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思音乐:挑战音乐学》是一个音乐家对音乐的现代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分析，涉及音乐学及音乐研究的其他领域，分析基于自己对二战以来英美这些学科的理解。书中具体围绕：音乐学与实证主义：战后的年代、民族音乐学与“文化音乐学”等内容展开。

现代化是一个古典意义的悲剧，它带来的每一个利益都要求人类付出对他们仍有价值的其他东西作为代价。大部分近代以来的文学与哲学之勃兴，恰恰源于人们眼见他们珍视的东西被他们想要的东西削弱或者摧毁。每个人对平等、个人主义、科学和现代工业等给予高度评价，然而同时也为传统生活、家庭伦理、与自然相契合大声疾呼。这两组欲求的冲突，不但象征和表达了人类最深的社会冲突，也象征和表达了人性本身的深邃矛盾。
作者从德国的反现代化论者如哈曼、谢林和赫德、费希特等人的思想梳理开始，继而将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如斯拉夫主义者，印度的甘地、泰戈尔，中国的张君劢、梁漱溟，日本的冈仓觉三和西田几多郎，一直到当代的埃吕尔和马尔库塞等的思想做了全面的梳理。
作者认为，持续的反现代化批判的贡献与意义是：在批判的过程中，辨明了现代化过程的真正本质，也确定了人类要付出的代价。“现代化”与“反现代化”思潮的冲突将以二重性模式永远地持续到将来。

今天谈及中国壁画，往往只记得敦煌、云冈，陈丹青却偏偏拉着我们去看这幽暗古老的北朝墓室里，一幅幅被掩埋、被遗忘的壁上画作。他要我们一起体会，那种撞见“意外之美”时的惊喜与着迷。
2020年初，山西博物院首次展出四座北朝（公元六世纪）墓室壁画，《局部》导演谢梦茜及团队三度前往太原展场，并真实进入地下墓室，实地拍摄陈丹青的讲述，最终以上下集呈现。这部由看理想倾力打造出品的《局部》特集，时长100分钟，题为《线条的盛宴——山西北朝墓室壁画巡礼》。

作者对近年来我国美术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深入研究，运用全球化视野，总览古今，横观中外。书中涉及的领域有艺术与社会的关系、中西方现代与当代艺术的性质与特征、中国艺术发展的困境与矛盾等方面。
本书收录十年间，作者对于图像与造型问题的探索。研究形式新颖，内容丰富、翔实，对于研究当代美术理论和批评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国内外学者研究造型艺术将大有裨益。

第三日　真实、原创性和世界（节选）
李军：西方学界有对于文艺复兴前后古物运动问题的研究。古物运动有这样一个背景，比如说所谓的“古代的发现”。其实在15世纪前的罗马，诸如建筑、雕塑残片的古迹是随处可见的，那时候的人把古迹当作废物来利用——把古代的大理石柱、雕像给烧掉，用来做建筑材料；或者把某个神庙的柱子移到教堂里面去——这种挪用和废物利用是很常见的。那时没有人讨论古代的发现，古代在那个时候是被视而不见的。这个很有意思，整个罗马的东西都在那儿，从来就没有完全消失过。
到了大概15世纪的时候，随着人文主义的兴起，人文主义的历史学者开始研究所谓真理的问题。他们研究君士坦丁的敕令，即让基督教成为国教的敕令。当时一个人文主义的学者怀疑那个敕令是个赝品，不是真的。
意大利文艺复兴三杰之一拉斐尔·桑西，《雅典学院》
与此同时，有了一种要回到原来的那个时代的要求。比如说乔托画的《圣方济各生平》，圣方济各穿的衣服是中世纪的袍子。他画《耶稣生平》中门徒也穿类似的袍子。乔托并不区别古代的题材和今天的题材。再比如说，他可以把中世纪教堂的一个尖拱画在耶路撒冷，他对古代和今天是不作区别的，这是13世纪到14世纪的情况。到了16世纪，瓦萨里的画中就有了历史的概念，他画的罗马士兵，是按照考古后掌握的罗马士兵当时所穿的军装、鞋的样式来画的。瓦萨里区别描绘了罗马时代的历史题材和当代题材，历史题材要按历史性的方式来处理。
欧洲绘画之父乔托·迪·邦多纳，《圣方济各在意大利阿莱城驱魔》
最早教皇所提倡的古物保存政策，来自“金屋”的发现。在扩建圣彼得大教堂的过程中，人们发现了很多古代雕塑。那个时候人文主义已经兴起了，这些雕塑被认为是古代的东西。也是在那个时候，教皇说，这些古物不能离开教皇国。这是西方最早的文物保护政策。开始保护古物之后，就产生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这就是博物馆的起源。博物馆成为古物的存放所，而且博物馆的存放要按艺术史的序列来展开，按照时间的顺序和不同的地域分别排列。一部艺术史在博物馆里面是一目了然的，有一个说法就是“可视的艺术史”。
按照这样一种序列排列之后，整个历史、“Old Masters”、传统都昭然可见。它就变成了一个直接的（按照老尹的话说）那个时代的地层。所有这些东西是伟大的、是传统、是真迹，与此同时也是陈旧的。对后人来说，它是唯一的，所以后来人要追求自己的唯一，要有新的东西。这个“旧”的系统建构的同时，也建构了“新”的系统。什么是新的？最简单的确定“新”的办法就是跟“旧”的不一样，跟博物馆里的东西不一样。
现存世界上最早的博物馆之一——梵蒂冈博物馆
城里人到乡下去，会感叹说那几个破屋子多漂亮，因为这跟他在城里看到的东西不一样。他是在用欣赏的眼光来看一个自然风景，所以他认为那种风景是好的。我们发现，艺术史就这样变化起来了。旧的东西、旧的宝物在博物馆里面，是唯一的、原创的、伟大的，继而变成了后人的“影响的焦虑”。后人怎么继承这个遗产？必须要创造一个新的唯一。只是模仿原有的唯一，是成不了大师，进不了博物馆的。必须原创，要跟原有的不一样。也就是说，通过我们的艺术史研究、博物馆的系统陈列，创造了一个伟大的宝库、一个完满但陈旧的世界。与此同时它告诉我们，只有和它不一样，才是你的方向。这就是一个现代性的东西。
如果我们像中国古人那样看待“真”，认为“真”不是唯一的东西，比如说“真”就是一个无伪的状态，那么在这个状态之下，即使做了一个跟古代一样的东西也没关系。这样一来，就能在某种程度上去摆脱那个体系的压迫，反抗所谓“影响的焦虑”，当然这是很困难的。
法国卢浮宫
西川：你说的这种拿古代的东西不当回事儿的情况，让我想到一次特别震惊的经历。很多年前了，有次去高碑店，那边有一个村子里有很多古家具。“文革”砸烂了那么多老东西，但是我居然在那儿看到一卡车一卡车的老家具，是真正的过去的旧家具，在那儿打包，然后往海外运。当时我就觉得中国古代的东西、老东西，真是砸也砸不完，太多了。
还有一年我去希腊，我们都觉得古希腊的遗存是珍宝，但我在那个岛上，看到古希腊的石棺就扔在路边。去年我在土耳其的一个海边上，看到古代的神庙塌到海里去，海水一浸泡，那些白色大理石已经被磨得看不出来了。实际上那都是古希腊的东西。后来一块儿去的人在上面喝咖啡，我说下来下来，他说下来干吗，我说看看这些散落在海水和海滩上的石头，这是真正的古希腊的东西。但是也看不分明，已经被海水侵蚀得比较厉害了。
故宫博物院家具馆
古代的东西其实不值钱，那么古代的东西被神圣化是因为什么？我觉得，古代的东西被神圣化才有关于真伪的焦虑，这是对一个古代神话的重新组织。一个人之所以组织起古代的神话，一定是为了面对他的今天。或许他是觉得今天是一个有缺陷的今天，所以他要对今天进行批判和质疑。
也就是说，对于古代的真伪的焦虑，背后一定是有对于今天的一种焦虑，或者至少是对今天的某种思考的反映。之所以觉得有必要组织一套关于古代的知识体系，一定是跟今天有关系。昨天我在网上看到一些图，是要在迪拜那儿弄一个大的工程。这个工程中全是现代化的建筑，大的室内购物中心之类的。我想到中国人现在在做的东西，比如我们规划的城市、盖的这些房子，好像是在模仿欧洲，但是最后呈现出来的那个样子，有可能是阿联酋。换句话说，我们觉得是在模仿欧洲，或者美国，最后呈现出来的结果是一个迪拜，就是大高楼那种样式。
中国的文明跟阿拉伯的文明之间还是有区别的。由于信仰伊斯兰教，阿拉伯人对于自己的古代的态度跟我们还不太一样。当大部分中国人要把城市规划、建筑样式都按照迪拜模式来的时候，另外的一些人可能就要追求一个古代建筑的样式。在这个情境下，真正的古代的东西，成为我们一个很大的寄托。我想跟今天的有钱人花上亿元买一个有点问题的古代的东西，以达到占有的目的，其中有点内在的关系。
迪拜
尹吉男：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应该是在大学三年级的最后一学期，去了山东几个地方做田野实习，平度、高密、昌邑等等，昌邑靠海，昌邑那边还有摩崖石刻。
......当时在平度县城，我们出发之前一人租了一辆自行车。那时候租自行车没什么手续，也没有押金，就问你是从哪儿来的就借你了。一共借了两周，穿越三个县旅行，每天差不多骑一百华里。一人一个考古袋挂在后座上，开始是空的，我们回来的时候全是满的。满到什么程度？装不下就放弃一些，把更好的留下，像大汶口文化的红陶鬶，有的是，都很完整的。我们开始是有破茬的也留下，后来就有更好的，没法拿，就放弃一部分。像石刀、石斧、石纺轮、陶纺轮多极了，都是好东西。汉代的画像石，在田野里完好无损的多极了，还有砌在猪圈里的，那真是遍地都是古物。虽然这么多年我再没去过山东，但是我相信还能找得到。
大汶口文化，彩陶背壶
还有一次，国家文物局组织到牛河梁去，牛河梁要申报世界遗产。同去的还有傅熹年先生、徐光翼先生、严文明先生等人。当时傅熹年的一个学生还跟我说你不是学考古的嘛，你能给我找到文物吗？我说那小菜一碟。我就在那儿转了一圈，捡了满满一把细石器的石片，是彩色的，特别漂亮。那时候山东的农民很随便就能刨出古物来，刨出一个陶罐来，一锄头就给打碎了——这是瓦碴子，他没有“古物”这个概念的。问题的关键是什么呢，一个日常生活当中的古物，跟博物馆中的古物是有天壤之别的。古物被采集、被学术化之后，被艺术史化、考古化、历史化之后，进了博物馆就不一样了，一下就变成了不起的东西了。所以这里面有差别。但是有一点，那个时候在山东看到的东西，都是雷同的，纺轮、陶鬶都大同小异，基本都差不多，没什么区别。
牛梁河遗址公园
西川：黑格尔就讨论说“神龛”是什么。他说神龛就是从空间里隔出了一块空间，比如说这个本子放在这儿，它什么都不是，就跟山东农民挖出的那个瓦碴子似的，但是一旦给它放在一个玻璃罩里，那就不一样了。就是说，东西一旦放入神龛，它就是膜拜的对象；进入到博物馆系列之后，它就涉及另外一个概念：展示。头两天我听刘禾讲到万国博览会，我从那儿引申出一个想法：就是展示行为本身，它实际上是使一个东西不再是另外一个东西。比如那个瓦碴子，现在潘家园还有，而且都特别便宜。
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
尹吉男：我觉得首先还是有一个“真”的概念做基础。当形成一个历史序列的时候，它是一个真的历史，这是最起码的。另外它代表了不同的时间点，以及那时候文明的高度和代表性，以此互相区别。唐是唐的，宋是宋的，它们之间是不能混合在一起的。是什么不能混合？是地层不能混合，是样式系统本身就不能混合，是彼此互相参照的，我们才能去叙述一个发展史。关于“展示”，这不是针对学者的，对学问来讲不存在展示不展示。考古学家即使看到这个瓦碴子也不认为这是瓦碴子，因为已经被预先地考古学化了：在我看来，这是珍贵文物，怎么能当瓦碴子把它砸碎了呢，有一种谴责的心理在里面。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
原有功能消失，它才能跟文明相关。它不再具有实用功能。当然可以在书上讲它的实用功能，但是陈列的时候绝对不会让一个人把它当成酒器来喝酒，这就庸俗化了。艺术品怎么可以随便这样呢，这是不可以的。一定要把原有实用功能的部分全部去掉。是把它放到“真”的序列里去没错，但是没有把它放在真实关系里面，而是切断了它跟真实的各种联系，用最大的努力去消灭它的实用联想。这是一个基本的关系，这就是功能转换的方式。
一旦功能转换之后，它才跟唯一性发生关联。首先它必须是真的，但真的不一定是跟唯一性建立绝对的联系。然而功能一旦被人为地去掉，把它变成另外一个没有实用性的东西，它就变成非常主观的审美对象或研究对象，人得以借此而想象那个历史。

本书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2012年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包伟民对宋代城市的最新研究著作。本书在总结唐宋城市史研究的基础上，对宋代的城市规模、类型和特征，城市管理制度、市场、税制、市政建设、人口和文化等问题进行探讨，多有新见，是对宋代城市的独创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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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绘画三千年的漫长历史中，以唐末为节点的早期绘画担负着开发绘画媒材的宏大历史职责，无名画家的集体创作在日常生活和宗教礼仪环境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不同于以卷轴画为大宗的后世绘画，考古材料中所反映出的不同时期、地域和画手的风格变化，使得这段绘画史具有了研究方法上的独特性格。

本书共收20篇小文，自2009年起，应《古典文学知识》杂志之约，曾以专栏“故典新说”的形式陆续刊出。这20篇文章的话题，集中在典故的形成及其使用，涉及“画蛇”“天下白”“蓬莱仙境”“荔枝侧生”“龙涎香”“环佩”“点鬼”“乌台梅花”“金错刀”“阮籍失眠”等趣味横生的内容。收入本书时，一些篇章的内容文字作了修订。

“文人画的真性”（十六册）是研究中国传统绘画的一套书，通过研究元明以来十六位画家，探讨支配文人画发展的根本因素——文人画的真性问题。全书文笔雅致、思虑深远，深具可读性。
作者选择了元代以来的黄公望、倪瓒、恽寿平、八大山人等十六位代表画家，通过其文人画作和艺术人生，全景勾勒文人画的精神世界，探讨文人画的“真性”，并总结划分了中国绘画发展的三个不同阶段：“得势”“得韵”“得性”。《文人画的真性》语言明畅优美，不同于一般艺术史论的专业拗口，深具可读性，作者致力精微却又于细微处见知著，多有拨云见月的妙论。
十六本书中每本讨论一个关键性问题。如通过倪云林讨论“幽绝”；通过文徵明讨论“浅近”；通过陈洪绶讨论“高古”等等。十六本书，十六位画家，十六个观照，合而形成对文人画真性问题的总体阐发，引发对形成文人画的本质因素——人的内在精神气质的关注，富有理论深度和穿透力。
《道在戏谑——徐渭的“墨戏”》为此丛书中的一本。从明代画家徐渭入手，讨论“墨戏”这一文人画中的关键性问题。

《八大山人全集(共5册)(竖排版)》主要内容简介：八大山人（一六二六-（一七O五年），明末清初的伟大书画家。绘画（特别是花鸟画）对后人影响深远，在中国美术史上有突出地位。为了弥补有关八大山人作品出版的不足，江西美术出版社投入了大量人力财力，尽量辑入经过鉴别的存世书画。应邀参加工作的编委，主要是从事美术史论研究卓有成绩的中年学者。

《安晚册》内容为：此八大山人精品画片系列丛书是依托我社荣获第五届国家图书奖的《八大山人全集》所选编整理的册页精选。此册内容为现藏日本泉屋博古馆的八大山人晚年册页杰作《安晚册》，作品共二十二幅，以花鸟、山水、书法为主。正如安晚题名之意，此册意境散淡，取材奇致，墨法高妙。《安晚册》散页装帧，印刷精致，是学者、画家，研究、欣赏和临摹八大山人绘画艺术的优秀范本。

人称“司马小松”的黄易（1744—1802），不仅是书法、篆刻和绘画上成就卓越的艺术家，同时也是清代最重要的金石学家之一。黄易的访碑、拓碑活动，在嘉祥重新发现并就地复建武梁祠；其首屈一指的拓本征集并通过刊布、题跋等等，三十年间，积五千件拓本的收藏，使得他成为乾嘉金石学中最为活跃的关键人物，为后人留下了《小蓬莱阁金石文字》与《小蓬莱阁金石目》等著作。
本书从黄易发现武梁祠入手，展开对乾嘉金石活动的生动记述。在“金石亦时尚”的潮流中，翁方纲、王昶、钱大昕、孙星衍、洪亮吉、瞿中溶、阮元等众多学术精英，散布各处的地方官员与雅嗜金石的布衣学者，各以友朋的身份纷纷登场。
作者以清代金石学家黄易为中心，围绕金石收藏的信息渠道、征集网络、回报方式、藏品的经典化策略，以及金石学共同体的形成等等，重构了乾嘉金石学的社会生态样貌。
封扉书名题字为黄易手迹；封底印章为邓石如铁笔。

BBC“电视史上的里程碑”，当代艺术历史最具雄心壮志的纪录片拍摄工作，由著名艺术历史学家克拉克爵士担任编剧与主持，探讨西欧文明，而爵士更在本片中界定了人类文明发展中的几个重要阶段。《文明的轨迹》历时两年才拍摄完毕，剧组跨越13个国家，曾走访百多个城市拍摄，本纪录片首年播出时更被喻为电视史上的代表作。克拉克爵士引人入胜的对白，再加上欧洲地标动人画面，带领我们探索自罗马帝国沦亡至工业革命用其后的文明发展。这种通过艺术、音乐来呈现历史观点的做法，成为日后无数纪录片看齐并努力超越的基准。
"Kenneth Clark's sumptuous,magisterial,one-man servey of the achievements of bumanistic civilisation is a TV landmark" The daily mail
In 1966 BBC Television embarked on its most ambitious documentary series to date.The eminent art historian Lord Clark was commissioned to write and present an epic examination of Western Eyuopean culture,defining what he considered to be the crucial phases of its development.Civilisation:A personal View by Lord Clark would be more than two years in the making,with filming in over 100 locations across 13 countries.The lavish series was hailed as a masterpiece when it was first transmitted in 1969.
From 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to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beyond,Clark's compelling narrative is accompanied by breathtaking colour photography of Europe's grearest landmarks.This "history of ideas as illustrated by art and music'remains the benchmark for the numerous programmes it inpired.
特别收录 Special Feature
大卫·艾登堡禄爵士回忆《文明的轨迹》制作过程 Sir David Attenborough remembers the making of Civilisation
剧相馆 Photo gallery of behind-the-scenes stills

《古代墓葬美术研究(第四辑)》所收文章一方面对墓葬艺术的若干根本范畴——包括建筑类型、空间结构、建造技术、画像装饰、随葬器物、刻铭志文、新考古信息的贡献——进行了持续的探讨，另一方面，引进了新的研究维度，如墓葬艺术的材质和技术性以及墓葬艺术与美术史中其他领域之间的联系。本辑也抢先发售包括了对东亚以外古代墓葬的学术研究。

布莱希特的剧论和文论在德语世界和英语世界已有一套7卷本《布莱希特剧论全集》，并收入30卷本的《布莱希特全集》中，在西方文论界影响很大，是研究文艺理论的常备案头书，然而，在中国却仅有一本选本《布莱希特论戏剧》。本套布莱希特作品系列即以30卷本《布莱希特全集》中的剧论和文论部分为原本，每段时期选取其最知名的文章作为书名，邀请布莱希特研究领域的两位领军人物张黎和丁扬忠担任主编，邀请中国社科院外文所、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北京外国语学院德语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系的老师担任译者，并邀请本领域专家为每本书撰写序言或选取其关于本书最经典的研究论文代序，为中国读者展现一个不一样的布莱希特。
国内学界对布莱希特的译介，几乎都集中在其戏剧作品方面，实则，布莱希特在成为戏剧家之前，是一位知名的剧论家和马克思主义文论家，他的“陌生化效果”和“史诗剧理论”，以及将马克思主义与戏剧、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戏剧完美结合的戏剧方法，影响西方戏剧理论界、民国以降的中国现代戏剧理论界以至今日，本书正是收录国内未有译介的布莱希特论史诗剧作品，让读者了解到他的非亚里士多德理论体系是如何建立而成的。

《湖南商周青铜器研究》主要内容包括：湖南商周青铜器的发现与研究、湖南商周时期的青铜食器、湖南商周时期的青铜酒（水）器、湖南商周时期的青铜击乐器、湖南商周时期的青铜兵器、湖南商周时期的青铜工具、湖南商周青铜器的纹饰、商周青铜礼乐制在湖南的表现方式、湖南商周青铜器的冶铸技术等。

罗越（Max Loehr，1903–1988）是他那一代最杰出的中国艺术史学家，其1953年的名文《安阳时期的青铜器风格》事实上预测到了中国考古学家将要做出的考古发现。这些考古发现推翻了罗越的著名论敌、瑞典汉学家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1889–1978）的理论，后者对青铜器的分类和统计看似科学，曾长期统治着西方的青铜器研究。作者罗伯特·贝格利在本书重探了这一由于考古发现的介入而结束的学术争论，剖析了其背后的重大方法论意义。他从细读高本汉的文章着手，以生物分类学作比厘清了方法论的问题，辨析了科学与科学表象的区别。作者然后讨论了罗越的研究，为他所从事的艺术史提供了逻辑根据，指出他最关注的乃是重建一部有意义的发明创新史，把艺术设计者和资助者的意图看作风格变化的背后动力。作者在最后一章分析了风格这一概念，得出结论认为，艺术史学家正是由于没有认识到风格并非艺术品的固有属性，方才制造出了诸多混淆是非的典型理论。本书以罗越的青铜器研究为个案来探索艺术史学科的中心问题，其读者群并不限于中国艺术史学者，而是包括了所有关心视觉材料分析的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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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序
我在写这本关于我的老师罗越（Max Loehr，1903–1988）的书时有两个目的。我想阐释罗越研究艺术史的方法，还想描述和分析他对其最钟爱的商代青铜器所做的研究。我希望这两个话题能引起中文读者的兴趣，并想在此感谢那些使本书得以忠于英文原著的面貌出版的朋友。首先要衷心感谢王海城精确流畅的翻译，中文读者可以确信他们所读到的译文与我的本意分毫不差。接下来我要对浙江大学的缪哲教授深表感激，他盛情邀请并安排我们通过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王海城教授的译文。殷尧编辑和他的同事为本书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我为拙著能在此出版而深感荣幸。中译本的排版与设计紧随英文版的样式，由美国仓颉公司的David Goodrich（顾道伟）炉火纯青地完成。最后，我要感谢出版英文原著的康奈尔大学东亚研究系列惠允发行中译本，普林斯顿大学艺术与考古系的Barr Ferree出版基金慷慨资助图版及相关费用，以及浙江大学出版社承担出版发行任务。
贝格利
普林斯顿大学艺术与考古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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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序
本书是我的老师贝格利先生为他自己的老师罗越写的一部思想传记，集三十年教学研究所思所感，遣词造句精心推敲，字里行间处处流露着他对恩师的钦敬和思念。如今他本人业已退休，而我辈无能，不知如何撰文介绍他在艺术史、考古学、科技史、古文字学和音乐史等诸多学科的独到见解，只能暂且先把他的著作择要翻译成中文，希望借此机会消除中西方一些学人对他的曲解和误解。耐心的读者看了他对高本汉、雷德侯等西方汉学界知名人物的批评之后，可能就不会再相信他是一个有种族偏见的民粹主义者，而他对考古类型学和艺术史风格的剖析也会让读者不再把他当成信奉后过程主义的考古理论家。
若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先有精准的翻译，然而这又谈何容易！我的诸位同门师友想必都还保留着先生在我们大大小小的习作上用各色钢笔和铅笔所写的小字批注，从标点的正确使用到逻辑的严密推理都条列清楚，而这也是他对待自己写作的一贯态度。他最好的朋友是他书房里的废纸篓，每篇文章都要经过几十上百次的反复修订。他对文学的热爱也给他的翻译者提出了高难度的挑战，既要应对狄更斯式的庞大词汇量，又要推敲契柯夫式的精炼行文。他和这些文学巨匠共有的幽默感偶尔会在文章中流露出来，而这就更让译者在会心一笑之后陷入无限的苦恼之中。
因此，我抱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接受了浙江大学艺术考古博物馆缪哲先生的翻译邀请。如若没有他的鼎力支持和他发表在《读书》杂志上的中肯书评，本书的中译本就不会呈现在读者面前。在过去两年半的时间里，贝格利老师耐心详细地解答了我在翻译过程中遇到的所有问题，我相信没有很多译者能像我这样直接便利地探究原作者的文意（也要感谢电子邮件的发明！）。我的同门学弟李建深博士对初稿做了全面细致的校读，指出了很多令我汗颜的疏漏之处，并提供了无数精当的修改意见。美国Birdtrack Press的David Goodrich为本书的出版设计来回修改十多次，让中译本有了和英文原著同样优美的版面。我在此对他们深表谢意。
王海城谨识于西雅图自偏居
2015年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