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欧社会由中世纪向近现代转变的过程中，天主教会经历了深刻的变革，其标志性事件之一便是在16世纪中叶，在意大利半岛北方小城特兰特召开了宗教会议，即天主教会所说的“特兰特圣公会议”，而《特兰特圣公会议教规教令集》便是这次会议成果的集中体现。在特兰他圣公会议之后的大约4个世纪左右的时间，这部教规教令集一直发挥着天主教会的“根本大法”的作用。这部文献对于历史学﹑宗教学﹑哲学乃至社会学等学科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本书的译注工作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08FSS004）。

“小学毕业的时候，是1997年的夏天，和之后每一次毕业一样，炎热而干燥。”
从那个时候开始，关于一切痛苦和欢愉，我都准备好了。
90年代末的东北小城，那个外面一切都在激变的夏天，对于十三四岁的少年来说却是一首悠长的朦胧诗。故事的主角是108中校园里的一群初中生，小说通过少年李默“我”的讲述视角，叙写了七个凌厉的少年成长故事，如同奈保尔的《米格尔街》，这些人物相互独立又命运交织，有着互文性，勾连起“我”的成长轨迹。科学怪人刘一达、天才少年霍家麟、古怪早熟的迷人女孩安娜，永远穿白衬衫的艾小男……一生自我意识的觉醒时刻，来自成人世界的权力之手也在拨弄着这群少年：被监控的教室、枯燥无味的书本、充满戾气而势利的老师。面对与外部世界的第一次冲撞，有人激烈反抗，有人陨灭、失去踪迹，更多的孩子变得沉默寡言。《聋哑时代》勾勒出80一代的精神成长史。大雪覆盖的工业城市，下岗潮中陷入困境的家庭，在少年们的内心世界投射挥之不去的影子，校园生活也始终有一层压抑暗沉的时代底色。
《聋哑时代》是小说家双雪涛的自愈之作，如同把往事说进树洞，泥巴封好，日后好好珍存。不同于《平原上的摩西》的锋利冷硬，他用温柔的笔调、元气饱满真挚的汉语、爱与温存的目光，打量少年时代的梦和伤痕，为和自己一样活过的人们做传，把聋哑时代失声者的故事讲出来。这部长篇小说写于28岁，那时他过着白天在银行上班，晚上回家写作的双面人生，“写完那天，已经是夏天了。我知道自己再也写不了这样的东西，可能我成了另一个人吧，从那时开始，我就要作为另一个人活着。”
【编辑推荐】
★80一代青春终曲，唤醒成长之痛。我们总会一次次回到少年时代，那里保存着生命最初的模样。90年代末的东北小城，暗色调的108中校园，七个凌厉的少年故事，一段温柔陡峭的青春回忆，一部80后的精神成长史。任何一个夏天都无法与那个夏天相比，少年们沉默不语，少年们凶猛炽烈，他们 的脸上有着和我们当初一样的表情。
★为聋哑时代的失声者作传，这本书，是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耳朵。关于成长路上的疼痛与代价，关于那些远去的人，朦胧的爱情、年少的挚友，关于少年的锋芒如何陨落黯淡，向平庸的现实妥协，关于一个人如何在荒谬的世界孤独地长大，一一交出自己最心爱的事物。这是一代人的青春，也是所有人的青春。
★小说家双雪涛的自愈之作，新版完整呈现。新版恢复原作千余字篇幅，保存小说原初面貌，作品首次完整呈现。不同于《平原上的摩西》的锋利冷硬，小说家用温柔的笔调、元气饱满真挚的汉语、爱与温存的目光，打量少年时代的梦和伤痕，为同代人的青春留下存证，替沉默的人说出自己的故事。
★汉语小说青春书写的开拓性作品，双雪涛的少年故事，有塞林格式的叛逆与反思精神。
不同于我们熟悉的80后青春叙事，小说以锋芒之笔，剔开青春温暖背后世界的残酷；以少年之眼勘察人性明暗，书写个体与世界冲撞之间对自由和自我的恒久探寻；以一部鲜活的东北少年人物志，交织出时代暗影之下一代人的青春与命运，形成自己独特的美学风格和历史深度。

本书以一名资深海军航空兵的视角，讲述了英国最强海上力量——航母打击舰队在二战后跌宕起伏的命运：从余威尚存、征战四海，到惨遭裁撤、一柱难枝，再到重铸巨舰、艰难复兴。作者详细介绍了英国战后各型航母、舰载机，及其配套系统的设计、装备和使用情况，并且结合亲身经历述说英国航母打击舰队的作战历史，此外还浅显易懂地分析了航母舰队的力量变迁，以及导致这种变化的战略背景和政治背景，同时敏锐地指出了航母与国家地位和国家利益之间的密切联系。此外，书中配有大量的珍贵历史照片，并且披露出许多只有业内人士才能了解到的舰队轶事，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和趣味性。

《男子汉》描写希腊人民为反对军人政权所进行的斗争。主人公名叫亚历山大·帕纳古里斯，本书几乎全是真人真事。
帕纳古里斯是抵抗运动的发起人和领导人之一。1967年8月，在一次袭击军人政权总统帕帕多普洛斯的行动中被捕。他在狱中受尽酷刑，最后被处以死刑，不过没有立即执行。1973年，帕纳古里斯被赦出狱。两天后，法拉奇慕名前往雅典对他进行采访，随即与他结为生活伴侣。1976年5月1日夜间，刺客制造车祸，杀害了帕纳古里斯。

这是一则常读常新、百读不厌的往生事 例，何时读来皆令人振奋，给人法喜，给人安 慰。侯秋东教授见读之后，特别为文推荐，并 单册出版一千本与广大莲友结缘，希望在这末 法时代多拯救一些苦难众生往生西方净土，一 起脱离生死轮回。可见，只要有心，净土的莲 香随人可嗅，得救的法喜万人尽同。本书的主 人公盲眼老人，便是这样一朵开在浊世的净土 妙莲花，而绽放弥陀救度的奇异妙香。
为了让更多的人认识这样一朵妙莲花， 同时也成为这样一朵妙莲花，现将这一则往 生事例，附净宗法师的按语及侯秋东教授的 读后感，单印成册，普遍流通。

本书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历史是否有必要进行分期或断代。勒高夫从自己的对于中世纪史的研究出发，认为中世纪有必要与“文艺复兴”时期分别开来，长期以来他们之间所重叠的那一部分即15世纪史应该归属于中世纪的范畴。面对全球化思维，以及世界通史的研究倾向，勒高夫坚持要对历史进行分期，这样做能更好地让我们认清一种文明自身的发展轨迹、演变过程。

简介：
对霍布斯的政治哲学的经典研究。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并不出自对自然科学的接受，而是出自对人性与道德的体验与理解；霍布斯开创了近代政治哲学，为其奠定了基础。霍布斯的政治哲学也是对近代西方文明的独特假设的清晰表达。
前 言
本书旨在对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及其后继学说的原则作出分析。这些原则之所以需要一个新的分析，是因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对政治思想的传统，认识得更深刻了。以前，人们可以不加论证就有把握地认为，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是自然法理论的全盛时期；现在，这个情况已经一去不返了。那种看法理所当然地基于一个比较，即在理性主义时代的政治理论跟十九世纪的政治理论之间进行比较。在这一比较的范围之内，它仍然是对的；但是，当我们把中世纪传统和古典传统充分地考虑在内时，它就站不住脚了。这一转向，对我们阐释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其作用显而易见。约翰·莱尔德关于霍布斯的近著已经可以试图论证，在伦理理论和政治理论领域，霍布斯的“声音和双手都是中世纪的”。尽管这个主张很难成立，但是它清楚地证明，以往那种断言霍布斯的首创性毋庸置疑的观点，现在或多或少已经动摇，需要进一步论证；而这种观点在过去是不言而喻的。总的来说，如果自然法诸理论远非理性主义时代所特具，如果它们在中世纪传统和古典传统中就已经几乎是司空见惯的，那么，我们不可避免地要问，何以惟独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获得了自然法理论杰出时代的声誉。可能有人会说，由于广为人知的政治原因，自然法理论对那个时期的实际意义，大于任何其他时代。为了事先排除这种论据不足的答案起见，我们必须提出一个更恰当的问题，这就是：在近代的自然法观点和传统的自然法观点之间，是否没有原则区别。事实上，原则区别确实存在。传统的自然法，首先和主要地是一种客观的“法则和尺度”，一种先于人类意志并独立于人类意志的、有约束力的秩序。而近代自然法，则首先和主要是一系列的“权利”，或倾向于是一系列的“权利”，一系列的主观诉求，它们启始于人类意志。在本书中，我已经试图把作为近代政治哲学创始者的霍布斯政治学说，跟作为传统政治哲学奠基者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说加以比较，以期论证这一观点。如果我们把洛克、孟德斯鸠和卢梭的学说跟譬如胡克、苏亚雷斯和格劳秀斯的学说进行比较，我们就会得到本质上同样的结果。甚至莱布尼茨的学说，虽然在表面上似乎是上述规律的最重要的例外，但其实也会证实这个规律，只要我们不但考虑到他所归结于自然法命题的内容，而且考虑到其形式——即有条件的性质。（霍布斯在莱布尼茨之前就持这一看法。由于莱布尼茨的这个看法，康德的区别于假言命令的绝对命令原则，就成为必要的了。毫无疑问，传统的自然法法则，曾经是绝对命令，或曾经被理解为绝对命令。）然而，尽管霍布斯远不如自然法的多数鼓吹者那样重视“人的权利”的实际意义，他的学说却比任何人的学说都更清晰地体现了近代自然法的精髓及其所有的本质涵义。这是因为，霍布斯显然不像传统学说那样，从自然“法则”出发，即从某种客观秩序出发，辐是从自然“权利”出发，即从某种绝对无可非议的主观诉求出发；这种主观诉求完全不依赖于任何先在的法律、秩序或义务，相反，它本身就是全部的法律、秩序或义务的起源。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包括他的道德哲学），就是通过这个作为道德原则和政治原则的“权利”观念，而最明确无误地显示它的首创性的。因为，通过从“权利”出发，从而否定了“法则”的首要地位（根本上也就是“德行”的首要地位），霍布斯开创了一个针对理想主义传统的立场。另一方面，通过把道德和政治奠定在“权利”的基础上，而不是奠定在纯粹的自然倾向和自然欲望的基础上，霍布斯又开创了一个针对自然主义的立场。这就是说，“权利”的原则介乎于两者之间，一方面，是严格意义上的道德原则（如传统自然法的那些道德原则），另一方面，是纯粹的自然原则（如快乐、欲望甚或功利）。我们可以说，“权利”是一个司法专用概念。关于在哲学上运用这个概念的一些先决假设，将在本书的最后一章中谈及。这一哲学运用的涵义，我们不得不放到那里再作充分分析；因为在分析之前，需要首先排除障碍，此种障碍妨害我们仅仅是去承认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那就是，霍布斯的政治哲学从自然“权利”出发，而既不是从自然“法则”出发，也不是从自然倾向或自然欲望出发。
这些障碍之所以存在，是由于霍布斯试图把他的政治哲学放在近代自然科学的基础上。这样做的诱惑，确实难以抵御。在一定的程度上，传统的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基础是传统的形而上学，而当传统的形而上学被现代自然科学所取代时，就似乎有必要把新的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放到新的科学的基础上了。这种企图永远也不会成功：用霍布斯的后继者的语言来说，传统形而上学是“拟人的（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ｍｏｒｐｈｉｓｔｉｃ）”，所以可以成为一种关于人的哲学的恰当的基础；而另一方面，近代科学试图放弃所有的“拟人方法”，脱离所有关于目的和完美的观念，以此来阐释自然，所以，它对于理解涉及人的事物，对于奠定道德和政治的根基，往少处说也是毫无裨益的。就霍布斯而言，企图把政治哲学放在近代科学的基础上，后果是无法始终连贯一致地坚持自然“权利”与自然欲望之间的根本区别。所以，要想充分认识霍布斯“权利”原则的意义，首先必须揭示，他的政治哲学的真正基础，不是近代科学。论证这一点，正是本书的特定目的。
正如乔治·克鲁姆·罗伯逊五十年前在他的著作《霍布斯》中所指出的，“早在他还只是人和人类生活方式的一个观察者，而尚未成为一位机械论哲学家的时候，（霍布斯的）全部政治学说无疑就已经基本成形了”（第57页）。所以，我们自然而然地应该尝试，对霍布斯关于“人和人类生活方式”的“前科学”思想，对他关于人类生活的最早的、尚未为所谓科学“解释”所曲解的看法，作出连贯一致的阐述。我希望本书证明，如果我们企望对霍布斯的思想有任何条理清楚的理解，那么，这个阐述就是可能的，甚至是必要的。这样一种理解，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样容易取得。固然，霍布斯的每一个读者，都被他思想的清晰、严密和坚定所打动。但是，霍布斯的每一个研究者，也都为他的著述中比比皆是的矛盾之处而震惊。他的最重要、最独特的论断，大都自相矛盾，或者因在他的著作中某些地方否认了其明显涵义而产生矛盾；只有散见于他的著作中的很少几个论断不是这样。为了发现哪些矛盾论断表达他的真实观点，我们不得不紧紧抓住我们对他思想的严密和连贯一致的最初印象。因为那个印象不是别的，就是我们对霍布斯关于人类生活的根本见解的洞察，这个见解不是矛盾的，而是连贯一致的和不可分割的。正是这个人生观，而不是近代科学，才是他的政治哲学的真正基础。这种人生观的由来，与其说是任何学术或科学上的专注，不如说是对于日常生活和“公共社交”中人的行为举止的切实体验。而这个体验，作为霍布斯人生观的基础，其踪迹必须追溯到一种特定的道德态度，这个道德态度迫使持有这种道德态度的人，以霍布斯的独特方式，去体验和观察人类。惟其如此，这种对人类生活的见解，就不会表现在某个哲学体系里，而会在语言和思考方面，充分地表现在诸如霍布斯的同时代人拉罗什富科所使用的那种文风语调之中（附带说说，拉罗什富科对于“自爱”的重要性的看法，跟霍布斯关于“荣誉”或“自尊”的重要性的论点，如出一辙）。在霍布斯的著作里，有一些重要部分，就是用这样的语言写成的。然而，霍布斯的意图，不是仅仅为了抒发他个人的体验而阐述他的人生观，而首先是要为这种人生观提供论据，从而证明这是对人类生活惟一正确和普遍适用的看法。从这一意图着手，我们就能把握他的著述中含有那些矛盾之处的终极原因。因为，他没有现成的方法可供使用，以便适应阐发他的人生见解的要求，于是他别无选择，只能或者从哲学传统那里，或者从近代科学那里，去借用方法和概念。可是，无论是哲学传统，还是近代科学，都无法跟那些要求相对应。传统概念，不适合一个根本上非传统的看法；近代科学概念，跟一个发源于某种道德态度的人生见解难以相容。一方面，是霍布斯对人类生活最早的看法，另一方面，是传统或近代科学所提供的观念，这二者之间根本上的圆凿方枘，可以解释发生在他的著作中的全部矛盾，无论其涵义和后果是多么重要。确认这个事实，不但对于赋予霍布斯政治哲学以任何自圆其说的诠释，而且，如我所已经说明的，甚至对于认识这个哲学的原则，都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为了认识到霍布斯对于人类生活最早的见解，既独立于传统，又独立于近代科学，我们必须研究他的道德思想和政治思想的起源。因为，研究霍布斯的早期思想，可以使我们看到，他最早的人生概念，早在熟悉近代科学之前，就已经在他的头脑里形成了，这样我们就能确认一个事实，即那个概念独立于近代科学；而且，研究他后来的思想发展，可以使我们进一步证实这项发现，因为我们事实上将会见到，他最早的人生观，在跟近代科学的要求发生冲突。另一方面，把霍布斯的思想发展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即作为从传统中逐步解放出来的过程来研究，会使我们明白，他越是摆脱传统的桎梏，至少就越清楚地意识到，他早期人生见解的先决假设和涵义、后果都是什么；这样我们就可以证明，如果充分理解其意义的话，他的早期观念，就不但是独立于传统的，而且甚至是反传统的。现在，我们既从近代科学的影响（大体上）日益增大的角度，又从传统的力量（大体上）日益减弱的角度，去研究他的思想发展，而我们的出发点，是同一个原因，就是对于霍布斯的早期人生观感到兴趣。然而，我们从这两个角度入手，所运用的方法，却是不一样的。在第一种情况下，我们的兴趣特别集中在霍布斯的早期思想上，集中在他研究精确科学之前所持的观点上。在第二种情况下，我们特别想要看到他趋向摆脱传统的具体过程，这个趋向在霍布斯的后期，显露得最为清楚。不过，把这两条研究思路截然分开，是不可能的。由于霍布斯的早期著作很稀少，而他的后期思想则发挥得非常充分，所以我们在有些情况下，不得不对霍布斯后期思想发展的出发点加以推测，以此来阐释重建他的早期观点，从而弥补材料的不足。这一点必须强调，因为两条研究思路互相依赖，否则本书的写作构想就难以成立了。
在霍布斯那里，“早期著作”这个措辞的涵义有些独特。如果我们把它理解为霍布斯第一部系统的政治哲学著作（《法律、自然和政治的原理》，1640年完成）之前的所有著述的话，它们就包括他五十岁以前的全部写作。在这个意义上，“早期著作”计有：（1）他为其译著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写的引言（不晚于1628年）；（2）诗作《峰峦观止》（约1627年）；（3）由特尼厄斯发现编辑并命名为《第一原理简述》的那篇短文（1630年左右）；（4）为亚里士多德《修辞学》所作的两篇英文汇纂（约1635年）。上述第二和第三两部作品，与我们的目的关系不大。另一方面，我们还需要放入霍布斯早期的自传和传记记述，以及他的一些来往书信。这些极为稀少的材料，不足使我们赖以对霍布斯早期思想的所有方面，作出一个确切的答案。有一部查茨沃思手稿，尽管不属霍布斯文献，但据我判断，确实出自霍布斯之手，假使它可以被用作研究霍布斯早期思想的一个来源，那么情况就不同了。有理由推测，即便这部手稿不是霍布斯本人最早的著述，他对该稿的写作，也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部手稿题为《文集》，为威廉·卡文迪什所著，作为“今天的礼物”献给他的父亲。如Ｓ.Ｃ.罗伯茨先生向我指出的，《文集》其实是一六二○年匿名发表的《荏苒悠暇》（ＨｏｒａｅＳｕｂｓｅｃｉｕａｅ）的较早和简短得多的原稿。鉴于《文集》和《荏苒悠暇》都以培根一六一二年以后发表的一些散文为基础，它们就一定都是在一六一二年和一六二○年之间写成的。历史上，《荏苒悠暇》据认为是“钱多斯（Ｃｈａｎｄｏｓ）勋爵”或者“坎迪什（Ｃａｎｄｉｓｈ）勋爵，即后来的德文郡伯爵”写的。从威廉·卡文迪什签署的手稿发现以后，后者就被证实了，前者则很可能是由于把“Ｃａｎｄｉｓｈ”错读成“Ｃｈａｎｄｏｓ”了。当然，威廉·卡文迪什可能是任何一位德文郡伯爵，因为这些伯爵的名字都是威廉；但是这些可能性，有的却被《文集》和《荏苒悠暇》的写作时间（1612年和1620年之间）排除了，只有德文郡伯爵一世和他的儿子，后来的德文郡伯爵二世，能够是这些作品的著作者。伯爵一世的著作权也要排除，因为《文集》是威廉·卡文迪什献给他当时还活着的父亲的，而伯爵一世的父亲已于一五五七年去世。这样看来，《文集》的作者，很可能还有《荏苒悠暇》（名义上或事实上）的作者，不可能是别人，只能是威廉·卡文迪什，也就是后来的德文郡伯爵二世。而这位威廉·卡文迪什，恰好是霍布斯的学生和朋友。从一六○八年到一六二八年，霍布斯作为私人教师和秘书跟他住在一起，所以在年代上，正好覆盖《文集》和《荏苒悠暇》可能写作的整个时期。当时，培根同后来的伯爵二世威廉·卡文迪什，以及培根同霍布斯，都有私人往还；这些私人关系有助于解释存在于培根的《论说文集》与卡文迪什的《文集》之间的文学渊源。尽管卡文迪什的《文集》从培根的《论说文集》那里得到很大的借鉴，然而，借鉴者跟被借鉴者之间的歧见，却绝不是无足轻重的——而这些歧见，恰恰反映了培根的思想跟霍布斯的思想之间的不同。）
除非临时另予注明，我主要使用莫莱斯沃思版的霍布斯著作（引用时称《英文全集》或《拉丁文全集》）。《法律、自然和政治的原理》和《比希莫特》，我用特尼厄斯版；《利维坦》用Ａ.Ｄ.林赛的版本。
承蒙德文郡公爵大人慷慨地允许我在查茨沃思审阅霍布斯文献并引用其中一些段落，谨此极表谢忱。我也万分感激查茨沃思图书馆的弗朗西斯·汤普森先生，他在我研究霍布斯文献的时候所给予的帮助和忠告，其价值无法估量。
欧内斯特·巴克教授阅读了本书的手稿，并提出了非常有益的建议。我得以完成这项工作，首先归功于他的仁慈和兴趣。我必须向他深致谢意。
我还要感谢牛津巴利奥尔学院院长Ｒ.Ｈ.托尼教授、Ｎ.Ｆ.霍尔教授和Ｅ.Ｊ.帕森特先生给予我的帮助和鼓励。
洛克菲勒基金会、学术援助理事会和西德尼·苏塞克斯学院董事会的资助，使我深受其惠。
最后，Ｅ.Ｍ.辛克莱夫人欣然承担了翻译本书的艰巨工作，我谨向她深致谢忱。
Ｌ.Ｓ.
美 洲 版 前 言
由于各种原因，本书现在依照原稿再版。它无疑需要作很多修改。但是我仍然觉得，我对霍布斯的处理方式，比现有的其他处理方式更为可取。我曾经认为，霍布斯是近代政治哲学的创始人。这是一个错误：这个殊荣，应该归于马基雅维利，而不是霍布斯。然而，我还是宁愿保留这个容易纠正的错误，或者说宁愿保留这个错误的特定前提，而不愿认可那些更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观点。我曾不得不反对那些观点，它们比较不容易纠正。
我曾经已经意识到，近代思想对于自己是否从前近代思想那里取得了决定性的进步，已经失去了自信心，或者说已经没有了把握；我还看到，它当时正在转向虚无主义，或实际上大同小异地说，正在转向狂热蒙昧主义。我得出结论，近代人与古人孰优一案，必须摒弃习见，心平气和而又认真热忱地重新考察。换句话说，我的结论是，我们必须学会严肃认真地，也就是超然公正地，考虑这样一个可能性，那就是，当斯威夫特把近代世界比作小人国，把古代世界比作巨人国时，他其实是对的。我假定，政治哲学，作为对根本政治问题的终极真理的追求，是可能的和必需的：我把霍布斯看成一位政治哲学家，而不是一个空想者或神话编写者。我设想，作为一种本质上非历史的追求，政治哲学今天需要对于它的历史进行批判性的研究；这样一种批判性的历史研究假设，过去的伟大思想家们怎么理解他们自己，我们今天就会怎么去理解他们；政治哲学的历史，要求我们恰如其分地划分历史时期；这种对历史时期的划分，要跟主角，即那些伟大的政治哲学家的自觉意识相一致，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它才可以被认为是恰如其分的。我之所以断言霍布斯是近代政治哲学的创始人，是由于他本人曾经表示确信，他作为一个政治哲学家，已经跟过去的全部政治哲学，实现了根本的决裂，其程度之彻底，远远超过了季蒂昂的芝诺、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马基雅维利、博丹甚至培根所作的决裂。我的这个看法，从培尔、卢梭等权威判断那里，得到过证实。
我犯这个错误，其直接并可能是充足的原因，在于我对于马基雅维利《论提图斯·李维的前十书》的开场宣示思考不充分。我曾经从斯宾诺莎那里学到，要重视《君主论》第十五章那响亮清晰的号角声。可是，我也被所有的权威来源告知，马基雅维利的巨制，不是《君主论》，而是《论提图斯·李维的前十书》；而《论提图斯·李维的前十书》，表面看上去，是在试图追寻已经湮没或已经被遗忘的逝者，而不是开拓一个全新的前景。我没有考虑到，马基雅维利可能还在实行某种谨慎和克制，而霍布斯则已经不屑于这样做了：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对于首创权的索求，其振聋发聩之程度不同，这不是由于思想清晰程度不一样，而只是由于直言不讳的程度不同。我之所以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原因是我没有充分注意到一个问题：智慧能不能脱离温和与节制；或者说，我没有对于我们所必须作出的牺牲给予足够的注意；作出这些牺牲，我们的思想就可以获得自由。
Ｌ.Ｓ.
译 后 记
列奥·施特劳斯（1899—1973）是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同时又最引起争议的政治哲学学者之一。他著述诠释很多，今天在西方政治理论领域，仍然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属于施特劳斯早期著作，是为已经熟悉霍布斯原著的读者写的。全书的论证，严密紧凑，涵蓄复杂，同时又有瑕疵，甚至不免牵强之处。以赛亚·伯林认为，《霍布斯的政治哲学》是施特劳斯写得最好的一本书。然而据伯林回忆，施特劳斯生前曾经对他表示，这本书在他的著作中，是“最不优秀的一本”。施特劳斯在他后来为该书写的那篇引人注意的“美洲版前言”里，坦率地批评了自己的这部著作。而另一方面，柏林自己也是二十世纪一位重要的思想家，对他的意见，我们不能不重视。那么，他们两个人究竟为什么对这本书持有如此不同的看法，这本身就会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
本书英译本，由埃尔莎·Ｍ.辛克莱译自施特劳斯的德文手稿，于一九三六年首次出版。中译本根据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一九八四年英文版译出。注释中的版本、年代、页码等，与英文版同。书中摘自《利维坦》的引文，借自黎思复、黎廷弼的中文译本（杨昌裕校，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其他英文引文，悉由译者自译。大量拉丁文引文，以及少许希腊文，法文和德文引文，俱参照原著英译本译出。有几段拉丁文引文，无英译，由Ｃｈａｒｌｅｓ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Ｓｍｉｔｈ先生和年轻的朋友Ｄａｖｉｄ 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代为译成英文。译者谨向他们致以谢忱。原作中拉丁文、希腊文等文句译文以分别标明。
中译本错误肯定很多，概由译者负责，并希望读者指正。

《自由主义与价值多元论》主要内容:价值多元论是与晚期以赛亚·伯林联系存一起的观念，这种观念认为，基本的人类价信是不可还原地多元的和不可公度的，诸如自由、平等和社群这样的目标是内存的善，它们既不能按照一种绝对的等级加以排序，也不能被转译成一种具有共同特性的单元，如果这是正确的，那么当这些价值在特定的情形中发生冲突时，我们怎样在它们中间进行选择呢？尤其是，有什么理由证明支持个人自律和宽容的自由民主体制的价值排序呢？最近的评论者已经把价值多元论视为是存削弱自由主义对于普遍权威的传统要求，使它充其量只不过是没有更大合法性资格的诸种政治形式之一。
针对这种观点，作者论证，价值多元论本身蕴含对于自由主义的一种有力和独特的辩护，对价值多元论诸要素的反思产生了一组伦理原则，包括对普遍价值的尊重，对政治乌托邦主义的拒斥，对价值多样性的促进，对合理分歧的调和，以及对一组特定德性的培养。一种以对个人自律的强有力信奉、温和的再分配和多文化主义政策的宪政约束为特征的自由主义政治形式可以最好地满足上述那些原则。《自由主义与价值多元论》是在价值多元论基础上对自由主义的首次长篇大论的辩护。

本书简介
本书是美国佛罗里达州
立大学哲学和法学教授迈克
尔・D・贝勒斯的一部力
作。作者从对法律原则的一
般分析入手，运用规范分析
和比较分析的方法，以简明
的语言，概括和评论了程序
法、财产法、合同法、侵权法、
刑法等主要法律领域的基本
原则。对于希望全面了解西
方法律制度、特别是英美法
系的法律原则体系、价值基
础、立法宗旨和运作程序的
中国读者来说，提供了丰富
的资料和观点。对于从事法
学研究的学者来说，作者的
理论和研究方法具有重要的
参考价值。

《使节》讲述的是主人公斯特瑞塞作为“使节”被纽瑟姆太太从美国派出，到欧洲去带她的儿子查德·纽瑟姆回来继承家业。母亲认为儿子是被坏女人牵绊，但斯特瑞塞与这位叫作维奥内夫人的“坏女人”接触后却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小说以此为主线，情节颇多回转。“使节”在欧洲的游历使他重新思考一切，最终反而劝查德留在欧洲。查德最终是否回到美国？与维奥内夫人的关系又将如何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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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亨利·詹姆斯是西方现代心理分析小说开创者，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
2.詹姆斯是继霍桑、麦尔维尔之后最伟大的美国小说家，备受海明威、博尔赫斯、格雷厄姆·格林等人推崇。
3.《使节》在兰登书屋评选的20世纪百佳英文小说中名列第27位。
4.《使节》是亨利·詹姆斯晚年最为成熟的写作期的峰巅之作，詹姆斯最满意的作品。
名人推荐
他(亨利·詹姆斯)在小说史上的地位，就和莎士比亚在诗歌史上的地位一样稳固。
——格雷厄姆·格林
我试图像亨利·詹姆斯那样保持冷静……他是一位伟大的作家。
——海明威
东西方的文学我考察过一些，编过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幻想文学选集，译过麦尔维尔、卡夫卡、布洛瓦等人的作品，但至今仍未发现较亨利·詹姆斯更为神奇的……他写戏剧不是很成功，但写小说却极为拿手，善于创造模棱两可的情节，使读者费脑筋，但也因此其作品可被永无休止地读下去。他的那些丰富的作品，写出来就是为了要人慢慢回味、细细分析的。
——博尔赫斯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引述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随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达到了轰轰烈烈的高潮。这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人口大迁移不仅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也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这一代人被称为“失落的一代”。
如今，“失落的一代”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中流砥柱，新一届领导人，7个政治局常委中，4个当过知青。
现在，中国的命运已然落在了他们的手中，他们将如何实现最伟大的“中国梦”。
这本书将带我们深刻地认识并了解这一代人，了解他们的“中国梦”。

本书是作者近年来最新学术研究的文章结集，着眼于思想概念史，是努力承接前贤、续写辛亥历史的第三本书，与之前出版的《走进共和：日记所见政权更替时期亲历者的心路历程（1911-1912）》以及《旭日残阳：清帝退位与接收清朝》一起，作为对清季民元重大历史转折重新审视的结果，同时构成尝试续写大历史的开端。作者希望从不同层面努力深化对辛亥民元历史大变动的认识。贯通各类新旧材料，订正重大史事的错误，澄清学界坊间的各种彼此歧异的说法，避免随心所欲甚至别有用心的解读，扩展视野，关注以往大历史较为忽视的人事。
本书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重新审视既有研究和文本史事，叙述清季民国时期“共和”在近代中国的演进，将“共和”作为一个名词，以之为对象，进行概念史研究。第二部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辛亥时期“汉奸”指称的转义及其使用为主题，进一步耙梳史料，重现史事，尽可能完整地呈现历史本相及发展进程，进而依据历史实事把握相关概念及其演化。

这是一本相当烧脑的书。
何为地理媒介？麦夸尔说：地理媒介是“在现代城市中与不同媒介平台的空间化过程紧密相关的新技术条件”，表现为四个交叉关联的维度：融合、无处不在、位置感知和实时反馈。地理媒介带来了什么？麦夸尔又说：网络数字媒介在城市空间中扩张，成为强大的“时空机器”，极大地扩展了人类的感官、社会组织和文化规范。
媒介与城市社会空间的关系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地理媒介的提出有什么意义？对社会交往过程中“中介”（media）与“直接”（immediacy）之间日益复杂的关系，经典的媒介概念与传播再现理论已经无法解释，需要新概念如“地理媒介”和新解释范式。
麦夸尔用《地理媒介》这本书为传播学者展现了深广的学术图景：现象、问题、理论、研究方法、解释方式，迥异于以往的传播研究。阅读本书，如同穿越观念的迷宫，为你带来智力冒险的乐趣。

犬儒原指古希腊犬儒学派的哲学家。他们提出绝对的个人精神自由，轻视一切社会虚套、习俗和文化规范，过着禁欲的简陋生活，被当时人讥为穷犬，故称。后亦泛指具有这些特点的人。面对中国现阶段知识分子的犬儒心态、社会的犬儒主义状态，作者透视犬儒文化，对犬儒主义进行分析辩解，针对中国的信仰危机、社会颓废、人类价值、教育分歧、公共说理等，针砭时弊，鼓励人们思考和反思，共同寻求解救之道。

两年前作者的第一本书，英文版的《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很受欢迎，但他却始终以为，这本书的成就远远超过前者：因为这是一本理论性作品，不像《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中的一系列逸闻趣事和电影脚本那样不系统。 每一位读者的反应对作者来说都是一种考验：如果有人说：“读过《意识形态的崇高 客体》的那些精彩内容之后，再读这本书令人感到有些乏味，有些失望，”那么，他显然没有理解这两本书的核心论点。迄今为止，作者的态度仍然是：不想谈论《因为他们并不知道他们所做的》一书的读者，对《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同样应该缄口不语。

本书中，齐泽克提出，当前的时代正遭受着一场幻想的瘟疫。我们的生活的日益抽象化——从数码化到市场关系均如此——和我们周围的伪具体形象的泛滥之间，冲突正逐级增强。传统批评倾向于在抽象概念和具体社会现实之间建立联系，而齐泽克的看法却是，今天，正确的程序乃是从伪具体的形象中推导出抽象。他在书中举出遍及方方面面的例子，从各国对洗手间的不同设计到网络性爱，从波斯尼亚战争到罗伯特·舒曼的音乐，从中探完幻想和意识形态的关系、意识形态既促成快感又保证后者不至于过量的手段、拜物概念和幻想的引诱之间的联系，以及数码化和赛博空间对主体性地位的影响。在这些讨论中，齐泽克充分展现了他雄辩、博学、幽默又精辟的大师风范。
本书从拉康的视角，系统地分析“幻想的瘟疫”这一假设。第一章（《幻想的七具假面》）讨论了心理分析中的幻想概念的轮廓，还特别考虑了意识形态对某些幻想背景的依赖。第二章（《爱你的邻居?不，谢谢!》）讨论的是幻想和快感之间的模糊关系：幻想驱动和构筑快感，同时又像面保护盾一样防止快感过量。第三章（《拜物及其兴衰》）集中讨论了作为幻想诱惑的范例的拜物概念（从它的宗教起源到它的后现代剧变）的僵局。最后一章（《赛博空间，或者存在难以忍受的禁锢》）直接触及了作为“幻想的瘟疫”的最新版本的赛博空间话题，并试图探讨持续不断的数码化会如何影响主体性的地位。四个章节之后附加三篇附录，分析了作为“幻想的瘟疫”的内在实质的真实界的难以呈现性的三个例子：在电影中试图表现性行为时的失败（《从崇高到荒谬：电影中的性场面》）；音乐旋律线的逐渐消失表现出的主体性（《罗伯特·舒曼：浪漫的反人文主义者》）；以及现代（康德）伦理中对道德法则的排斥（《无意识的法则：论一种超越善的伦理》）。

《敏感的主体:政治本体论的缺席中心》从精神分析理论为武器重新肯定了笛卡儿的主体概念。自从笛卡儿提出“我思”这个主体的幽灵以来，所有的学术力量都加入了旨在驱除这个幽灵的神圣同盟：从现代蒙昧主义和后现代的结构主义，到哈贝马斯式的交往理论家和黑德格尔式的存在之思的辩护者，到认知科学家和深度生态学家，再到批判的（后）马克思主义者和女性主义者。《敏感的主体:政治本体论的缺席中心》力图重新肯定笛卡儿的主体，它分别从三个主要领域来论述主体性：德国唯心主义传统；后阿尔都塞的政治学；以及从（大写）的主体向多样的主体立场和主体化的盖然性转换的“解构主义者”。《敏感的主体:政治本体论的缺席中心》提出了我们如何在一个全球资本主义及其意识形态的补充，即自由民主的文化多元主义的时代重构一种左翼的反资本主义的政治谋划这一棘手问题。