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语运动在现代中国影响既深且巨，作者将其纳入20世纪中国整体转型的脉络中，探讨语言和文字改革是如何反映并实际参与了这个过程，又对清末民国的社会文化产生了何种影响。这一考察，侧重于国语运动和国家建构、国族认同、文化理想、地方观念、阶级意识等范畴的互动，还呈现了它和变动中的物质景观、资讯手段及生活方式之间的关联。透过这一个案，本书力图展示，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尽管汲引了不少外来资源，但又怎样高度地依赖于我们源远流长的文化“大传统”。

一个世纪以来，消费主义的大潮让人无法独善其身，消费已经成为人们构建身份认同的渠道。本书紧扣“消费”这一线索，讲述了20世纪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诸多变化。在20世纪历史光影的诡谲多变中，购物和消费主义如何把这个古老的国家改造成今天的模样，消费者的集体面孔又是如何被一次 次地篡改与重塑。本书重新梳理了这背后繁复纷乱的历史线头与社会群像。
作者认为，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之外，还隐藏着一个小体量的历史，它真实而琐碎地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隐藏于每个家庭的锅碗瓢盆里，潜伏于我们目光无法达及的晦暗幽深处。由这些历史细节编织而成的，是消费主义在中国“本土化”的历史进程。每个消费者都是这段历史的见证者，他们在购物的同时，也在不知不觉中参与并改变着这段历史。

作者在本书中，研究了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过程这个重要课题，探讨了这个课题的许多方面，如：劳动在各职业内部的演变及其在职业之间的转移，企业管理、现代公司、办公室劳动的演变，科技革命的发展及其影响，以及工人阶级结构的变化等等。作者着重指出，各项演变、变化或发展的原因是资本追求最大的剩余价值。

内容简介：
罗姆巴赫的思想继承了欧洲神秘主义哲学中对于存在和原初性的探求，同时又与东方思想（尤其是道家和禅宗哲学）有着高度的契合；在现象学史上，他试图批判和超越海德格尔哲学基于人的存在之上的固定，将眼光扩展到自然和世界的整体存在。《世界作为活的结构：结构存在论的问题和解答》这本论文集，最初是海因里希-罗姆巴赫教授1996年访问韩国期间亲自构想和编定的。2003年德文本出版，这也是罗姆巴赫教授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
目录：
导言一
导言二
实体-体系-结构
作为生活结构的世界
意义
今日现象学
现象学之道
“我”
从一到非它的六个步骤
今日哲学的时代批判
科学以及人的历史性自我规定
人类交流的基本结构
关于教育事件的哲学思考
哲学符号中的民族间相遇
石头的世界
一切从何而来
文献提示
本书文献来源
译后记
导言二［德］乔治•斯汀格
哲学家海因里希•罗姆巴赫（Heinrich Rombach, 1923—2004）代表了一种思想，这种思想既是为了西方和欧洲的哲学、也是为了亚洲的哲学才出现于世。一方面，他的名字已蜚声国外，另一方面，他的思想至今相对说来还甚少被接受。其中主要的原因在于，罗姆巴赫生前越来越置身于通常的哲学讨论之外，因为他自信为哲学的未来开启了一个更加深刻和广阔的领域，而他本人就全身心地投入到对这个领域的研究之中。这册文集一方面展示了罗姆巴赫哲学中极为丰富的多样性，而另一方面则提供了观察他思想方法和系统之基础的一个窗口。
1 形成过程和思想特征
海因里希•罗姆巴赫出生于布莱斯高的弗莱堡<Freiburg im Breisgau>，他在弗莱堡大学学习了数学、物理和哲学，后来还学习过历史和艺术史，最终是以受马丁•海德格尔启发而构思的博士论文《关于发问的起源和本质》，于1949年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之后他成为马克斯•穆勒<Max Müller>的教学助手，通过穆勒，罗姆巴赫主要学到了中世纪思想。1955年他以一部关于笛卡尔和帕斯卡的著作完成了教职论文，由它而产生了一部致力于讨论近现代世界的哲学和存在论基础的两卷本著作――《实体，体系，结构：功能主义的存在论和现代科学的哲学背景》（1964/65）。罗姆巴赫出身于现象学的“弗莱堡学派”，并跟随海德格尔、奥根•芬克<Eugen Fink>和魏尔海姆•斯基拉斯<Wilhelm Szilasi>学习过。他通过广泛的研究，将哲学史的基础置于一个新的、迄今为止尚未被认识到的联系之中，由此产生出了奠基性的系统著作《结构存在论》（1971）。
度过弗莱堡的讲师生涯之后，1964年罗姆巴赫被授予并接受了维尔茨堡<Wuerzburg>大学的首席哲学教席，1972年在拒绝了来自慕尼黑大学的教席邀请之后，他就一直待在维尔茨堡直至1990年退休。之后他仍然有教学安排，一直陪伴着他的学生，直至最后他由于年龄和健康原因不得不逐渐退出学术活动。在他“活跃的”时期，他积极参与了各类学术组织的活动，比如做《哲学年鉴》的共同编者，以及“德国现象学研究协会”的共同发起人——他作为第一任主席领导了这个协会。
罗姆巴赫从一开始就认识到，他不得不面对两个根本上冲突的倾向和构造，而他却想将这二者拢到一起：一个是对于技术过程、逻辑、发明创造和革新的根本兴趣，与此相对的是一种朝向艺术的自发趋向，它在雕刻和绘画的尝试中表达自己。这种紧张的关系也贯通到他的全部著作之中，人们会这样描述这种情形：在技术方面它表现为对简洁、精确和分析型的区分力的关注，在艺术方面它表现为设想的热情、自由创作和对哲学思想过程的创新性领会。这个由海德格尔发起的思想上的争论以及由此获得的对于哲思化<Philosophieren>的洞见，还是没有使罗姆巴赫成为海德格尔的“门徒”，真实的情况是，他在接受海德格尔思想、但同时也是对它的舍弃和批判性的发展中找到了自己的道路。这种与海德格尔的思想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与海德格尔和胡塞尔之间的关系非常相似，这样罗姆巴赫也看到了一个必然的递进过程，它从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发展到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现象学”，再发展到罗姆巴赫的“结构现象学”。如果人们一旦掌握了这个结论——罗姆巴赫在《当代意识的现象学》（1980）以及在本文集中关于现象学的文章中特别表达了这个结论，面对这种对现象学的深入的继续发展和加深，那种抱残守缺的观念会震惊不已。
罗姆巴赫作为哲学家的工作和自视远远地超越了高校政治的和内部的事务。可以肯定，他一方面是“教师”和哲学专业的教授者，但是在某个意义上，比这更重要的是，他是投身到哲思本身的工作和过程中的“大师”。就像他的老师马克斯•穆勒有一次所说的，他是“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对于这种真正的哲学家，那种大多数情形下被理解成“哲学教师”的哲学教授范畴下的东西并不是很多。因此，罗姆巴赫那种有时以完全绝然的口吻出现的语言方式，也要首先归因于他哲学上的、以那种基本前提和深层结构为目标的展开，尽管在有些方面对同时代的理论进行构思时，恰好是在勾勒自身思想轮廓的意义上，一个更为开放的对话态度可能也非常值得期待。
2 三个构想
罗姆巴赫的三个构想，在他自己看来是完全独立的并且不能相互推论；这三个构想，每一个都以其自己的方式拥有它的来源、它的思想传统和提倡者。它们引出了最基础的思想和发展的路线，因此对话的双方大多数情况下也是历史上的思想伟人。就现实的哲学讨论而言，罗姆巴赫反而所得较少，那些东西相比于其它哲学上的追求并不意味着该受藐视，但最终会因为直接关联到多种多样的现实题材而阻碍他的思想中有所助益和富有成果的东西通向更广阔的开放空间。
结构思想
那种“结构思想”牢不可破地与罗姆巴赫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这种思想具有一个漫长的起源历史，并且在“实体”、“体系”和“结构”的哲学思想阶段和基本概念中被确立下来。如果以“实体存在论”来称呼古希腊和基督教中世纪时期的思想经历，那么“体系存在论”就会表现为是那种从近代一直延伸到20世纪、并且时至今日还一直产生影响的思想形式。但是，将那个隐藏在体系思想中的“结构”的基本特征作为原本要寻找的“存在论”揭示出来，这才是主要被关切的事情，这一点要到19世纪后半期，但更主要是在20世纪才变得日益清晰。那种主要是对库萨的尼古拉、伽利略、笛卡儿、斯宾诺莎、帕斯卡、莱布尼茨和康德的深入浅出的诠释会一如既往地表现得极具现实意义，如果单个科学以及哲学传统流派的不同的分枝和发展能被这种诠释带入崭新的和富有成果的光辉之中的话。而为了如此去阐述，那种已经被贯彻的体系思想一方面推动了自然科学和技术的近代科学概念，另一方面却同时致力于一种宏大的还原主义——这种还原主义令那种自由和尊严停滞失败。就像人们对这两个转向所称呼的那样，这种“体系的”和“本我论的”理性概念的后果时至今日在几乎所有的领域都还有留存。罗姆巴赫的“结构思想”清晰地显露出与所谓的“结构主义”还有“后结构主义”的不同——这两种思想同样都还带有很多体系的内涵，而“结构思想”与此相反地表达了一种尝试，即将那种“实体”和“体系”共同引导到一个新的层次上。《结构存在论》一书的副标题是“一门自由的现象学”，这是这种思想“系统的”和“方法上的”奠基性著作。《起源：人与自然的共创性哲学》（1994）一书体现了结构现象学的内涵，并且澄清了位于其中的所有事件的创造性基本质性。“结构状况”并不只是在它的“推动力”中被表明——“体系”也可以这样，而是首先在它的“生成”（Genese）之中，这种生成不仅将人之缘在的基本形式，更是将所有生活结构（aller lebendigen Strukturen）、也就是一般生活的基本形式表述为“生成的轨迹”。在“结构生成的”思想中，“形成”和“产生过程”取得了基础的地位，而在这之前，如果只谈论最重要的思想传统，那么这种地位是由“存在”、“主体”和“体系”所拥有的。“共创性”<Konkreativität>一跃而成关键概念，因为它能够清楚地说明，从一个共同的事件中某物是如何一个出自另一个地产生出来的，因而在其中它最先成为人们在实体化形式中所认识者，以及人们习惯性地由它出发的东西。在这里，艺术事件的现象获得了哲学的和存在论上的尊崇地位，如果艺术品和艺术家二者相互关联<aneinander>且相互出发<auseinander>地产生出来，也就是说它们超越了它们迄今为止所得到的自我理解的话。人不再被看作对立于这个世界，而是在人和世界的产生过程中［与世界一起］共同创造着。这种“人的特殊地位”不再被表现为可把持的形而上学内容，因为自然也已经作为一个自我生发和自我创造的过程从自身中产生出来。
因此，情况绝非像各方所批评指责的那样，即罗姆巴赫的目标是一个新的哲学体系。情况正好相反。他的“结构思想”是一个非常细致的“有穷性学说”，他的分析总是从某个确定的现象出发，以便然后追寻此现象本身的道路和过程，一直深入它的深层结构和高层结构之中。这种现象会成为“基本现象”，这种基本现象自身又显示成为某个哲学理论的基础。在这些方面，他对“感知”（《当代意识的现象学》），对“情势”<Situation>以及相关的对“行为”（《结构人类学》，1987，1993第二版），还有对“社会秩序”（《社会生活的现象学》，1994），都做了全面且开启式的现象学分析。
如果说《实体 体系 结构》在比较大的程度上还致力于对经典哲学家的文本诠释，那么相比较之下那个薄薄的小册子《哲学的当代：西方哲学的基本问题和哲学问题的当代状况》（1962，1988第二版）则进行了以下尝试：即不仅将文本自身放回到它们的历史背景中，而且在此之前预先说明了一个理解的范围，这个范围自身才预备和开启了认识和行为的可能性。哲学并非仅仅以认知的形式面对现实，它本身就已经是“行动的哲学”，人与现实性的事件就是被这种“行动哲学”推动着的。如罗姆巴赫所言，这种“基本哲学”不会也不能被写下来，因此它也就不会出现成为思考的对象。“它是所有文本的基础，但是自身不是一个文本。它是意识的前提，但是自身未被意识到。它被作为先于一切被开启之物的开启者，但是在它的时代它自身从来不是被开启之物。”（同上，第7页）。在这里，罗姆巴赫是在西方的关联语境中阐释这种“基本哲学”，而这基本哲学显示出一个自身内在的重大后果——那些伟大的哲学家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都遵循着和回应着这个后果。在任何小家子气的哲学概念看来，这一点很难理解，但这只是因为这种概念预设了诸如“主体”或者“客体”之类的基本概念，而从基本哲学出发，这些预设首先就要受到质疑。
哲学密释学<Philosophische Hermetik>
尽管人们可以把罗姆巴赫的“结构的”思想开端称为是“存在论的－现象学的－系谱学的”思想，但罗姆巴赫还发展出另外两个构想，这两个构想虽然也拥有它们的哲学传统，但是看上去却是与一般的和惯常的哲学形象相对立地发展着的。事实上，不仅是“哲学密释学”的想法，还有那种“境象哲学”<Bildphilosophie>的想法都可以被“解读”成基础的哲学批判，只要“这种哲学”在那里不仅在方法上、而且在专业特殊性上都被超越了。换句话说：那种所谓的哲学，经历了一种整体上的变迁。
“哲学的密释学”严肃地处理了以下的基本经验，即要避开一切看上去终极有效的可认识性和可理解性经验，但是这种避开在这里变成肯定意义上的了，指向一种隐藏在所有一切之中的普全性和世界性，这种性质仍然可以被找到并且被释放。从密释学角度看来，存在着一种世界的多元性，这触及到了哲学关怀的最内在的范畴核心，因为在这里那种古典的统一和多元的原理在其各种各样的游戏</运作>变体中遇到了它们的界限。这“在理论上”就是说：先于“认识”和“理解”的诸层次——这种认识指向“事实关联”、而理解则朝向“意义关联”，存在着那种“看”的层次，这种“看”使一个关涉到其总体结构和基本结构的“世界”逐渐显现并且进入到经验之中。不过，并且这也是关键性的：这个世界经验只对那种人，即某个“世界”也为之展开的人才显露。谁想对此有所怨言，世界就会避开他，他只能从一个对他自己而言处于隐藏和埋没状态中的自身世界中得出那种模棱两可性和相似性。因此，那个迄今为止被否定地占据的“密释学状态”的概念就触动了以下情形：人们“从外部”面对了某物，但事实上人们却并不理睬有关它的一切。这个密释学的“世界”抗拒着低估和平均化，它表明：一个世界必然出现，它才将会被作为世界来理解。在这个肯定性的标志之下，人们长久以来只晓得去尊重“我的世界”。但重要的倒应该是，也要通过它学会认识和尊重其它的世界，比如文化的世界和宗教的世界等等。不仅仅哲学上的、而且还有精神政治上的密释学的重要性都抓住了这一点，而密释学关于“世界多元性”的基本原理却会尝试着对那些紧迫的问题给出答案，比如像种族、民族和文化不再以一种相互排斥和战争的方式来相互遭遇，而是能够在和平的并且相互促进的方式中彼此共同存在，而且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在这样做时，它们不必放弃自家的自主性和特殊性。密释学一方面表明，世界之间既不是可比较的，也不会落入一个普遍的相对主义状态，因为根本不存在超越那种世界间差异的裁判机构；另一方面它则展示出，这些世界彼此之间是相互支持的，在其中它们通过成就各自的独立性和自身性而塑造出一种和平的共同存在。密释学使那些以前只会在敌视中出现的对立之物，以某种方式变得富于积极成果了，它们现在在彼此相互接受、相互尊重之中相遇。密释学在跨文化方面的重要意义非常明显，它能够挣脱那种捆得过紧的欧洲中心论的束缚——这种束缚的轨道无外乎理性的统一性原理。密释学宣扬了世界的多元性，这同时也是“理性”的多元性，它超越了诸如“现代对后现代”、“形而上学对后形而上学”之类的游戏范围。
如果罗姆巴赫是通过与那种思想上的“阿波罗学”</光明化Apollinik>的争论才引出关于他的密释学的最初想法（《世界与反世界：哲学密释学》，1983），那么在一个再度开始的过程中（《正在来临的上帝：密释学，一种新的世界观》，1991），他更尖锐地针对解释学、特别是伽达默尔影响下的解释学，勾勒出了密释学的特征。相对于那种“解释学经验的原理”，在这里一种“密释学经验的现象学”被针锋相对地设立。在这里，如果只从解释学的论证方面看，就必然会导致误解，这一点非常明显。但是它们更多地指向以下情形，即密释学和解释学之间的哲学对话还处于起始阶段。特别是，两者在对荷尔德林诠释中的维度上的差异，以及与此紧密相关的，对于双方各自通过“对话”而领会到的内容的分析，在此都可以具有指导性的意义。
境象哲学<Bildphilosophie>
“哲学”不再单单只能建立在文本基础之上了。罗姆巴赫曾前往亚洲和非洲做过多次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旅行。我们可以说，他在那里通过探索得到了关于“境象哲学”的又一个或第三个思想开端。由于“境象”<Bild>拥有一种自身的维度和“语言”，它们并不能通过那种被叙述的语言和书写被获得——哪怕或正是因为这二者尝试着使境象变得更加持久。在“境象”之下罗姆巴赫理解了所有的那些构形<Gestaltung>，比如将它们理解成使用和祭拜的对象，理解成美术品和建筑物，理解成日常事件，比如礼俗以及很多其它常见的东西。但是在此之下也有“基本境象”被理解，每个人都以他的方式在自身中承担了这种基本境象，并且面对这些基本境象他尝试着给出的答案都非常糟糕而不是正确的。因此，“深度”可以像“孩子”那样成为一幅“境象”，“击鼓”也可以是像“论证”那样的境象。
如果人们曾经见过，就像非洲的例子那样，击鼓不简单地只是对交流的一个隐喻，而是其自身也具有一种普全的实在性含义，所以由此出发，语言就像舞蹈一样、社会结构与日常的生活维持一样、女祖先就像宇宙一样被理解，这之后人们就对“境象”之下所意谓的内容有了一个了解。“境象哲学”开创了一种境象思维（Bilddenken），它也允许论证的逻辑学从基本境象的角度来接近它，有点像它在“物”之中或者还在“视域结构”中被奠基的那样。它并没有取代“论证”，但是它可以向论证展示其“基本境象”，即论证自身具有的一个不同的且更加深远的维度。《灵之生活：一本关于人类基础历史之境象的书》（1977）是将“关于境象的境象”带到我们面前的第一次尝试。这是一次冒险，通过它，伴随着“基础历史”，一个新的历史哲学的维度一同呈现了出来。由此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关于“基本哲学”的构想在多大程度上成功地借用了“境象哲学”，它们的“境象”意义，尽管能变得很清楚，却不可以与常见的“境象”概念相混淆。在《龙斗：流血内战的哲学背景》（1996）这本书中以及其它地方，罗姆巴赫进行了一次“关于日本文化的尝试”，那种“境象哲学的”以及“基本哲学的”思想再一次被示范性地引导到一起。
3 前景
尽管所有的这三个构想还刚刚开始被人们合适地加以接受，但它们还是指示出了这些思想的未来前景。 通过这本文集的翻译，罗姆巴赫的思想也将进入到中国的哲学之中，这是张祥龙教授以及他的同事们的巨大贡献。这本文集中文章的选择 出自多重角度的考虑：一方面考虑到要对结构思想、即上述事关全局的三个构想提供最根本的和基础性的阐述，另一方面则考虑到要表现出它们跨学科的应用领域，由此能穿越各种科学文化间的界限，并且将之引入一个富有成果的相互对话之中。由此还可以清楚地看到，由于罗姆巴赫的这些哲学构想远远地超越了西方的思想视域，因此它们在方法上就已经为一种“文化间的思想” <interkulturellen Denken>预先做了系统性的准备，这种文化间的思想目前正逢其时。 在这里，这种欧洲和东方（东亚）之间的紧张场景拥有示范性的功能，一种未来的文化间的思想将会接受所有的文化世界和哲学，并且一定要将它们都带进一个富有成果的对话之中。
2007年5月 维尔茨堡

The book is a study in comparative legal and economic history. It asks why early modern property institutions in rural China and England went down distinctly different paths—and whether these institutional differences had any macro-level economic effects. The book’s central thesis ties together cultural analysis with law and economics—two theoretical paradigms that have had virtually no interaction over the past several decades—but also engages the growing literature on global economic divergence.

这是一本用“文化记忆”将过去和现在链接起来，讲明白文化文本和国家认同重要性的理论读物。本书篇幅不大，却内涵丰富，基本包含了扬•阿斯曼先生不同时期的思想精华。文化记忆理论在“经历”的语言学框架内探讨“过去”的文本性，并将人这一理解的存在物看作是可以进行记忆的。扬•阿斯曼之后，“文学与记忆文化”“有文字和无文字社会”“文化记忆”等概念成为当今西方学术界讨论的热门话题，影响极为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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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研究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状况的全景式杰作。作者李强教授是中国社会学界的领军人物，潜心研究社会分层数十年。同时这本书又通俗易懂，和每一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即使是大众读者，也应该了解自己身处的社会阶层以及个人未来命运。无论是社会学研究者还是大众读者，都可以 从这本中国当代社会学经 典之作中获得必要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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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分层在任何社会、任何历史时期都是客观存在的，《当代中国社会分层》对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社会分层的历史形成、现实状况、未来走向做了全方位探讨。中国社会结构在过去是一个倒“丁字型”结构，但随着中国社会的高速发展，中国社会现现在已经形成了“土字型”结构。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有赖于中国中产阶层的发展壮大。而社会学研究已经证明，在现代社会中，中产阶层是维系社会平稳发展的最重要的社会力量。一个规模庞大、构成多元的中产阶层，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政治、经济、思想意识形态基础。本书还对中国贫富差距等问题也做了有意义的探讨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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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1918年，大约800万法国人应征入伍，实际参加战斗的士兵超过 400万，其中三分之一的人在前线牺牲。本书描述的正是这些没有特权、生命得不到保障的普通士兵的战地生活。他们除了面临死亡的威胁，还要忍受饥渴、疾病、严寒酷暑、孤独和恐惧。作者雅克·梅耶从亲身经历出发，同时援引了许多战友的书信、感想和回忆录，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幅真实而悲惨的战时生活场景。

1572年8月18日，巴黎举办了一场隆重的婚礼，玛格丽特•德•瓦卢瓦和亨利•德•纳瓦尔结为连理。这场婚礼本应是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和解的象征。然而，就在婚礼后的第六天，法国国王的御前会议一声令下，胡格诺派的首领被当即处决。随后，天主教徒又对新教徒展开大屠杀，亡者成千上万，男女老少皆成为刀下亡魂……
从一场象征着和解的婚礼到一场极端暴力的屠戮，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对胡格诺派数位领袖的“预防性处决”如何演变升级为一场波及全法的大屠杀？法国国王、太后、吉斯家族、西班牙国王究竟扮演了何种角色？对于这些由来已久的谜团，阿莱特•茹阿纳提出了一种新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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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屠杀的悲剧在法国造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断裂，引发了人们对王权的根基与界限、以及不服从的合法性的思考，同时也令人深思宗教分裂对王国传统造成的弊害。但是，从政治上恢复王国传统的愿望却遭遇到反击，对国王的过度神圣化打开了波旁王朝通向绝对主义的大门。
本书荣获法国第八届基佐奖、美国历史学会颁发的2014年度J.拉塞尔•梅杰奖（J. Russell Major Prize）。”

运用大量鲜为人知的档案资料，深刻剖析科技的发展及其运作方式，及其对当下人类社会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其中不仅涉及气候变暖、全球监视、地缘政治这样的宏观命题，也包含着互联网、智能手机、大数据法则等与你我息息相关的科技手段。作者极富启发性地指出：我们对科技迫不及待的使用，往往缺乏全盘考虑，其对人类产生影响也无法清晰地评估，当下社会生活的种种问题，其背后都有科技的影子。我们对科技的信仰和狂热，有时所指向的并非一个美好的乌托邦。

作者先提出旧约伦理学的神学、社会、经济架构，接着就一系列当代议题作深入的探讨，全面地阐述了旧约伦理学的重大问题，从而摆脱了与常规伦理议题的繁琐纠缠。
第一部提出了一个诠释框架，与旧约神学相通，读者可以参照一些旧约神学的著述。透过这个诠释框架，旧约世界马上呈现其原有的立体感与动感；这样读旧约，即可避免见树不见林的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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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是“旧约伦理学研究”，对于一般读者来说，可能比较枯燥。可对于想深入理解“旧约伦理学”这个领域的近况及研究方法的读者，这个部分才是宝藏。
该书自1983年问世以来，广受好评。如今经过大幅修改，再加上学术界旧约伦理学研究的最新综述，并辅之以详尽的参考书目，使得该书更加雅俗同赏。

英国著名古典学家玛丽·比尔德对性别议题的探讨
从文化叙事的角度揭示将女性排除在权力之外的深层文化结构
探寻“厌女症”背后的文化根基
◎ 编辑推荐
“你无法将女性轻易置于一个已经被男性化编码的架构里，你必须改变架构本身。”
《女性与权力》收录了比尔德两篇关于女性与权力的演 讲稿。在这两篇演讲稿中，作者从历史上的文学作品和现实情境中挑选了一些案例，来解释女性与权力的关系是如何在文化中被构建的，并指明权力的定义本身就已经将女性排除在外。在这样的情况下，已经在政治、商业领域中成功的女性被视为女强人，她们在无意或有意地扮演一个男性化的角色，同时又排斥这种扮演。除了这少数精英女性，在日常生活中的大部分女性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即她们的声音总被忽略，社会对她们的容错率也更低。作者指出这一问题，并质问目前围绕权力的文化架构，以在更深的层面上引发人们的反思。
◎ 内容简介
英国著名古典学家玛丽·比尔德以其睿智的头脑和辛辣的笔调重探性别议题，揭示有权势的女性是如何为历史所对待的。她选取了自古典世界直至今日的众多案例，探寻“厌女症”背后的文化根基，并将讨论引向公共场域中的女性声音、社会文化对女性与权力之关系的预设，以及少数“成功”女性拒绝将自己嵌入男性模板中的努力。
比尔德本身也曾经历过针对女性的歧视和网络上的性别攻击，在对这些个人经验的反思中，她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在人们的认知中，女性在已经被男性化编码的权力架构里根本就没有一席之地，那么难道不是权力本身需要被重新定义吗？
◎ 媒体推荐
眼光犀利且机智幽默，这个自封的“吵吵嚷嚷的女人”证明了公共言说不再只掌握在男人的手中。愿她拥有更多的力量。
—— 劳拉·加梅森，《金融时报》
来自一位热诚女性主义者的衷心呼喊，“敢于在公共场合发言”的女性应真正被聆听，这一完全合情合理的吁求提得对极了。
—— 《科克斯评论》
特别让人开眼…… 解释了“厌女症”的机制及它为何如此富有活力。
—— 艾莉芙·夏法克
一份耀眼而有力的宣言。
——《纽约时报》
清晰，料足，颇具颠覆性且机智幽默。
——《旧金山纪事报》

巴黎一直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城市，但它却是在“第二帝国”时期才摇身成为我们今日所知的现代性样板。在1848到1871年两次失败的革命之间，巴黎经历了一场惊人的转变，俗称“巴黎大改造”。奥斯曼男爵，传奇的巴黎首长，一手打造巴黎的外观，以今日巴黎四处可见的林荫大道，取代了昔日的中世纪城市面貌，成就了今日如梦如幻的巴黎。这段时期也兴起了以高度发达的金融业为主体的新资本主义形式，以及现代的大众消费文化。城市外貌及社会景观的剧变，带来崭新的现代主义文化，同时也导致巴黎沿着阶级的界线断裂，结果是1871年巴黎公社的建立，以及随后的血腥镇压。哈维的全景式观照与戏剧式的叙述，使得阅读本书一直充满着张力。本书堪与卡尔•休斯克《世纪末的维也纳》媲美，是研究现代都市兴起的历史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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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阅读奥斯曼的、巴尔扎克的，以及哈维的巴黎的时候，你可能会忽然意识到自己身边发生的类似情景。或许，你自己的城市，也曾经有过，或正在经受着：痛苦的“创造性破坏”的过程。
——唐晓峰，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
本雅明用意象蒙太奇重构了“巴黎，十九世纪的首都”，让我们置身于闲逛者、“波希米亚人”、拾荒者、妓女之中，行走在拱廊、林荫大道乃至街垒之间。大卫·哈维给出的是更冷峻的分析和论证：“巴黎，现代性之都”与其说是现代人间天城蓝图的实现，不如说是帝国和资本的联手杰作。从本雅明到哈维，我们看到了西方左翼的巴黎研究从文化批评到政治经济分析的深化。
──刘北成，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哈维的巴黎是对本雅明的巴黎的补充，而不是一种对抗。本雅明的巴黎，看上去像是美学；而哈维的巴黎，是政治经济学。本雅明的拱廊计划无法效仿，而哈维的研究可以说是历史地理学的完美一课。本雅明是难以望其项背的天才，哈维则是一个能让众人学习的典范。
——汪民安，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教授
持续十七年的巴黎大改造，将贫苦的老巴黎人驱赶至郊区，换来一个光鲜的“现代性之都”，随后巴黎公社革命爆发，二者有何内在联系？当贫困在郊区被“世袭”下来，2005年巴黎北郊的穷孩子走上街头焚烧富人的汽车，2007年郊区青年再次暴动，甚至端起了猎枪——“巴黎骚乱”，这场现代巴黎的“样板戏”一次次上演的时候，我脑海里浮现的，还是那次大改造的影子。一百多年前，让老巴黎天翻地覆的铁铲，所制造的贫富分区等“遗产”，对今日之城市动荡，负有怎样的责任？我想在这本书中找到的答案。
——王军，新华社高级记者，著有《城记》《采访本上的城市》

这本《超越文化》是跨文化传播学领域的奠基之作。作者在书中对各国文化的特点进行了总结和比较，并提出了大量影响深远的理论，包括高语境和低语境理论，单向时间习惯和多向时间习惯等，对这个学科的创立和发展影响巨大。这本书中的理论和研究方法被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各国学者大量引用和借鉴，对于中国跨文化传播学科的发展和完善意义重大。

傳說中的「三不管」地帶九龍城寨，是一個傳說，是一個謎……
有將近五十年，九龍城寨這個奇特社群是位於香港中心地帶的黑暗世界。城寨沒有法律、漠視基本服務、規劃條例或建築標準，但它不但繼續存在，而且蓬勃發展。但是，在英國、中國和香港政府「三不管」的情況下，這種地方怎麼能存在於一個現代城市之中？誰會在那裏生活？為什麼？
《黑暗之城：九龍城寨的日與夜》不但收錄具份量的歷史篇章，更有俯拾皆是的精彩照片、繪畫、地圖和城寨街坊的口述故事，詳細地探討1945至1990年間城寨的急遽發展，同時研究它過去的黑暗面。城寨總給人詭異和神秘之感，是源於許多關於它的謬見，此書也會道出這些謬見背後的真相。
九龍城寨，是一個逝去的地方，在巔峰時期，曾是三萬五千多人的家，而且至今仍是世人所知人口最稠密的社區，城寨清拆二十年多後，《黑暗之城：九龍城寨的日與夜》記錄了城寨的黃金歲月與消亡，與讀者一同重新思考和認識九龍城寨這個空間和生活其中的不平凡社群，為他們留下獨特的城寨印記，撿拾城寨的凋零與茂盛。

本书将美国的社会科学话语置于美国文化、政治与制度语境中，深入分析自美国重建时期至经济大萧条前夕塑造美国社会科学学术传统的基本意识形态假设：美国例外论。例外论观点认为，美国基于其共和政府和广泛的经济机遇而在世界历史中占据特殊地位，可以避免欧洲面临的历史变迁、大规模的贫困和阶级冲突等问题。然而，内战经历、迅速的工业化以及宗教承诺的衰落带来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民族危机，迫使美国不得不面对现实与观念的历史变迁。美国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正是诞生于这场危机，它们的发展正体现了保留例外论理想的利益对这些历史变迁的逃避和驯化。作者向我们展示了每一门社会科学学科在发展自身知识传统时，如何对历史意识、政治需要、职业结构以及可利用的科学概念做出反应，如何以自然科学而非历史学为基础建立模型，并嵌入自由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中。

世界也许充斥着越来越多的暴力，但是诺贝尔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在这部包罗万象的哲学著作中认为，驱使着这些暴行的，不仅仅是那些不可解脱的仇恨，还有人们的思想混乱。
在11岁那年，阿马蒂亚•森生平第一次亲历了杀戮。20世纪40年代在印度突然爆发的印度教徒—穆斯林骚乱的双方都是受到了别人的有意挑唆。这场骚乱中的绝大多数受害者——包括印度教徒与穆斯林——都是同属一个阶级的劳动人民。然而应当对这场血腥屠杀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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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计划”资助出版:本书从华人的角度来研究马来西亚的现代化进程，并以历史与逻辑相结合，过程与结构相融合的方法对华人、马来西亚和现代化这三者的关系进行了具有创新意义的讨论。

《网民的狂欢:关于互联网弊端的反思》内容简介：在Web2.0的世界中，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的文化正在遭遇大批“业余者”的攻击。网络“剪贴文化”窃取了学者、艺术家、编辑、制片人辛勤创作的成果。网络博主的个人意见成为引领大众的舆论指标，YouTube上的自制视频取代了电视网，数字盗版压垮了音乐产业……面对业余玩票凌驾专业考虑、智力成果在网络上免费下载，并将其视为理所当然的现象，该如何重建信息的专业性和版权保护系统？作者并不反对科技，而是指出误用科技将对人类价值观、经济与创造力造成严重伤害。尤其是当一知半解的业余者与受过训练的专家变得模糊难辨，让人开始质疑信息的可信度之际，真相将成为可买卖与包装的商品！书中简洁有力的论述提醒众人：勿沉醉于民主理想，却扼杀了专业主流媒体的存在意义。

持续至今的真实“北漂”史。转型中的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经济与社会。北京“浙江村”与“浙江村人”三十年生活记录研究。
“浙江村”，20世纪80年代起渐次于北京天安门以南5公里的 南苑地 区汇聚成形。30年来，其经济生产与社会再生产的特殊面貌、内部空间与外部环境的互动演变，已成为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流动人口与城市社会经济发展，体制、权力与政策的鲜活样本。
作者借同乡之便，于90年代中期6年时间里对“浙江村”进行实地调查，深入“浙江村人”的日常生活，以近乎白描的写作手法，细致呈现了“浙江村”这一流动群体的落地、发展和变化中的诸多细节。对于“浙江村”的形成、结构、运作、变迁，“浙江村人”作为“外来人口”在北京的生活、生产经营、乡情民愿、与流入地及户籍所在地管理部门的互动等等，均加以极近距离的分析记录。
本书时隔20年后修订再版，除对前版内容进行补充订定外，于新增序言部分特别回顾了“浙江村”和中国社会自2000年以来的变化，对“正规化”及“分割—攫取模式”进行了分析阐述。同时为便于历史比照，增绘了2017年“浙江村”疏解前分布示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