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国家的治理逻辑，本书主要沿着两条脉络进行探讨：一是中央权威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这体现在各级政府体制的制度设施和行为方式；一是国家与民众之间的关系，这体现在国家与社会群体的相互影响上。本书从学术上推进了当前国内的国家治理研究，并为社会科学研究者提供了一种可以参照 的研究路径和视角。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位于湖北省江陵县（今荆州市荆州匾）城外西南一点五公里处的江陵磗瓦厂内，因取土而发现，一九八三年十二月由荆州博物馆配合准行发掘。它是一座土坑木榔墓，墓坑上部已遭破壤。葬具是一椁一棺，榔室内分成头箱和棺室。随葬品置于头箱中，主要有漆耳杯、漆奁、漆盒、漆盘、木俑、铜鍪、铜蒜头壹、竹筒等。各种漆器的形状和纹饰，舆江陵地匾屋年来发现的西漠早期同颊文物如出一辙；铜鍪、蒜头壸，剐舆江漠平原秦人墓中的同颊文物的凰格相似。襞掘者推断墓葬的年代是西漠早期（莆参兄《江陵眼家山三座漠墓出土大批竹简》，《文物》一九八五年第一期）。据墓中所出历谱可知，墓主人去世当在西汉吕后二年（公元前一八六年）或其后不久。从葬具和随葬品判断，墓主人身份并不高，随葬的各种古害也暗示墓主人生前是一名低级官吏，通晓法律，能计算，好医术、导引。
从残存的竹编可知，竹筒原置于竹笥中。由于受到淤泥及其它文物的挤压，竹筒已有损壤，卷束已散开，并有不同程度的移动。从竹筒的堆积状况可以判断，各种书籍是各自成卷，然后堆放在一起的。依从上至下的顺序是：历谱、《二年律令》、《奏谳害》、《脉害》、《算数书》、《盖庐》、《引书》；遣策另置它处。全部竹简计一千二百三十六枚（不含残片）。整理时参照竹简堆积情况，按竹简形制、字体和简文内容分篇、表联，也只能恢后各书的大致编联次序。除历谱和遣策的篇名是整理者拟加之外，其馀各害均原有害题。
上述各种古书涉及西汉早期的律令、司法拆讼、医学、导引、数学、军事理论等方面，内容十分三富，是极其重要的屋史文献，封研究西漠社会状况和科学技术的发逵有不可估量的价值。《二年律令》的发现使亡佚已久的汉律得以重现，不仅使秦、汉律的封比研究成为可能，而且是系统研究漠、唐律的关系及其封中国古代法律影响的最直接的资料。《奏谳书》则是秦、漠司法诉讼制度的直接记录，从中也可了解到秦、汉法律的实施状况。《脉害》可以碓证马王堆帛害《五十二病方》卷前佚书应是由《足臂十一脉灸经》和《脉害》棒成，并可补充帛害《脉法》中不少缺字。简本《脉害》中一些疾病的名稻，也可与《五十二病方》封应。《引书》是尃门讲述尊引、飬生和治病的著作，部分内容舆马王堆帛害《导引图》可相互印证。《盖庐》是年代较早的兵家著作，也是一部佚书，其中有明显的阴阳家思想。《算数书》是早于《九章算术》的一部数学著作，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数学发展的水平，在中国数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顾颉刚一生治学，勤于作读书笔记，六十多年积累了近二百册笔记，共计五百五十万言。这些笔记是他全部著述的重要组成部分，内容含盖中国古代文化的政治、社会、经济、宗教、思想各个层面，充满了新材料与新见解。其中五十四种笔记，1990年曾由台湾联经出版有限公司出版。今中华书局编辑《顾颉刚全集》，补收入顾颉刚早年读书北京大学时的笔记，有《寒假读书记》等五种，另将《浪口村随笔》、《史林杂识初编》两种收入。这是收入顾颉刚读书笔记最全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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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刊印唐宋元明四代的一百零九张传世古琴。每张琴除正反两面图象外，还尽可能提供有关铭文、题款、断纹、纳音或琴头、琴尾的特写照片，以便全面反映每一张琴的全貌。
共收入公私收藏历代名琴 109张。印制精工的照片从整体和细部展现各种式样、各个朝代古琴的外型、结构、断纹状态、铭文、款识、印章及额、尾、轸、徽等，为欣赏、鉴考古琴的时代、材质、做工、品极提供了翔实可信的第一手资料。

《唐代陳拙論古琴指法》是上一代上海著名琴家姚丙炎先生遺著，他將明代蔣克謙所輯《琴書大全》中之《唐陳拙指法》篇從新整理編排，並加標點句讀及注釋而成。原文為議論古琴指法之著，資料豐富，自成體系，為古指法珍貴資料，經整理注釋之後，更具學術與研究價值。
全書由姚氏以小楷親筆抄寫，字體蒼勁秀麗，注釋部分由其後人姚公敬補抄，姚公白寫《編前語》，本書可說是兩琴代人心血結晶。

经过一年兢兢业业的编辑，《法国汉学》第七辑“宗教史专号”目前已经正式出版了。该辑亮丽的封面上出现有中国民间宗教人物的形象，巧妙地传达了一个信息，本辑的内容重点是中国本土的道教和通俗宗教。该辑选登了法国四代学者撰写的有关中国本土宗教的代表性论文17篇，展现了不同时期法国学者的研究风貌。阅读这些精彩论文，仿佛受到他们的引导在做一次美妙的思想旅行，欣赏到了完全不同于我们以往所看到的本土宗教历史的风景。我们也经由他们的引导，了解到每一代学者研究兴趣和方法上的变化。如果说上述思想之旅仅仅让我们接触到了法国部分学者的某些侧面的话，那么该辑编撰的法国道教研究文献目录，则为我们提供了全面了解他们卓越工作的路径。而该辑选登的关于几位著名学者的小传，不仅得以让我们了解到这些伟大学者的富于传奇的学术经历，而且能激发起我们对他们的高贵品质和极富魅力的人格的无限缅怀。最后，该辑照例刊登了近期“中法学术系列讲座”中三位学者的讲演稿，显示出法国远东学院在中法学术交流方面蓬勃的生机。

作为一位明代的书画家和理论家，董其昌在他身后几百年已引起了学术界普遍的关注。1989年上活出版社暨中国绘画研究季刊《朵云》编辑部在松江举办董其昌国际学术研讨会，当时出版了一部《文人画与南北宗论文汇编》，收集了近百年来海内外有关董其昌的许多论文；而寻次会议所收到的一批论文，则收入了《朵云》24期之特辑。至1992年，美国纳尔逊博物馆又举办了董其昌国际讨论会，尔后该会的有些论文散见于国内的美术杂志。正是这前后两次国际讨论会，另外听说台湾也曾开过有关董其昌书法的研讨会，遂使我们萌发了编辑这本《董其昌研究文集》的念头。在编辑过程中行到了作者们的大力支持，尤其是一些译者在较短的时间内为我们赶译纳尔逊会议的论文，使本书行以如期付梓，这是我们要表示感谢的。为避免仍有所遗漏，我们还请洪再新先生搞了一个《董其昌及南北研究论著参考目录》附在书末，希望本书再加上以前出的那本《文人画与南北宗论文汇编》，能给予海内外的有关专家学者提供一定的学术参考，同时也希望读者对我们的编辑工作不足之处不吝赐教。

《唐研究》是荣新江教授主编的大型学术年刊 。为进一步推动对汉魏至隋唐历史发展的研究，《唐研究》编辑部组织了“从汉魏至隋唐：变迁与延续”专号作为第13卷的主体，聘请侯旭东先生担任专号执行主编。本卷收有论文15篇，分为4组。一是从礼治与朝廷关系，特别是《周礼》如何成为这一时期的统治依据展开研究，涉及到魏晋南北朝的讲武礼、太子册礼、《周礼》与北魏开国建制的关系、冠制与中古侍臣的演变，还有南北朝士族婚姻礼法的比较。二是围绕观念、身体与政治，涉及“淫祀”概念的变化、佛教社邑演变与北朝隋唐朝廷政策的关系、佛教生肖观念的变化、中古服散医方的变化与死后世界观念的演变。三是讨论文学观念、文体以及具体诗人的创作特点、史学作品的传播，关注的是南朝时期文学与史学的发展。四是经济与空间，讨论晋至唐岭南地区使用金银货币问题。另有专论一篇，对隋唐政治文化核心提出新见解。此外，有书评论文4篇，书评6篇。全书约60余万字，2007年12月底由北京大学岀版社出版。

《敦煌经部文献合集(繁体纵排版)(套装全11册)》主要内容：敦煌文献的发现，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多达六万件左右的古代写本、刻本，聚集了公元4至11世纪古代历史文化的无尽宝藏，迅速形成了一门引领20世纪学术潮流的国际显学——敦煌学。
但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由于种种原因，敦煌学是“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以致有“敦煌在中国，研究在外国”的说法。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敦煌学界发奋图强，后先相继，成果丰硕，局面已大为改观。但仍缺乏集大成的著作问世。汇辑出版一部集大成的高质量的敦煌文献总集，真正昂首自立于世界敦煌学著作之林，是我国学术界几代人的心愿，是“古籍史上前无古人”的伟业。正是在这种背景下，20世纪90年代，以张涌泉为首的一批年轻的敦煌学家开始了《敦煌文献合集》的编撰工作。
《敦煌文献合集》是将敦煌文献（汉文翻译佛经以外部分）按传统的四部分类法整理编排。整理工作包括定名、题解、录文、校勘等项。目的是为学术界提供一部校录精准、查阅方便的敦煌文献的排印本。使其成为像标点本二十四史那样的“定本”，使敦煌文献成为各个学科都可以使用的材料。现在，经过十多年的艰苦努力，这项敦煌学集大成的跨世纪工程的第一部分成果——《敦煌经部文献合集》终于面世了！
《敦煌经部文献合集》通过对现已公布的所有敦煌经部文献的全面普查，在分类、汇聚、定名、缀合、汇校等工作的基础之上，把所有相关写卷及其校录成果全部类聚在了一起，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敦煌文献整理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在类聚的基础上，又融进了编撰者自己的许多研究心得，多发前人之未发，显示出了编撰者广博的学养和敏锐的学术洞察力，使《敦煌经部文献合集(繁体纵排版)(套装全11册)》达到了敦煌文献整理研究的最新学术水准。
《敦煌经部文献合集》分为“群经类”、“小学类”两大部分。“群经类”包含《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穀梁传》、《论语》、《孝经》、《尔雅》九经；“小学类”包含韵书、训诂、字书、群书音义、佛经音义五类。书末附有卷号索引，方便读者检索查阅。

•跨越三个世纪和四大洲的风景之旅、历史和艺术之旅，以自然元素木、水、石分篇，内容丰富而结构恢弘，有光影、有色彩、有气味……生动再现了不同民族和文化的风景体验。
•作者西蒙•沙玛因多部扛鼎之作和纪录片《英国史》《艺术的力量》而蜚声国际。《风景与记忆》曾获W.H.史密斯文学奖，被评为美国《时代周刊》年度好书之一。
•彩图32面，黑白图片200多幅，包括许多名画和雕塑，图文并茂引人入胜。
本书探讨了神圣或神秘的河流、森林和高山等对文化想象力的影响。有力地说明人们被自然所塑造的程度不亚于他们塑造自然的程度。本书不是把风景作为孤立和个别的现象，而是作为连续的全景，视角跨越欧洲和美洲、东方和西方，融合个人记忆和群体经历，涵盖诗歌、传说、绘画、雕塑、建筑、园林等诸多方面，从多样的风景体验中挖掘出深层文化记忆，重寻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精神纽带。

正仓院是海外收藏唐代文物最著名的机构，原是日本于8世纪中叶在奈良建造的东大寺附属仓库。东大寺是日本建造的全国佛教总寺院，规模宏大，其仓库用于收藏寺院珍宝器物。后来，笃信佛教的圣武天皇去世，光明皇后将其生前珍爱的器物用具捐藏于正仓院，里面包含不少来自唐朝等地精妙绝伦的物品，备受瞩目。
本书是继傅芸子先生《正仓院考古记》之后，几十年来对于正仓院文物介绍最为全面系统的汉文读物。全书文字约5万字，图片150幅。本书的价值在于对正仓院文物背后的隋唐中原文化、中日文化交流以及文物本身所蕴含信息的解读，在于将这些知识介绍给对历史感兴趣的广大读者。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玖）》共收录简文四种五篇，都是前所未见的佚文。《治政之道》篇与第八辑《治邦之道》思想内容相关，字词运用一致，根据竹简保存的相关信息综合判断，二者可合而为一，是一篇罕见的政论长文。《治政之道》主张为政自上始，治政之要在于兴人，而兴人的标准是贤德等，其观点多与儒家思想相合，也呈现出诸家融合的特点。《成人》篇以“成人”应对“王”问的形式，论说法律制度的意义、司法原则以及断狱程序等内容，主张“德政亦用五时”。《乃命》二篇是诫命之辞，内容相互关联，根据诫命对象，各有侧重。《乃命一》诫命嬖御群臣要忠君勤事、言语谨慎，勿强取豪夺，以保其室家。《乃命二》诫命昵因群父兄弟要戮力同心、相收相恤，靖共公事、尽心相上等。《祷辞》篇与第三辑《祝辞》相类，皆系祭祷之辞，记录了八类祷祠告事求福之辞。

本书以有唐一代的近体诗为论述对象，并且探源溯流，将各体的发展都追溯到唐前时代，对唐诗体制的渊源流变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全书论述唐代五律、七律、五绝、七绝四种体裁在各时期的发展情况，所论及近体诗作家之众、风格之富、体类之丰、作品之夥，是迄今为止有关唐诗艺术研究的著作所鲜见的，而谈诗析艺之中肯、到位，亦颇为难得，可作为唐诗鉴赏读本读。

《国际汉学》是由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办，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一本综合性学术集刊。其宗旨是向国内学术界介绍世界各地汉学研究的历史、成果和最新进展，以拓宽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视域。同时积极推动国内学术界对域外汉学的研究，努力倡导国内学术界与海外汉学家的对话，使“汉学”和“国学”展开一种良性的互动，在一种跨文化的对比研究中，提升汉学研究的水平。

本書為魯惟一教授近年新作，英文版由Leiden & Boston: Brill出版社2011年出版，將董仲舒和他的聲望放到西漢歷史和思想發展的層面上，對公元前2世紀董仲舒在思想和決策上所扮演的角色進行了深入探討，並提出了具有顛覆性的觀點。
董仲舒的生卒年約為公元前198年至約前107年。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不太可能是漢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議實行的封建統治政策。作者認為，董仲舒的某些觀點，例如〈天人三策〉中的內容後來成為「儒家思想」的重要部分，但因此認為西漢時期就已經存在一個統一連貫的思想體系，或者說董仲舒等人是在傳播這一系統化的學說，顯然是不成熟的。一直要到東漢時，這樣的系統才逐漸建立起來，而儒家學說真正發揮效力至少要等到唐代。我們在西漢的歷史文獻中並不能找到證據證明在董仲舒的時代，「儒家」已經成為一種治理百姓的理想或方式，或是壓倒其他各家而取得了「勝利」。
董仲舒所謂的「一統」也無關朝代和政治的統一。
從研究古代文獻的普遍標準來看，現在很難再承認董仲舒是整部今本《春秋繁露》的作者。

本书收人1958—1960年在西安西北郊(汉长安城南郊)发掘的十四座西汉礼制建筑遗址的全部资料，同时收入1956—1957年在同一地区发掘的大土门遗址资料。内容分为十章：第一章绪言；第二章建筑遗址群综述；第三章第三号遗址；第四章第一号、第二号、第四号至第十一号遗址；第五章第十二号遗址；第六章第十三号遗址；第七章第十四号遗址；第八章出土的砖、瓦、瓦当；第九章大土门遗址；第十章结语。
这批西汉礼制建筑遗址为古代中国所特有，对中国东汉魏晋以后各代的礼制建筑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对中国古建筑学，尤其是中国传统的礼制建筑制度的研究，都有重要意义。对广大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及古代史研究者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书是薮内清一生研究中国古代天文学和历法史的结晶。1969年首次出版，即深受好评，当年薮内清就因此书及其对中国科技史的研究获得在日本有很高声誉的"朝日文化赏"，1990年出版的增订版又对原书做了40多处增补。至今仍是关于中国古代天文学和历法史的标准著作。即使在中文出版物中，也没有能与之比肩的同类著作。 本书包括三大部分。首先介绍了从汉代到清代的中国天文历法的发展概况，第二部分介绍了印度、伊斯兰等西域天文学对中国天文历法的影响，第三部分介绍了中国古代历法计算方法。 作者在这部总结性的著作中，用通俗、简明的语言，阐述了他毕生研究的心得。

趙越勝寫朋友，其實大多是在記載君子懿行。像書中所載輔成先生、張思之先生、徐亞英先生、楊鴻年先生，都是他心中景仰的君子。但談到友誼，他則不論序齒，君子就是朋友。
《詩》中極言君子，「既見君子，云胡不喜」，註家多以為言情人相見心喜。於本書作者，此情此景，喻之友朋，同樣貼切。那招朋引伴，鼓瑟吹笙的歡樂，豈是情人繾綣所能盡括？
書中所寫的人中，只有顧聖嬰女士與作者素不相識，「但自從我知道並瞭解了她，便將她視作我未曾謀面的姐妹。黑暗的大地吞噬她，屍骨無存，我冒昧以陋筆記下加害她的罪惡、我的痛惜與她的永生。這黑暗遠未結束，我們仍不配聽到她的琴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