他们为塑造其所生存的政治世界的努力。作者认为，十八世纪英国社会的特点营造了一个有活力的政治文化，让许多非贵族的精英参与其中，有意识地左右着对大众整体产生影响的、并塑造许多人所处政治环境的决策。然而，本书的研究并非是要挑战有限的贵族精英主宰法庭和议会，并对主要政府机构和国家重要决策施加过分影响力的观点，而是为了解释为什么贵族统治可以如此持久、有效并被广泛认可。

本书试图讨论“地域文化”叙述框架如何在晚清到民国年间形成的历史过程。近代中国“地域文化”的表达，着重从历史叙述、种族血统、学术传承、方言写作、地方民俗等方面去发挥，这些范畴的内涵，是在特定历史时空中的政治对话过程层积而成的。近代“地域文化”话语的建立，也是近代中国国家观念从“天下”转移到“国家”的过程，读书人在国家意识和地方关怀的二重奏中，不断调校音调，加入自己的声音，用地域文化来表达他们心目中的国家观念，在国家认同与地方认同之间建立起辩证统一的关系。

本书利用碑刻资料，结合地方文献与实地调查，考察了五门堰、杨填堰、金洋堰及山河堰等汉中地区重要堰渠的创筑、灌溉系统的形成与演变历程、管理体制及其变化以及灌区民众以水利事务为纽带而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并围绕“水利周期”与“王朝周期”之间的关系、王朝国家对水利事业的介入、水利规章的来源及其实质、“水利共同体”理论的适用性等问题展开了讨论，得出了重要结论。

《黑暗的心》是康拉德以其1890年刚果之行为基础写的中篇小说，是本世纪*深刻有力的小说之一，被誉为英国文学史上首部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主义小说，在这部作品中作者对人类文明以及人性这一主题作了深刻的思考。

《国际风波》、《黛西·米勒》、《阿斯伯恩的信》

本书是一部关于印度土邦历史发展的学术著作。印度土邦是指承认英属东印度公司和英王最高宗主地位，在内政上享有完全或部分主权，在外交上受到严格限制的印度独立的王国。作者追溯了主要印度土邦早期的历史，以英国对南亚次大陆的统治为主线，阐明英属东印度公司涉足南亚次大陆，征服各王国，最终确立对印度土邦最高统治权的过程；剖析英王政府接管南亚次大陆统治权后与土邦王公的关系；展示大多数土邦王公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给予英国政府的帮助；解读印度土邦的宪政改革；陈说英国撤离印度时土邦王公的抉择。本书的出版为印度土邦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与借鉴。

该书知识丰富，思想深邃，十分详细地阐述了死亡的历史……一部非凡的作品。
——罗伯特•尼斯比特，《纽约时报书评周刊》
毫无疑问，这部非常优秀的作品为未来的死亡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标准及目标。正如此前阿里耶斯的一部关于儿童史的著作成为了该研究领域的典范之作，衡量其他同类作品的水平一样，未来关于死亡历史的著作，必将借鉴这部伟大的综合性著作，在此基础之上进行阐释、修正和取舍。
——劳伦斯•斯通，《纽约书评》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西方国家中兴起了新的学科——死亡学，而法国历史学家菲利普•阿里耶斯1977年所著《面对死亡的人》一书则起了开创性的作用。本书展现了西方从中世纪早期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人们对死亡态度的历史。阿里耶斯的著作奠定了一套对死亡观的话语解释系统，为后世的研究提供了阐释、修正和取舍的基础。
上卷包括两个部分、五个章节，分别研究了历史上面对死亡态度的演化，教堂中的圣墓，来世观念与末日审判，葬礼的变迁以及墓地的雕像。
下卷共分三个部分、七个章节，分别研究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死亡观念的变化，对死亡的冷漠态度，对于尸体的处理，假死现象，面对死亡的浪漫主义态度，公墓以及现代西方工业社会里出现的被倒置的死亡的现象。

在当权者眼中，流浪者代表了不同的现实。从中世纪被视作“天堂守门人”的“基督的穷人”到反秩序的“无依无靠者”从时而有小偷小摸行为的沿途找工作者到依靠乞讨在各节日活动间穿梭的年轻人 这些流浪者引起的社会反应始终是双重的、互相矛盾的。社会一方面提供着施舍，使这些人重新融人社会的研究范畴 一方面又通过苦役船、苦役监牢、禁闭等措施对他们进行无情的镇压。今天，居无定所者悲剧性的处境又在同一时间促使产生了一些慈善组织的建立和一些镇压性反乞讨法令的出，台反映了社会在面对其“流浪者”时一贯的措手无策和进退两难.

本书是作者的一部重要社会学著作，他通过系统的研究，探索自杀的原因和它的规律性。
《自杀论》是迪氏的一部重要社会学著作，它和《社会分工论》内容十分密切，也可以说，它是《社会分工论》的续篇。因为在《社会分工论》的最后一部分已对社会分工而引起的社会病态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所谓自杀，就是“任何由死者自己完成并知道会产生这种结果的某种积极或消极的行动直接或间接地引起的死亡”。

《押沙龙，押沙龙！》是福克纳最重要，也是最复杂、深奥，最具史诗风格的一部作品。它讲述的是美国南方一个家庭从1860年到1910年左右所经历的激烈的分崩离析的故事，深刻地表现了人与人、人与自己内心的种种冲突，触及与人类境遇有关的诸多带普遍性的问题。小说叙述方式独特；书中各人物从不同的角度，带着不同的主观感情“解释”过去，但共同体现出整部作品的悲剧格调。　　本书书名源自《圣经》典故，书中描述的亲子之间的爱与恨、兄妹之间的暧昧感情等，具有《圣经》故事的色彩。

《喧哗与骚动》是威廉•福克纳最著名的作品，几乎每个人都对这个名字耳熟能详。它以四个人物的不同视角将一个故事讲了四遍，如同一部交响乐的四个乐章，构筑了一个立体主义的美国南方社会，其创作手法之大胆丰富，足以为一部“创作艺术教科书”，是现当代文坛罕见的大手笔。《喧哗与骚动》被福克纳认作自己“最伟大的作品”，它也是公认的福克纳小说中最精美的一部。
《喧哗与骚动》书名取自莎士比亚《麦克白》一句台词：“生活就像傻子讲的故事，满是聒噪和狂怒（喧哗与骚动），却没有任何意义。”小说主题也在被这句台词说中。
小说分为四部分，分别由四个人讲述同一个故事。有智障弟弟班杰明完全时空错乱的心理活动；有昆汀在自杀前的种种臆想；有杰森有私利无亲情的所作所为；有黑人女仆眼中的烦扰家事。这些人以及他们所讲述的故事中的另外的人，如凯蒂、父亲母亲、毛莱舅舅，他们所有人似乎都在同时发出声音，急于诉说自己的欲望、困惑、愠怒和绝望。这些声音就如同现代派交响乐中的那种乐句，如低吟和嘶吼，倾诉着人在凝滞的时间中的窒息和苦熬，此起彼伏地充满整部小说的每一页，但没有一句是和谐和有意义的。

《包法利夫人》于1856-1857年间在《巴黎杂志》上连载，轰动文坛，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法当局对作者提起公诉，指控小说“伤风败俗、亵渎宗教”，并传唤作者到庭受审，最终以“宣判无罪”收场，而隐居乡野、籍籍无名的作者从此奠定了自己的文学声誉和在文学的地位。曾有人问福楼拜，谁是法利夫人的原型，他答道：“包法利夫人就是我自己。”

本书以史话的形式，通俗、生动的语言叙述了量子力学的起源和发展。它阐述了许多重要概念，如波粒二象性，测不准原理，爱因斯坦的时空观念，宇称守恒等。还阐明了这个新理论是怎样揭露原子、分子、晶体，以及原子核的构造秘密的。
本书是根据英译本翻译的，可供青年学生、教师及科技人员参考。

从1695年起，法国王权试图对免纳国家直接税的特权者开征普遍直接税，以缓解由于战争开支带来的财政压力，先后开征的普遍直接税有人头税、1／10税、1／50税和1／20税。
王权这一具有平等化倾向的税收政策遭遇的是一个以差异原则组织起来的等级－团体社会。这个社会充斥着各种个人和地方性的税收特权；这些特权被视为个人身份地位的外在标志，被视为传统的权利和自由的一部分。政府在与各种传统观念和特权集团的冲突和妥协中艰难地推行它的新税收政策。由于国王的权威和督办体制的效率，行政国家在普遍直接税、尤其是1／20税的征收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税收特权，但还没有撼动税收特权的根基：军役税免税权。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尤其是因王国财政体制与特权的共生关系，绝对主义王权还没有超越等级差异、实现完全的税收平等和行政合理化的可能和决心。而且新税收的实际效果也不能证明国家政策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另一方面，王权也为它的新税收付出了沉重代价。它的政策在60年代陷入了合法性危机。法官们指责国王强制登记的做法违反法国的基本法；大臣和督办、以及不受传统法庭约束的税吏们的工作，被谴责为专制主义。法院贵族的抵制及其造成的舆论和思想效应使得绝对主义国家行为陷入了困境：王权必须为它的政策寻找新的合法性来源。旧制度在普遍直接税方面的平等化和中央集权化政策因为其根本政治制度的衰落而无法贯彻下去。
法官们在税收问题上以自由来抗强权政府，但这种自由和他们的权利观念是建立在不平等的社会制度上的。他们反对任何具有平等化意义的改革，这些“创新”不仅直接威胁他们的免税特权，更危害法国古老神圣的等级秩序。根本上说，他们是等级和特权制度的卫道士。
在启蒙时代，普遍直接税政策的实施引发了公众对税收、财政和特权等问题的思考；到18世纪中叶，舆论中对特权的谴责、对财政公开性的要求不断增长，而这种趋向已经危及传统的社会和政治秩序。
旧制度末年的财政危机使召集三级会议成为王权走出困境的唯一选择。宪法和民族自由成了解决财税问题的先决条件。但召集三级会议的决定却引起严重的社会分裂。贵族们的抵制直接导致了专断王权的崩溃，但他们并不希望来一场社会革命，平等是他们无法接受的，正是在平等问题上，第三等级与特权等级、与法国的旧传统决裂了；特权成为令人诅咒的陈旧劣迹，而不是贵族所谓的天然合理的历史权利。因此大革命必须发明一套新的话语来为新的社会和政治组织原则奠基，并从根本上改造关于权利和历史等问题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